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蒂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
牛津大学十字军史教授、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的历史研究员和导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中世纪史讲师。他写了大量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作,包括《上帝之战:十字军东征新史》(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和《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讨论》(The Debate on the Crusades)等。他还是企鹅经典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First Crusade)的编者。
序
1979年3月初,牛津的一个阴冷潮湿的夜晚,一位初出茅庐的历史学家正在考试学院战战兢兢地进行着一场讲座,零星的听众有的点着头,这位演讲者则在疑惑他为什么要开始讲。门开了。进来的有中世纪的骑士、穿着锁甲的士兵、吟游诗人、堕落的修女(穿着渔网装,衣服开叉到大腿)、麻风病患者(效果是用蜜蜡做的),还有其他奇装异服的人。他们高唱着“这是上帝的旨意!”(Deus lo volt!),递给演讲者一块木片(装在一个鼻烟盒里),恳请他带他们去耶路撒冷,然后就涌向了隔壁的酒吧。演讲者和听众们也很快加入了他们,一同为打断他的思绪而松了一口气。后来,在当地报纸的头版头条显著刊载了这场微不足道却充满年轻活力的小闹剧的原因,就是这场讲座的标题:“如何计划一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
事实上,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再加上当时社会的远大抱负,反而给这个时期注入了某种刺激,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神学、哲学和教会法律进行理性的研究。例如,因为想要为上帝的存在提供理性证明,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发表了自己的本体论论述《宣讲》(Proslogion,1077/1078),这本身也是对现实或推论的中世纪怀疑论的一种评论。通过查问权威文本,对其中的矛盾处和疑难点进行探寻、解释和释疑,这种严谨的学术调查方法首先是由彼得·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所开创的,尤其是在他的《是与否》(Sic et Non,约1121)中,这部著作中包含了理性过程的经典程式:“有疑问我们才会去调查,经过调查我们才能见到事实真相。”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必须要有理性,才能让人类的信仰得以完整吗?或者并非如此?”这种通过探寻来获知真相的方法成了中世纪学术方法的基础,并且在12世纪和13世纪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大学中成了学术调研方法的主流。大学的课程遵循两种理性讨论的模式,都是从古典教育中演化而来,一种是文学(artes liberales),包含三艺(文化、修辞和逻辑);一种是数理学,包含四艺(算数、几何、音乐和天文,其中天文实际上指的是星相)。接受过这些学科教育的人们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了顾问、组织者和积极的参与者。
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在尝试解决圣枪的争议时,人们采取的依旧是理性、缜密的方式,想要尽可能公平地平息疑虑,让人们可以透明、一致且客观地理解上帝的裁决。这反映了教会的总体政策,即排除那些伪造的、买来的或偷来的圣物的邪恶圈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作家中最投入、学术地位也最高的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约1060—约1125)猛烈抨击了苏瓦松(Soissons)的圣梅达教堂(the church of St Médard)自称拥有的耶稣的乳牙。圣物兹事体大。通过吸引朝圣者的奉钱,经过认证的圣物可以为拥有它的教堂或修道院带来可观的财富。而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因为此后有大量圣物被投入市场中,其中包含一些在西方早就受到崇拜已久的圣物的复制品。这样的事并不鲜见。1098年的安条克圣枪的竞争者就展示在君士坦丁堡,而这些十字军战士们在一年前才看到过。1204年后,拜占庭的圣物拥入市场,让问题急剧恶化。那些收到掠夺而来的圣物的人们必须自己保证这些圣物是真的,而不是花钱买来的。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的修士罗斯坦(Rostang)详细记录了1206年,圣克莱芒的头颅捐献给他们修道院的具体情况。为了让人相信其真实性,罗斯坦从捐赠者,也就是当地领主塞西的达尔马斯(Dalmas of Sercy)那里得到了一段详尽的口头描述,讲述了圣徒的头颅是如何被找到的,又是如何在希腊守卫的鼻子底下被偷出来的。这段故事读起来颇为生动,但这段记录的目的只是要证明这件圣物的真实性,以及作为新物主的合法性。圣物赝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普遍,终于在1215年罗马举行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颁布了一项法令来整饬圣物行业。新出现的圣物必须得到教皇的认证。其目的是防止信徒被骗,“说谎的故事或造假的文件在各地屡见不鲜,只是因为人们渴望从中获利”,而罗马教廷的认证体系也无法从这种渴望中幸免。幸好克吕尼的罗斯坦不辞辛劳地写下了圣克莱芒头颅的这段传奇。罗斯坦和拉特兰公会议上的神父们都明白书面记录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