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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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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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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他以冷静的态度审视文化翻译的得失，将翻译定位为一种能动的文化建构，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建构。本书以中西比较文学为主线，从对翻译的文化学反思开始，其重要价值表现在：一方面，它结合中文语境以批判、吸收和创新为研究思路，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拓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学转向，并与国际文化翻译理论界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讨论；另一方面，本书还结合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详细介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为译学研究者提供了独具慧眼的研究范例。王宁整合中西文化的辨证思维和学术创新，有利于促进更深入的文化翻译研究，并推进从西方文化语境中抽象出来的翻译理论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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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翻译的文化学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中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在从文化学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认为通过文化的“阐释”或“翻译”有可能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下编“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作了理论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最有潜力的几种理论思潮的现状及走向。
书中不少篇幅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是作者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演讲的内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本增订版在修订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论述新文科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理论阐释的循环与悖论等问题的四篇作者较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翻译的文化学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中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在从文化学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认为通过文化的“阐释”或“翻译”有可能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下编“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作了理论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最有潜力的几种理论思潮的现状及走向。
书中不少篇幅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是作者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演讲的内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本增订版在修订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论述新文科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理论阐释的循环与悖论等问题的四篇作者较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翻译的文化学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中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在从文化学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认为通过文化的“阐释”或“翻译”有可能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下编“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作了理论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最有潜力的几种理论思潮的现状及走向。
书中不少篇幅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是作者在欧美一些国家的大学演讲的内容，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本增订版在修订原有内容的基础上，新增了论述新文科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理论阐释的循环与悖论等问题的四篇作者较新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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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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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7年至2000年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兼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兼创始导师。2000年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为该校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2000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2011年入选“长江学者”，2013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著述甚丰，对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领域的研究较为精深，出版3部英文专著和20多部中文专著，发表450余篇中文论文，并在30多种国际权威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130余篇，收录SSCI或A&HCI数据库论文110余篇，部分论文与著作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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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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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1 第一编 翻译的文化学反思
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3
重新界定翻译：新文科视域下的翻译研究……15
翻译与跨文化阐释……23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41
翻译学：走向科学的学科……51
中西比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61
理论的翻译：中国批评话语的重构……72
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86
97 第二编 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99
再论文学作品意义的形成及演变……112
全球化语境下华语疆界的模糊与身份的重构……123
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133
作为文化“非殖民化”的翻译……147
惠特曼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的惠特曼……156
浪漫主义、《镜与灯》及其“乌托邦”的理论建构……166
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178
191 第三编 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193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205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218
理论阐释的循环与悖论……230
图像理论与语像批评的转折……239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巴赫金与理论的旅行……248
德里达与解构批评：重新思考……258
附录一
关于欧洲作家与中国文化等若干理论问题的对话…………佛克马 王宁……278
附录二
关于文学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对话……………………………王宁 生安锋……287
后记……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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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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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主要是根据我写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些论文修改完成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曾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次出版的修订本又增加了几篇论文，其中包括近年写的论文，并作了一些修改，编辑成专著体例。本书共分为三部分，或三编。第一编“翻译的文化学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第二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在从文化学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力图通过文化的“阐释”或“翻译”而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在个案研究中，作者首次对浪漫主义的“全球性”意义作了阐述，并在国际学术界率先提出“易卜生化”的概念，将其视作后现代时代的美学原则。第三编“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作了理论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最有潜力的几种理论思潮——流散理论、媒介研究、语像批评和性别研究等——的现状及走向。书中不少文章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是作者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大学演讲的内容，曾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有必要对本书的撰写过程再作一些交代。
本书为原先的一篇篇单篇论文修订后的专题研究合集，那些论文大部分发表于国内学术刊物，有八篇曾在英文国际刊物上发表，其中五篇由选修我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比较文学导论课的博士生刘立华和董娜两位同学帮助译成中文，我再作校订，两篇由我本人重新用中文撰写。首先，我谨向曾对我的研究提供资助的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表示感谢。其次，我谨向率先将我的这些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刊物的杂志编辑们致意。这些杂志包括：《文艺研究》、《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翻译》、《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社会科学》、《中国比较文学》、《南开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甘肃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译林》、《探索与争鸣》、《俄罗斯文艺》和《山花》。他们的青睐，使我有机会及时听取国内学术同行们的意见，对于我后来修正我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颇有助益。由于我的一些文章最初用英文撰写发表于国外刊物，或收入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在此也向这些刊物或文集的编辑们致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编辑出版的ARIEL (《国际英语文学评论》)、挪威奥斯陆大学编辑出版的Ibsen Studies（《易卜生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哲学与文学》）和劳特里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视角：翻译学研究》)等杂志，以及美国艾奥瓦大学出版社(Unversity of Iowa Press)和新加坡马歇尔·卡文蒂希出版社(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他们的约稿和编辑加工使我能够步入国际学术界和西方学术同行们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对于提高我的学术研究的层次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书初版曾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市重点学科项目”的资助，在此谨向时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高旭东教授和张华教授表示感谢。此外，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也使我在2005年有一学期的时间摆脱国内的教学行政杂务专心致志地修改书稿，在此我也向邀请我访问讲学的该校东亚系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中华书局和译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情况下毅然绝定出版我的这部专题研究文集，同时也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花费心血的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和认真校阅，本书也不会以这种形式顺利出版。当然，文中如有不当之处乃至谬误，则由我本人负责，同时也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 宁
2020年10月于上海
后 记
本书主要是根据我写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一些论文修改完成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曾于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次出版的修订本又增加了几篇论文，其中包括近年写的论文，并作了一些修改，编辑成专著体例。本书共分为三部分，或三编。第一编“翻译的文化学反思”首次在中文的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第二编“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在从文化学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的基础上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并力图通过文化的“阐释”或“翻译”而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在个案研究中，作者首次对浪漫主义的“全球性”意义作了阐述，并在国际学术界率先提出“易卜生化”的概念，将其视作后现代时代的美学原则。第三编“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对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来前途作了理论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的最新发展和最有潜力的几种理论思潮——流散理论、媒介研究、语像批评和性别研究等——的现状及走向。书中不少文章曾以英文的形式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者是作者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大学演讲的内容，曾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觉得有必要对本书的撰写过程再作一些交代。
本书为原先的一篇篇单篇论文修订后的专题研究合集，那些论文大部分发表于国内学术刊物，有八篇曾在英文国际刊物上发表，其中五篇由选修我在清华大学开设的比较文学导论课的博士生刘立华和董娜两位同学帮助译成中文，我再作校订，两篇由我本人重新用中文撰写。首先，我谨向曾对我的研究提供资助的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表示感谢。其次，我谨向率先将我的这些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刊物的杂志编辑们致意。这些杂志包括：《文艺研究》、《清华大学学报》、《中国翻译》、《社会科学战线》、《天津社会科学》、《中国比较文学》、《南开大学学报》、《思想战线》、《甘肃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译林》、《探索与争鸣》、《俄罗斯文艺》和《山花》。他们的青睐，使我有机会及时听取国内学术同行们的意见，对于我后来修正我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颇有助益。由于我的一些文章最初用英文撰写发表于国外刊物，或收入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在此也向这些刊物或文集的编辑们致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编辑出版的ARIEL (《国际英语文学评论》)、挪威奥斯陆大学编辑出版的Ibsen Studies（《易卜生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哲学与文学》）和劳特里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视角：翻译学研究》)等杂志，以及美国艾奥瓦大学出版社(Unversity of Iowa Press)和新加坡马歇尔·卡文蒂希出版社(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他们的约稿和编辑加工使我能够步入国际学术界和西方学术同行们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对于提高我的学术研究的层次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本书初版曾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北京市重点学科项目”的资助，在此谨向时任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高旭东教授和张华教授表示感谢。此外，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国际学术交流项目也使我在2005年有一学期的时间摆脱国内的教学行政杂务专心致志地修改书稿，在此我也向邀请我访问讲学的该校东亚系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中华书局和译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当今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情况下毅然绝定出版我的这部专题研究文集，同时也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花费心血的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努力工作和认真校阅，本书也不会以这种形式顺利出版。当然，文中如有不当之处乃至谬误，则由我本人负责，同时也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王 宁
2020年10月于上海
走向一种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有鉴于文化研究的此种境况，西方一些学者便认为，如果19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那么在现阶段，是否应该呼吁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翻译转向”？既然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字面之局限的文化的翻译，那么呼唤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就应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文化研究的日益学科化趋向，翻译的学科意识也应该强化，因此我把“翻译转向”改为“翻译学转向”，其意在于从学理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翻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复杂精致，因而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机器翻译也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和优美的文学形式。要想达到理想的文学翻译，必须在译者和原作者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即（1）当译者的水平高于原作者时，译者就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原作进行“美化”或修改；（2）而当译者的水平低于原作者时，译者往往会碰到一些他无法解决的困难，留下的译作就会是漏洞百出的“伪译文”。最为理想的翻译应当是：（3）译者与原作者的水平相当或大致相当，如果暂时达不到原作者的水平，译者也应该通过仔细研读原作或通过其他途径对原作者有足够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他生产出的译文才能达到原文的水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读到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可以说，在目前的中文语境下，翻译作品达到第一层次者微乎其微，达到第三层次者也不在多数，大量的译作仅仅停留在第二层次。那么英文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作品或学术著述的翻译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我们都认识到，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转变其固有的功能，也即过去我们大量地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翻译的另一个方向。而目前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人们也许经常会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佳作，但至今却为世人知之甚少？我想翻译的缺席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的翻译。因此从事跨东西方传统的文化研究尤其需要翻译的加盟。
在文化学术研究领域，我始终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介绍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以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强劲声音。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如既往地呼吁中国的翻译研究者走出国门，在用中文著述的同时也提高英文著述的能力，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打破国际学界实际上存在的中国人文学科“弱势”的状况。可是，在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却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是不是能够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只是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作一比较，那毫无疑问后者高于前者，其主要原因在于翻译研究者的文化意识远远强于文化研究者的翻译意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他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对话。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中国的语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而只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学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状态。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当然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尤其从字面来看更是如此，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所做出的努力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
当年苏珊·巴斯奈特在和已故安德烈·勒弗菲尔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中曾颇有见地地指出：
总之，文化研究已经走出了英语的起始阶段，朝向日益加强的国际化方向发展，并且发现了一种比较的层面，对于我们所称的“跨文化分析”十分有必要。翻译研究也摆脱了一种文化的人类学概念……逐步走向一种多元的文化之概念。就方法论而言，文化研究放弃了那种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对立的说教式的阶段，越来越紧密地关注文本生产中的霸权关系问题。同样，翻译研究也走出了没完没了的关于“对等”问题的辩论，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种因素。这两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都一直经历着的种种过程始终是惊人地相似，因而可以导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将最终认识到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语境，同时也需要平衡本土的与全球的话语。
由此看来，得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之结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但是，毕竟巴斯奈特连同她的合作者勒弗菲尔都是西方文化语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同情和理解东方文化，并且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也予以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他们毕竟与之十分隔膜，所掌握的一点东方文化知识也是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远远不能满足他们从事跨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的需要，更不能实现其推进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之宏大目标。因此这个历史的重任无疑将落在我们中国学者的肩上，对此我充满着信心并将为之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走向一种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有鉴于文化研究的此种境况，西方一些学者便认为，如果19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那么在现阶段，是否应该呼吁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翻译转向”？既然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语言字面之局限的文化的翻译，那么呼唤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就应是理所当然的。由于文化研究的日益学科化趋向，翻译的学科意识也应该强化，因此我把“翻译转向”改为“翻译学转向”，其意在于从学理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翻译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复杂精致，因而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机器翻译也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和优美的文学形式。要想达到理想的文学翻译，必须在译者和原作者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即（1）当译者的水平高于原作者时，译者就有可能随心所欲地对原作进行“美化”或修改；（2）而当译者的水平低于原作者时，译者往往会碰到一些他无法解决的困难，留下的译作就会是漏洞百出的“伪译文”。最为理想的翻译应当是：（3）译者与原作者的水平相当或大致相当，如果暂时达不到原作者的水平，译者也应该通过仔细研读原作或通过其他途径对原作者有足够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他生产出的译文才能达到原文的水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读到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可以说，在目前的中文语境下，翻译作品达到第一层次者微乎其微，达到第三层次者也不在多数，大量的译作仅仅停留在第二层次。那么英文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作品或学术著述的翻译又是如何呢？毫无疑问，我们都认识到，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文学翻译和文化翻译应该转变其固有的功能，也即过去我们大量地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我想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翻译的另一个方向。而目前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人们也许经常会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佳作，但至今却为世人知之甚少？我想翻译的缺席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文化的翻译。因此从事跨东西方传统的文化研究尤其需要翻译的加盟。
在文化学术研究领域，我始终主张，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引进和介绍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不遗余力地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际学术界，以发出中国人文学者的强劲声音。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如既往地呼吁中国的翻译研究者走出国门，在用中文著述的同时也提高英文著述的能力，通过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打破国际学界实际上存在的中国人文学科“弱势”的状况。可是，在当前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却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担心：一些人认为，我们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失语了，中国的学术患了“失语症”，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的学者中，能够在国际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者寥寥无几，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几乎是难以听到的，或者即使有时能听到，其声音也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是不是能够把它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还是说只是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如果我们和国际同行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对话，那么这种对话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中国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作一比较，那毫无疑问后者高于前者，其主要原因在于翻译研究者的文化意识远远强于文化研究者的翻译意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用汉语写的，西方的汉学家也会用英语把它翻译出来，用英语把它转述，用英语把它表达出来，或者他也可以来主动找你进行对话。所以说，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的失语现象在相当一种程度上也是存在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遗产，竟然不为世人知道，当然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我们知道，汉学在国际学术界是非常边缘的，欧洲的很多大学都没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美国也只有一些主要的大学的东亚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学院，才有中国语言的课程，而教授中国文学和文化课程的大学则很少。对许多外国人来说，为什么要学中国的语言，并不是要了解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而只是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们在学了一点汉语之后，立即就转到其他的经贸和商业领域去了，真正留在文学领域里的人是极少数。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的话，显然就会处于一种滞后状态。其结果自然就会造成失语的状况。
因此，在（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对话，当然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而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才能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而在我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却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不可译的，尤其从字面来看更是如此，比如说中国古典诗词和一些写得含蓄且技巧要求很高的作品就是如此，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东西会失掉，所以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中介。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时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相反，它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所做出的努力应当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
当年苏珊·巴斯奈特在和已故安德烈·勒弗菲尔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中曾颇有见地地指出：
总之，文化研究已经走出了英语的起始阶段，朝向日益加强的国际化方向发展，并且发现了一种比较的层面，对于我们所称的“跨文化分析”十分有必要。翻译研究也摆脱了一种文化的人类学概念……逐步走向一种多元的文化之概念。就方法论而言，文化研究放弃了那种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对立的说教式的阶段，越来越紧密地关注文本生产中的霸权关系问题。同样，翻译研究也走出了没完没了的关于“对等”问题的辩论，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种因素。这两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都一直经历着的种种过程始终是惊人地相似，因而可以导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将最终认识到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语境，同时也需要平衡本土的与全球的话语。
由此看来，得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之结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了。但是，毕竟巴斯奈特连同她的合作者勒弗菲尔都是西方文化语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同情和理解东方文化，并且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也予以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但他们毕竟与之十分隔膜，所掌握的一点东方文化知识也是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远远不能满足他们从事跨文化传统的翻译研究的需要，更不能实现其推进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之宏大目标。因此这个历史的重任无疑将落在我们中国学者的肩上，对此我充满着信心并将为之而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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