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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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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谢静教授的一部研究力作。作者从“可沟通性”的角度出发观察城市社区，提出“传播构成社区”的概念，试图以城市作为贯穿人类文明演变的基点，在人类存在方式的层面，重建传播与人之关系的传播学创新范式研究。在作为方法论的城市框架下，社区原本的空间意涵重新被打捞出来，社区传播也因之可被视为勾连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的中介机制，而社区成其所是的依据则在于：沟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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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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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沟通性，观察城市社区。从媒介学、传播学角度切入城市问题，因应当前社会治理日益技术化、智能化的趋势，综合分析治理、技术与传播的关系，在社区层面展开跨学科研究。针对新媒体特征，本书提出“社区沟通性”“私社区”“移动社区”等全新概念，为理解当下城市社区提供了新视野。本书通过“可沟通城市”的概念阐释、评估体系和上海数据，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新城市主张，以期为城市社区生活和社区治理设计新的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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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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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静，女，苗族，文学（传播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主任，教*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主要从事新闻生产与媒介批评、城市与社区传播、组织与公共传播等多领域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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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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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沟通性的三个维度
新技术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造就了新的沟通性。围绕着空间、时间和社群三方面的基本状态，我们把社区新沟通性看作是对于物质与精神、历史与当下、个体与社群的关系再造，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沟通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并且在个体自由和社群认同之间实现新的平衡。
第一个维度，沟通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长久以来，物质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特别的意义，人与物质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人们的相互关系。根据波考克的总结，古希腊所体现的古典公民理想，是摆脱了物质和家庭束缚的政治人，女人和奴隶不能参与公共生活，就因为他们不能摆脱物质和家庭的束缚而进入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到了古罗马时期，人们的关系开始被事物所中介：“通过作为行动对象的事物和所有物，他们彼此相遇并进入可能需要规则调节的相互关系。”这时的公民已经成为法律人，政治人之间所形成的城邦共同体也被具有同等权利的物主之间的关系所替代。因为“占有和权利成为人性和现实之间的宪法纽带”，所以其实质是一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古典公民和公共性的理想就此消失了。当然，这种“事物的专政”。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从家族的不动产到个人的动产，再到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信息中介，事物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归属于特定个人，但是对于人的控制也更容易、更全面。这一历史叙事所体现的物质对精神世界的“专政”，反映了一种精神至上、精神与物质不平衡的观念，但其实并非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全部再现，比如，巴塔耶就认为，人的兽性也可以是一股强大的回潮和逆转力量，能够撕裂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从否定的方面确定人性。在巴塔耶的“神圣世界”里，“奢华的耗费代替了处心积虑的积攒，总体性的普遍经济取代了整饬性的局部有限经济，异质性颠倒了同质性，性的随机狂热压倒性地挤走了克己的苦行”，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物质与精神世界，遵循着全然不同的沟通法则。而最终，如何在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以占有和算计为目的）之间形成平衡，构成了沟通物质与精神的关键所在。
物质空间与精神世界的关联还体现在现象学层面上。海德格尔将筑造视作人类栖居的发生之地，人们通过筑造统一了天地神人。城市社区的筑造与乡间小桥不同，但也创造了独特的栖居生活，为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时间与空间之间创造了关联的可能性。针对汤因比有关技术产品越来越“灵妙化”的断言，芒福德就曾反其道而行之，指出城市生活中物质化与灵妙化的平衡：“在城市中，生活的韵律似乎是在物质化与灵妙化二者之间变换摇摆，坚硬的建筑物，通过人的感受性，却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将主体与客体联系在一起；而主观的意念、思想、直觉等尚未充分形成时，也具备了实际构筑物的物质属性，其形体、地位、构成、组合，以及美学形式，都扩大了意义与价值的范围，否则便会被淘汰”。当然，城市社区并非总是完美地实现了物质化与灵妙化的平衡，恰恰相反，这种平衡来自人们持续不懈地努力，即对于沟通性的创造与维护。
第二个维度，沟通历史记忆与当下体验。传统的社区时间往往以滞后为主，总体上更为稳定、持续和平衡：“在社区时间里，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倾向于达到均衡”。然而，当前的社会似乎已经不再能够保持这种时间平衡，而是进入一个被罗萨命名为“加速社会”的时间状态之中，不仅科技进步加速，社会变迁加速，而且生活步调也在加速，其结果则是理想的“共鸣”关系破裂，导致全面异化的发生：“人类相异化开来的不只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在劳动与生活时所使用的物、自然、社会和他们自身而已，而是还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相异化开来了”。由此可见，时间关系不仅仅是持续性或者速度问题，时间与人自身、与周遭世界都密切相关。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罗萨的结论，但是他的批判无疑是一声猛喝，提醒我们注意维护生活时间的平衡，维系技术加速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可沟通性。毫无疑问，如果加速已然成为当前社会的基本法则，我们就无法指望回归传统社区的时间均衡，而只能寻找新的关联方式，即时间层面的新沟通性。对于一个加速的社会，历史记忆和当下体验都将变得无比珍贵。城市作为人的外部化记忆机器，镌刻着共同生活的历史，因此，在城市中沟通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的活动与过程，也同时能够沟通历史与当下，沟通空间与时间。
第三个维度，个体自由与社群认同的平衡。城市是陌生人大量汇聚的场所，催生了大量新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实践，由此刺激形成了相互矛盾却又同时共存的自我表现与他人关系。如齐美尔在分析大城市精神生活时所指出的：“社会便同时朝着两个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联的方面进化”，即社团组织和人的个性化同时发展。因为为了协调复杂性和广泛性而产生的统一性制度、规范（比如时间规训），同时又刺激人们去追求、寻找个性。正是由于现代文明“总体精神”“客观精神”的大规模上升，助长了追求自由与差异的个人主义，导致“只有大城市才会引起最独特的个人存在的欲望”。这与小城市相对封闭、彼此约束的自我与个人关系截然不同。这种新的关系形式，与其说是共同体，不如说是“共通体”——“它只能穿越不可还原的分离/碎裂来沟通”，是一种“悖论式的联合”。如何在共通体中“共显”的同时不被同一化，这是当前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沟通性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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