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 鲁斯·本尼迪克特著，鲜明译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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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菊与刀

書城自編碼： 381215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民族文化
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著，鲜明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224144949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2-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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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是一本畅销的世界名著，是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是研究日本文化的必读书目之一。同时是一本很好读的书，具体例子很多，思路清晰，夹叙夹译，贯穿着人类学文化类型的观点，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这次由精通日英两语的学者操刀，准确地理解原文，保证原著文字信息基础上力求“神似”。

內容簡介：

本书是研究日本文化和了解日本人的经典著作。全书共十三章，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内容涉及明治维新、日本人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如何“自我训练”以及孩子怎样学习传统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面进行了阐释，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作者根据文化类型理论，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關於作者：

作者：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原姓Fulton，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本尼迪克特早年学习英国文学，故其作品文笔高妙，并善于作诗以及细腻的描述。她的作品中，尤以《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为著名。尽管她论述的重要性已被其他理论取代，但其著作中提出的问题与关怀，至今仍受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视与关注。
译者：鲜明，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文化语言学。200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获得日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7年硕士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2010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博士期间，2008年获得北京市教委联合培养项目资助赴日本关西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半年。2012年进入中央编译局文献部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年顺利出站。2017年至2018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学一年。2019年获得大连市高层次人才“青年才俊”层次认定。

內容試閱：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全力奋战的对手中，日本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在其他的战争中，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像日本
一样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他们完全不同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像之前的沙皇俄国（1905）一样，我们所交战的
日本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员，他们是一个全部武装且训练有素的民族。西方国家认同的符合人性的
战争惯例显然不被日本认可。这使得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的登陆之战，抑或是无法克服的战争
后勤补给问题，而变成了解日本人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我们要了解他们的行为才能对付他们。
困难是很大的。在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的75年间，人们会使用一系列让人惊奇的“但是……又”
的表达来描述日本人，这些我们不会用来描述其他国家。当一个严肃的观察者描述非日本人的时候，是不
会说他们前所未有的礼貌的同时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傲慢、专横”。他描述一个民族的人的行为非
常固执的同时是不会加上“但是他们为了适应极端的革新会调整自己”。当他描述一个民族的人性格温顺
时，他不会同时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管理。当他说一个民族的人忠诚宽厚时，不会同时说他们“也有背
叛和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性勇敢时，不会细说他们胆小怯懦。当他说他们的行为出于考虑别人的评价时，
不会说他们具有真诚的良心。当他描述他们的军队像机器人般的严苛纪律时，不会同时又说他们军队中的
士兵是如何咬牙切齿的，甚至是公然反抗。也不会说他们既热衷于学习西方，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当
他写书讲这个民族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给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民众热衷于菊花栽培的同时，并不
需要补充这个民族也崇拜刀剑，并把最高的荣誉给武士。
所有这些矛盾都是关于日本书籍纵横交织的核心。他们是真实的。菊与刀都是这幅画面的一部分。日
本人既好斗又温顺，既崇尚武力又追求美好，既蛮横无理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能够适应调整，既听
话顺从又不愿意受人摆布，既忠诚又狡诈，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乐于接受新事物。他们非常关心别人
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他们的不当之处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征服。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
服又敢反抗上级。
美国非常需要了解日本，那么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和其他同样闹心的矛盾置之不理了。我们接下来
要面对一系列的危机。日本接下来会做什么？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轰炸皇宫
吗？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待？我们为了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瓦解宣誓战斗到底的日本人的意志，在
对日本军队在日本本土宣传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什么？这些在日本通中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和平来临的时
候，日本需要永久的军事管制来维持秩序吗？我们的军队是否要准备在日本的每一个山头的要塞与日本兵
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是否会发生类似法国或者俄国式的革命呢？谁
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日本会灭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有很大分歧。
1944年6月，我受委托研究日本。我被要求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能够使用的一切技术手段去了解日
本民族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年的夏初，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展示实力。许多美国人认为对
日本的战争要持续三年，或者十年，甚至更长。在日本，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会持续百年。日本人说，美
国虽然取得了某些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土数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
本海军失败，所以日本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进入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给欧洲战场的军事
优先权已经见效，对德国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已经登陆塞班岛，这场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从那以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本兵近距离交战。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
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我们深知我们在和可怕的敌人进行战斗。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一系列关于我们的劲敌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
外交上的，不论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要求还是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布传单，重要的是我们要洞察日本。在日
本发动的全面战争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不
仅是关于经济和军事的统计数据，还包括日本政府能从人民那里期望得到什么。我们要试图弄清日本人的
思维和感情习惯、这些习惯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行为和观念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要暂时把美国人采取行
动的前提抛在一边，并尽可能不要轻易下结论，说我们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做的事日本人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艰难。美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这时候很容易进行大规模的谴责，但是要知道从敌人自
己的角度看人生就太难了。但是我又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要知道日本人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我们
处于他们的境地将如何行动。我必须试着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
条件。我得观察他们作战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作军事问题，而是看成文化问题。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
期，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他们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有什么特殊生活方式和思维方
式的迹象呢？他们的领导人激发士气、消除迷惑者的疑虑以及在战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显示他们自己
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必须跟踪战争的细节来观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展现自己。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个事实不可避免的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
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我无法去日本，无法到日本人家中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种
种压力，无法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区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做决定时的复杂
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怎样培育下一代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约翰·安布雷经过实地调研日本村庄
后撰写的专著，很有价值，但是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当时书中还没有提到。
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尽管有上述重重巨大困难，我却相信还有可以利用的条件和手段。至少我可以不
放弃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在我国，有很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
以问他们关于他们亲身经历的种种细节，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判断的，通过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的诸多
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认为这对理解任何文化都是必要的。其他研究日本文化的社会学者通过使用图书馆
或者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数据，跟踪口头或书面日本宣传品的发展变化。我相信他们探寻的许多问题的
答案都可以在日本文化的规则或价值中找到，通过研究真正生活在那里的人来研究那种文化可以得到更加
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不用经常请教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关于日本的大量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
过的许多优秀的西方观察家对我十分有帮助。到亚马逊河发源地或者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无文字部落的人
类学家都没有我这样的优势。没有书面语言文字的部落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记录表现自己。西方人对他们的
评价很少也很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实地调研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前学者的帮助下探索他
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在研究日本方面，我是许多研究
者的继承者。古文物研究者记录了关于生活的许多细节。欧美人士也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
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描写自己的强烈冲动，既记录他们自己
的生活琐事，也写出他们对全世界的扩张计划。他们坦率得让人吃惊。当然，他们也没有把计划和盘托出。
没有人会那么做。日本人在描述日本的时候会省略许多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太熟悉了，就像肉眼看不见
的空气一样。美国人写美国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喜欢表露自己。
我在阅读这些文献时碰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像达尔文在研究物种起源论时也遇到和我一样的
问题。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罗列的观点，我需要了解什么？他们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行为进行猛烈攻
击却很容易接受暴力的行为，在这背后隐藏了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提问：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
了弄明白，我需要知道什么？
我也看了很多在日本编写、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现代东京和农村生活的影片。之
后，我和看过这些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讨论这些片子。他们是以不同于我的眼光来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
色的。当我迷惑时，他们却十分明白。他们对剧情和动机的理解也与我不同，他们是从电影的整体结构来
理解的。就像对小说的理解一样，我和他们理解的差异比表面上大。这些日本人中，有人立即为日本的风
俗习惯进行辩解，也有人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一个团体中学习得更多。他们描绘的日本生活规
范的图景是一致的，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至于人类学家在研究某种文化时去查访与那种文化直接相关的材料和见解，他们所做的也就是那些在
日本生活过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观察家们能做的所有事情。如果这些是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一切，那
么就不能指望他们能为以往外国居住者对日本的研究增添有价值的东西。然而，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受过学
术训练，有一定的资质，会试图对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里增添他的贡献，这似乎也是值得的。
文化人类学者知晓许多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的原
始部落十分相似。有些跟马来西亚相似，有些跟新几内亚相似，有些跟波利尼西亚相似。当然，据此推测
古代也许有移民或者接触是很有趣的，但是这种可能的历史关联问题并不能说明这些相似性对我了解文化
是有价值的。而是因为我知道在这些较简单的文化中，这些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我可以凭借这些文化的
相似性或差异性找到线索去了解日本的生活状况。我也了解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的文化，因此，
我可以把日本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这些国家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对原始居民的
研究中反复证明这种文化比较是有价值的。一个部落可能与邻居部落有90%相似的正式习俗，也可以修补
这些习俗从而适应与他们不同的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排斥一些基本习俗，尽
管所占比例很小，但都可以使该民族向独特的方向发展。研究整体上具有很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对人
类学家来说是最有益的。
文化人类学家也必须要最大限度地适应本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要磨炼技术
手段。他们根据经验知道，不同文化的人面对不同的文化情景对其中的含义做出判断时的方式是不同的。
在北极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遇到过有以亲属责任或金融交易为体制的部落，这是哪怕最大释放想象力
的时候都无法想到的。他们要进行调查，不仅是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这些习俗对部落行
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从小如何受到约束并世代相传，就像他们祖先做到的一样。
这种对差异、制约和后果的专业关注可以很好地用于对日本的研究。没有人不清楚日本和美国之间根
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美国民间有一种关于日本的说法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总会和我们对着干。如
果深信这种差异，仅仅满足于说这些差异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去了解这个民族，将会是危险的。
人类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证明，即使行为怪异也不能阻止研究者去了解那个民族。人类学家会比
其他社会学家更专业地把这些差异看成是一种研究的优势而不是劣势。表象离奇的习俗和种族最能引起他
们的关注兴趣。对部落生活方式的一切他都不会想当然，他不仅会关注少数挑选出来的事实，而会关注全
部。在研究西方诸国时，那些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训练的人会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体性。他会想当然以至
于不去研究日常生活的细小习惯，也不会探究被普遍接受的普通事件的公认说法。这类习惯或公认说法会
大面积地投射到该民族的银幕上，与该民族的未来息息相关，作用远远超过外交官签署的种种条约。
文化人类学家要完善研究普通事物的方法，因为这些普通事物与本国同类事物差异很大。当他试图研
究一个部落的极端恶毒行为或者另一个部落的极端胆怯的行为时，他会试图了解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将
如何行动如何感受，他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观察和细节，而这些在研究文明国家时是通常被忽略
的。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很重要的，也知道什么样的研究会把它们挖掘出来。
这种方法值得在研究日本中试一试。因为只有当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民族的普通事物时才能充分理解文
化人类学家论证前提的重要性，那就是对任何一个原始部落或者一个处于文明前沿的国家来说，他们的行
为都是日常习得的。不论他的行为或想法多么奇特，他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关。我越是对
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困惑，就越是认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某种使这样奇怪行为发生的平常条件。假
如它引导我去探寻日本人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那就更好了。那正是人们学习的途径。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还有一个假定，那就是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有系统性的联系。我曾经认真
地研究把数百种细节归入整体模式。人类社会必须为自身的生存做出规划。它会对某些情况处理和评价的
方式表示赞许，在那个社会的人会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看成宇宙的基本要素。不管多么困难，他们都会整合
它们。人们一旦接受了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并
行动，那是一种被隔离的状态，无法不招致失效与混乱。他们会通过给出共同的理由和动机尽力使之和谐
一致。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整个系统会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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