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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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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奠基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学家。他是我国现代逻辑研究的开拓者，在国内、外都有广泛的学术影响。本文集收录的论著都是解放前出版，现在很难找到，这次结集出版，解决了广大研究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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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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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收录了汪奠基先生四本书和50余篇论文，根据《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的要求：“录籍以1949年为下限。”本集收录的论著都是汪奠基先生1949年以前出版、发表的专著和论文，内容涉及哲学、逻辑、教育诸多领域。其中收录的《现代逻辑》一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20世纪以来关于数学基础问题研究中的逻辑主义、形式公理学和直觉主义三大逻辑流派的逻辑理论、数学思想，包括现代逻辑中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公理论和演绎模型等内容。《科学方法》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各种科学方法：数学科学方法、物理与自然科学方法、人生科学方面的方法等等。《哲学与科学》一书全面论述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抗战建国纲领研究——教育篇》一书提出了在抗战时期，我们的国民教育应该重视什么？怎么样才能使我们教育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为抗日战争培养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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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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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奠基(1900-1979)，逻辑学家、哲学家、教育学家。又名三辅，号芟芜、山父等。生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逻辑研究室顾问。曾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国科学院支部委员、哲学所工会主席。汪奠基在高等院校开过20多门课程，出版或发表了20多种(篇)论著，涉及哲学、逻辑学、科学方法、数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许多领域。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逻辑学。他在逻辑学领域里研究了西洋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传统形式逻辑和现代逻辑，其中对现代逻辑(数理逻辑)和中国逻辑史的贡献又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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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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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録
邏輯與數學邏輯論(1)
現代邏輯(189)
哲學與科學(331)
科學方法(367)
抗戰建國綱領研究——教育篇(477)
論文集(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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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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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汪奠基先生生平簡介汪奠基先生(1900—1979)是我國現代著名的邏輯學家、哲學家和教育家。他原名三輔；號：芟蕪、山父；筆名：芟、芟夷、芟撫。先生於1900年10月9日出生在湖北鄂州市段家店鎮永三村。六歲開始在村裏念私塾，由於他聰明伶俐，對古書倒背如流，被鄉親們譽爲“神童”，後來又到鄂州東路小學和鄂州縣立寒溪中學（由西山寺廟改建的新式學堂）就讀，學習十分刻苦，成績非常優秀。1916年夏天，他離開家鄉前往北平求學，先在北京大學的理科補習班學習半年，旁聽了分析數學、解析幾何以及哲學、文史等課程，後來轉爲北大正式生，1919年肄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在巴黎大學、里昂中法大學等高校學習哲學、高等數學和數理邏輯等課程，取得了法國承認的大學文憑。1924年進入巴黎大學繼續深造，獲得巴黎大學數學和哲學雙碩士學位。他的老師雷諾韋爾是當時法國知名的數理邏輯學家。1925年5月，先生回國，經蔡元培先生推薦，在北京大學講授哲學、西方邏輯史和法文等課程，先後任講師、教授，同時兼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中國大學和北京女師大教授。1926年加入中國哲學會。1927年夏，暨南大學成立，先生奉調到暨南大學任教務長，兼任教育系、數學系、師範專修科主任。1928年初夏，先生離開暨南大學來到湖北武漢，任漢口特别市黨務訓練所教務長，後又任漢口市黨部委員、宣傳部長、湖北日報總編、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武昌中華大學校董兼哲學系主任。1931年9月—1937年7月，先生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哲學系、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中法大學孔德學院哲學系、中國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在這期間他與嚴既澄、李季穀等人創辦了《鞭策周刊》。“七七”事變後的六年間，先生先後擔任廣西大學（桂林）文學院教授、《今論衡》主編、西北聯合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四川大學文法學院教授、四川大學師範學院代院長，講授邏輯學、哲學等課程。此時的先生已被多所知名大學聘請爲當時的最高學術職務“講座教授”，並被國民政府*聘爲“部聘教授”，是當時國内知名度極高的學者之一。1944年11月，先生受國民政府*聘請，轉任國立湖北師範學院（現湖北大學的前身）院長。他根據學校轉型發展的要求，對内積極構建大學精神和理念，大刀闊斧地推進學科專業調整和各項改革；對外廣泛延攬人才，聘請一批海内外知名學者來國師任教。在他的治理下，短短的三年内，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從復校走向了發展的鼎盛時期，成爲當時湖北省乃至全國都很有影響力的大學。1947年夏，先生辭去了國立湖北師範學院院長一職，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後又調回北平，任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主任，兼任中國大學哲學系主任，直至北平解放。1952年，先生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學習一年。高校調整後，先生復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95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先後任中國科學院（後改名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會主席、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委員、邏輯組副組長、邏輯研究室顧問等職務，主要從事中國邏輯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出版了《老子樸素辯證的邏輯思想——無名論》（1958年）、《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輯）》（1961年）、《中國邏輯思想史》（1979年）；撰寫了《中國邏輯思想史料分析（第二輯）》（1964年交中華書局，“文革”期間丟失）、《先秦西漢邏輯史》（尚未出版）等著作。1979年8月16日，先生病逝於北京，享年79歲。先生一生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工作，在十幾所高等院校開設過二十多門課程，出版了二十多種著作，發表了近百篇文章，涉及邏輯學、哲學、科學方法、數學、教育學、心理學以及中國政治思想史等諸多領域，可以説他將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了他所鍾愛的學術事業和教育事業。二、《汪奠基集》的主要内容《汪奠基集》收録了汪奠基先生20世紀20—40年代出版或發表的絶大多數有代表性的論著。這是汪先生新中國成立前學術成果的首次結集出版，無論是對既往的學術思想的傳承，還是對當前的學術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汪奠基集》共收録了汪先生的五本書和發表的四十四篇文章。分爲上、下兩册，上冊收録了兩本書：（1）《邏輯與數學邏輯論》，商務印書館1927年12月出版；（2）《現代邏輯》（《大學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37年1月出版。下冊收録了三本書和四十五篇文章。三本書分别是：（3）《哲學與科學》（《百科小叢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28年4月出版；（4）《科學方法》（高級中學教科書之一），商務印書館1927年12月出版；（5）《抗戰建國綱領研究——教育篇》，獨立出版社1938年12月出版。四十四篇文章分别發表在當時的一些著名刊物上，如：《文哲月刊》《中大季刊》《科學月刊》《哲學評論》等等。在本書上册中，《邏輯與數學邏輯論》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和研究數理邏輯的著作。這部著作是先生於1924年夏天爲巴黎大學研究班寫的博士畢業登記論文，先生回國後一邊在大學講授邏輯學，一邊修改這篇論文並將它從法文譯成中文。當時數理邏輯還是一門很新的學問，國内懂得數理邏輯的人很少。在這本書中，先生介紹了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傳統邏輯的發展史，其中涉及邏輯學研究的對象，邏輯學與相關科學的關係，亞里斯多德邏輯的基本内容，邏輯史上的演繹批評論派和歸納批評論派的歷史，以及推理的科學結構。先生認爲新數學邏輯的産生主要是由於亞氏邏輯的研究範圍太狹窄、萊布尼茨的普通數學邏輯也不完備。他强調數學邏輯産生的必然性，並着重介紹了羅素的命題演算、類演算和關聯計算法。他認爲：命題邏輯、類邏輯、關係邏輯三者是統一的，不能説哪個更根本。他説，僅有命題演算和類演算，新邏輯是不完整的，邏輯中必須有關於關係的理論。關聯計算法能把類間各元素的關係，表現和推演得非常靈活。而關聯計算法則爲命題演算和類演算兩者之類推。在《現代邏輯》一書中，先生參考英、美、德、法等國各派的邏輯理論，比較系統地介紹了20世紀以來關於數學基礎問題研究中的邏輯主義、形式公理學和直覺主義三大邏輯流派的邏輯理論、數學思想，包括現代邏輯中的命題演算、謂詞演算、公理論和演繹模型等内容。該書對傳統邏輯進行了批評，指出了其局限與不足，今天邏輯界所談論的傳統邏輯的局限性，先生在該書中都講到了。並且，他從數理邏輯和科學關係的角度來理解數理邏輯，辨析了“數學邏輯”和“數理邏輯”之間的區别，對數理邏輯有更深刻的認識。他認爲：數學邏輯是專指應用於解決數學問題的邏輯，而數理邏輯除了數學外還涉及其他理科學科中的邏輯問題。他側重對邏輯學在其他學科中的應用意義進行了深入地分析，今日邏輯在計算機科學中的大量應用，及其他應用邏輯的興起，正好印證了汪先生的遠見卓識。如果汪先生在天有靈，他一定會感到非常欣慰。先生的上述兩部著作，對數理邏輯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賀麟先生在他的《當代中國哲學》（1947年）一書中評論當時對西洋數理邏輯的研究狀況時説，汪奠基先生“數學基礎特佳”，對數理邏輯“有相當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貢獻”。中國科學院院士席澤宗晚年回憶：他在1944年秋進入西北師大附中讀高中時，就專門找汪先生的邏輯著作來讀。中國當代邏輯學家莫紹揆説，他青年時代開始接觸數理邏輯時，就讀過汪奠基的數理邏輯著作。在本書的下册中，《哲學與科學》全面論述了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係。《科學方法》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各種科學方法：數學科學方法、物理與自然科學方法、人生方面的科學方法等等。《抗戰建國綱領研究——教育篇》提出了在抗戰時期，我們的國民教育應該重視什麽？怎麽樣才能使我們的教育適應抗日戰争的需要？爲抗日戰争培養所需要的人才。作爲早期歸國的留學生，先生始終胸懷教育救國、學成報國的抱負。他相信衹有科學才能救國，衹有“師夷長技”才能强國。所以學成回國後，他毅然投身旨在提高國民素質的教育事業。下册收録的四十四篇文章，按内容又可分爲四類：（1）邏輯（7篇）；（2）哲學（8篇）；（3）政論（11篇）；（4）教育（18篇）。上面已對先生的邏輯和哲學思想作了較多介紹，下面重點介紹他有關“政論”和“教育”方面的一些觀點：1.大聲疾呼抗日救國在收録的45篇文章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文章都和抗日救國相關。先生的壯年時代，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正肆意踐踏中國大地，和許多愛國知識份子一樣，愛國熱血在汪先生的血管中噴張，他爲東北三省的淪陷而痛心疾首，大聲疾呼國民黨政府和廣大民眾積極抗日。他號召中國人民要樹立“抗戰必勝之信念”，“現教育界應實行爲抗戰建國而服務”。在《惟有抗戰必勝之信念》《本抗戰建國之精神迎世界學生代表團》《紀抗戰週年》《以民族抗戰之建國精神紀念國慶》《抗戰建國之兩大教育途徑》《抗戰建國與科學教育》等文章中，都體現了先生積極呼籲抗日救國的思想。2.極力倡導學思並重的教育理念先生的學術成就與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學方法是分不開的。1940年，四川大學畢業生請先生示以治學方法，先生寫到：“余以爲學者必有求端致力之方，如舉綱提目，振衣挈領，從而近思體念，尋繹入理，復引申觸類，虚融蓄察，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論語》謂誰能出不入户，何莫由斯道也。學者如錯用心力，唐廢光陰，終身難得一明瞭知識。古人以學思並論，若徒誇記誦，狂肆辭説，雖間有私義，焉知統類？所謂炫聞守曲，行一不該，絶非通學。讀中應以涵養敬事爲功夫，以持志率氣爲守恆，不遷爲收攝因修顯性，强立不反，是謂學之至也。”先生十分講求治學之道，强調要有正確的學術方法。如要善於抓住根本問題，做到綱舉目張，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若抓不住主要問題，就會錯用心力、浪費光陰，一生難有成就。又如，做學問要“學思並重”，做到博學而又多思、深思，達到觸類旁通的效果。切忌死記硬背，或固守一孔之見。在國立湖北師範學院任院長時，先生曾説“君子之學，首事物本末之知，次問學先後之辯，德用兼立，學思並重”，“思辨之法有六義：一曰緒統，二曰分析，三曰明同，四曰别異，五曰存有，六曰空無。思能大乎緒統，則學有所本；辯能精乎分析，則窮理精緻”。他還一向重視科學的思維方法，把對科學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研究放在突出位置，經常運用比較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並十分注意考察研究對象的歷史發展過程，從中探求對象發展的必然趨勢。在《建起中華民族教育之科學精神》《從民族教育説到民族科學精神》《今日應速走科學教育之路》《闗於全代大會決議之教育方案》《敘學》等文章中，都體現了先生學思並重的教育理論。3.非常重視師範教育先生重視師範教育，這和他教育救國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爲只有培養好了師資人才，才能培養好千千萬萬的抗日救國的青年人，中國的未來才有希望。在擔任國立湖北師範學院院長期間，先生嚴於律己，愛戴師生，勉勵學生篤志力行、全面發展。他把德育作爲學校教育的基礎内容，教育師生德用兼立、爲學與做人並重，培養道德樂群的精神，每年師範生入學時都在他的領誓下宣讀終身從事教育工作的誓言。他給學院院訓的題詞是：“科學理知的訓練，道德樂群的精神，師範教學的專業，篤行服務的人生”，其諄諄教誨的師表師道至今仍留在國師校友心中。特别是他還親自改定校歌歌詞：“荆楚地闊，大别山青；浩浩江漢，海納不盈。學惟際此，養性存誠；念哉教育，師範前旌。日思日睿，篤志篤行；有文有史，正學正名。實科分系，教學研並；和同音樂，玉振金聲。會觀典禮，溥博貫精；我湖北師院兮，成均之英；國家下代師傅兮，民族幹楨。吾儕不驕不矜，斯天下莫與争。”當年此歌音震五峰山巒，凝聚了無數有志青年，更唱出了先生的辦學理念和奮鬥目標，即：推行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辦學主張，强調涵養品德修養。教師要念念不忘教書育人的責任，爲人師表，教學和科研並重，做到集成體系、博學與專精兼備；學校要謀求大發展，成爲大學中的佼佼者；全院師生要成爲培育下一代的楷模和民族的脊梁。其中“日思日睿，篤志篤行”在今天已成爲湖北大學的校訓，它激勵學子每天孜孜不倦地學習，並勤於思考，才能融會貫通，博大精深；立定志向，始終如一地去追求，並切實地實踐，才能達到理想的目標。1947 年元旦，先生作感詩一首：“只問耕耘不問收，行從禹墨道從周。叔時九教傳古今，學易爲名習坎樓”，並親筆爲沙市童家花園兩層新修的教學樓題名“習坎樓”，篆刻石碑置於該樓基腳，寓有“遭逢重重坎坷而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之意，藉以激勵師生努力克服困難，樹立信心，具備習於坎坷、堅韌不拔的精神品質。汪奠基倡導的這種“習坎”精神一直延續至今，成爲“自强不息、克難奮進、艱苦奮鬥、矢志不渝”的湖大精神的重要源頭。如今在湖北大學的正校門，鐫刻在大理石上的校訓“日思日睿，篤志篤行”八個大字熠熠生輝，充分昭示了汪奠基的教育理念已載入史冊，並永遠爲後人銘記。《如何訓練建國之師資人才》《突破教書生活的苦悶》《導師制應注意科學常識與理智生活之訓練》《從師範教育論到公訓學系課程改定之意見》《中學教育與科學分授》等文章見證了汪先生對師範教育的重視。三、編校中需要説明的幾個問題(一)《汪奠基集》中收録的書籍和文章的來源這些書籍和文章是分别從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湖南大學圖書館等單位的館藏文獻中複印或影印出來的。借該書出版之際，我們向這些單位和給予支持、幫助的領導、老師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没有他們的支持，《汪奠基集》是不可能面世的。當時我們找到並複印的資料除了現在讀者看到的五本書和四十四篇文章，還有六篇文章由於時間相隔太久，加之當時有些雜誌的紙張和印刷品質不佳，導致現在這些文章的字跡無法辨認，所以就没有收録到這本集子中來。這六篇文章的題目分别是：（1）《論哲學史之用及其方法》；（2）《中國數學科學思想史與希臘科學思想的數學觀》；（3）《無窮小的問題》；（4）《中國哲學與政治思想之系統觀》；（5）《儒道兩家之政治思想》；（6）《教育系進行概況及計畫》。此外，另有部分文章出處未能查明，暫付闕如。（二）編校過程中遵循的原則我們遵循尊重原著原貌的原則，基本上保留了論著中的原貌，除了原版中個别地方出現的錯别字以及能够判斷的錯誤之外，其他有些地方儘管我們感覺有些問題，但不確定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我們就没有改動，保持了原貌。例如：《邏輯與數學邏輯論》一書中目録標題不一致，層次上顯得有點混亂。總的層次是部、篇、章；有的章下面没有設節：如第一部形式邏輯；第一篇形式邏輯導言；第一章邏輯通論。再下的標題就是：一、二、三、……。有的章下面又設有節：如第一部形式邏輯；第二篇形式邏輯原理，第一章形式邏輯普通原理。再下的標題是：第一節概念邏輯；第二節判斷邏輯。……(見《汪奠基集》第5—6頁》)再如：在《數學科學的重要及其對文化思想發展的關係》一文中有這樣一個等式：“5＋7－21＝5＋10－2＝13”（見《汪奠基集》第614頁）。上述這些地方，我們覺得有問題，但無法完全確定，所以都保留了原來的樣子。還有個别地方邏輯公式的推導，我們也感覺有些問題，但由於把握不准，所以也保留了原貌。（三）主要改動情況的説明1.原版中的異體字保留，舊字形改爲新字形，因發表時間與出處不一，不同論著存在一些字形方面的差異，如“決”與“决”，本書不作更改，一仍原稿；2.原版爲豎排，本書改爲横排，因格式調整，適當修改部分用詞，如原版中的“如左”改爲“如下”；3.原版中的標點符號，存在部分不符合現代規範用法之處，予以適當修改：如表示並列關係的詞語之間，有一些地方用逗號，本書統一改爲頓號。原版表示書名時使用波浪線，本書改爲書名號等；4.原版不同論著之間存在人名譯名不一致的現象，如“萊布尼支”與“萊本尼支”，本書遵照原文，不作改動；5.原版中存在部分小字注釋，今改爲括注。原版中外國人名的漢譯名稱與原文名稱之間無標點符號的，本書對外文名稱統一括注；6.原版中存在字跡涣漫不清、無法識别之處，本書作空缺處理，以“□”代替。
第一章哲學定義與分類關於科學研究的歷史問題
第一節哲學與科學
哲學處在研究特殊物體或觀念的類别科學之前，實在没有確定真正基本自然的對象，他研究的範圍普及無限。這話並非故意張大其詞，在歷史上都有事實可證。如德謨頡利圖(Democritus)首標其哲學著述，用此語自豪曰：“吾言萬物。”柏拉圖(Plato)考證純觀念的學科，同時使物理與政治列入窮搜遠討之中。亞理斯多德(Aristotle)本天賦百科才學，而猶以博物政治，附於形而上學之中。近世大哲學家如法之笛卡兒(Descartes)，德之來布尼茲(Leibnitz)、康德(Kant)、黑智爾(Hegel)等家哲學問題研究，實際都包各科學真實問題，而有哲學普汎性的精神表現，難以一二簡單語言，作一定義式的解答。其故因哲學本身，係由各科學基本原理中集其精，搜其華，因而形成一種“原理的科學”(science des principles)。故吾輩若於各科學原理尚未確實明白，欲驟求哲學完全的認識，則在事實上必有難能。這本《哲學與科學》的主意，不只限於以普遍哲學嚴重的精神，列敍一般哲學認識的通義，還要拿真正科學的原理證明科學與哲學關係的重要。
第二節哲學與科學認識的發端
我們認哲學爲總各科學基本原理而爲原理研究的科學，但既有科學特殊的基本原理在前，何又有哲學的原理科學研究在後呢？是因哲學認識的發端，實首關於科學認識之始！且先就認識的需要簡分四步觀之。
(一)普通認識需要之始：亞理斯多德謂“凡人自然有認識之欲”。因爲人處於全智(神)與至愚(禽獸)之間，對於宇宙現象，既不能完全理解，亦不能處如下等動物對於所有現存物類置若罔聞。又因爲人生而有先天自然的奇異性，遇一切事物皆有普汎性的認識，以充實其不足之本能。普汎的考察，在智愚皆有同然，是所謂先天的，非習慣與教育所能轉變。習慣的，能自得自失；教育的，可因時、因地、因人、因俗而易；所謂普汎奇異性，則無時、無地、無人類，而不皆然。更因爲“認識之欲，爲非功利的。我們愛真理，是因其本身，非因其利益；是求所以滿足精神的要求，解決認識的乾燥，煩難”。所以真理的需要愈切，認識的需要亦愈大，人類智慧發展的進步，實自此始。
(二)理性認識需要之始：人類原爲智慧理性的動物，不能以任何認識爲滿足。所以凡事雖知其然，必更求其所以然，因此即發生“爲什麽”與“怎麽樣”的問題，要求所以認識之因與所有存在之理。簡而言之，凡事皆有理性解釋的需要，和認識事物的原因原理之要求。然而有時爲什麽與怎麽樣的問題解答，不能滿足理性驚奇的觀念，即用一名字概括，亦不足以號其普汎之德，則惟用推理以尋求其故，分别事物形形色色的表現，由直接間接，探察其必然的實在，科學認識的需要遂又因此發生。
(三)科學認識需要之始：人類所以孜孜於認識事物原因，無非爲探討物之真理，故得一真理，即可解決一事一物之端。但真理究爲何屬？簡而言之，乃智物間的結合物。本本存存，而爲物之實體性質的組織。故真理雖爲“一”而又無窮，吾人之求真理也，則不能不由一進而益深，由無窮進而益遠。然而深遠的研究，必自部分理性的認識始；换言之，須有分類的解釋。因爲宇宙間的表現，由一現象及於他一現象的過程，精神的、物質的、生存的，或現象的，皆有其個體與關係的表現。如果想求其關係普汎之屬性，必究其單純之原始，然後應用於物質，以求實體之究竟。科學認識的需要，即求物體間究竟的單純原理(現象)與定理(因果)的客體真理實行證驗。
(四)哲學認識需要之始：如果要由普汎原理的認識，證諸無限存在的現象；再由確實定理的索究，檢得萬物形成的因果，因此人類精神思想，又將由個體分類的真理而爲系統認識的關係研究。是即哲學發端的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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