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 - 斯蒂芬妮·达利等编著，左连凯译，王硕校 - Meg Book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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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

書城自編碼： 377360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文物考古
作者：斯蒂芬妮·达利等编著，左连凯译，王硕校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842008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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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传说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是从伊甸园中流出来的，它们冲刷出的两河流域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在这里，出现了最早的城市文明。
尼尼微和巴比伦遗迹在19世纪重现天日，亚述学兴起，考古学家发现从希腊、埃及到巴勒斯坦、中亚乃至印度，都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脉络触及之处。
本书汇集了顶尖考古学家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用简练、准确的行文，生动的线描图，极为丰富的史料，系统呈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当完整的影响史。

內容簡介：

自19世纪亚述学兴起之后，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长达百余年的研究，让西方人在经历知识和信仰的文化震动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起源，重新认识古希腊、希伯来文明与更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
本书由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考古学家斯蒂芬妮·达利和其他四位学者合作撰写，聚焦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对外传播与影响，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希腊、波斯、希伯来、罗马等古代文明之间的交互关系，重点研究了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政治和律法制度、社会习俗、艺术、天文学及其他科学对地中海沿岸世界和周边地区文明发展变化的影响，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古代文明史研究著作。

關於作者：

编者、作者：斯蒂芬妮·达利（Stephanie Dalley），英国亚述学者、古代近东学者，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亚述学施利托（Shillito）研究员和萨莫维尔学院荣誉资深研究员。她整理发表了诸多出土于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楔形文字文献，因研究巴比伦空中花园而知名，提出空中花园位于尼尼微，建成于辛那赫里布统治时期。她在多篇学术论文中探讨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影响。
其他作者：
雷耶斯（A. T. Reyes），古典学学者，曾工作游历于中东多国。著有《古代塞浦路斯》（1994）。
大卫·平格里( David Pingree)，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布朗大学数学史和古典学教授。擅长多门语言，发表了许多与希腊、早期伊斯兰和印度有关的专著，还与人合写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多部作品。
艾莉森·萨尔维森( Alison Salvesen)，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学者，研究方向为叙利亚及早期基督教文学，教授阿拉姆语和叙利亚语。著有《摩西五经中的辛马库斯》（1991）。
亨里埃塔·麦考尔(Herietta McCall)，曾为记者，后在牛津大学学习埃及学和阿卡德语。著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1990），参与编写《神兽》（1995）一书中介绍斯芬克斯的章节。

译者：左连凯，在西北工业大学从事英语和翻译的教学与研究。参与编译《DK·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插图版]》（2005），参与翻译《剑桥美国文学史》（2005）。

缩写说明／ 001
年代表 1-3 ／ 002
语言文字表／ 005

引　言　斯蒂芬妮·达利／ 001
第一章　时机和机遇：波斯征服以前　斯蒂芬妮·达利／ 013
第二章　时机和机遇：波斯、希腊和帕提亚的霸主地位　斯蒂芬妮·达利／ 057
第三章　美索不达米亚对以色列和《圣经》的影响　斯蒂芬妮·达利／ 095
第四章　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和影响：到波斯征服时斯蒂芬妮·达利、A. T. 雷耶斯／ 147
第五章　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和影响：波斯、亚历山大和罗马斯蒂芬妮·达利、A. T. 雷耶斯／ 191
第六章　天文学和天象预兆方面的遗产　大卫·平格里／ 230
第七章　阿拉姆语资料中的巴比伦和尼尼微的遗产　艾莉森·萨尔维森／ 257
第八章　萨珊王朝时期和早期伊斯兰（约公元 224—651 年）　斯蒂芬妮·达利／ 301
第九章　重见天日与后世影响　亨里埃塔·麦考尔／ 339

译名对照及简释／ 395

內容試閱：

引言
（节选）

斯蒂芬妮·达利
（Stephanie Dalley）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形成的地带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里崛起了世界上很早的一种文明，砖结构城市和文字是其区别性标志，这些城市的古称即使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可以听到：迦勒底的乌尔、巴比伦和尼尼微。对最早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的苏美尔人来说，乌鲁克（《圣经》中的以力）是古代君主统治的中心，也是早期叙事文学的中心。对取代苏美尔人的巴比伦人来说，巴比伦是世界的中心。对亚述人来说，阿淑尔（Ashur）是他们最古老的首都，尼尼微是他们最光荣的皇家住地，哈兰（Harran）是他们最后的皇室中心。所有这些民族都用几百个楔形符号在黏土上书写文字，起初用苏美尔语，后来用阿卡德语，现在我们把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书面语言叫阿卡德语。
这些民族与其他早期文明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在20世纪前后曾被以几种不同方式回答过，但有些答案与其他答案相抵触。随着更确凿证据的发现，一些不成熟的结论被取代了；各种宗教团体、政治团体和文化团体势均力敌地赞成或反对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
古代近东研究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挑战依然存在。本书要迎接这个挑战，因为现在有了更多的证据，且比以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把不同类型的证据，例如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年代证据、文本证据和考古证据结合起来，可以解决大量的证据问题。
19世纪，西欧的探险家重新发现了尼尼微和巴比伦的遗迹，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发掘。研究巴比伦文化和亚述文化的亚述学就源于这些早期的发掘。最早揭示并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残留遗迹的先驱清楚地认识到了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虽然这种认识还比较笼统。“东方之光”和“文明的摇篮”这两个引人瞩目的称号令欧洲和美国的有识之士激动不已。他们认为，如此之高的文化成就，比古希腊的成就早这么多年，必定有城市文明和文字文明的基础。
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埃及好像与美索不达米亚几乎在同一时期发展出城市文化和文字文化。不过，没有科学的纪年法，在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哪一个夺得先声的问题上很难得出定论。印度在印度河谷建立了多个城市，有自己的梵语文学，也认为自己应夺得先声。这些争论很难评说，不仅因为考古遗迹的比较纪年法还处在萌芽状态，还因为只能从后来的遗存中猜测文字所记录的古代事物。最终，印度和中国的文化起源时间得以推断，在这两个国家，城市和文字的发展似乎晚于近东。
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学者享有很大的优势：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是铭刻在黏土上的，这种材料不会像其他书写材料那样腐坏消失。不过，黏土表面易被水损坏，不耐敲打，而且黏土上的文字极为复杂，只有经过不懈的努力才能慢慢地正确理解重要文本。
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对文化演变的知识基础不曾动摇，直到亚述学提出这个新挑战。过去人们设想，我们的文化起源于这两个早期文明：以雅典为主要基础的古希腊文化和《圣经》中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个文化进程始于大约公元前8世纪。虽然人们推测古典时代晚期的一些秘文和神谕文字中体现了迦勒底人的智慧，但是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罗马帝国时代创造的新作品，只不过看上去好像古老得多。
诚然，在更早的时候，古埃及人就有刻在尼罗河谷陵墓上和神庙里的象形文字；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建筑和雕塑上的惊人成就在光亮的石头上仍然清晰可见。伊拉克的泥砖碎石成堆裸露，不像埃及或希腊及爱奥尼亚的花岗岩和大理石那样熠熠生辉。但是，埃及的文学形式，虽然比希腊文学和希伯来文学早，却似乎没有在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里留下任何痕迹。对朱鹮、猫和河马的崇拜都属于非洲人类学的世界，与奥林匹斯山诸神或以色列人的一神教没有任何联系。毕竟，埃及、希腊，还有《圣经》似乎都能做到文化自治而免于消亡。
当然，我们可以从希腊作家笔下和《圣经》中了解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女王和城市的鼎鼎大名。传说中的有塞弥拉弥斯（Semiramis）、萨达那帕拉（Sardanapalos）、尼诺斯（Ninos）和尼布甲尼撒。但它们被涂上了令人厌恶的野蛮色彩：贪婪的征服者胡吃海喝，沉湎于酒色；阉割男孩；高利贷商敲诈勒索，把被压迫者碾为尘土；毁灭成性的帝国缔造者对邻国文化视若无睹。这些说法虽有些夸张，近似咒骂，就算现在仍不乏其例，时有所闻，但不能否认的是，这就是公众对远古权势外族的普遍看法。
亚述学的早期研究认为，杰出非凡的伟人能改变历史进程。与此相对立的是，人们越来越相信，个人不可控制的经济力量能改变历史进程；也更加相信，与语言谱系紧密相连的民族性格能改变历史进程。依此看来，天赋非凡的人只是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工具，但一些民族在智慧上胜过其他民族。考古学家忙于测量脑颅量和比例，把骨相学和颅骨学这些“科学”应用到很久之前逝去的人的骨骼上。把“闪米特民族心理”和“印欧民族性情”这两个概念既应用于现代人又应用于古代人。用这种办法把不同民族的成就联系起来是不明智的。无论尼尼微和孟斐斯，还是耶路撒冷和雅典，其民族和语言都迥然不同。在语言学这个新领域，印欧语系由于词形变化丰富而被认为比其他语系的结构更复杂，得到了广泛的研究。这似乎可以用这一事实来证实：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早期翻译停滞不前，只能译出字面意思，因而巴比伦文化易被斥为死水，封闭在很小的深奥费解的文字世界里。原来，楔形文字的部分过人之处在于巧妙地运用符号，因此其书面文献的一些重要细节无法译为用字母书写的语言。嘲笑巴比伦文字不易准确地翻译未免失于草率，这就如同早期基督教异端的反对者嘲笑这些异端使用异教的文字一样。闪米特语言总是被贬到学术研究的边缘，让位于更有声望的处于中心的印欧语研究。语言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假设很少有人质疑。
早先，人们努力证明一种文化依赖于另一种文化。这种努力起源于这一不合理的假设：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带有鲜明种族特点的民族团体，闪米特语和印欧语尤其如此。人们认为，与语言和遗传群体相比，环境的影响要小得多，前两者被当作自足的和静态的。这些假设应用得最不恰当的一个案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A. 耶雷米亚斯（Jeremias）和F. 德利奇（Delitzsch）为首的“泛巴比伦”学派。他们着手证明耶和华原来是巴比伦的神，犹太教只是美索不达米亚闪米特人异教的一个分支。尽管这种尝试不久遭到怀疑，但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以致后来要证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如何影响以色列时，引起了对某种复辟的恐惧。一时间，用任何清晰连贯的方式描述文化影响都无法被接受，因为总有种族歧视之嫌。因此，通行的意见认为类比不能证明影响的存在，因为大部分相似点都可以来自独立的发展。
学术研究和大众心理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假设和强迫，有时候它们以新的伪装重新出现。东方的蓄奴社会这个概念根深蒂固，有助于把古代史写得五彩缤纷，富有戏剧色彩。马克思主义学者把蓄奴社会倒推到非常远古的时期，例如，苏联的亚述学家伊戈尔·季亚科诺夫（Igor Dyakonov）把乌尔的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2—前2095 年）描绘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压迫性的政权之一”，模糊不清的证据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在丹麦人索尔基德·雅各布森（Thorkild Jacobson）的想象里，在堕落和压迫开始以前，苏美尔早期社会是原始民主的黄金时代，两性的交往田园牧歌似的不受约束。基督教传统无法摆脱《圣经》和古典文学中的偏见，因而，在威廉·布莱克的笔下，尼布甲尼撒半人半兽，精神错乱，在荒漠上游荡；《伯沙撒的盛宴》用音乐和美术描绘了巴比伦腐败衰落的宫廷，他们洗劫耶路撒冷，压迫犹太人，最后自食其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新月形沃土地带，随着考古证据的进一步发现，人们再次尝试证明基督教与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联系和依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们试图把《圣经》中的古代故事与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玛里发掘出来的档案联系起来，这些档案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时期的8个世纪以前；然后把这些古代故事与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的埃博拉发掘出来的档案联系起来，它们可以追溯到所罗门时期的14个世纪以前。所多玛和蛾摩拉、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些名字终于来到当代案卷的聚光灯下。可是，当学者们推敲楔形文字读物中变幻莫测的故事时，所谓的联系在逐渐消失。因为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更周密的研究，早先在美索不达米亚档案与《圣经》中的人物和城市之间匆忙建立起来的联系被解开了，恢复了本来面貌，这就有利于历史独立地演化。青铜器时代的线形文字B是希腊的早期文字，这个观点在1953年得到证实；这一解读表明，希腊文明仍然是希腊大陆的本土产物，这就承认了腓尼基字母是从西亚的闪米特世界游离出来进入希腊的。在巴勒斯坦，考古学家起初热衷于把物质遗存与《圣经》记载紧密地联系起来，但很快就出现了对这种联系和好像能证明这种联系的偏见的质疑。扩散说再次日渐式微。

第九章
重见天日与后世影响
（节选）

亨里埃塔·麦考尔
（Henrietta McCall）

19世纪中期出现了有时间和条件的普通人纯粹为娱乐和教育而进行的喜闻乐见的旅游。几十年来，到欧洲大陆观光旅行当然是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人受教育的一部分。突然，地位更低微的人可以到国外旅行。这部分是因为欧洲的长期和平带来了稳定和繁荣，还因为铁路延伸的触角使国外旅行变得可行。看到这个潜力的先驱是最早的旅行代理托马斯·库克。他生于1808年，快到二十岁时成了主张戒酒的福音传教士，开始遍游全国以促进福音传教事业。仅一年之内，他就徒步旅行2962英里，这就促使他思考，一定有更容易的旅行方式。他的第一次旅行是这样安排的：包一列火车，带上戒酒的人从莱斯特到拉夫堡，往返票价为一先令。从1845年起，他就准备组织第一次到利物浦和斯诺登尼亚的旅行，其唯一目的是娱乐。从那时起，旅游业从未停滞过。1851年，库克将16.5万名参观者送到万国博览会，他们肯定看了从莱亚德的大发现中得到灵感的珠宝。 1877年，库克安排了他的首次环球旅游，这次周游穿过了美索不达米亚，但当时与现在一样，易垮塌的泥砖无法与意大利、埃及、希腊、土耳其和新大陆的辉煌的石头遗址相媲美，在该地区工作的专业旅行者和专家继续向国内发送令人十分遗憾的报告。
181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常驻巴格达的帕夏宫廷的高级领事克劳狄乌斯·詹姆斯·里奇（Claudius James Rich）发表了《巴比伦遗址实录》，其中附有三块泥板的插图，包括一块土丘泥板、堤岸图和东方遗址图。里奇非常博学，深谙古典作品、当代的相关记述和巴格达地区本身，但他悲伤地断定，虽然他“本该分辨出巴比伦的许多建筑物的一些踪迹，无论它们有多不完美”，但它们最终都是“一系列的毫无用处的垃圾堆”。第二年，这份报告被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助理馆员托马斯·莫里斯牧师在其《就克劳狄乌斯·詹姆斯·里奇先生最近对巴比伦遗迹的所见所写的评论》中确认：

无论是声名远播的空中花园，还是地下穹隆或隧道，也不用管后者出自谁手，塞弥拉弥斯也好，尼托克里斯也好，也有可能是出自巴比伦的缔造者之手，这些我们都无须详述，因为每一个遗迹，除了旅行家空想出来的，都一定在很久以前就消失了。

1821年至1822年，罗伯特·克尔·波特爵士分两册出版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古巴比伦等地游记》。第一册收录了许多精美的图片和对波斯波利斯的描述。第二册描述贝希斯敦、亚述和巴比伦，包括巴别塔及其遗迹的平面图，还有一些关于铭文和圆筒印章的插图。克尔·波特熟悉里奇的早期作品。1827年，詹姆斯·白金汉在《美索不达米亚游记：对尼尼微、巴比伦和其他古代城市遗址的研究》中很好地使用了已发表的关于这一地区的全部信息。他孜孜不倦地尽最大努力（有天半夜气温高达46度）整理所有的远古资料，他借此理解了更接近现时代的旅行家如图德拉的拉比本雅明、劳沃尔夫、德拉·瓦莱、尼布尔和里奇。他称尼尼微的摩苏尔城“毫无疑问非常大，而且……在其最辉煌的时期，是邪恶的和可憎的沉沦”；他也描述了巴比伦，在那里他尽极大努力去辨认巴别塔、空中花园遗址、古城墙和塞弥拉弥斯建造的幼发拉底河河底的隧洞。1829年，他发表了《亚述、米底和波斯游记》，记述他从巴格达到扎格罗斯山最后到波斯波利斯的游历。此外，他努力将他的所见所闻与古代文献资料联系起来，特别是阿里安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所记述的塞弥拉弥斯在该地区的活动。该书收录了许多漂亮的插图，还有一幅作者在旅途中穿着紫色马裤、绿色外套、红色斗篷和白色大头巾的彩图。
毫无疑问，朱塞佩·威尔第在创作歌剧《纳布科》时从《圣经》得到了启发，尽管对东方和罗西尼的《塞米拉米德》与日俱增的兴趣也可能影响了他对主题的选择。《纳布科》最早于1842年3月在米兰演出，在伦敦和纽约演出的时间分别是1846年和1848年。威尔第几乎不可能为其歌剧挑选出比这更热门的主题了。1845 年，莱亚德在尼姆鲁德即《圣经》里的迦拉开始发掘；1846 年5月，他终于得到期待已久的许可，可以挖掘古文物并运送到英国。7月，他写信给在伦敦的姑妈萨拉·奥斯汀，“这一发现已经开始在欧洲引起轰动，邮递员每来一次都给我送来希望了解更多情况的信……我只希望英国也像欧洲大陆一样对这一发现感兴趣”。不久以后，十二箱文物被打包，放在了用杨树桁条制成的大木筏上，下面是充气的皮囊。大英博物馆没有真正认识到莱亚德发现的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发掘和运输所需要的巨额费用，而是给了莱亚德一个迟来且吝啬的正式帮助提议，其条件使他感觉自己似乎比一个“砌墙师傅”好不了多少。他的姑父甚至建议他将其发现赠送给法国人：“大英博物馆活该”。但莱亚德固执己见，这年年底，他姑父和姑妈因为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出入于上流社会，所以能够向他通报消息，“现在人人都跟我们谈论你的研究”。到1847年3月23日从尼姆鲁德首次运送来的浅浮雕在大英博物馆陈列展出时，谈论变成了人声鼎沸。莱亚德本人一露面，这位“尼尼微人”很快就成了社交圈的时兴人物，受邀出席各种场合。约翰·默里（John Murray）立即就这些发现与他签署了出版书籍的合同。
早在孩提时代，莱亚德就受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影响，后者是他姑妈的密友。迪斯雷利对土耳其和圣地巴勒斯坦的生动描写令莱亚德着迷。迪斯雷利还从拜伦和《天方夜谭》得到灵感。但莱亚德广泛地涉猎近东的古代历史，从《圣经》、古典作品中精选材料，向吉本了解罗马人、向拉博德了解十字军，向伯克哈特了解纳巴泰人；他还了解里奇发表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使他后来的游记创作得心应手。1840 年，他对叔父资助的法律事业的前景感到绝望，与朋友一起前往印度，但他未到目的地时，命运就插足干涉了，他发现自己正在注视的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阿淑尔、尼姆鲁德和尼尼微的巨大土丘，从而萌发了发掘它们的激情。他与博塔及其同事弗兰丁（Flandin）和科斯特（Coste）的相遇增强了他对该地区文物的兴趣，
后者此时在塔奇—布斯坦（Taq-i-Bustan）登记记录萨珊王朝的雕塑。莱亚德在贝希斯敦看到巨大的岩石铭刻后，放弃了去印度的想法；他的朋友独自前往。莱亚德装扮成波斯人模样去苏萨探险。几个月后，莱亚德从敌对部落死里逃生，同时获得了有关他们的野心和意图的第一手宝贵知识，还较流利地掌握了他们的语言；他现身于君士坦丁堡，给英国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宁爵士汇报第一手资料。坎宁看中莱亚德所做的事情，建议他非正式地与自己一起从事外交工作。两年以后，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博塔在豪尔萨巴德进行发掘的消息，于是莱亚德决定放弃麻烦不断的外交工作，孤注一掷地从事考古。坎宁慷慨地表示愿负担他的费用，至少是短期内的费用。

……

莱亚德的伟大发现运抵英国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尽管某些高贵名流有保留意见。威廉·汉密尔顿，大英博物馆的受托理事之一，曾部分地负责购置罗塞塔石碑和埃尔金石雕（他被当时一位手稿保存者公开描述为一个“偏颇的坏脾气的同伙”），他把莱亚德的发现称为“一堆垃圾”，“真想把它们都扔进海底”。实际上，他差点就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自尼姆鲁德西北宫的12箱浮雕从尼姆鲁德到巴格达，又经巴士拉和波斯湾，再到孟买，然后到伦敦，虽然浸入过海水，但最终完整无损地到达目的地。汉密尔顿断定，没有合适的房间来存放它们，大英博物馆希望保持希腊文物的“纯净”。
幸运的是，他的这一想法被驳回；这些文物一有空间就被陈列出来。《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横贯两个版面的文章以兴奋的笔调描述了将要展出的文物，公众受到鼓舞，蜂拥而至，前来观看一个民族庞大而野蛮的代表之物，这些人认为自己在阅读《圣经》时就对这个民族有所了解了。其魅力部分在于展品的巨大尺寸，庞大的五脚有翼公牛和狮子，尺寸比真人大的长胡子的塑像；魅力还在于这些形象的从容和沉着，及其对自身价值的强大信念。
起初，这些雕塑在新吕西亚展厅下的地下室展出，讲解员显然需要一刻不停地陪同不断前来的观众观看。这就是它们在 1850年末所释放的魅力，来自阿淑尔纳西尔帕王宫的长翅膀的牛和长翅膀的狮子被摆在前厅，正对前门；它们将许多参观者成功地吸引到博物馆。诗人但丁·加百利·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在其中一个“来自尼尼微的长翅膀怪兽”、
“刻着磨损了的漆黑符文”映入眼帘时，自称经历了一次神秘体验。
翼牛似乎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1851年2月8日，《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发表了W. H. 斯通（其身份不明）的独白；独白说，这头翼牛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它所看到的文明兴亡和它被运送到一个陌生地方的经过。无论斯通是谁，他显然通晓古代史，懂得以前一度强大的帝国化为乌有的悲哀；他传递的信息足以警示后人。

我是来自尼尼微的牛。我出生在一条大河旁边的石坑里……因为我是一块没有形状的石头长成的，只不过长得恰到好处，这得力于伶俐的工匠的巧手制造了我；……凿子刻出了我的耳朵，所以我能听见；凿子切开了我的眼睛，所以我能看见……我旁边是像我自己一样的伙伴；我们俩护卫着门槛……我认为，我本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的守卫者，是权力的象征；这个想法铭刻在我微笑的脸形上，这脸形迄今还在：既自豪又庄严……［萨达那帕拉继承了王位］……音乐的声音敲击我的耳朵，还有歌声和妖娆的舞蹈；没有了战车、军队的轰隆声和胜利者的喊叫声……［基亚克萨雷斯（Cyaxares）来到后，阿淑尔陷落。］异族人长时间占据了我们；远古建筑的美丽逐渐褪去：墙垮塌了，屋顶损坏了……最后，这座建筑摇摇欲坠，坍塌了；在其他地方，大火完成了征服者的工作；给我们留下寂静的废墟……［时间在消逝，游客远道而来；于是他再次出现］……最后，起防护作用的土掉到地上……一会儿来了一个人，好像是神……他注视我时脸上充满欢乐……他无言地沉稳地注视时，我认识到我变化了的境况……我长眠不醒，醒来又觉得可耻，感觉每况愈下。我很难过，因为我越来越没有自豪感。我被击倒在属于自己的古河旁边……我在波涛汹涌的水上颠簸了好多天。现在我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说，我离我破败的家很远，我在一个比故乡更令人自豪、更壮丽辉煌的城市，但不要吹牛，你们这些短命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动物。我已超越了许多强大的王国，或许我可能注定要再超越一个。

坎宁也发现，长翅膀的怪兽有当代意义。他写信给莱亚德，“长人头的巨牛——正适合大英博物馆”。关于莱亚德即将出版的著作的主题，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东方事务秘书查尔斯·艾利森（Charles Alison）爵士给他提了一些不错的建议：“用许多泥板写一部弥天大谎（他写道），搜出古老的传说和逸闻趣事，你若能以任何办法哄人相信你确证了《圣经》中的任何要点，你就将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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