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最早出现于古风时代的希腊（公元前776—479年），并在接下来的古典时代繁荣起来，在那个时期，它是一些杰出思想家思考的热门主题。教育和文学活动都是由公民身份的发展而引发的：个体需要学习如何按照那种身份去行动。到了8世纪，典型的希腊社会政治实体不再是王国或是部落，而是城邦（polis）。城邦（我们应该避免使用存在某种误导的翻译——“城市国家”）——如斯巴达（Sparta）、科林斯（Corinth）、底比斯（Thebes）——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是一个微型国家。即使在人口膨胀和实行民主统治的雅典，其鼎盛时期最多也可能只有5万名来自公民家庭的成员，尽管在这个数字基础上还须加上外国居民和奴隶。人口的规模和结构以及地理空间的狭小，的确给公民身份的起源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城邦是一种紧密结合的共同体，规模上相对较小而在种族上具有凝聚力的群体占据主导地位，而那些局外人—―外国人和奴隶—―承担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作。结果，主导群体享有相对财富和闲暇的特权，从而可以参与城邦的管理事务，简而言之，就是成为公民。\\r\但在成为公民的这个机会背后存在另外两个决定性因素。一个是对城邦福祉的承诺（commitment），包括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和愿望，这本身也包含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要素。消极方面的要素是指对不尊重法律的独裁统治的憎恶。据说，“专制的政府在灵魂深处冒犯了希腊人”（Kitto 1951：9）。积极的要素就是指聚集起来讨论共同体事务的习惯，它表示的是一种浓厚的公民兴趣，这种积极要素可以在荷马所描绘的英雄时代找到其源头。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是希腊人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物。公民政治效忠的目标不再是酋长、君主或是国王，而是一个概念实体，即国家。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公民事实上就是能够“在政体中有所分担”的个体（参见：Hornblower and Spaworth1998：152），尽管分担的具体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体模式，例如，是寡头政治还是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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