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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跨学科研究的典范——领略14个研究领域的专家视角：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神经科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行为科学家。
2.极具可读性的真实案例——跟随作者进行一场与陌生人的交流之旅，见证各种奇特、感动、有趣的故事，例如部落中的人采用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问候仪式，火车上的农场主在谈论多维时空，只愿与书本、宠物为伴的社恐最终成为热情的护士，以不与陌生人交流而闻名的芬兰人在学习如何与人交流等。
3.多场所应用的无压力沟通技巧——覆盖众多交流场合，公交车上、地铁上、电梯里、咖啡馆里、街上，很难不与各种交流细节产生共鸣，无形之中了解交流技巧，消解社交焦虑，与陌生人轻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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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说起陌生人，我们就感觉来者不善，若要与陌生人交流，就更觉得压力倍增。可我们时常忘记，我们的朋友、伴侣或同事也曾是陌生人。在恐惧与亲近的两极之间，我们与陌生人的关系不仅关乎个人，而且关乎整个社会。
纵观人类的社交演化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社群进化、贸易交往、语言发展，这些无不与陌生人之间的交流相关。可以说，人类不仅因为进化而社交，也因为擅长社交而进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进步，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似乎不再必要。我们更愿意沉浸在网络世界中，极力回避与陌生人面对面交流。与此同时，孤独、社交恐惧症、信任度低等社会问题日益严峻。如何通过与陌生人交流重获人与人的联结，在这个变化世界中寻到归属感，这正是这本书要讨论的话题。
通过大量援引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这本书力证与陌生人交流会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通过交流，我们不仅能接触新的视角，获得认同、喜爱与机会，还能因与陌生人彼此联结而增强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对社会的认同和信任，缓解快速变化的环境对自我认知的冲击。既然获益颇丰，我们为什么不与陌生人交流呢？这本书认为，除了生态环境、文化规范、人口密度、效率等因素，我们还常因心理障碍和缺乏沟通技巧而开不了口。针对这些阻碍因素，书中提供了诸多应对之法。
当孤独的个体走出个人世界，走向更宽广的人际天地时，便是瓦解整个社会的精神隔绝、社交恐惧、信任度低等困境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打破层层阻碍，试着与陌生人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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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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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基奥恩（Joe Keohane），美国资深记者，曾任《企业家》杂志前执行主编，其作品常见于《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纽约杂志》《连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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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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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陌生人这个概念以来，我们就一直对陌生人抱有畏惧，即使有些人看起来友好，我们依然觉得他们毫无逻辑、背信弃义、道德败坏、身心不洁。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在狩猎—采集时代就已产生。随着乡村、城市和国家的出现，这种观念逐渐深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一时兴起“陌生人是危险的”这个观念。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也不能免俗，将地铁乘客描述为“一群随机的陌生人，其中一个可能是连环杀手”。甚至在2018年，富饶的佐治亚州哈里斯县的一名警长还当众树立了一个警示牌，上面赫然写着：“欢迎来到佐治亚州哈里斯县，我们的公民都有武器防身，一旦你杀了人，我们就可能会杀了你。我们有1个监狱和356块墓地。祝您旅程愉快！”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难以与陌生人相处。西方正遭遇着广泛的政治动荡，一方面是因为陌生人不断迁移进来，这些人与西方文化并不契合。他们为了逃离战争、连年贫困和当局暴政，来西方寻求一处安全的庇护所，寻找充分发展的机会。这给许多西方人造成了归属感和自我认知的冲击。
随着这些新面孔纷纷出现，我们对陌生人本就有的恐惧变得越发强烈，他们遭到当地人的一致抵制，由于人们缺乏相互理解，反对呼声声势浩大。根据几项民意调查，西方人过分高估了移民的规模，也过分低估了新移民融入新国家的能力。另一方面，政治两极分化、种族隔离、阶级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已然将一国的同胞变成陌生人。事实上，在美国，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忍受彼此的目光。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目前政治党派对于敌对党的看法比近2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负面”。三年过后，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称，“分裂和敌意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双方党派都有越来越多的拥趸认为对方阵营成员比自己更没有道德，思想更狭隘。双方都不知道如何理解对方，因为双方根本就没有尝试去理解。跨越党派的友谊越发少见。两极分化使他们各自为政，双方不仅不愿意开诚布公，而且懒得顾及对手，哪怕细想一下他们那缺乏意志、毫无同理心、没有积极性且低智、邪恶、愚蠢的废物对手（对手甚至称不上人）都会感觉在浪费时间。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的政治环境不断要求我们与同党派的人团结一致，但同时我们也会产生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很危险。研究发现，在美国和英国，有很多人感到孤独，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孤独程度甚至超过了老年人。医学研究人员发现，孤独对人的危害不亚于吸烟，成为真正威胁公共健康的因素。
孤独的原因错综复杂。当科技减少我们和陌生人交谈的需要时，我们的社交能力就会减弱，同时结识新朋友的能力也在削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我们离开了熟悉的亲朋好友，身边是一群又一群陌生人，这让我们很难与街坊邻居产生联结感。随着全球化的持续发展，数百万人迁移流动，当我们和邻居交谈时，可能就像和身在印度的陌生人交流别无二致。这创造了一种现象，政治学家克里斯·拉姆福德（ChrisRumford）称之为“陌生感”。
“对于那些日常生活中我们亲近的地方，我们可能不再感觉完全为我们所有了。”他写道，“我们居住在当地社区，感觉到街坊邻居生活在一起，但并没有觉得大家有多么团结友爱，这种感觉不像是待在社区……我们不再确定‘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很难分辨谁是‘我们’的一员，谁是外部成员……陌生感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对他人来说也可能就是陌生人。”
当然，不只是大城市有这种状况，小城镇也无法置身事外。在城乡小镇，人口迁移和社会经济因素形成合力，造成深刻的变化，甚至可以使我们的家乡变得面目全非，倒是我们自己，在土生土长的地方竟成了陌生人。可以料想，当环境日益多元化时，和新来的陌生人交谈会让我们焦虑不安，这无关彼此的政治倾向。有时，这种焦虑让我们避免与不同人群甚至是自身群体交流接触。
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感到漂泊无根，仿佛脱离了周围的世界。“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生活的环境，”神经科学家约翰·卡乔波（John Cacioppo）生前如此写道，他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孤独，“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职业模式、居住模式、死亡模式、社会政策也发生变化，数百万人早已感受到长期的孤独，而世界上许多地方采取的生活方式让这种孤独感更为严重。”在过去的200万年里，陌生人之间大多关系不善，有鉴于此，有人愿意和他们搭话就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然而，我们做到了，我们也必须和陌生人交谈。因为没有陌生人，我们将一事无成，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便是铁证。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当然知道人类对彼此造成了何种伤害，我对此深感绝望。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40年后，我再次震惊于这种伤害是多么没有必要，毫无意义和道理。对我来说，智人常常是一种极度混乱、自相矛盾和自带毁灭性的生物。然而，我生命中一些让我快速成长的经历都得益于和陌生人之间的交流。
那是在大学期间，我在费城郊外的一家乐器店里弹着贝斯，这时走进来一个戴着牛仔帽的中年黑人。他看着我，又转头看着贝斯，最后看向我，慢吞吞地说：“你这臭小子，看起来倒有几分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的样子。”黑人当即雇用了我，邀请我和他组建的12人放克乐队一起演奏。之后，我们一起去费城附近的俱乐部演出，再后来，我们前往浸信会教堂参与福音演出。我是乐队中唯一的白人。对一个从白人生活区走出来的20岁年轻人来说，从接受年长音乐家的指导到去教堂演出，再到亲身感受人们对我这位白人异教徒的热情款待，这些经历非常重要，对我界定自己的身份以及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毕业后，我在一家书店发现某本书里夹着一张奇怪的传单，传单上写着一个新的刊物在寻找作者。这让我深受触动，所以我给联系人发了电子邮件。虽然这份刊物最后没有出版，但联系人碰巧是一家小型周报的发行经理，我们成了朋友，然后成为室友，他把我介绍给报社的编辑，我开始为报社写作，几年后我就开始经营这家报社，那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开始。所以说，和陌生人交谈有利于做生意，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如果不是那张传单，我根本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如果在此不提那个爱尔兰同事，我就有点愧对良心了。
（我进入报社）大约一年后，一个爱尔兰同事拉着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在现场遇到了一个陌生人，后来他成了我的朋友，我又碰巧遇到了他的同事，他这位同事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和我4岁女儿的母亲。前几天，当我和女儿谈到“陌生人是危险的”这一话题时，她告诉我：“爸爸，有些人可能害怕你，但我不害怕，因为我认识你很久了。”
此外，我的父亲埃德（Ed）和母亲琼（Joan）都很擅长与陌生人交谈。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交朋结友：家里来客时，假期出游时，在餐馆吃饭时，走在路上时。结交新朋友，联系老熟人，对他们来说是永无止境的。许多老年人也许会消极地坐在家里，社交圈不断缩小，而我的父母却总是乐此不疲地结识新朋友。对他们及其许多朋友来说，人活着就要和陌生人交谈。
毫无疑问，因为陌生人，我才是我，行我所行，想我所想，居我所居。然而，现在我却坐在酒吧里，离另一个人只有几英寸远，低着头，垂下眼帘，沉默不语，把脸埋在手机冰冷的蓝光之中，并且我自己也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们为什么不和陌生人交流？我们什么时候才和陌生人交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本书是我寻求回答这些问题的结果。事实上，我发现和陌生人交流让我们变得更加美好、更加聪明、更加快乐，陌生人对我们来说不再那么可怕。
现在，我们知道了所有阻止我们与陌生人交流的因素，以及促使我们去和陌生人交流的因素。生态环境、文化规范、人口密度、恐惧情绪、收入不均、技术和效率等因素会让彼此之间保持距离，我们也知道城市会采用何种办法来反对人们自发建立联系。但同时，6000年来，城市对人类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我们也知道，人们在城市中确实会产生联系，会主动与陌生人交流，只是经常发生在特定的情况下。
现在我们继续探索一番，那些特定的情况指的是什么？我们要在什么场合才可以和陌生人交流？
还记得之前我们在第11章提到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吗？他提出了“礼貌性疏忽”的概念，即因为我们平时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我们经常有意避免和别人接触。戈夫曼花了大量时间进行实地研究，探讨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以在公共场所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他发现，常见的现象是，当两个人都在注意同一件事情时，社会规范的界限就消除了—无论是一起目睹了车祸现场、欣赏了哑剧表演还是看着同一座雕像。戈夫曼写道，在这些时候，人们可以随意发言，即便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后来，城市规划者将此描述为“三角基点”，用以形容一些外部刺激给人们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机会，促使陌生人彼此交流，而他们本来并不会主动攀谈。
三角基点会令人产生愉悦的心情，但未必一定如此。在发生灾难时，人们会与陌生人交流，种族、民族、意识形态和阶级之间的界限会暂时变得模糊。“如果这场灾难极其深重，”戈夫曼写道，“那么每个人都可能被迫互动。”?按照戈夫曼的说法，一个穿制服的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比如消防员或者牧师，人们可以和他说话。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与老年人和小朋友说话，就像任何人都可以“穿着特定服装，或者随时进行体育锻炼活动一样”。（写到这里，我要把坐在桌子旁的年轻人伯杰归入这一类。）戈夫曼写道，人们可能随意找他们搭讪，和他们打趣。如果你和陌生人明显是多数人中的少数派，你就可以聊起来。如果有人不小心绊倒或者丢了东西，你可以找这些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帮忙。如果你需要免费的公共物品，比如问路、问时间，那你可以随便和任何人交谈。但戈夫曼警告称，虽然你可以偶尔问一下今天几月几日，但你不应该问今天是周几。不知道日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知道今天是周几表明你的生活一团混乱，违反了戈夫曼所说的试图与陌生人交流的理念：“可以开口说点什么，只是不要让我们看起来神志不清。”
戈夫曼发现，除了这些情况，社会规范的界限清晰可见。只有在特定的场合下，你才可以和陌生人交流。比如和收银员交谈时，只能和手头的交易相关。戈夫曼写道：“假使你面前是电影院的售票员，你也不该上来就问她的头发是不是天生如此，也不该问她怎么看待她的母亲，或者越界问一些她只有在和密友谈心时才会说的事情。但你可以告诉售票员，你非常想看这部剧，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人看成是有点过度社交，但也情有可原。如果你在接触售票员时直接告诉她，明天必须给自己的车子换个消音器，那么多少就有点显得尴尬了。”如果你在电梯里，最好闭口不言，因为“人们之间的任何眼神上的交流，都会给这种已经过于拥挤的密闭空间增添一丝调戏意味”。相反，如果电梯坏了，你就必须说话。电梯故障是一种三角基点，暗示了一种灾难状态。如果继续沉默，就好像你并没有与他人共享这一不寻常和令人不安的情况，这表明你置身事外，也算作一种陌生感。
要是你长时间坐在一个陌生人身边，比如在飞机上，或者在火车上，两个人隔着桌子面对面不说话，这也算是你故意与人保持距离。戈夫曼写道：“在这样的场合中，如果一个人决定不想接触别人，他不得不让自己沉浸在其他活动中，这样就会给其他人找个台阶，不会显得不给面子，故意冷落他们。”
那么具体场合有哪些呢？我们怎样才能觅得一个好地方来磨炼我们的这一技能呢？事有凑巧，一个地方的物理特征能够决定人们与陌生人交流时是否会感到舒适。辛西娅·尼基廷（CynthiaNikitin）在2020年3月的时候退休了，在这之前，她已经在纽约公共空间项目工作了近30年，这是一家专门设计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司。几十年前，该公司监管了纽约布赖恩特公园的改造任务。那时的公园公共秩序紊乱，以至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采访路人时，连毒贩都抱怨，公园秩序太差了，影响了他们做生意。今天，布赖恩特公园堪称公共空间的典范。这种工作被称为“空间改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城市在长期受人忽视，日渐衰落之后，全世界都兴起了空间改造。
“这是一种规划设计以及治理我们城市的新方式，”尼基廷说，“这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那么，我们在什么样的空间里才可以和陌生人交流？首先，尼基廷提到了公共建筑物。例如，图书馆是公共空间，有助于减少对阶级和种族划分的焦虑。“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那里，”她说，“并不是因为你能买得起一杯售价15美元的精酿鸡尾酒才能去那里。”?尼基廷也提到，人们还可以在博物馆和市政厅交流，因为这样的机构“都是为大众服务的，这让人们在公共场所中的互动更加安全舒适，毕竟是处在一个大众认可的场合中”。在我看来，专业体育场馆也算这一类别。在场馆里，人们待在一起几个小时，出于同样的原因看着同样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属于同一个群体，都是拥有同样兴趣的粉丝。所有这些都减少了人们之间的隔阂，让大家拥有了一些使彼此团结起来的东西。
尼基廷表示，良好的户外公共空间可以鼓励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但需要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因素一起相互作用。该公司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受到威廉·怀特（WilliamWhyte）的启发，怀特之前是一名记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开始了解公共空间是如何运作的。他发现，最受欢迎的地方往往都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拥有可以随意移动的座位，阳光充足，人们坐在树下，有水和食物售卖，靠近繁华的街角，身旁就是喷泉或倒影池这样的水景或者其他的景观。怀特发现，这些热闹的地方用途广泛。遛狗的公园毗邻操场，而操场靠近洗手间，洗手间则在老年人喜欢的长椅附近，长椅往往又安放在一个小农贸市场旁，等等。?所有这些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到舒适自然。“当人们感到状态良好时，”尼基廷说，“他们就更有可能会保持开放、感到安全，并会主动与他们不一样的人交谈。”
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伊莱贾·安德森（ElijahAnderson）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共空间可以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尤其是跨越种族界限。他把这些地方称作“世纪主义者的安乐窝”。安德森曾是费城居民，他的研究灵感来自雷丁集贸市场—一个熙熙攘攘的食品大厅，同时他也受到了庄严的市中心公园里滕豪斯广场的启发。
安德森沉浸在这些空间中，发现它们为不同的陌生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更擅长和其他陌生人打交道，更加熟悉这些原本不会有任何交集的人。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些空间是公共场所，也就是说具备平等主义的性质。每个人都有权去那里，不出意外的话，每个人都会尊重这一权利，以礼貌和善意对待彼此。公民的礼貌性疏忽被弃若敝屣，人们有机会在自己忙碌的生活中直接接触他人。这可以减少次级心理问题的产生，把抽象的陌生人当作真实的人来看待，培养同理心，减少恐惧。此处不妨回想一下桑德斯特伦的研究发现：那些负责观察陌生人的参与者感觉更好，会感觉和别人的联系更加紧密。世界主义的安乐窝也是同样如此，被人们关注对我们自身是有好处的。
安德森认为，如果人们相互之间有了足够的接触，便可以克服群体间的焦虑，变得更有同理心，更有能力应对日益拥挤和越发多元化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他写道：“最终，这些经验可以被带回家中，进而传播到整个城市的各个社区。”安德森认为，这些经验并不是告诉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而是说尽管我们有所不同，但我们以个人而非群体成员的身份生活在一起，我们拥有固定的文化身份。安德森认为：“这种身份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和启迪，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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