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转眼博士毕业已满十年,从攻读硕士学位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想想可以结集一下出版,也算是对这一阶段的总结吧。《诗经》有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攻玉集”命名论文集,意思即是虽然驽钝如石,却还勉强可以攻玉,所谓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华发早生,半百即在眼前。吴玉如先生有诗句“已然老去休悲往,劣石安磨幸此生”,正可写我此时心境。收录的论文分为五组。第一组是两篇古文献学主题的论文。《古文献学科体系初探》是我最看重的一篇,所谓“初探”,当然不是指学界的初探,而仅是自己一点不成熟的想法。由于我是理科出身,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学”也就是“学科”如何成立的问题。传统的“文献六艺”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只有前三项算是古文献学的独特分支,由于它们和古籍整理实践紧密相关,所以发展也比较成熟。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古文献学的分支主要包括从传统文献学基础上逐步扩大的八个分支:即目录、版本、校勘、编撰、典藏、流通、整理、注释。目前,我们尚需不断在上述八个分支领域的应用部分坚持不懈地探索,通过丰富扎实的具体研究总结提炼理论与方法,逐步将其系统化,不断拓展和完善古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另一篇《写刻之间:〈汉书〉文本面貌之嬗变浅议》主要内容来自于我的博士论文,济南大学的陈静老师主持一个出版史的专栏,同学李伟兄帮忙约稿,我就改写了这篇文章。主要是通过考察今传本《汉书》与《史记》文本面貌的差别,即《汉书》更接近汉代原貌,探析其中的原因,揭示古书从写本时代到刻本时代文本面貌变化的总趋势。第二组是四篇古籍整理方面的论文。博士毕业后我来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工作,在张柏春所长的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尝试做些科技典籍整理的工作,并一起策划整理“中国科技典籍选刊”。这既符合我的专业背景,又能满足所里研究方向的需求,算是很好的结合。《中国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顾与思考》同样是张柏春所长的约稿,在他主编的英文期刊《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国科学技术史)》首发。这篇论文在科技典籍整理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目前通行的“定本式整理”的范式,对于回到“作者”的目的来说自然是最有效最省力的方式,版本源流提纲挈领,校勘记撰写要言不烦。但是它的局限就在于无法全面展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情况,大量丢失考察文本传播史和研究史的重要线索。从而提出一种典籍整理的新范式,称之为“图(像)定(本)异(文)参照式整理”。这一新范式反映了我们在典籍整理中希望贯彻的“三心二意”:三处用心即影印最大限度保持典籍原貌的图像,配以对应的标点文本和校勘成果,最后辅以各版本的特征异文;两个用意即回到“作者”的文本还原和文本传播的发生学网络。也只有这样才足以支撑我们对典籍全面的历史的研究。《中国科技基本典籍刍议》一文提出若干条“科技基本典籍”的遴选标准,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增补出一个700余种的选目。《方以智〈物理小识〉与近代“科学革命”》主要内容出自我和王孙涵之博士合作整理的《物理小识》的导言,是孟繁之兄代为约稿,并为修改题目。论文以方以智为着眼点,讨论在明末清初中西学交汇的背景下我国科学思想的发展,算是在整理科技典籍同时学习科技史的一点心得。《略论〈[嘉庆]隆庆志〉》实际上是一个整理说明,整理这部地方志是董洪利老师古籍整理实践课的作业,我和同门师妹金玲合作完成。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版,但毕竟是我第一次实际点校古籍,从中受益良多。第三组是六篇目录学的论文,目录学是我最感兴趣的方向。《古籍引书目录浅说》是我硕士期间撰写的,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还得了中文系第一届学术论文二等奖,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东汉之前的道书叙录》即出自我的同名硕士论文,《历代目录对道书的著录与分类》则是硕士论文的导言。《〈七略〉〈别录〉编撰考》《〈七略〉与〈别录〉释名》《读汉代三目札记两则》都来自我博士期间的中期论文,那时候本来想继续硕士的题目,做《〈汉书艺文志〉研究》,最后还是听从导师安先生和其他老师的建议做了《〈汉书〉颜师古注研究》的题目。第四组是两篇数字人文方面的论文。《谈人文研究中人脑与电脑的合作》是博士期间陈平原老师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课的作业,并有幸被推荐发表。虽然通篇没有一条参考文献,就是一个读书心得,但是2008年的时候就提出古籍数字化分图像化、文本化、数据库化三个层次,应该也算比较早的了。由于我本科是学计算机软件的,所以2008年开始参加系里李铎老师主持的诸多古籍数字化项目,负责组织数据加工,先后参与开发了“资治通鉴分析平台”“中国历代典籍总目系统”等产品,基于以上工程实践经验,发表了《古籍数据库化工作浅谈》。这篇论文主要谈了基于“本体—标记”的技术手段可能是古籍数据库化的一条重要路径,各种场合我不断呼吁建立基于本体的古籍数据库,并戏称自己是“孙本体”。第五组是两篇海外汉学方面的论文。我参加了硕士导师杨海峥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美汉籍收藏与汉学研究关系”,开始留意学习海外汉学和汉籍收藏史的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本来就有安先生等前辈开创的海外汉学和汉籍研究的优良传统,我自己对此也很感兴趣。《略论美国汉籍收藏史》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时居家两三个月阅读撰写的,现在也成为一种特别的回忆。《跨学科与跨文化:从海外汉学看国学或中国古典学的意义》则是人民大学国学院十五周年院庆的时候,吴洋师兄邀请我参加座谈会的发言。近日,国务院学位办在新成立的“交叉学科门”下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这种以区域划分的社会历史文化综合研究,的确是对现代学术分科的一种有益补充,跨学科自然是其应有之义,但跨文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能给我们更多更深的启迪。谈到历史学的作用,我们有时会引用英国政治家丘吉尔的话“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用以来表达其“资治”的功能。而通过历史文化传统理解现今不同区域的文明、观念、制度和政策,也许更为重要。南江涛兄运营的“书目文献”公号和目前由我主持的“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联谊群”是合作紧密的伙伴,公号2020年策划了一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的访谈文章,这组访谈即将以《嘤其鸣矣——青年学者说文献学》名称汇集出版。我也撰写了一篇,因为其中回顾了我的求学经历,所以作为附录,就当做是论文集的“自纪篇”吧。另外,我的博士论文《〈汉书〉颜师古注研究》正式出版时,我扩充了后记,记录了这些年我的一些思想动态,现在看来我也无法比之前写得更好,只是又做了一点补记,一起作为这本论文集的后记。最后,在这里我要感谢恩师安平秋先生、杨海峥教授,是他们一直指导和关心我的成长,给我鼓励和鞭策。也要感谢张柏春所长、袁萍书记的指导和提携。还要感谢我的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给了我锻炼成长的机会和氛围,并且资助这本论文集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