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主要流派及评估
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安全研究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搅起了一道漩涡，并开始风行起来，国际政治研究大有被国际安全研究取代之势。为此，笔者力图对西方国际安全理论的三大主流学派，即自由主义安全论、现实主义安全论和建构主义安全论做初步的介绍、分析和评价，以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希望借此对国内的国际安全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节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主要流派
西方国际安全理论主要流派包括自由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和建构主义学派，三大学派虽然同属西方国际安全研究，是西方理性思维的结果，但其立论和特点各不相同。
一、国际安全研究的自由主义学派
自由主义者追求一种永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该理论从人性善或人性是可以变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的方法，他们倡导世界民主和庆祝国际相互依赖。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No3，2002，p12反映自由贸易思想的经济依存安全论源于亚当·斯密。斯密发现了存在于利己的竞争性经济行为背后的一种根本的利益和谐。当代经济依存安全论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查德·柯布登(Richard Cobden)认为，自由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将会维持持久的世界和平。因此，建立国家间永久和谐的唯一条件是消除贸易障碍。美国学者诺尔曼·安吉尔通过战争成本的分析方法，论证了贸易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使战争被视为非理性的，战争过时的那一天将会到来。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215因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 《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5页。20世纪70年代初，基欧汉和奈在《国际组织》杂志刊登专辑就曾指出了多国商业公司、罗马天主教会和恐怖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意义。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门洪华译： 《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他们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处于一种复合性的相互依赖状态。因而，影响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还有经济等因素。国际行为体不仅仅有国家，还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在相互依存时代，国际联系是多渠道的，有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这类联系的紧密化和多层次化使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成为不相干的或无足轻重的政策工具。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29-32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Ibid，p6在纯粹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武力的作用将无足轻重。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3rd ed)，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86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经济依存安全论”也得到相应发展。有学者认为，贸易是实现全球相互依赖的主要工具，因此它可能是加强全球家庭相互信任和利益粘合之路。DrLouise Diamond Ambassador and John Mc Donald， “MultiTrack Diplomacy，A Systems Approach to Peace，”(3rd ed)，Kumarian Press，Inc 1996，p52美国著名学者罗斯克兰斯把国家分成“贸易国家”和“领土国家”两类。他认为，经济依存越来越深的国家成为贸易国家，反过来又促进了相互依存。相互依存使贸易的价值上升，战争的可能性变低，因为战争的成本太高了。
国际制度安全论主张通过建立对国家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确保国际安全。国际机制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含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者的角色，限定行为者的活动，并影响行为者期望的形成，是有关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Robert OKeohane， “International and State Power，”Boolder: Westview Press，1989，pp3-4在新自由派学者的眼中，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institution）。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并通过谈判、合作促进了解、增进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产生了对建立国际制度的需求，这极大地影响着国际安全关系。国际制度安全论的先驱威尔逊在其著名的《十四点和平方案》中就提出必须根据专门公约成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所有人民和一切民族，不论强弱都能享受自由和安全的生活的公平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否则国际法的整个体系与效力将永远受损。《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版，第133页。制度理论跟现实主义一样，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p39理性的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利益而寻求制度合作，以获取绝对收益。国际制度安全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提出，有关国家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而这一共同利益只能通过合作才能获得。为合作提供信息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国际制度是国际合作的最佳途径。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进一步提出了“后霸权合作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通过多国合作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用国际制度取代霸权。基欧汉一直强调合作可以通过制度培育起来。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79页。他认为，尽管无霸权的合作是困难的，但合作仍然可能，因为有互补利益，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相互补充的利益的存在。当共同的利益足够重要，以及其他的条件都满足时，没有霸权，合作也可以出现，国际机制也可以创设。当霸权衰落时，对国际机制的需求甚至会上升。随着霸权的衰落，一个缓慢的从霸权合作到霸权后合作的转化就可能发生。在霸权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国际机制为合作创造了更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国际机制使各国政府一起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更加低廉。罗伯特·基欧汉著：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合作与纷争》，第60—291页。建立世界政府是自由主义国际制度安全观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所致。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没有一个具有权威的力量阻止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挑衅行为。如果建立世界政府，国际上就会有一个公共权威，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行为就会受世界政府约束，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不容易发生，世界安全就会有保障。由于建立世界政府非一日之寒，于是自由主义者尝试通过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克服“安全困境”。1950年，约翰·赫兹在《世界政治》第二期上发表的《理想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安全困境的概念。参见《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8页。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就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集体安全思想的两次试验。国际联盟的试验已经失败，联合国还在苦苦挣扎，其集体安全体系越来越接近于“人道主义援助体系”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等少数国家不遵守联合国基本原则导致的。即便如此，联合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仍不可忽视。
二、国际安全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
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彼得·J卡赞斯坦著，李小华译：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有追求权力的本性。在国际政治的权力争夺中，如何摆脱国家争夺权力的困境维持国际安全？现实主义提出的设想之一是权力均势。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均势结构其实是国家间权力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在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力的世界中，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社会力量自我约束机制，它在国际舞台上表现为各个国家的权力斗争，即权力均衡。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Third Edition，AlfredAKnopf，New York，1961，p23一些国家无论试图维持现状还是推翻现状，都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这种权力欲势必导致权力均衡的状态和旨在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权力均衡和维护这种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国际权力均衡的稳定，不是由于该原则的错误，而是因为该原则在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中运行时，无法摆脱特定的情形。Ibid，p167沃尔兹认为，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在寻求建立和维持平衡状态，或者，不管是一些国家还是所有国家有意识想要征服世界，均势形成的趋势还是会出现。均势理论把国际政治描述成一个竞争性的领域。均势一旦受到破坏，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y1979，pp90-150建立均势截断了进攻的后路。约翰·米尔斯海默著：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页。均势体系虽不能避免危机甚或战争，但如能做妥善安排，其作用则在于使一国宰制他国的能力及发生冲突的规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稳定缓和，甚至是和平。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 《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而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很小，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Winter1994/1995，p7制度由权力现象造就，因权力而存在，是权力的一种体现方式。Susan Strange， “Cave! Hic Dragones:A Critique of Regime Analysi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1982，p345
霸权安全论亦称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这个词最早是由基欧汉创造的。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霸权稳定论”的思想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罗伯特·吉尔平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要想保持稳定，必须拥有一种“稳定器”，即某个国家能负责为亏本商品提供市场，让资本稳定地（不是逆循环地）流动。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同上书，第87—91页。吉尔平等学者指出，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9霸权国体系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而且有助于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国家与国际体系稳定与安全密切相关，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和平与安全就越有可能。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像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样，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与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保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使体系内所有国家受益，因为霸权国家的政策在给霸权国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Ibid，p145因此，只有建立霸权体系，世界才是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关系领域最大限度地获取权力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追求权力的国家外表是追求均势，实际上是追求权力的优势（superiority of power），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安全系数。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210吉尔平在《全球政治经济学》中通过回击霸权稳定论的批评者进一步论述了霸权安全思想。吉尔平认为，自由国际经济需要一个能致力于自由经济原则的霸权国。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 《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100页。霸权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存在的必要条件，领导或霸权有助于国际合作。同上书，第109页。如果没有霸权，就没有一个领导国来执行世界经济顺利运转所必须的几项任务。吉尔平进一步指出，安全不仅指霸权国本身的安全，还包括盟国的安全。他认为，使用希腊语中的“霸主”而不是“领导国”来说明领导国时常不得不动用权力来实现建立和管理自由世界经济的目标。霸主定义为联盟的领导国。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利益。我们认为霸主的安全利益中可能包括盟国的经济和军事利益。同上书，第104—105页。
三、国际安全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
建构主义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学派。建构主义的思想源于社会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社会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是建构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在吸取了批评理论，即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社会学视角看待国际安全，注重国际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传统主流学派的物质能力结构。奥勒夫（Ole Waever）首先将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1989年，他提出国际关系的第一个建构主义理论。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6，pp10-111999年，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出版，确立了建构主义在国际安全理论中的主流地位。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者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或身份界定的。郭树勇： 《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因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并不仅仅与物质资源的分配相关，也包括社会相互作用，这一切便塑造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行为。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约瑟夫·拉彼德主编，金烨译： 《文化与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25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巴瑞·布赞等著，朱宁译： 《新安全论：译者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现象，即所谓“观念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idea）。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3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这些社会结构具有三要素：共有知识、物质资源与实践。共有知识涉及该体系中行为者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国家间关系是“敌对模式”还是“友善模式”很重要，因为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当国家相互敌对时，它们习惯于猜测对方；当彼此友善时，它们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就大。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就是美国认为拥有核武器的英国对其不构成威胁、而拥有核技术的朝鲜是美国的敌人的主要原因所在。国家还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还可通过改变观念变敌对关系为友善关系。这一切则取决于“观念分配”，而不是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所认定的物质能力的分布和制度的分布。建构主义虽然认同国际结构中的物质性因素，但认为物质因素是有限的。温特认为，建构利益的物质力量就是人的本性，但物质建构只占很小部分，即所谓“弱式”（rump）物质主义。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10其余的建构利益的因素是观念因素，因为计划和设想是由共有观念和文化观念建构的。利益本身就是认知或观念所致。国际政治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作用，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权力和利益理论是以观念为先决条件的。Ibid，p23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与物质结构比较起来，行为更受主体间观念的影响。国际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建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无政府状态就是制造的。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p39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状态，如国际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是建构主义探求实现国家安全的手段。建构主义者认为，行为体之间如果互相高度猜疑，就形成“安全困境”，如果行为体间高度信任，就会形成所谓的“国际安全共同体”。
第二节对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点评价
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各主流学派有不同的理论特点和贡献。然而由于其理性思维的特点所决定，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西方中心”“国家安全中心”“理性思维解释的单一性”等。
一、西方国际安全研究呈现出历史的自然演进过程
现实主义理论对安全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权力与安全的关系。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权力较大的行为体将对国际安全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权力越大，其国家就越安全。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国家间军事对抗做出了较好的解释。安全困境理论较好地解释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现实主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该理论把安全同主权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安全概念局限于军事层面，使其难以解释因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国际相互依存趋势。均势安全论完全没有涉及制度对安全的影响。Robert OKeohane， “Alliance，Threats and the Uses of Neo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88，No1，pp174-175自由主义安全论改变了现实主义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在国际安全中作用的缺陷，更为关注经济，尤其是国际相互依存关系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了相互依存安全论，进而提出了国际制度安全论。自由主义安全论较好揭示了国际相互依存趋势和国际制度现象。然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均忽视了国际政治中的文化观念因素。建构主义则从社会文化层面对国际安全做了新的解释，建构主义超越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安全理论模式。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安全状态是社会建构而成。建构主义虽不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和相互依存对战争的制约作用，但认为对国际关系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观念、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因素。建构主义者认为，把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忽视了处于国家威胁之下的人所处的不安全状态。一方面，个人的安全依赖于国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个人的安全又可能受到国家的威胁。建构主义描绘的“安全共同体”的蓝图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走出“安全困境”的理想途径。然而建构并非易事，为何几千年的世界历史建构出的几乎都是同一结果——均势、霸权与对抗？刘胜湘：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 《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第 11页。
二、国家安全是西方国际安全理论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西方国际安全研究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在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现实主义理论重视物质性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彼得·J卡赞斯坦著，李小华译： 《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第25页。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相互依存安全观和制度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依存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制度安全观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基欧汉认为，制度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国家是世界政治的首要角色。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Re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2002，p155建构主义理论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袁正清： 《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 《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第45页。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42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有学者指出，尽管温特认为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物质利益分配对这些认同和利益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他的出发点还是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国家主义。约瑟夫·拉彼德主编，金烨译： 《文化与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第127页。和沃尔兹一样，温特提出的是一个国家中心结构理论。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5米尔斯海默说，虽然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认为主权国的时代已经过时是缺乏依据的。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 《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12页。因为如果国家消失了，可以预测某种新的政治实体取代它，但好像还没有能说出怎样替代。同上书，第51页。
三、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国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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