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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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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国家治理综合评估体系的著作，有三大特点：一是评估价值中国化；二是评估体系综合化；三是指标体系可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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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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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合中国实际，广泛借鉴国内外治理评估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估体系。意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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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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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志章，男，1972年生，湖北咸丰人，1998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历史学院获史学硕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获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纲要”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湖北地方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2013年8月赴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做访问学者，2015年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2016年入选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第四批）。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近年来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4项。代表著作有《中国道路——思想前提、价值意蕴和方法论反思》（与欧阳康教授合著）等3部。研究论文有《中国共产党90年纠“左”反右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制度结构的理论逻辑和历史依据》等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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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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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一章治理理论与实践/1第二章善治与治理评估/19第三章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兴起及其中国化/37第四章中国国家治理评估的价值原则和评估框架/60第五章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评估指标体系/72第六章中国国家治理能力评估指标体系/90第七章中国国家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113第八章关于中国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实施的补充说明/134参考文献/141后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性
简析/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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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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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必须努力提高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中的科学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度转型。这种转型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延续与传承，又是一个跃迁的过程，需要变革与创新。通过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传统治理优势，创造新型治理优势，把两个优势内在地结合起来，为中国国家治理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提升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治国理政能力，也有可能为人类对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一、强化使命意识，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定位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治国理政提升到了全新思想境界和高度实践自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包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内容，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内在地结合起来，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分为两个具体的阶段，并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既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制度保障条件，也作为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表征。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阶段，除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社会文明程度，人民生活状态，生态文明状态等指标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那就是“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上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重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制度体系和能力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突出标志和重要表征。二、强化历史意识，深入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历史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实践创新的前提。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留下了历代先哲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丰富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给我们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深入研究古往今来中国国家治理从理念、制度、政策到行为等的发展历程，可以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反省重大失误，探究深层原因，明晰历史教训，掌握客观规律，确立决策参照，提升决策智慧。例如：如何在传统之道与现代之势之间更好地保持张力？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传承性决定了历史演变规律会深刻地延续并影响到今天，要求我们尊重前人、历史和经验，但社会发展的不可逆性又决定了今天不可能是昨天和前天的简单延续，一定会有新的变革与需求，要求我们会通古今，勇于探索、超越与创新，自觉地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不仅有可能使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获得更加丰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内涵，也有可能获得更加坚实的历史基础，丰富其理论内容，更新其理论形态。三、强化创新意识，更好地发挥中国政治制度治理优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首先必须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治理优势。1949年以来，我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和完善。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最基本传统和最重要格局，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安身立命之所，必须在新时期得到自觉和有效的坚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国的进步，它们也需要获得最大发展和创新，以保障和展示中国道路的特殊优越性。为此至少应努力实现四大升华：第一，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由外来思想真正内化和升华为“中国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融合，直面并回答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造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在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真正融入中国社会，融入中国民众的精神家园；第二，中国共产党要由领导角色进一步落实和升华为“服务角色”，善于团结和汇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通过科学决策、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强化协商民主，善于支持和激励人大、政协、政府、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中国社会，发挥党员个体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三，社会主义要由传统模式进一步拓展和升华为“中国模式”，既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原则，又能探索中国道路，强化中国特色，激发社会活力；第四，人民民主专政要由国家主导进一步拓展和升华为“人民主导”，坚持依法治国，落实以人为本，切实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以上四个方面的变革与创新应当相互影响，良性共振，极大地激发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优势，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四、强化批判意识，透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多元化状态国家治理既要适应当前中国的价值多元化状态，也要引领中国社会的价值合理化进程，为此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挥应有的批判功能。要准确盘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各种价值取向、各种实践行为等，并对其做出合理性评估，张扬其合理内涵，批判其不合理方面，为人们做出恰当的价值选择提供指导。当代社会迅速转型，进入价值多元化状态，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俱存。应当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价值并非都是合理的和健康的，为此必须对那些不健康、不合理的价值观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健康、合理的价值观予以保护和张扬，对多元价值进行有机和有序整合，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保障各种正当利益和合理价值诉求的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实现机制，引领多元价值的健康发展方向。例如，要研究当前中国各种价值之“元”之间有无共同基础，探讨国家认同的共同前提在哪里，如何进一步增强；要研究不同的价值之“元”间的基点之间的差异，探讨应否、能否和如何通过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系整合不同的“元”；要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本底基础(底线)和高端目标在哪里，探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多大的覆盖面、多深的包容度和多元的复杂性，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保障和对策依据。正是在这个科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增强其说服力和解释力，在提高全民族的思想自觉和理论自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在本质上就是人的理性自我认识，且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应当为人民“代视”与“代言”。这两个功能规定，要求我们自觉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聚焦当代人类、中华民族和个体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从人类文明进步和中国人生存发展中汲取营养和活力，既敢于为人民“鼓与呼”，发时代之先声，扬人民之精粹，树社会之正义，又善于用科学思想理论武装和感染人民，彰显中国特色，提升人生境界，引领发展方向。五、强化整合意识，提升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性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与荟萃全民智慧。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看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各级组织在战略设计和宏观布局方面的引领作用，以便更好地体现中央意图、政府主导、民族大义、全局利益，同时又要善于立足大众，尊重个体，关照民意，动员全体，把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内在地结合起来。第二，在法治之刚与德治之柔之间保持张力。社会生活的多层次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方式的多方面和多层次性。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既是客观需要，也是治国智慧。一方面要努力通过刚性的法律与法治为社会大众划定行为底线与边界，另一方面要通过柔性的美德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与价值追求。第三，自觉应用现代科技和网络体系参与国家治理。信息化已经并在继续极为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与交往方式，也要求新时代的信息化国家治理方式。应努力学习应用现代治理模式与治理技术等，为中国国家治理注入新理念、新技术、新动力。综上所说，我们只有通过最大限度的创新与创造，把传统优势与创新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才有可能既超越自我又超越西方，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和治理保障，也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丛书”策划的宗旨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以“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从理论、方法、实践等多维视角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探讨。本丛书作者团队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为主，邀请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共同组成。欧阳康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从国家治理的价值范畴、演进逻辑、比较优势等理论层面，以及基层治理、政治治理、全球治理、绿色发展和生态治理等实践难题入手，发力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人类对更加理想的社会制度探索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虞崇胜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逻辑》，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主题，深入探讨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着重研究不同制度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规律，以期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别是制度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杨述明著的《智能社会建构逻辑》，集中选取智能社会演进过程中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的关键领域，敏感地触及社会智能化的新变化，从智能社会视角尽可能地揭示其演进规律，系统厘清智能社会演进逻辑与建构逻辑，有助于人类更理性、更全方位地认识社会、国家各项机制运转，进而更加积极从容应对新的社会形态图景下的社会生活实践。杜志章著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估体系研究》，旨在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广泛借鉴国内外治理评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充分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探索既体现人类共同的“善治”追求，又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实践导向性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张毅等著的《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概述出发，分析各国的治理经验，总结治理模式，并对网络空间基础设施、网络数据、网络内容、网络空间治理主体等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试图依据我国“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探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新趋势。吴畏著的《当代西方治理理论研究》，跨学科、广角度、全景式地论述西方治理理论的历史、概念、逻辑和最新成果，为建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中国话语体系和理论形态提供理论借鉴，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他山之石。叶学平著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对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指标体系、衡量标准、统计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构建，从理论与实践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需要处理的几大关系也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赵泽林、欧阳康著的《中国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旨在开展绿色发展精准治理的政策研究，通过权威部门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发展大数据分析平台，客观呈现中国内地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人均绿色GDP、绿色发展绩效指数的年度变化情况，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了合理可行的对策性建议。杨华祥著的《中国传统治理经验及其现代转换研究》，在深入梳理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历程和分析了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至上的原则，推进传统治理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传统典章制度的创造性转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向完善。李钊著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研究》，将公共行政置于国家建构的广泛背景之中，用社会合作型组织取代官僚制模式，依靠多维度运作的模型使公共行政切合现代社会领域分化的趋势，以期在使中国国家治理各项目标切实可行的基本前提下，借助公共行政的媒介塑造各社会领域的内在秩序，把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宏观建构推向新的高度。本丛书是国家治理领域的重大研究成果，在学术上有利于深化和拓展对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在实践上可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2020年6月于武汉喻家山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估体系研究前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揭示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一是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二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三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方面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和要为之奋斗的目标。随着中国“十三五”目标的达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基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上述新时代的新任务和新目标也正是到本世纪中叶将要实现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天然地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重大命题，即“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到二〇三五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尺度。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需要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而且需要有一把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尺，即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因此，探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及其评估体系，对中国的治国理政水平进行综合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策建议，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时代课题。本书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估体系研究”为书名，是本人承担的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国家治理综合评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5BKS064)的最终成果，其任务在于努力构建一把衡量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尺。本研究在全面梳理国内外已有各种治理评估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构建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综合评估体系。20世纪90年代西方治理理论兴起，便有了相应的治理评估体系。较早的且应用最广泛的治理评估体系是1996年由世界银行制定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ions，WGI)。随着西方治理理论在全球的普及，相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治理评估指标体系，涵盖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城市治理、社会治理、行业治理、企业(公司)治理等，数量多达数百种。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广泛借鉴人类文明积极成果的进程中也引入了西方治理理论。各种治理评估体系也在中国各领域被广泛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的发展活力，提高了中国的治理水平。然而，各种治理评估体系天然地蕴含着其评估主体的价值旨趣，尽管所有评估体系都以“善治”(good governance)为追求，但作为价值判断的“善”，其标准因价值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西方主导的治理理论中的“善治”标准多为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规范性主张，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多元主体”“多中心主义”“绝对人权与绝对民主”“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绝对自由化”等，在许多方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存在冲突。因此，本书一方面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积极因素，也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作了必要的价值转换和话语转换，即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为中国国家治理评估的价值尺度。此外，目前国外的治理评估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大型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基于投资或援助目的针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治理现状评估或投资援助绩效评估；二是针对某一领域的专项评估，例如民主评估、人权评估等。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国家治理评估问题，除了原中央编译局俞可平、何增科等提出的“中国治理评估框架”(2008)和“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2012)，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沈传亮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体系”(2014)等综合性评估之外，多数学者侧重于国家治理某一领域的评估，例如基层社会治理评估、社区治理评估等。因此，本书将从综合层面，制定包括国家治理体系评估、国家治理能力评估、国家治理绩效评估在内的综合评估体系。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中国特色、综合评估、可操作性。首先，“中国特色”，指以中国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为评估对象，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尺度，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指向，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为话语体系；既充分借鉴西方治理理论的合理成分，又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不生搬硬套西方治理理论的价值尺度和话语体系。其次，“综合评估”，国内外多数治理评估体系为专项治理评估，要么以“价值”的实现程度为评估对象，例如民主测评、人权状况、廉洁指数等，要么以不同领域的治理为评估对象，例如城市治理、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治理、社区治理等。本评估体系是对国家治理进行综合评估，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又包括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绩效各环节。最后，“可操作性”，本评估体系具有完整的评估框架，具有清晰的价值尺度，多数四级指标的数据获取渠道明确，各类指标的权重设置合理，计算方法可行，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当然，一些四级指标的表述还不够准确，也有一些数据获取的渠道还不十分明确，有待在评估实施过程中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从内容上看，本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国家治理评估的价值原则，制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综合评估框架，并从国家治理体系评估、国家治理能力评估、国家治理绩效评估三个维度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国家治理”是一个具有浓郁中国气息的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国家治理”基本停留在学术层面，而且局限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国家治理”便上升到国家战略和政治层面，而且在治国理政各领域被广泛运用。当然，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之“治理”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治理”，也不同于西方传统的“governance”，而是包括古今中外各种积极因素在内的“治国理政”。对中国国家治理评估必须遵循中国的价值原则，具体包括：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第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人民性，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第五，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揭示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一是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二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三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三个方面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任务和要为之奋斗的目标。随着中国“十三五”目标的达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基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上述新时代的新任务和新目标也正是到本世纪中叶将要实现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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