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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家人文经典，全新增订典藏版隆重推出
王汎森先生中国近代史学史经典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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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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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增订本）是王汎森先生中国近代史学史经典作品。本书系在初版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收录了王汎森先生关于史学史的重要论著，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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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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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现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等书，均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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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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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
——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
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
——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
——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钱穆与民国学风
重访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代史家的研究风格与内在紧张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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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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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命，三次的内容都非常繁复，不过也可以找出几个重心。第一次史学革命是以梁启超（一八七三至一九二九）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革命是以胡适（一八九一至一九六二）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一八九六至一九五〇）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第一次史学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反复争论中国究竟是“有史”还是“无史”。
读者们一定感到讶异：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献发达，而历史编纂传统又如此丰富的国家，何以在世纪之交突然出现措辞这么激烈的争论？在“有史”和“无史”的争论中，梁启超等人宣称中国“无史”，但是也有人出面坚持中国“有史”，最有名的一篇文字是马叙伦（一八八四至一九七〇）的《中国无史辩》。刊载在《新世界学报》第五、第九两期（1902年10月31日及12月30日）。此外，在《国粹学报》中也零星出现过一些虽然不如马氏口气那样尖锐，但明显的是要证明传统中国不是“无史”，而清朝统治下确为“无史”的论述。坚持中国“有史”的一派强调中国史学编纂传统源远流长，宣称中国没有历史的这一边则认为传统史学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动写进历史。这一波论争促使人们反省“什么是历史”，发动这一场论争的梁启超在一九〇二年写了几篇文章，并在其中提出了四个概念，追随的人们便以旧史中是否含有这四种概念所指涉的历史来决定“有史”或“无史”。
梁启超在一九〇二年所写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程碑，几乎出现在所有近代中国史学史的著作中；而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片段，历史学者通常也熟读成诵，尤其是《新史学》，受到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文明史”影响，责备旧史家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人的历史，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照理已经没有太多的剩义可供探讨了。不过，一般多专就史学内部的观点来谈这两篇文字，不曾从晚清以来政治概念与政治词汇的角度来谈它们。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动这场史学革命。如果我们打开《新史学》，会发现梁氏所重视的是“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四个词语在传统中国极少出现，即使出现，也不是近代人所了解的意思。就以“国民”一词来说，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三十册“本馆论说”中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便表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文集》，第二册，台北：中华书局，1960年，第56页。梁启超并未留意到古代已有“国民”一词，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汉籍文献资料库”可以从二十五史中查到四十三条“国民”，不过它们不是现代意义的“国民”。至于其他词语，像“社会”“群”等，也无不如此。换句话说，《新史学》中有几个最关键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paratus）是过去所不曾出现的。如果晚清思想界没有这些“概念工具”，则一篇近代新史学的开山之作，势必不会以这样的面目出现。本文便是想讨论上面三个在晚清政治思想界甚嚣尘上的“概念工具”如何塑造史学革命。
由于“国家”“国民”“群”是晚清时期三个新概念，所以以下我要花费比较长的篇幅，讨论这三个概念在晚清思想世界中的形成与衍化过程。晚清政治思想中对政治、国家、国民、社会等问题逐渐形成新的思维，它们与现代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有关。在当时内外环境压迫之下，人们开始觉悟到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才能保国救国。人们同时认为史学与这一个神圣的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应该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是因为传统的历史思维与历史写作太过狭窄、太过陈旧了，不可能对新的时代有所启导，所以史学本身应该有一场革命，以适应新的任务。新的史学应该写“国家”“国民”，写“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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