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简介：
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人民日报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方专家委员会委员。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报—国际关系版》国际编委。
主要从事俄罗斯—欧亚问题、国际战略与安全、大国关系、国际能源安全与外交研究。撰写有大量有关上述问题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多次承担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项目研究。
主要著作有《欧亚新秩序》（三卷本）、《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俄罗斯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等。主编有《俄罗斯发展前景与中俄关系走向》《俄罗斯外交思想库》《俄罗斯中亚油气政治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新安全观与新机制》等。主要译作有《俄罗斯战略 ：总统的议事日程》《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等。
赵华胜，1957年出生，复旦大学教授。1986—2004年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后任俄罗斯中亚室主任。2005年至2017年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Китай，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莫斯科卡内基中心，2005年；Central Asia: Views from Washington， Moscow and Beijing.Coauthored with E. Rumer and D.Trenin，M.E.Sharpe，2007；《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俄罗斯欧亚研究 （第四辑）
第一编专题报告篇中俄对话：2021模式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从2014年开始联合发布中俄关系年度报告，由中俄专家团队共同撰写，以中、俄、英三种文字在中国和俄罗斯发表。《中俄对话：2021模式》是这一系列报告的第七份。中方团队负责人：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方成员：刘华芹，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欧洲与欧亚研究所所长，教授，经济学博士；邢广程，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教授，法学博士，学部委员；于滨，美国文博大学政治系教授，政治学博士；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法学博士；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法学博士；张贵洪，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法学博士；林民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法学博士；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俄方团队负责人：安·科尔图诺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历史学副博士；阿·马斯洛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代理所长，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历史学博士。俄方成员：安·卡尔涅耶夫，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东方学院院长，历史学副博士；瓦·卡申，莫斯科高等经济学校欧洲和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成员，政治学副博士；阿·拉里奥诺夫，俄罗斯财经大学经济政策和经济安全学院战略预测和计划中心研究人员，学生科研活动组织中心主任，国家和行政管理学副博士；克·库兹米娜，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副主任；尤·库林采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北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弗·彼得罗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中关系研究与预测中心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俄译中翻译：盛世良、孙凌云、倪文卿。校对：赵华胜。概要《中俄对话》年度报告的宗旨是：对双边关系的进展做出综合监测和评估，就发展中国与俄罗斯的协作提出专家建议。本报告是对2020年第二季度至2021年第一季度两国合作成果的介绍及其分析。2021年是对中俄关系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中俄两国建立了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了灵活而富有成效的互动方式。在两国关系日程上并没有结盟的问题：这种同盟与其说是能巩固两国关系，倒不如说是会在世界上形成一系列额外的分界线。对双边关系而言，重要的是对优先合作领域的看法一致，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能提出并确定自己的议事日程。中俄对话：2021模式俄罗斯欧亚研究（第四辑）今天，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范围冲突倾向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法体系遭到侵蚀的情况下，中国与俄罗斯在世界秩序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接近尤为重要。两国应该共同致力于恢复国际体系的可控性，使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平衡、更具代表性的方向发展，同时遵守国家主权的原则，维护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关键作用。需要引起中国与俄罗斯注意的还有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改革问题，其出发点是必须保证改革的全面性，保证有关改革的所有决议都要在取得广泛共识的基础上通过。2020年的全球危机严重激化了国际进程参与者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这充分表现在中俄两国同美国的关系上。在同欧盟的互动中，呈现出政治对抗倾向与互利务实合作并存的现象。中国与欧盟签署全面投资协议的进程在2021年5月的几轮制裁后暂停，这鲜明地表现出政治矛盾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与欧盟试图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责任转嫁于中国，在所谓新疆问题上指责中国。2020—2021年，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依然处于低水平，并经受了一系列新危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与俄罗斯继续相互支持。尽管印度同美国加强了伙伴关系，俄罗斯同印度还是保持了密切协作。中印之间的摩擦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即使在防疫限制的条件下，中俄双边贸易依然相对稳定。根据不同统计，2020年达到了1080亿美元或1040亿美元的水平（相应地负增长29%或67%）。中国在俄罗斯外贸中的份额超过18%，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比重。与此同时，这一结果是在中国出口增加、俄罗斯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取得的。一旦防疫措施撤销，就有望恢复合作水平上升的态势，但是交通物流和海关基础设施不够发达、中小企业合作复杂等问题需要引起中俄两国更大的重视。中俄在投资和金融领域也面临着许多工作。尽管实施了一系列大型合作项目，相互投资的水平依然不够高，而在2020年全球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直接投资开始疏远俄罗斯。提高本币结算比例的任务在逐渐实现，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超过15%。技术和创新领域可以成为发展务实合作的新动力。2020—2021年是中俄科技创新合作年，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被推迟或改为在线举行。近年来的特点是，这一领域的计划具体化，合作项目启动，总体上向更加实用的协作方式过渡，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联合资助项目的推出，促进了中俄两国科学家研究工作质和量的提升。高校系统的协作，包括高校有关院系联盟和深圳莫大—北理大学平台上的协作，依然是重要方向。在太空和“高端科技综合体”项目上开展了实际的合作，包括签署了在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方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20年还有一个特点：在医疗和制药领域加强合作。开展高技术产品联合研发和生产，符合中俄两国的利益，特别是考虑到疫情条件下向数字经济转型的进程加速。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减少了人员接触的机会，中俄两国还是成功地通过视频继续进行教育和文化合作。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中俄旅游合作，中俄两国商定采取特殊措施，在防疫限制措施撤销之后加速恢复游客往来。虽然中俄两国舆情中有个别消极现象，但两国人民总体上依然彼此友好。在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开展信息攻势的情况下，包括疫情政治化和“疫苗外交”，中俄两国媒体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序言2020—2021年中俄发展协作的背景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范围内对抗趋势增强、中俄两国同美国的对抗加剧。中俄伙伴关系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两国在政治层面上保持并加强了信任，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密切协调立场，共同抵御国外对两国施加压力。在疫情政治化、个别国家把新冠肺炎病毒传播的责任转嫁于中国的情况下，中俄之间的相互支持尤为重要。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是，中俄务实协作显示了稳定性：尽管两国采取了广泛的防疫措施，2020年双边贸易额仅有微不足道的收缩。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额超过了除2019年之外的“疫情前”历年指标。中俄两国在医疗和个人防护用具的供应上迅速建立合作。两国成功地把许多联合议程转到在线模式，防止了各方面协作的停滞。中国依然被俄罗斯人看作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俄合作早已存在的问题和“瓶颈”在疫情下表露得更加清晰，这既涉及双边合作的基础设施、交通和海关基础设施，也涉及两国人民的互信。两国采取的防疫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地区交往和人文交流，这不利于俄罗斯和中国形成密切关系，加大了建立实业联系和启动新合作项目的难度。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为2020—2021年两国科技和创新合作年奠定基础的宏伟目标的落实。人类迅速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希望落空，中俄关系的发展很可能将长期受到2020年出现的特殊要求和限制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任务是使协作机制适应现有方式，在正常条件恢复之前刻不容缓地解决迫切问题。2021年，中俄两国迎来一个重要日子——《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周年，这一条约的签署使双边关系正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1年6月28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高度评价该条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强调了本着友好和互利合作精神发展新时期双边关系的共同愿望。这段时期以来，中俄在政治相互理解的水平上、在经济和人文合作的规模上，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今天，各领域爆发性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需要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为了取得同样令人瞩目的新成就，两国需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工作，寻找新的增长点和最佳合作模式，消除现有障碍，解决彼此关切。与此同时，两国不应只停留在于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的方面，现在已经到了转向就全球和地区问题提出联合倡议的阶段。倡议的对象应是那些即使在世界日益混乱的条件下也会增强两国凝聚力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中俄两国民间应坦率对话，同时在专家层面上认真研讨。由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撰写的第七份例行年度报告《中俄对话：2021模式》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本报告论述的是2020年第二季度至2021年第一季度两国的合作情况。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前景：新协作方式而非新同盟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形势瞬息万变，中俄两国特别需要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坚持既定战略方向，阻止外部势力改变这些方针的图谋。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促使中俄两国彼此接近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共同的挑战和威胁，不如说是对国际秩序基本问题的观点吻合，两国准备共同应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两国认为，当前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不符合两国利益和两国对国际秩序应有状态的看法。两国呼吁，与其打破现有体系，不如回到现有体系的起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初始作用，就所有关键问题公开对话——举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峰会，就解决人类共同问题和维护全球稳定开展对话，维护现代国际法体系。在是否遵守国际法方面，两国出现了共同“对手”——美国。2021年3月，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见时商谈过这一问题。美国因素对中俄关系尽管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中俄关系的基础是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超出了同美国竞争的范畴。仅仅围绕消极议程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无助于这种关系的长期发展，因为它基于一时的权宜，即使是它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最重要的是如能形成积极议程将不仅有利于中俄两国，而且有利于其他国家的新的国际现实。许多政治分析家，包括来自西方主要智库的政治分析家提出有关中俄正式结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认为当前形势和西方采取的孤立中国和俄罗斯的措施将推动中俄走向结盟。与此同时，许多专家断言，“默契政治同盟”已经形成并扩大到技术和金融等协作领域。中方专家认为，这一问题实际上在两国议事日程上并不存在，而是西方分析家和媒体人为制造的。对此，中俄两国不必认真关注，尽管也无须向西方提供不结成军事同盟的保证。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中俄结盟可能为新军事同盟的形成和现有同盟的加强提供口实，导致两个集团彼此对立，启动冷战20版。中俄同盟可能促使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相互大规模转移新技术，首先是与安全有关的新技术，并会使美国要求欧盟与中国之间在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增加透明度。与此同时，一系列西方专家寄希望于中俄两国存在深层次的文明冲突，期待中俄同盟对两国伙伴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中方强调指出，中俄即使结成同盟，那也是西方施压和威胁的结果，而不是对抗加剧的起因。中方专家认为，西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伙伴关系的发展会威胁西方安全的想法是根本错误的，中国和俄罗斯不应该按这个思路去考虑问题。如果注意到中俄关系数十年来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两国协作的发展不会形成正式的军事和政治同盟，而是走向更具弹性的伙伴关系方式。中俄积极协作，并不是因为具有同盟义务，而是因为在关键问题上利益吻合，结盟是重复已经过时的形式。建立军事政治同盟、战略同盟、经济同盟，与其说是能深化两国之间本已存在的建设性协作，倒不如说是会在世界上形成一系列额外的分界线，在双边关系中产生新的摩擦和矛盾。与此同时，明智的政治家、外交家和专家指出，中俄之间事实上已经具有不结盟的盟友性质的合作；不仅如此，这种合作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变化和扩大，没必要以某种法律形式使之固定不变。两国已经超越了结盟阶段。正如2019年10月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所说：“我们跟中国不是盟友，彼此不承担同盟义务，我们对彼此的立场和利益有明确清晰的认识，愿意尊重这些利益，相互协作，在实践中体现这些利益。”还应该考虑到中俄两国历史形成的主权独立的政治意识。数十年来，两国元首每年都举行会晤，通过工作小组、分委会和政府间委员会等多级机制协调立场，即使在2020—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也通过在线方式继续接触。两国已经学会“化解”双边关系中的些微分歧和权宜考虑，目前并不存在可能会显著恶化关系的严重问题。2020年，中俄战略合作模式出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把双边贸易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标志的话，那就应该指出，中俄贸易显示了出色的抗压能力，达到1080亿美元（2019年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但是，尽管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美贸易额却从5580亿美元增加到5600亿美元，而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打破了纪录，达到5870亿美元（2019年为5596亿美元）。2020年，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商品出口伙伴国（占比105%）和最大的商品进口伙伴国（占比224%）。由此可见，贸易仅仅是衡量国家商品依存度以及彼此对商品和服务兴趣度的客观指标，而不是双边关系战略性或睦邻性的指标。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兴趣有限。尽管中国进入了俄罗斯经济最大投资者行列，而且是俄罗斯主要对外贸易伙伴国；但是根据俄罗斯的统计，到2020年初，中国对俄罗斯累计直接投资仅为37亿美元；据中方的估算，则达128亿美元。而且，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的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投资下降了52%，从374亿美元减少到183亿美元。可以肯定，两国贸易和投资关系发展的爆发性增长潜力已经耗尽，应该用其他指标来衡量伙伴关系的战略性质。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尽了相当大的努力降低对美国和西方关系的紧张度，不希望国际社会出现分裂，负面趋势却继续上升。2020年的国际形势表明，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无法单独改变国际议事日程，包括在金融、银行和世界贸易领域，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和文化领域。在逆全球化和国际交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想提出新型协作方式，必然被看作“搅局者”，其倡议不会被看作明智抉择。把中俄合作关系发展成新的同盟，可能会激化形势。因此，两国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实实在在地统一立场，在地区范畴内能够提出并确定自己的议事日程，这比改变两国关系的形式更重要。中国和俄罗斯应该继续提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技术和地区秩序的概念以及安全秩序的概念，邀请其他潜在伙伴参与这些倡议。为了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不应该坐等世界乱局尘埃落定，因为新秩序不建立，乱局就不会消失。中俄组合提出全球倡议的目的，不是对抗西方，而是共同形成多中心世界秩序。对全球发展和两国能力看法的吻合十分重要。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实施各自的一体化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二者既彼此对接，又性质各异。“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倡议，其组织架构尚未彻底成型，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政治—文化倡议；而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个组织，致力于规范其内部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方式。在二者对接的范畴内，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即使没有带盟对接形式上的协议，作为能产生利益的商业项目也可以实施。“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范畴内加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体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中国的全球视野还体现在同贸易伙伴的结算中积极使用中国主权数字货币等技术创新，在信息存储和传输领域推行中国技术，在全世界支持完善地区技术发展平台。这样一来，中国今天就能在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宏观经济地区采取积极行动。俄罗斯当前的政治方针主要是把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其中包括发展本国远东地区，这是在较小的程度上涉及新的全球思维。中国和俄罗斯应该在两国能够定调的国际议事日程上形成共同立场。这首先是指生态和生态安全、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世界大洋污染、从生态角度合理开发北极、保护世界森林植被，等等。生态就其性质而言，本身就是积极议程，可以对冲其他国家的孤立主义——进攻性议程，而实质上就是非建设性议程。两国协作还有一个方向是高技术，而且这一领域的合作应该通过多边形式实施，俄罗斯在这方面可以起重要作用。有现实意义的是新的网络货币、在遵守因特网安全和传输信息安全情况下的高速传输技术。这些项目应该作为新的全球倡议，而不是作为两国协议的方式推出。致力于在贸易经济、金融、能源、技术、交通、人工智能和北极开发等双边关系各领域取得具体成果，也应是中俄关注的中心。这些领域合作的发展应该有助于建立更深层的经济联系。在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务实合作的好处越来越凸显。保证比邻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保持两国参加的地区合作机制的生命力，加强保健和防疫、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联系，预防自然灾害和协助消除自然灾害后果，也值得引起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于发展协作来说还有一个重要基础——中俄两国寻求共同价值观，这能比形式上的军事和政治同盟在更大程度上增进互信。这不是彼此接受对方的价值观，而是在作为民族意识组成部分的基本价值观中寻求契合点。例如，永不过时的家庭价值观、相互尊重、在政权和国家之间寻求妥协、国家的庇护作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国家价值观优先于宗教和地区—民族价值观、儒教和基督教意识都弘扬的道义精神因素的崇高意义、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基于历史因素对稳定的重视。在这一基础上，两国今后可以形成推进其思想的联合。综上所述，最有前景的不是中俄建立形式上的军事联盟，而是在新创意、新技术和具有凝聚力的先进文化思想范畴内，寻求新的、更有效的、适应时代挑战的协作方式。二、变化中的世界：中国与俄罗斯的看法〖1〗(一)21世纪国际关系的演变：中国与俄罗斯的评价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检验了国家应对危机的准备程度，而且还检验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生命力。世界发生的剧烈变化和积累的矛盾，决定了全球治理体系非改革不可。这一体系的日常发展进程令中国和俄罗斯不安。中国和俄罗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对遵守国际法的基本立场相当接近，尽管在某些方面有差异。根据俄罗斯高级官员的言论、记者招待会和报刊文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危机中。在这一体系中，竞争因素压倒了合作因素，安全问题压倒了发展任务，生存而不是繁荣越来越经常地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俄罗斯领导人认为，国际关系进入了失稳、高度不确定性和诸多地区性危机并存的历史长时期，而从更广的意义上说，可控性在全球和地区层面都急剧下降。中国的对外政策叙事，是由特殊的内部条件和独特的国际背景决定的。根据中国的主流看法，世界正在经历大动荡，中国形象地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此前存在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崩溃，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经济危机日益频繁，地区冲突持续不断，军备竞赛死灰复燃，全球化进程未能完全恢复，全球问题激化，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威胁西方霸权，说明世界正在加速从单极转向多极。多边政治和经济机制越来越协调发展，原先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消除，国际社会面临更加合理的发展机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中国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有担忧，但没有悲观，而是努力作为，这是现阶段中国外交的主要特性。中国充分意识到国际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美国和西方加紧施压的情况下，正在探索战略发展的机遇。中国认为，时间对自己有利，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在新技术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保持了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如此，中国在遏制疫情、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和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良好成绩，国际地位大大加强。中方专家认为，美国现在仍然是最强大的国家，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面依然是一超独大、多极并存的格局。中方认为，中国在中期前景内将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最强的发达国家。中国不会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而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问题。1危机迹象在俄罗斯的政治叙事中，当前世界政治最显著的消极面是日益加深的国家治理危机，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中东和北非、赤道非洲和后苏联空间的某些地区。这一危机在较小的程度上也表现在发达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国家完全或部分丧失了主权，既没有能力保证本国领土上的秩序和法治，也没有能力为本国公民保障基本的社会服务。国家退化到“失败”或“半失败”的状态。出现许多“权力真空”，这些地方则又成为延续数十年而无望建立稳定和平的国内或国际冲突的来源地。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地区和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越来越严重的动荡和不确定性。这些进程对整个国际体系和一些民族国家都带来新的风险；社会和个人都无法控制、甚至无法实质性地影响自己的经济状态。美国和西方越来越经常地推行“脱钩”政策，出于政治动机实施制裁，世界经济呈现出贸易和资金流“碎片化”、各种技术标准并存以及彼此隔绝的趋势。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社会和经济两极化的进程加速。这种两极化反过来又催生各种形式的政治民粹主义、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证实国家治理的深刻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无力应对这一问题。危机的第三个表现是世界政治中不负责任、不服从任何人的非国家行为体抬头，他们大大改变了世界进程的许多发展轨道。从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网络，到跨国公司和跨境犯罪集团，这些行为体在世界舞台上谋求同国际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不相容的私利。情况之所以变得更加严重，还由于某些国家试图利用这些行为体作为对外政策工具，这种做法往往都是有害而危险的。危机的第四个表现是无法控制的、可能引起灾难的气候和生态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稳定和资源开采的挑战。世界上存在着某些国家和社会群体获取维持生命的重要资源（能源、水和食品）的不平等现象，而且这种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人类正在走向全球资源匮乏，这反过来又会加剧不稳定性，增加冲突的威胁。危机的第五个表现是越来越频繁的地区、大洲和全球的移民流。人类对21世纪迅速发展的地理大流动根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由此产生许多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不良后果。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移民趋势产生了抑制作用，但这一效果与其说是长效的，倒不如说是一时的，世界正面临新的移民潮。危机的第六个表现是地区和全球层面许多从事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的国际组织相对衰落。特别令人不安的是联合国系统的许多机构退化，包括安全理事会。与此同时，国际法许多基本准则发生淡化，日益被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私利而随心所欲地建立的“规则”所取代。世界上盛行以双重标准使用某些国际法准则以及随意解释国际法准则的现象。2问题的根源从俄罗斯领导层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总的来说已经完全失效。自由主义再也无法保证稳定的经济增长，无法保证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公正地分配财富，无法保证政治代表性。到21世纪，市场机制和政治竞争已经发展到尽头，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在俄罗斯看来，西方在冷战后的高歌猛进已经超越了自身“天然的”地理范围，反过来给自身的完整性造成相当大的损失。西方普遍寄希望于单极世界，阻挠了对新的全球发展模式的探索。西方（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欧洲）的自信造成了许多冲突，而这些冲突在其他场合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或者起码是可以缓和的。危机的深化，促使一些国家选择性地运用国际法准则，实施双重标准，有意无意地破坏原先不可动摇的国际法准则。在世界政治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法治和道德相对主义，呈现出彼此平行或互不相容的历史叙事，越来越明显地以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处理对外政策。由此造成外交的退化以及对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工具的偏好。美国实际上在推动以单边主义立场解决问题，对较弱的非国家行为体施加恐吓手段，这会进一步破坏全球治理体系的成效，降低其公正性。美国及其盟友致力于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谋取决定性优势，以便通过威胁和在国际事务中畅行无阻地使用暴力，实现自己的利益。美国公然无视不得损害他国安全的基本原则，企图通过牺牲他国安全来保障本国安全。危机推动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形成的全球化模式的发展。这一模式曾推动福祉的普遍提升，但现在却首先服务于跨国大资本，无视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无视生产领域的利益，更严重的是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社会阶层的利益。这一全球化模式扩张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传统价值观迅速衰落，对革命的期待日益增强，社会和文化发生两极化，个别社会群体越来越难以抵御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诱惑。今天，影响全球均势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间的斗争。某些国家企图破坏世界供应链、生产和物流链，推动工业和技术联系的断裂，这对本来就已脆弱的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主张发展公正均衡的全球化模式，不赞成各种国际行为体出于私利而采取的某些方法。美国遵循的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战略对抗原则，法国和德国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去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显著上升。近年来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过渡到新的技术结构），为某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破坏国际稳定和国内稳定的行为提供了崭新的机会，包括新的信息传输能力、新一代武器、新的政治动员工具等。国际社会没有能力妥善地管控技术进步，未能控制那些对稳定具有潜在威胁的技术。多数西方政治体制没有能力制订对外政策的长期计划；西方政治家追求的是快速效益，寻找的是尽快获得红利进行政治投资的机会。现代自由民主的这一特性有悖于人类对大规模长期政治规划的显著需求，包括对投资不菲的倡议的显著需求。3解决方案中国和俄罗斯宜把重点放在全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上，使之适应世界政治和经济趋势。人类今天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提高全球和地区层面国际体系的可控性。不解决这项任务，就难以指望在相关领域取得成功。今天，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分界线不在东西方、南北方之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而在维护秩序的力量同制造混乱的力量之间。中国和俄罗斯一向主张维护秩序，支持多边主义，谴责单边主义政策。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国家都是国际体系的基础主体。因此，国家主权原则依然是国际法体系极其重要的原则，应该一丝不苟地遵循。国际协作、多边主义和一体化应该受到欢迎，只要它们不违背主权原则。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体系应该充分反映当代世界变化中的力量对比，应该具有包容性。在经济、发展和安全领域现存的主要是西方的国际机制，它们要么应该深刻转型，要么应该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和代表性的组织。不同政治制度、价值观、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应该共处和协作，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合作。中国把这种世界格局称作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希望避免世界再次分裂，认为避免分裂的途径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不一定导致对抗，中国不希望对抗，包括同美国的对抗。而美国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修正主义大国。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新国际秩序。中国对此不认可：中国改革国际秩序建议的实质，是提升世界秩序的均衡、公正和效率，防止无政府主义。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而言，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最权威、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应在国际事务中起核心作用，它是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和俄罗斯应该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中的主导作用，应该致力于巩固联合国的地位，特别是在和平与发展领域。世界架构的基础依然应该是多边机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未来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在保障全球战略稳定和安全领域采取更多的措施，全球战略稳定和安全应被看作国际关系的初始和基本状态。必须共同致力于完善对战略核武器的多边监控机制，在反导弹防御、太空、因特网、高超音速武器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立多边监控机制，这将有助于防止新的军备竞赛，避免对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造成不良后果。裁军和军控机制应该在公正和平衡的基础上运作，应该有助于加强所有国家的安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应该对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些国家应该放弃冷战心理与零和游戏，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问题，避免战略误判。应该致力于进一步加强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推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个基本方向：核裁军、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必须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包括借助相应的法律调节，防止太空军备竞赛。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宇宙空间军备竞赛和宇宙空间变成军事冲突场地有现实的可能性，这将对战略稳定造成威胁。应该否定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代之以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新的现代化观念应该包括保持民族传统和文化，以及保持其有别于西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性。与广为流传的说法相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否定与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有关的自由主义概念。可资佐证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外交部长2021年3月23日就当前条件下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有别于西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也可能不完全一致）。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西方把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体系强加于其他国家，也反对借口保护民主和人权谋求私利，把民主和人权当作地缘竞争的工具。因此，需要持之以恒地摒弃输出自由民主的行为，同样也需要摒弃输出任何其他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行为。今天，自发的市场机制决定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运作规则，在有必要的地方，这一机制应该由调节框架予以补充。这些框架则应该在民族国家之间商定。非国家行为体（例如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都应该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必须维持多边贸易体系，推动自由贸易原则。两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维护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体系主要调节者的地位，促进建立更加平衡和合理的全球与地区贸易和投资机制。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制定了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战略，以应对世界经济碎片化的形势。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必须特别重视因利用替代能源而即将来临的变化，同时要考虑到传统能源的特点，力求在产地、过境国和用户之间实现平衡，要调整“欧佩克 ”、国际能源署、国际天然气联盟等国际能源机构的职能，把这些机构的力量联合起来协调改革，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未来的国际体系是由一个彼此相通的几个层级构成的金字塔：第一层是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专门机构；第二层是根据《联合国宪章》并受联合国委托开展活动的地区安全和发展组织；第三层是为解决具体国际任务而成立的临时联盟，这些联盟也是从联合国获得合法性的；第四层是由许多调节特定国家之间关系并确定具体领域的国际制度的双边和多边协议、条约和其他文件构成；第五层是一张绵密的网络，由包括企业和公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同、伙伴关系和同盟构成。中国方面强调指出，多边主义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多边主义不仅是国际社会彼此协作的方法，而且是价值观和政治意志的体现。多边主义的基础是开放性、普遍政治平等和利益均衡，实现多边主义的主要手段是磋商和谈判。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不仅要否定霸权主义和单极思想，同样重要的是要遵守同世界各国保持平等的原则。（二）联合国改革与中俄合作1联合国改革的任务中国和俄罗斯一贯主张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两国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最大的欧亚国家，强调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必要性，反对任何损害联合国地位和削弱其影响的行为。两国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关键作用。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这再次推动人们讨论联合国改革的前景。联合国成立数十年来，活动的规模和使命发生了重大变化，已大大超出创始国的设想。联合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历史：为了解决在冷战条件下维护和平、吸收新的独立国家、保障发展和完善保护人权制度等任务，联合国在国际关系方面采取了创新措施。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是系统性和根本性的。联合国的现有机制和议程远远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要应对全球性威胁、推进全球治理、为“我联合国人民”服务，联合国需要“变革”，而不仅是“修补”。联合国改革要以实现联合国的转型和升级为目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一方面对联合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又凸显完善联合国的迫切性。今天宜把联合国活动的焦点由避免世界大战转移到应对全球威胁上。21世纪以来，在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中，占据显著位置的是带有跨国性质的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性威胁，联合国需要有一种“能力逻辑”，即那些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更有能力和贡献的行为体应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联合国会员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但联合国有更伟大的使命，即保障各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的共同价值。联合国应引领全球，在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方面进行更大的变革和努力。联合国不仅能够成为依靠主权国家解决共同问题的国际合作平台，而且能够成为全球治理机制。中国专家认为，联合国还应该发动和联合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它们的作用，从而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机构。中方专家指出，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威胁、推动全球治理、服务会员国人民，联合国需要进行重大改革。2联合国改革的可能方向中俄两国都认为，联合国改革应是综合性的，应是一个基于会员国协商一致的渐进过程。俄罗斯方面强调指出，任何变革都应该经过认真准备，激进式变革将危及联合国系统。中国和俄罗斯都主张，联合国改革应该是民主的，应该在各方磋商过程中求得广泛共识。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专家讨论和辩论中，中国和俄罗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两国提出的建议就其原则基础和改革的具体方向而言是相近的，尽管在细节上可能有差异。安理会改革处于联合国改革讨论的中心。尽管安理会的转型早已成熟，但这项改革的实施极其困难。俄罗斯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目的是扩大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同时又不损害安理会的效率和行动能力。俄罗斯认为，安理会只有在理事国既有代表性、但数量又不能太多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工作。与此同时，应该保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有的特权，包括否决权。俄罗斯的立场是，必须继续通过政府间谈判的方式，寻求最佳改革模式。中方专家强调指出，安理会改革如果仅限于扩员而缺乏广泛的政治共识，强制推行个别国家为分享权力而提出的改革计划，必然造成会员国之间的分裂以及大国之间的矛盾，损害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这既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也不符合联合国改革的宗旨。联合国的改革不能仅限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中方专家认为，联合国的某些机构设置已经过时或难以胜任。以托管理事会为例，其使命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作为六大宪章机构之一却依然存在，“名存实亡”。而处理与安全和发展同等重要的人权事务的人权理事会只是联大的下属机构，与安全理事会和经社理事会相比显然“名不符实”，需要提高人权理事会的地位。俄罗斯对改变人权理事会的地位持谨慎态度，不把它的活动同联合国安理会的活动相提并论，不主张对其进行实质性改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国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独特的利益、角色和立场，在这一进程中能够起到独特作用。中国承担的会费与维和经费摊款已经位居第二，但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认为其在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中的代表权不足。有鉴于此，中国希望通过联合国改革使更多的中国籍职员在联合国工作并在华设立更多的联合国分支机构。近年来，中国就联合国改革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倡议：一是通过联合国改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通过联合国改革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促进全球伙伴关系；三是通过联合国改革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四是通过联合国改革支持联合国在预防冲突、建设和平、可持续发展、南南合作等方面或领域取得积极成果；五是通过联合国改革加强国际组织间合作，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还有一项共同任务是客观公正地讨论人权问题，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统一的全球反恐战线。中国非常关注联合国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工作。中国正在积极实施这一领域的全球伙伴倡议。例如，设立了两项专门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目的是支持联合国和发展中国家实施《2030年前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推动多边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宣布，将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联合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人道计划；再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托管基金提供5000万美元，用于第三阶段南南合作项目。在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于2025年到期后延长有效期，在联合国范畴内建立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建立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以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3中俄两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特殊作用中俄两大国之间的协调是联合国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中俄关系展示了国与国之间协作的成功范例。两国不仅建立了双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正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亚信会议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彼此协调。中俄在联合国及其改革问题上的合作具有特殊意义。首先，中俄两国彼此协调，共同提出有关全球公域治理问题的观点。例如，中俄共同提出防止在太空部署武器、对太空物体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目的是在联合国领导下促进太空非军事化和共同开发。中方专家认为，两国今后可以主张在联合国范畴内建立管理太空、极地、深海和因特网共同空间的规则和制度，让联合国在全球公域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方面保持主导作用。其次，中俄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协调行动，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在联合国范畴内也可以扩大这种合作，如在应对全球卫生健康方面。在联合国平台上反对非传统威胁的协作进展缓慢，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对维护联合国在该领域的领导地位担负着特殊责任。最后，中国和俄罗斯依靠联合国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地区热点安全问题上开展协作。中俄在传统上对某些国家和地区拥有政治和战略影响，在调解地区危机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尽管如此，在应对这类挑战方面，联合国仍是预防冲突、维护和平和世界格局的主要平台。在联合国议程中许多问题的表决上，中国和俄罗斯的立场经常是一致的。当前有一个迫切问题，即中国支持俄罗斯举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峰会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和俄罗斯外交部之间已举行一系列磋商，通过比较中俄两国有关峰会日程和议题的新建议，形成这些建议“相互吻合的模板”，协商联合国五常峰会的日程和议题。三、2020—2021年中俄同第三方协作〖1〗（一）总趋势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有关的2020年全球危机使国际进程参与者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矛盾急剧尖锐化。这里所说的尖锐化，完全适用于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有专家认为，欧盟在这种条件下多半是世界政治的消极参与者，是中国同美国争夺影响的对象。至于俄罗斯同美国、欧洲和印度的关系，则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开始的趋势的延续。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背景下，在民主党的拜登执政后，中国同西方关系的消极趋势加强了。中国同印度的关系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两国军人2020年6月15日在加勒万河谷边境地区冲突的影响，这是自1967年以来流血最多的冲突。现阶段中国同美国关系的重要特点、部分地也是中国同欧洲关系的重要特点，是美国于2020—2021年对中国提出的两大严重指控——新疆问题和把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归咎于中国。这两大指控对中国而言潜伏着许多严重的国际法后果，可能遭致种种制裁，一些国家可以根据国内法规提出司法诉求。在这一时期，中国和俄罗斯继续相互支持，在国际议程的重大问题上协调努力。俄罗斯谴责并反对把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诿过于中国，中国则支持俄罗斯对美军在世界各国保留生物实验室表示的忧虑。(二)中国、俄罗斯和美国12020—2021年中国和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俄美关系处于极低水平。美国指责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实施网络袭击，破坏人权，以及从事其他破坏性行动。正如专家们所预言的，拜登政府继承了这一方针。2021年初，双边关系再次发生危机，美国发起新的反俄制裁，俄罗斯的对应措施是严格限制美国外交使团在俄罗斯的活动。在美国方面提高反俄调门的背景下，驻华盛顿和驻莫斯科的大使被召回磋商。在战略稳定领域显现了有限的积极趋势，具体来说是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得以延期。2021年6月16日，俄美峰会举行，在军控和战略稳定领域恢复了对话，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启动了对话。专家们认为，就此而言，会晤的成果相当积极。毫无疑问，达成两国大使重返岗位的协议也是建设性步骤。但是只有在这些协议得到实现，两国建设性对话切实启动之后，才能对峰会结果做出充分评估。与此同时，仅在某些方面有选择地进行合作，这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改变不了双边关系的对抗走势。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段，中美关系继续迅速退化。从2020年3-4月起，在新冠肺炎发病率上升的背景下，美国政界人士开始激烈提高反华调门，先是指责中国掩盖病毒起源，继则说病毒是非自然来源，暗示是在中国实验室合成的，因疏忽而流入周围环境。特朗普政府成员发表了一系列纲领性讲话攻击中国。例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7月23日在尼克松图书馆发表讲话，他把中美矛盾的根源说成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认为这种制度倾向于霸权主义和干涉他国内政。这实质上是要把改变中国制度作为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一天，蓬佩奥以国务卿的身份发表了官方声明，指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居民实施种族灭绝政策”。考虑到《联合国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以及一系列国家的本国立法，这种指责可引向深远的外交和法律后果。2021年1月解密并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太战略的报告（报告实际上是很久前撰写和生效的）证明，美国领导人的言论反映了美方是以政治目标为出发点。美国实施的是从外交和经济上孤立中国、破坏中国工业潜力、从宣传上压制中国的综合战略。从2020年5月开始，美国对华制裁压力迅速升级。对中国的制裁行动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对俄罗斯的各项限制。遭到制裁的中国公司有数百个。如果说美国原先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技术和军工领域的个别公司，那么现在就扩展到各种不同经济门类的企业，从建筑业到纺织业，无所不包。中国也着手形成自己的制裁机制，其中包括2020年9月开始生效的不可靠组织清单，那些以美国制裁为由拒绝向中国公民和机构提供服务的外国公司，将被列入黑名单，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也将遭到报复。2021年6月得悉，中国正在起草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中方将可以对早先制裁过中国的外国实行制裁。这项法案被认为首先是针对美国的制裁措施。在2020年11月美国大选前，曾有过民主党人执政后两国关系会趋于稳定的希望，但是希望未能实现。2021年2月4日，拜登在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第一次纲领性演说中称，中国是“美国最严重的竞争者”。中美关系既不会出现根本性的转折，也不会保持现状，这首先是由美国国内形势决定的。今天，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会显示对华强硬。考虑到特朗普对中美关系制造的多种障碍，这将大大限制拜登政府的活动空间。2021年2月10日，拜登宣布成立国防部中国问题特别战略工作小组，以全面分析中国政策，制定本国战略。该小组已经于3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拟于6月中旬提出报告。中国专家强调指出，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也从来没有成立过协调对某个具体国家政策的跨部门小组。2021年3月18-19日，中美双方在安克雷奇举行中美战略对话，最后酿成外交纠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会晤的对外公开阶段指责中国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及破坏人权，引起中方极其强烈的反应。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内阁对中国提出的种族灭绝指控，继续致力于从法律上肯定这项指控。2021年，拜登政府恢复对中国的指控，同时还在病毒来源问题上对世界卫生组织施加压力。美国继续在各个层面对中国实施限制，包括在贸易、技术、金融、因特网、信息领域，甚至在人道领域。美国获得在全世界迅速巩固反华同盟的机会。拜登着手建立某种民主国家“价值观同盟”，开始筹备所谓“民主峰会”。美国新政府全盘接过上届政府的“印太战略”，中国方面认为其目的是在该地区建立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的类似北约的机构。2021年3月12日，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框架内有史以来第一次高级会晤。在这之前，2021年2月17-18日，北约国防部长举行了线上会议，其目的是缓和北大西洋同盟内部的离心倾向。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组成的“五眼联盟”得到加强，与日本的情报交换取得显著进展。美国加紧发展同中国台湾的军事和军事技术联系。美国军舰以维护通航自由为名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巡航。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未能执行。这一协议的一系列指标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美国对华出口仅由2019年的10663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246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出口则从4520亿美元下降到4350亿美元。2020年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总额仅相当于协议拟定额的60%。除此之外，美国公司在相当多情况下依然遇到技术转让要求，这并不符合协议的规定。特朗普政府曾就协议执行情况发表自相矛盾的声明，而且特朗普曾就此对中国表示不满，威胁要切断同中国的经济联系。而拜登政府在上任的前几个月中，似乎对协议的执行情况总体满意；2021年6月，传出双方就贸易问题恢复谈判的消息。美国之所以转变立场，可能是由于增加进口税在经济上毫无意义。中国公司在一系列生产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而且美国又不可能迅速把生产能力、特别是把高技术生产能力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结果中国对美国出口并未急剧下降。而且，据穆迪公司数据，加税产生的费用90%以上由美国进口商承担，中国出口商仅承担其余的10%。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行的加税反而给美国经济造成额外负担，这会促使美国尽快以撤销加税“换取”中国方面的让步，哪怕是象征性的让步。总的来说，中国和俄罗斯专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优先关注的对象。如果中国被美国看作长期的战略威胁，那么俄罗斯对美国来说更多是一个日常问题。2021年2月24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表示，“敌对而凶猛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而俄罗斯仅仅是一个“惹事生非”却“处于衰落中的”大国。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专家认为，美国提议举行俄美峰会的目的是希望稳定美俄关系，以腾出资源来遏制中国。2拜登政府的政策与中俄关系在俄美关系恶化、中美战略对抗上升的同时，中俄伙伴关系在继续加深。在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尽管中俄协作不取决于同美国的对立，不针对第三国，但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相近，两国战略协作正在上升到新高度。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说，2020年，中俄两国在各领域的关系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两国战略协作“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2021年3月1日，中国国防部长表达了对俄合作的愿望，包括在设备、技术和联合演习领域。2021年3月23日，中美在阿拉斯加的高层会晤刚结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即对中国进行了疫情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中俄两国外交部长发表了《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的联合声明》，就人权、民主和多边主义以及国际法准则阐述了中俄两国的观点。这意味着两国对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思想和观点作了系统化归纳。两国在各个级别和层次，特别是在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定期接触，有助于双方不断完善伙伴关系模式，在地缘政治对抗条件下有效抵御外部压力。尽管西方战略界认为，中俄彼此接近会对西方带来危险，应该把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以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但是俄罗斯认为，在俄美相互对抗并且互信彻底缺失的条件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现这一计划的可能性极小。中国方面认为，美国的目的是防止俄罗斯变成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阻止中俄深化科技合作，说服俄罗斯并使其相信，只有同西方发展关系才能避免依附于中国。美国并不指望俄罗斯在短期内改变方针，而是着眼长远，期待俄罗斯新的精英会跟中国拉开距离。美国的外交决策者通过对中俄关系的长期观察，清楚中俄关系具有密切的战略性质。它实施“战略忍耐”政策，期待中国和俄罗斯今后逐渐发生变化。今天，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对美国政策的变化做出反应。拜登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迅速恢复多边途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试图修正特朗普过分的单边主义行为。中国专家认为，尽管拜登团队发表了许多直接或间接的声明，但美国对中俄以及地区安全和全球治理的政策尚在定型的阶段。（三）中国、俄罗斯与欧盟1俄罗斯和中国同欧盟的关系俄欧关系从2014年起处于低点，双边关系每年都发生危机。2020—2021年，由于所谓纳瓦利内案件和一系列间谍事件，特别是指控俄罗斯特工部门在捷克和欧盟其他国家的非法活动，俄欧关系再次激化。欧盟和欧洲国家不断批评俄罗斯违反人权，俄罗斯认为这是干涉内政。与此同时，欧盟依然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俄罗斯外贸额中占比达到385%（不算英国占比为338%）。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188亿美元（不算英国则为1922亿美元）。欧盟国家在对俄罗斯经济的直接投资中传统上占领先位置。互信缺失、政治关系紧张和制裁行动，无疑对经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同2013年相比，欧盟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的份额显著下降。由于对俄强硬路线拥护者呼吁停止实施“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和欧盟的主要伙伴美国实施制裁，俄欧旗舰型合作项目——“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不断遭到威胁。中国同欧洲关系的特点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矛盾同互利经济合作并存。例如，据不同统计，2020年中国同欧洲的贸易额达到6495亿美元或7090亿美元。就货物贸易而言，中国首次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达57亿美元，中国对欧盟国家直接投资为47亿美元。2020年9月14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签署。在疫情背景下，中国向欧盟提供大量医疗设备和个人防护器材。双方还在疫苗问题上达成协议，例如中国向匈牙利提供疫苗。2020年，中国与欧盟继续积极完成全面投资协议谈判。这项协议将取代中国同欧盟25国签署的一系列双边条约，显著扩大欧洲公司投资中国各个经济领域的渠道。2020年12月30日，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宣布，就协议进行的谈判已按进度完成，并就协议的实施条件达成原则性共识。考虑到美国强烈反对这一协议，这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大成就。中国方面对这一协议寄予厚望，希望为双方投资参与者建立可靠的高级别投资保护机制，协议有助于满足欧盟多年来对中国提出的要求，为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打下基础。但是在2021年5月，欧盟因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多轮制裁，中国还予以反制裁，此后进一步签署和批准协议的进程停止。2020年以来，欧洲方面在人权和少数民族问题上加紧批评中国的政策，在双边和多边平台上不断提出香港和新疆问题，凡此种种都被中方看作干涉中国内政。一系列欧洲国家主张审议中国对疫情传播的责任问题，欧洲议会早先曾批评中国政府的防疫措施，指责中国利用疫情扩大影响，并据此呼吁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关系问题。2021年6月，欧盟委员会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在互联网上散布有关新冠肺炎病毒的虚假信息。中国对外政策的新风格，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抗疫失败的背景下强调本国抗疫成就，引起一系列欧盟国家特别是法国的不满。由于美国外交积极做工作，加上欧洲国家自身对中国不满，中国华为公司被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一系列欧洲国家有形无形地排除在建立5G网络的投标者之外。波兰、立陶宛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批评欧盟对华关系最积极。中国专家指出，在俄美对抗和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某些中东欧国家对华态度开始恶化。这导致欧盟成员国在对华合作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加深。例如，在中国同中东欧国家领导人2021年在“17 1”框架下举行的会晤中，某些欧洲国家仅派外交部长级代表出席；2021年5月，立陶宛宣布不再参加这一会晤。欧盟传统上对这一机制怀有戒心，担心中国“离间”欧盟国家。由于政治气候恶化，中国同欧盟的经济关系遭遇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俄罗斯专家认为，欧盟同中国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欧洲无法对华采取过激行动。欧盟的许多文件，包括2021年4月通过的欧盟印太战略基础条款，都强调指出发展对华合作的重要性。2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发展三方合作的可能性预计中国和俄罗斯同欧盟的关系将包含合作与对抗两种因素，但在政治关系紧张的条件下，务实合作的空间将会收缩。与此同时，三方在对国际社会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共同关心问题上提出联合倡议，将是对全球繁荣和地区协调发展的贡献。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都积极支持《巴黎气候协定》。考虑到能源在俄罗斯出口中占比相当大，减少碳排放和“向绿色经济过渡”对俄罗斯相关部门来说是敏感问题。尽管如此，全球转暖对俄罗斯的消极影响，包括对北极和冻土带生态系统的威胁、土地荒漠化和粮食产量减少的威胁，决定了“绿色”议程对俄罗斯的高度迫切性。三方之间务实的具体合作，可以涉及减少排放、提高能效、替代能源、新能源技术、能源补贴，以及能源政策的其他问题。俄罗斯地处中国与欧盟之间，这决定了三方在发展基础设施网络方面的合作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专家指出，2018年欧亚联通战略指出，布鲁塞尔将致力于吸引国际投资，以便开发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施2014年欧盟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即所谓“容克计划”）和欧盟对外投资计划。有鉴于此，在建设交通走廊方面开展欧亚协作很有前景。协同发展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的欧亚联通计划，以及共同制定中亚、高加索和西巴尔干多边倡议，将符合三方利益。利用人才、技术和资金的互补，推行三方在各领域的最佳管理实践，可以对缓和政治分歧，对发展交通发达、人员自由流动、政治对话顺畅、金融联系活跃的和平、稳定、繁荣的欧亚大陆做出贡献。与此同时，考虑到欧盟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日益增长的警惕、对同欧亚经济联盟合作的疑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现这些远大目标的可能性很小。三方对北极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繁荣也特别感兴趣。三方可以依靠各方的技术优势就气候变化、科学考察、海洋运输和北极资源开发展开对话，同时不涉及军事和安全问题。北极理事会可以作为这项对话的平台：俄罗斯是北极理事会的创始国和成员国，中国已经获得该组织观察员国地位，欧盟国家中既有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也有观察员国，可以观察北极理事会的活动，欧盟甚至可以被授予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地位。在疫情条件下，具有特殊意义的还有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病毒，包括科技合作，还可以合作研制和交流疫苗与药物。与此同时，欧盟把抗疫政治化，搞所谓“疫苗外交”，这给该领域的协作带来麻烦。（四）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俄印之间存在密切的友好关系，两国形成了特殊优先战略伙伴关系，其基础是俄罗斯与印度对国际格局的根本性问题持相近的观点，两国人民拥有彼此友好的传统。在务实领域，俄印合作的基础是军事技术和能源领域的稳定联系。与此同时，俄印两国经济合作的规模不大：2020年两国贸易额仅达到926亿美元，在疫情条件下下降176%，比俄中贸易额和中印贸易额都要少得多。最近几年来，在印美合作加强、俄美对抗加剧的背景下，有人认为俄印伙伴关系水平下降。此外，俄印在一系列地区发展的原则性问题上出现分歧。这首先涉及印度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推动印太概念，而俄罗斯把印太概念看作美国旨在遏制俄中——首先是遏制中国——并限制俄罗斯参与地区事务潜力的倡议。与此同时，俄印双方都努力缓和现有矛盾，尽管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施加压力，印度并没有放弃同俄罗斯的密切合作。可以证明的是，2021年4月28日俄印宣布启动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 2”对话机制。中国专家认为，对印度而言，俄罗斯的意义正在下降，印度精英越来越面向美国。例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印度之路：应对不确定世界的战略》一书中，对俄罗斯的关注少于对美国和日本的关注。中国方面预测，印度虽然不会挤压俄罗斯的利益，但也不会遵循俄罗斯的战略路线，今后将仅限于在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支持俄罗斯，同时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与此同时，印度希望印俄之间保持战略关系，通过大量购买军备，防止俄罗斯同巴基斯坦走近。跟俄印协作不同的是，现阶段中印关系的发展相当复杂。2020年，首先是由于边界形势复杂化，中国同印度的分歧在几个方面同时发展。边界问题在中印关系中并非新问题。近年来，两国边界摩擦虽然年年发生，但都通过外交方式得到顺利解决。2020年6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相当尖锐，成为1967年以来流血最多的一次冲突。此后在争议地区，包括在班公湖地区，继续发生摩擦。边境冲突使印度政治中的反华情绪猛烈上升，对两国务实合作采取大量限制措施。中国在这期间没有回应，一连数月避免在媒体上就此发表长篇报道。与此同时，双方在冲突后都力求避免关系恶化失控。经过数轮会谈，双方军队于2021年2月10日开始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中印边界西段形势渐趋正常，尽管边界问题本身依然处于僵局状态。2020年，印度致力于在经济领域同中国“脱钩”。对华贸易赤字是印度最大的外贸赤字，印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印度方面多次声明，从中国的大量进口造成印度某些工业领域“失血”，削弱了本国生产能力，阻碍了工业发展。与此同时，正如中国专家指出，印度希望更多地从中国进口印度发达的制药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器件。在美国奉行生产链“去中国化”政策的背景下，印度看到了在制造业领域取代中国的潜在机遇，积极推动美国和日本公司把生产能力转移到印度境内。印度主动限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同中国伙伴的合作。2020年4月18日，印度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中国投资。在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采取了降低经济对华依赖的回应性决策，在中国看来，这些都是非理性决策。印度禁止中国公司和中国合资企业参与其基础设施建设，抵制中国商品，撤销同中国公司签订的商务合同。2020年6月29日，印度政府为了“国家安全”，禁止59种中国移动电话入网，包括“字节跳动”，后又增加到200种。与此同时，印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仍然存在。2020年，根据不同的统计，双边贸易额为876亿美元或777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其最大贸易伙伴。从地区与全球战略角度看，中印矛盾继续上升。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印度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印度参加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度在地区层面最担心的是中国同巴基斯坦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增长。2020年，印度在国防领域同美国的战略合作显著增强。2020年2月24-25日，特朗普对印度进行了首次访问，目的是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双方达成了采购30亿美元武器的协议，包括MH-60R和AH-64E直升机。2020年10月27日，印度与美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2 2”模式的会晤期间，签署了在国防领域交流与发展合作的基础协定。早些时候，两国于2016年签订了物流合作备忘录，2018年签订了通信和安全器材兼容协定(COMCASA)，这使两国武装力量彼此能够共同使用军事基地、侦察和通信系统。中国专家认为，据此可以把印度看作是美国的准盟友。印度还在地区事务中加强了对美战略协调。2020年10月6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外交部长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框架内举行了会晤，2021年3月12日举行了四国机制首次峰会。此外，2020年9月10日，印度与日本签署了国防物流领域合作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两国将交流资源，并相互提供物流支持。2020年6月4日，印度同澳大利亚缔结了相互提供物流支持协定。2020年11月，在四方机制框架内举行了“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是四国13年来第一次。中国对南亚的外交也摆脱了对印外交的束缚。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对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的抗疫都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尤其得到进一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于2020年3月16-17日访华，显示对中国的大力支持。在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巴基斯坦多次声援中国。中巴同时加强了三军交流合作，陆军“勇士”演习、空军“雄鹰”演习和海军“海洋卫士”演习都在2020年顺利展开并有所拓展。2020年11月30日，中巴还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印关系今天处于低水平。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已经被破坏，短期内难以恢复。两国社会舆论对另一方都持极端负面的态度。在疫情条件下，两国领导人没有个人接触，贸易经济合作的发展受到限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关系恶化的趋势。中国方面强调指出，中国依然把中印关系看作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关系。2021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中印边界争议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但印度方面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看法。印度战略界精英们普遍呼吁，印度要“重新定位”中印关系，要“同美国结盟”以对抗中国。印度外长苏杰生还是坚持，只有边界实现稳定才可能发展中印关系。俄罗斯专家认为，加勒万河谷边界冲突后反华情绪的上升，将对印中关系产生长期后果，但不会导致印度对外政策原则的根本改变：印度在安全领域加强对美协作，但不太可能放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战略自主。中印两国紧张关系的缓和符合俄罗斯的长远战略利益。2020年9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中印两国防长和外长在莫斯科就调解边界冲突举行会晤。毫无疑问，俄罗斯同其他大国一样，对中国与印度政策的影响有限，但是俄罗斯可以在三边或多边机制内，包括通过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平台，促成两国互动并寻求妥协。俄罗斯方面认为，可以成为三方合作对象的有：俄罗斯北极项目和远东项目、技术、医疗、食品生产以及其他领域。中国专家认为，印度同中国有矛盾，俄罗斯对印度的重要性下降，在发展同其他大国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中印俄三边合作的前景难料。 四、中俄经贸合作：疫情的教训〖1〗(一)2020年中俄贸易疫情经验证明，尽管中俄经贸关系呈现强劲积极动态，但外部环境仍对两国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疫情削弱中俄合作势头，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中俄贸易额自2015年起呈连续增长态势（见图1），然而目前中俄贸易额降至1078亿美元，跌幅为29%。双方贸易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口额下降66%至572亿美元。而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商品增加至506亿美元，涨幅达17%。俄罗斯联邦海关署显示的数据跌幅更为严重，根据俄海关署数据，中俄双边贸易额为10397亿美元，同比下降67%，其中俄罗斯出口下降144%。尽管世界经济萎缩，疫情可能进一步诱发经济损失，相比之下中俄贸易跌幅不甚明显，特别是2020年双方贸易额第三次突破1000亿美元，双方贸易甚至收获积极成果。此外，中国在俄罗斯外贸中占比达183%（增长17%），达到目前中俄经贸关系最高水平。中国连续11年位列俄罗斯贸易伙伴之首，而2020年俄罗斯是中国第11大贸易伙伴。图12007—2020年中俄贸易额资料来源: построено АВЛарионовым на основе: 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иалог: модель 2020: доклад No 58/2020 / СГЛузянин， ХЧжао， АВКортунов и др– М: НП РСМД， 2020.
2021年，疫情仍将对中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不过随着疫情形势转好、防控措施逐步取消，中俄贸易有望回暖。根据中方数据，2021年第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上涨154%。俄罗斯对华出口额下降01%，中国对俄出口增长427%。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物流运输限制是2020年中俄贸易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中国在边境点实行限制措施，导致货运停滞。此外，防控限制措施重创俄罗斯渔业产品出口。因卸货工人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中方拒绝俄罗斯船只向中国出口海产品（9月青岛港关闭，12月大连港关闭），导致海产品供应商因仓储能力不足、国内需求低迷而蒙受巨大损失。中俄贸易额下降同样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关，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达45年来最低，为23%。这导致中国对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特别是矿物燃料、石油和石油产品（见表1）。上述商品出口额达334亿美元，同比下降216%。不过，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载体不断增长。截至2020年底，俄罗斯是中国第二大原油供应国。截至2020年12月中旬，俄罗斯通过“西伯利亚之力”管道向中国输送38亿立方米天然气，超出既定输送量25%。俄罗斯一系列商品出口呈下降态势，包括：木材和木材制品（-14%）、纸浆和纤维素（-71%）、肥料（-135%）、机械设备（-93%）。不过，2020年俄罗斯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宝石和贵金属纷纷呈现增长态势，涨幅分别为421%、3145%和1361%。金属行业贸易额上涨的原因包括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和价格上涨，2020年由于疫情影响，金属价格上涨（当年12月热轧钢的价格上涨至700美元）。此外，农产品和食品呈现稳中向好态势，涨幅达139%，印证了两国增加供应的合作机制能够在疫情严苛条件下展现其效率。数据显示，中俄农产品贸易额在54亿-555亿美元区间内。中国成为俄罗斯农产品和肉制品最大进口商。2021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食品预计将进一步上涨，两国应进一步推动农产品供应商对华出口试点项目，如2019年得益于国家扶持，对华禽类出口供应商清单得到扩大。据报道，2020年12月，“俄罗斯农业”集团（Rusagro）计划将向中国山东省出口首批奶粉。2021年，基于积极反响，两国计划进一步推动该方向合作。
表12020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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