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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清廷纂修《儒林传》和《文苑传》，时间长达百年，有诸多成型稿本，记载了清代学者和作家数百人，是关于清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的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清史《儒林传》《文苑传》档案被带到台湾，长期不为大陆学界所知，至今研究者寥寥。本书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系统研究《儒林传》《文苑传》，揭示清代关于古文史、诗歌史和经世学史整体论述的形成过程。
本书体现了清华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有关内容可以供历史学界和史学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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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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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首次系统研究清史《文苑传》，揭示了清朝关于古文史、诗歌史和经世学史整体论述的形成过程。本书有几篇文章是讨论与清史《儒林传》相关的历史，余嘉锡覆辑清史《儒林传》等几篇论述了清史《儒林传》的稀见档案，该文2017年发表于中国历史学**期刊《历史研究》。论《清史稿儒林传》礼学论述格局的形成，是讨论《儒林传》的学术记载之一斑。阮元，翁同龢和章学诚，是清代学术政治领域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本人基于国史馆档案，讨论了他们在国史中的形象书写，对近代学术史有所补充。清史《文苑传》的几篇，是本人对于清史《文苑传》档案的初步研究。如《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发表于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核心期刊《文学遗产》。本文研究全部基于学界较少使用的清史《儒林传》和《文苑传》档案，实事求是，每篇文章均提出了原创性观点。本书是《清华历史文丛》之一，体现了清华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特色，有关内容可以供历史学界和史学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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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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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学民，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教授；学术方向为晚清史、民国史。2005年博士论文曾入围全国百篇。出版学术专著两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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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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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嘉锡覆辑《儒林传》1
汉学 主流中的庄氏学术：试析《清史稿·儒林传》
对常州学术的记载28
简论《清史稿·儒林传》礼学记述格局的形成55
论清史《儒林传》对陈澧学术的记载82
简论 《四库全书总目》对清代学术史论述的影响：
以《儒林传稿》为中心102
《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117
昭代雅音 渔洋为宗：王士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125
纂述 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
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146
记载佳话：清《钦定国史文苑传》对诗歌史成就的书写162
潘锡恩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175
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192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211
清史《章学诚传》的编纂：章氏学说实际境遇之补证228
论清史《阮元传》的纂辑238
丹青再写：论清国史馆与民初清史馆对翁同龢事功的记载250
后记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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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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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在读者诸君眼前的这本小书是笔者十余年来以清国史馆档案为中
心的部分研究成果的结集。文字具在，本毋庸赘言，但选择这个主题研究
有特别的学术缘分，有多位师友的爱护和帮助，因此有必要加以说明。本
书收录的论文均是对清国史馆档案涉及的某个问题的研究，与我2011年
前的研究有一些不同。此不同处大体有两点：第一是研究的主题有所变化。
我从学术研究一开始，就一直在学术思想史领域努力，但学术史研究的主
要对象有些变化。我从1996年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最初的研究时段
是清末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重点研究主题是梁启超和严复等人的政治和
学术思想。2011年至今，我研究的主题转为清国史馆和清史馆的清史《儒
林传》《文苑传》等记载的清代学术史。第二，研究对象的文献形态不同。
我研究梁启超和严复思想，研究对象的主要形态是现代印刷品，包括现代
报刊、机器印刷的文集等等。后来研究对象向前上溯到清嘉道时期阮元及
其《儒林传稿》，目标文献的形态除了现代印刷品之外，增添了各地图书
馆藏的稿本、钞本、木刻本等。2011年之后，我研究的对象的文献形态主
要是清国史馆的档案（也有部分钞本，但是均作为档案全宗之中的档册）。
我的研究主题在2011年左右有一个转换。因《儒林传稿》是清史《儒
林传》第一次稿，要研究《儒林传稿》势必要对整个清史《儒林传》的纂
修情况进行了解，否则总有见木不见林的遗憾。但是我在大陆一直没有找
到清史《儒林传》纂修的大宗文献，研究遇到了困难。2007年底在韩国遇
到王汎森先生，我向他汇报了《儒林传稿》研究的情况。我不知道王先生
当时已经研究《儒林传稿》一段时间，并发表了论文，承蒙他指教，赐告《儒
林传稿》相关的诸多文献在台北收藏。随后在王先生的热心帮助下，2010
年12月我成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访问学人，得以赴台
北故宫博物院寻找与清史《儒林传》相关的档案。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
文献馆，在吕小姐、段小姐、周先生，特别是每天到馆研究的庄吉发先生
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儒林传稿》以及相关的清史《儒林传》
档案，收获极大。
这次台北之行使我在学术上获益良多。到台北查阅档案，成为此后五
年每年的常设安排。从2010年12月至2016年1月，承王汎森、黄克武、
潘光哲等先生的美意，我得以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访问学人，数次到台北查阅档案。
我很幸运，赶上了一段海峡两岸关系较好的时期。我研究中国近现代
史，承命在校内开设清史概要和民国史多年，但总是有隔一层的感觉，对
于海峡对岸的台湾有诸多好奇。我仅在2003年因参加新竹清华大学的会
议而停留数日，短暂拜访了近代史研究所，对台湾仅有片段的印象。2010
年12月的访问，让我得以初步了解台湾，特别是台北的情况。台湾确是
宝岛，山海相连，交通便利。而台北市井繁华，景物宜人。春夏秋冬，各
有特色，冬天尤其温润多雨（特别是研究院所在的南港，有一年2月，我
停留的一个月几乎天天有雨）。台湾乡亲的温良有礼，学术界的活跃多元，
都给我极深的印象。台大周边餐厅、永康街茶馆、大稻埕街市、师大夜市、
淡水落日、九份老街、基隆港夜色等等都极有魅力。台北是文学之城，街
头路边，地铁（捷运）车窗就可以读到作家作品的锦句。还有读书人特别
喜欢的各种书店，如重庆北路的书店街，敦南诚品、青康臧书房、四分溪
书店等，我陆续购买回数百本研究所用的专业参考书，通过陆海联运运回，
毫发无伤。这些都提供了我在书本中看到而不能亲历的某个时代的某种现
场感。
但是对我们这些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陆学人而言，台湾的自然风景
和市井风情都远不如各处档案的吸引力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
近现代史学界面对的是地理大发现一般的档案大量解密开放的新局面，台
湾的解密档案一直是学人们（和新闻界）积极追踪的目标。以民国史而论，
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蒋介石档案、蒋经国档案等，（现在已
经不存在的国民党“党史会”的）国民党档案，“中研院”近史所的晚清
和民国外交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朱家骅档案等档案，以及其他部门的
公私档案，内涵极为丰富，且每年都不断新增，学术价值极高，更具有
新闻效应。
当然台北故宫博物院更是早就闻名遐迩，藏有数百万件清史档案，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开放查档。到我去查档的时候，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书文献馆的善本阅览室已经有些门庭冷落。但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
档案的丰厚程度比之前述民国档案毫不逊色。且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行
了数字化，数百万件档案已经扫描，可以在线阅览，查档的效率更高。而
未能扫描的档案，可以申请调出查阅原件。
余生也晚，到台湾也晚，很多材料早已经被前辈先进捷足先睹。我
在台北档案馆曾遇到多位来自大陆的学者，如杨天石、吴景平老师。也
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查档读者签名册上看到，美国的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教授的读者阅览证颁发时间比我出生时间还早。他们查
档极为用功，杨天石老师说，他已经把海内外所有蒋介石相关的档案看了
一遍。但就算不是这些档案的首个寓目者，我仍然被自己能亲眼看到的档
案的新鲜内容而震撼。我很想同时在清史和民国史领域内有所作为，且在
各个档案馆均设法获取了资料，并做了研究的尝试。每天奔走在外双溪故
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长沙街“国
史馆”之间阅档，有目不暇接之叹，脑子接受着各种信息风暴一般的冲击，
兴奋而不能自已。台湾藏的民国史和清史档案均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可
以深入研究的好课题很多。这给了我发展学术的机会，可以往民国史方向
发展，也可以向清史领域深入。我们访台的过程都比较周折，而晚清民国
时期的档案资料实在太多，让人难以割舍。台湾面积不大，但是我在数次
访台期间从来没有舍得花时间去环岛游，只是在档案馆闭馆的周日在台北
及其周边转转。每次到台北，我都是工作到离台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
闭馆的时候特别不舍得关闭阅档电脑。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明白，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
在清史和民国史两个方向平均用力，必须有所侧重，有所取舍。我权衡了
一段时间，决定把主要精力用在清史领域。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台北故
宫博物院藏清史档案似乎没有新闻效应，也少有读者来查阅，却特别让我
动心。这毕竟是我访台的初心，我对清史的认识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二，
我在清史领域，已经因研究《儒林传稿》而有一定的基础，继续研究清史
相对便利。而在民国史领域研究基础较少。第三，因为每次到台湾访问的
时间有限，我非常重视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档案的效率。选择研究清史档案，
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复印的效率更高。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的清史档案电子化之后，复印没有数量限制。而民国史的档案当中，开
放较早的国民政府档案，电子化的文件一个档册只能印一半，另外一半要
手抄；而蒋介石、蒋经国等人档案，虽很多已经电子化，但不能下载，更
不能复制打印电子版，只能就馆查阅电子版并录入；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的朱家骅等档案，则规定一人一年只能复制一千页；国民党党史会的档案，
也是只能就馆抄录。相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史档案而言，上述地方查档
的效率要低很多。单位时间内获得档案的数量，对后续研究影响很大。第
四，我遇到了2012年开始新开放全部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宗电子版的时
机，进一步提高了效率。
我想清楚了，把个人研究主要精力投入清史档案；民国档案只分配少
量时间来查阅，以增加感性认知、促进民国史课程教学为目的。决心已定，
我从文献目录开始，把台北藏的清史档案的各种类型，都设法了解，极大
增加了对清代的认知。在北京，我曾赴国家图书馆和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
阅档，但是其便利程度和工作效率与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不能相比（当然，
大陆清史工程的数字化计划也给研究人员提供了类似的便利，此是后话）。
我评估了一下，以一个月时间算，如果抄录民国史档案，大概可以抄录一
个研究专题，供研究一年用。但是如果复制清史档案，这段时间的收获可
以支撑研究好几年。后来果真如此。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电子文档，在数据
库内自行检索，随时打开扫描件，且可以经济的价格无限量打印已经电子
化的材料。而没有数字化的档案，可以申请调阅原档；在没有人复印过的
前提下，档案原件可以复印最多每个档册的三分之一。而调阅档案原件让
我进一步增进了对清史的了解。
在台北清史档案中，我比较集中看的是新开放的清国史馆和清史馆全
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清史档案，军机档、宫中档、内阁大库档案等全
宗数量大，受学术界重视。清国史馆档案全宗，是清史档案中较为特殊的
规模较小的全宗，不太受重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国史馆全宗数量
较多，有五万件，但多为零散档册。在我之前很多前辈到台北故宫博物院
调阅国史馆全宗，但受当时的限制，无法大量调阅。而我有幸赶上清国史
馆和清史馆全宗电子版数据库的全部开放，相对于军机处档案、宫中档等
大宗，这是数量有限的新资料。此前开放的清国史馆档案，最初调阅原
档，每次只能申请二十个档册。后来电子版也只是开放查阅，仍旧要抄录。
2012年以后开放，可以无限量复制已经电子化的文档。这样我的精力可以
主要用在查阅档案上，看到觉得有用的或者有趣的档册就直接打印。
我查阅了军机处、宫中档等不同类型的档案，也复制了一些，但后来
决定集中在国史馆档案上。我本来就是为清史《儒林传》而来，《军机档》
等虽然重要，但是我研究的基础较少。于是集中精力查阅了清国史馆和清
史馆全宗档案。这个全宗有清代国史的《志》《传》和《传包》《传稿》。
而我因为清史《儒林传》而来，关注点主要在《儒林传》等类传。中国从
来便有研究学术史的传统，先秦和清代的两头极受重视。清代学术史内容
专深，阮元、江藩、曾国藩、李元度、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
胡适、钱穆等学者均有撰述，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清史《儒林传》
档案是诸多前辈没有寓目或者尚未研究的大宗学术史料。
除清史《儒林传》之外，我重点看了与之相关的清史《文苑传》档案
和其他多种《志》和《传包》《传稿》。其中《儒林传》和《文苑传》档案，
因为比较多成形的稿本钞本，便于我较为完整地查阅和复制。除了《儒林传》
《文苑传》之外，国史馆档案有大量人物的《传包》《传稿》。我亦翻阅和
复制了不少，许多纯粹是因为好奇，没有仔细读。几年时间里，我陆续从
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印回数万页档案。其中2014年6月一个月时间，我从
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印带回了一万多页档案。当然我复印的档案数量，相对
国史馆全宗，仍然极为有限。且因为时间有限，未能彻底查阅和复制相关
档册，有不少遗漏，后来深入研究仍遇到许多困难。
随后几年里，我着手研究从台北带回的清国史馆档案。这批档案自有
其价值，然而其价值并非自动呈现。就清史《儒林传》《文苑传》而言，
其学术论述与我此前熟悉的清代学者文人们私家著述不同。那些是著作权
比较明确的个人作品，而《儒林传》《文苑传》为代表的清史档案是集体
作品，而且很多是未曾刊行的过程稿。虽然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整
理的流水文献编号，但是档案的识别释读仍然是很大的困难。首先需要进
行文献学层面的研究，为这些内容交叉重复的档案分期。因为有王先生等
人研究在前，《儒林传》的档案分期相对容易，这样对《文苑传》的分期
也有帮助。但具体到某个档册，或是某次纂修的过程，考证分期等还是较
为吃力。其次是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清史《儒林传》《文苑传》是中国传
统正史的最后一次纂修实践，有传统的史学撰述之法。而我们读正史已经
有了很多隔膜，对列传组合的方式，而不是以现代章节体系的逻辑书写的
作品已经难以读进去。但是幸好有各个档册的各种信息的引导，我们依靠
唯物史观的指导，以历史学方法逐字解读，对档案保持有好奇心和敬畏之
心，逐渐进入了文字记载的内部，读懂文字背后的制度和设想。
这次收集的论文，是本人最近十年来对清国史馆档案的部分专题的研
究，大致围绕三个主题，分为三组。第一是对清史《儒林传》的研究。清
史《儒林传》代表了清廷高层对本朝儒学史的评价和书写。因为我关注《儒
林传稿》而进一步研究清史《儒林传》，收入本书的《论〈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对〈儒林传稿〉学术史论述的影响》是为四库学论坛而草就的文章，
体现了这种联系。因清史《儒林传》内容繁多，我让学生去研究，撰成了
博士论文。本人只讨论了《儒林传》的某些专题。本书有五篇与《儒林传》
内容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是考察《儒林传稿》，即清史《儒林传》第一
次稿之后的几次传稿的部分学术史内容的讨论。清史《儒林传》有更多有
趣的专题，留待日后进行。第二是对清史《文苑传》的研究。本人对《文
苑传》开始不如《儒林传》那样重视，后来逐渐发现清史《文苑传》的内
容非常丰厚，涉及清代文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重要篇章，最近几年研究的
重心逐渐转向《文苑传》。本书有七篇文章涉及清史《文苑传》，主要围绕
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文本考证和诗文史部分记载的研究。有关清史
《文苑传》的专题研究，本人已经著有《清史〈文苑传〉与清代文史书写研
究》，获得了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第三是对其他清史
人物形象书写的研究。研究清史《儒林传》《文苑传》涉及许多人物，而
清国史馆全宗中恰好有他们的《传包》《传稿》，激发了我研究的兴趣。我
利用清国史馆的档案对阮元、翁同龢和章学诚的记载做了一点讨论。阮元
与清史《儒林传》《文苑传》第一次稿的成书直接相关，影响极大。翁同
龢曾任国史馆总裁，负责国史纂修。章学诚是清史《文苑传》立为正传者，
又是近代史学史极受重视的人物。我仔细阅读他们的《传包》《传稿》，发
现很多内容较为有趣，于是先后写出了这三篇文章，讨论他们在清史中记
载的变迁，对学界或有参考价值。本书收录的各篇论文，大多数已经发
表，对各家期刊的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本人衷心感谢。其中关于清史
《儒林传》第七次稿的论文，是和阎昱昊同学合作；关于清史《文苑传》第
一次稿的诗学史记载，是和温馨同学合作；关于《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
史的研究，是和唐铭鸿同学合作。各篇发表时因各种原因曾作删节，有几
篇论文刊出时删节较大，本书采用了编辑修改之前的稿件，以存原貌。
此次得以成书，首先要感谢清华大学，我从读研究生到任教，在清华
园已经25年，感谢学校的培养之恩，感谢学校“221”项目，让我能够从
容地赴台查阅档案，沉潜学术。其次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学院
2012年独立建院，今年正值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谨以拙稿向学院致敬与
致谢。我的读书工作一直都在学院，非常感谢学院，特别是历史系自由宽
容的学术氛围，感谢学问渊雅、为人方正的领导和同事们的指导和帮助，
衷心祝愿学院未来进一步发展壮大。再次，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本校人
文学科格外支持，使得本人能够把历年来清史档案研究的相关论文结集，
纳入“清华史学文库”出版。本来从清史档案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史，是老
清华历史系蒋廷黻等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本人这些年的研究取径与前辈
有些相合，是学缘所在，也让我更加体会前辈创业的艰难。最后要感谢台
北的师友，特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的朋友们。今年得知图书文
献馆原有的善本阅览室已经被关闭，搬迁到另外的地方。我分外怀念在图
书文献馆善本阅览室看书阅档、听雨观云、免费看各种特展、吃员工食堂
的日子，那段时间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读书之福。多次查档案之后，我
和图书馆文献馆的工作人员成了朋友，她们会请我吃饭，给我参观券，过
年时送我日历。新竹清华校友带我行走博爱特区，让我有了历史的现场感。
在台北遇到过来自清华大学学生的参访团，有些档案是请这些学霸们背回
来的。我无法一一说清十年来各方人士的关心爱护，只能在此谨表谢忱。
这本论文集收录的论文也有各种不足，因研究初始，对有关档案的查
阅尚不周详，对其内容的理解也不到位，随着后续研究的展开，发现有一
些初始的判断不尽准确。此次汇集成书，时间有限，本人未及修改，保留
原貌，等将来有机会，再做更正。敬请各位前辈先进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戚学民
2022年1月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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