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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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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深度打捞以蜀地为中心的大区域历史，重点关注李白、杜甫、王维、长孙无忌、阎防、文彦博、苏轼、范寮、张栻、陈廷敬、乔大壮、易顺鼎等数十位历史人物的蜀地履踪和幽微心史。以对视和回环的历史观、充满人文情怀的笔调，思考历史事件和传统精神予以当代人的思想启发。这些人物和事件，既有大人物和大事件，也有隐藏在历史背景里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和作为一种事件存在的历史现象，比如范寮和黄庭坚的关系问题，文彦博和蜀锦的问题，乔大壮代表的文人抗战，诗人的十五岁现象，古代人物头像与实际年龄不符的现象等，其中具见作者对区域性和侧重点细致的田野考察功夫，也凸显作者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运用，更见出了大区域和小历史等话题下，具有个人趣味的独特的选题视野。全书语言典雅，情感充沛，贯穿始终，读来不仅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还给予人以沉静思考和无穷启迪。是一部以文学情感普及历史地理学的优秀作品，一次与历史人物的灵魂对语，一番对烟云旧事的当代思考，一场随蜀地山川的贴身游走是历史随笔，亦是作家庞惊涛的情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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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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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家在担任《看历史》杂志主编期间，在《看历史》杂志、《书屋》杂志、《文史杂志》、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国内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历史随笔作品的集合，涉及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如：宇文恺，长安城的建造者；“兄弟状元”，阆中的精神遗产；杨慎夫人黄峨；宋人笔记里的中秋赏月等内容丰富又通俗易懂文章共30余篇，有较高的深度和思想性，尤其突出了四川区域史的发掘和思考，是目前历史随笔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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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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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惊涛，自署云棲阁主，别号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钱锺书学”研究者，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蜀山书院山长，书评人。著有《啃钱齿余录——关于钱学的五十八篇读书笔记》《钱锺书与天府学人》《青山流水读书声》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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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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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历史回环
003 庚 子 纪 事
031 张 縂 : 四 海 无 人 万 古 空
060 ” 金 马 碧 鸡 ” 迷 局
076 宇 文 恺 : 长 安 城 的 建 造 者
085 李 贺 辞 考 与 唐 讳 探 微
094 长 孙 无 忌 : 令 旗 山 下 的 穷 途 末 路
109 鱼 玄 机 : 在 温 庭 筠 与 李 亿 之 间
113 诗 佛 王 维 的 ” 哭 ”
124 遁 世 诗 人 阎 防 和 他 的 朋 友 圈
129 文 彦 博 : 在 灯 笼 锦 的 两 面
133 范 寥 : 历 史 烟 云 中 的 成 都 豪 侠
150 ” 兄 弟 状 元 ” : 阆 中 的 精 神 遗 产
163 黄 峨 : 作 为 杨 慎 的 夫 人
167 陈 廷 敬 何 以 被 称 为 ” 完 人 ” 1
173 郭 : 一 次 ” 诫 勉 谈 话 ” 改 变 的 人 生
177 尹 壮 图 和 他 的 盛 世 危 言
184 郫 筒 酒 往 事
190 黄 仲 则 : 风 露 中 宵 ， 未 老 先 衰
193 绍 兴 师 爷 许 思 湄 : 飘 蓬 半 甲 子 ， 潦 倒 一 卷 书
199 ” 龙 阳 才 子 ” 易 顺 鼎 的 蜀 中 壮 游
215 泪 满 家 山 百 战 场 乔 大 壮 的 山 城 岁 月
233 宋 人 笔 记 里 的 中 秋 赏 月
241 嘉 庆 年 间 的 海 上 缉 盗
246 面 条 进 化 史
254 菊 的 进 化 史
261 唐 诗 中 的 早 朝 景 象
268 十 五 岁 现 象 : 以 李 白 、 杜 甫 和 王 维 为 参 照
276 中 年 味 道 : 以 杜 甫 和 苏 轼 为 参 照
第二编现实对视
285 后的古井
294 一枕流溪绕官坟
300 秋天诗话
309 桂蕊诗情
321 “北钱南王”：跨越半个世纪的思想契合
324 从“哪吒”的形象演进史谈神话改编的边界
3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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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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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
编历史回环
庚子纪事
一
世乱多妖。
一百多年后，对义和团运动的再认识，尽管存在阶层之间的差异，但其作妖本质引发的社会动荡，给中国造成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
在这场史称为“庚子拳乱”的社会大动荡之中，清政府剿与抚的态度游离，让它自己成为这场动荡的受害者之一——当然，一定程度上可以认定为是其自作孽所致。然而，比起“拳乱”波及的亿万中国民众来，一个理当承担责任的政府这点受害简直不值一提。从1900年庚子年到次年的辛丑年乃至“庚子赔款”持续履行的几十年间，中国人用几乎是三代人的生存代价，背负起了这个沉重的历史负担。
这简直像一场持续经年的余震，它使“庚子年”从一个普通过渡的年份，变成了一道心理魔咒，从此深深刻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如果一定要说“庚子”这个年份带来的一点好印象，大约是后来有相当一部分精英享受到了“庚款奖学金”而有了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的机会。但“奖学金”前面的“庚款”定语，仍然不失为一种耻辱和警示。
因为深重，所以深刻；因为深刻，所以深思！
可能从那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回忆和思考：上一个、更上一个庚子年是怎样的？这些60年一轮回的庚子年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谜题和天机？下一个庚子年，又将呈现怎样的人间面貌？
2020年，当21世纪个庚子年叩门而来的时候，我突然想重新走进历史：从进入公元以来的个庚子年开始，翻翻历史上的那些庚子年，看看那些庚子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魔咒真的存在吗？耻辱之外，警示之外，今天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启发？
是的，我或许仅仅是好奇而已。又或许，只是单纯想戳破1900年“庚子年”给中国人留下的固有的“动荡”印象。我权当这是一次庚子历史的主题旅行。
二
那我们就从公元100年开始吧。
这一年，是汉章帝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的个庚子年，也是进入公元后的个世纪年。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先是汉朝日南郡象林县蛮夷二千余人反叛，寇掠百姓，焚烧官寺。郡县发兵讨伐，杀其渠帅，余众投降。少年天子汉和帝在摆脱窦氏戚族的政权控制后，开始励精图治，内整吏治、外击匈奴，“永元之隆”露出了一点可喜的苗头。
另一件大事，便是许慎在这一年编成了《说文解字》。这一年，许慎大约42岁，他用5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字典。不过，在当时，他的个人著述并未引起帝国层面的重视，顶多只是在小氛围里被传读。大约要在21年后，他才在病中安排他的儿子许冲“诣阙献书”，而接受这本书的，已经不是汉和帝，而是汉安帝了。
因此，真正困扰着帝国上下的，还是那一年多发的自然灾害。先是秭归山崩，对，就是屈原老家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山，什么原因崩，没有更多的史料记载。当时的怪力乱神足以影响朝局，在今天看来，就是地震引发的山体崩塌。再是六月的舞阳大水。此地位于河南中部偏南，因在舞水（又作潕水、水）之阳而名。这次大水究竟多少人口受灾，史书上也没有明确记载。可怜的汉和帝只能不停地赈灾，因为粮食缺口太大，连种粮都拿出来了。
尽管史书可能缺位，但历史是有记忆的。人们对庚子年必有大乱的主观印象，或许就来自公元100年发生的蛮夷叛乱与自然灾害。
三
强化这一印象的，是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庚子年。
公元160年，庚子年。早在进入庚子年之前，因在剪除外戚梁冀集团中立下功劳，宦官单超、唐衡、徐璜、左悺、具瑗被封侯，时人并称“五侯”，东汉历为猖獗的宦官专权时期就此开启。
可惜封了侯的单超并没有福气消受这样的好命，不久就死了。留下唐、徐、左、具四个宦官继续专权乱政。当时京城里流行一首民谣：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极言四个宦官的熏天权势。
其实宦官专权早就不是新鲜事物。早在个统一王朝秦朝诞生之后，就有了专权乱政的宦官。说起来，赵高完全可以说是他们的始祖，他在秦始皇病亡沙丘之后，和丞相李斯矫诏杀了本该继承皇位的扶苏和大将军蒙恬，扶持亲近的胡亥继位。此后，作为拥戴胡亥继位的赵高成为秦朝的实权人物，大肆屠杀皇室公子公主，又施计杀了李斯，独揽大权，胡作非为，后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积极”推动了秦朝的快速灭亡。
赵高的专权和后的作死，都与一统王朝、争夺皇权和巩固皇权利害攸关。宦官和帝王的结盟，在赵高时代开了头，此后便成为中国帝制时期愈演愈烈的政治戏份。后来的宦官，在“作死”的方法上可谓花样翻新，青出于蓝。东汉五侯专权，即是赵高之后，“宦官专权”的2.0升级版。
短命的单超到阴间单操去了，剩下的四个宦官并没有停下“作”的步伐。史书记载，四侯“皆竞起第宅，以华奢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焉”。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宦官们争着修奢华府第，连仆人也跟着作威作福，而他们的兄弟亲戚，则当上了州郡的长官，其祸害百姓的程度，和强盗没什么区别。这么“作”的结果，是不让老百姓活命，后老百姓只能沦落为盗贼。
东汉晚期的政治和社会乱象，一大半要拜宦官“作死”所赐。
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本以为赶走外戚梁冀，日子会好过些，谁知道扶持上来的这些个宦官比外戚还更没有底线。皇帝呢，虽然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结果，但自己挑的选择题，“含着泪也要做完”，只要江山社稷名义上还在刘家手上就好了，至于老百姓，苦就苦一点吧。
皇帝这么想，结果只会越来越糟。
公元220年，是为庚子年。苟延残喘了将近200年的东汉帝国终于在名义和事实上都消亡了。魏受汉禅，曹丕始称帝。
这个看起来不过很平常的朝代更迭，实际上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头，也埋下了天下大乱的祸根。尽管早在曹操时代，东汉帝国的政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曹操的政治权谋。“我不当皇帝，但我可以把皇权玩弄于股掌之上。”是曹操对皇权多么敬畏？这当然说不上，但出于对千秋史笔的忌惮，曹操始终隐忍，不愿称帝。老子一死，儿子再没有那么谦让，名义上是禅让，实际上是直接抢夺，跟强盗没什么两样，而作为弱者的汉室宗亲，也只有乖乖让出皇位。
抢皇位，我来当。这一年，碰巧也是庚子年。它给后来的那些奸雄们做出一个明确的历史示范：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了这个示范，三足鼎立的刘备于次年在成都称帝，忍了几年，孙权也于公元229年在武昌称帝。这一番三国演义，一演就是60年。到了公元280年，刚好又是一个庚子年，三国的戏码结束，天下变成了司马家的。
那一年，晋伐吴灭吴之战，带给江南一带民众的灾难是深重的。自古以来，兵灾就猛于自然灾害，只因自然灾害尚有一线生机，而兵戈板荡之下，普通民众很少有苟全性命的可能。对于孙吴政权庇佑下生活在首都建业的那些人而言，前一秒还在江南温柔乡里享受，后一秒即沦入亡国丧家的悲惨境地，这样的变化实在够魔幻。某个年高德劭的长者，会从血淋淋的战后废墟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哀叹：庚子多乱啊！
四
说庚子多乱，也有冤枉。
但凡是兵戈止息的年岁，必然继之以文教兴盛。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一，司马氏控制的晋朝延续了155年的国祚。这一百多年间诞生的文化名流以及文化成就，成为有史以来一个瞩目的高峰。所谓魏晋风度，一大半要靠晋朝人的贡献。
公元340年，又逢庚子年。个为中国文化的鼎盛做出贡献的人已经登场了，他就是大书法家王羲之。
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更多是以“王谢世家”的显赫身份而不是书法家的身份而存在的。早在东晋咸康初年（约公元334年），王羲之便出任江州刺史。那时候的江州，可不仅仅是今天江西九江这么小一个地方，它管辖的范围囊括了今天江西省的大部分地区，由此可以看出王羲之这个江州刺史的分量。
在任江州刺史期间，王羲之在庐山南面金轮峰下的玉泉帘附近，修建了一栋别墅。这可能是庐山历史上栋有名的别墅。关于王羲之习书法的墨池和通过养鹅慧悟墨艺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别墅里。“墨池”和“鹅池”的传说，让这栋别墅名声在外，也让庐山成为当然的文化高地，佛道两家对这种文化名山的争夺更能说明其分量。
王羲之辞任江州刺史之后，将庐山别墅这个有名的“家产”，捐给远道而来的西域高僧达摩多罗作为“庙产”。由“家产”而至“庙产”，这大约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有文化影响力的个人捐赠，佛道之争从这个捐赠活动里分出了胜负。王羲之对佛教教义的服膺或者说对达摩罗多的宗教魅力的钦服，让他毫不犹豫地捐出了这处庐山的别业，让庐山有了有史以来见诸记载的座寺院。
从“王羲之别墅”到“归宗寺”，变化的岂止是名字，还有中国人对佛教的观念和态度。对那些远道而来的传教者而言，何其有幸，他们在庐山找到了“舍家传教”的知音；而对越来越多信奉佛教的中国普通民众而言，何其有幸，他们在庐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一年，“何其有幸”，刚好是庚子年。
五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还有一句话，叫“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它们的消长关系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都是一样的逻辑。
王羲之捐别墅给西域高僧，内心应该怀着一副度世救人的菩萨心肠：莲座之下，一直岁月静好。世间的人，个个都活得如他笔下的字一样飘逸出尘，顾盼多姿，多好！可惜艺术家王羲之左右不了时局，“归宗寺”的动人梵音敲了不到60年，就不得不经受马蹄嘚嘚与刀剑锵锵的混合二重唱。
公元400年，这可能是中国历乱的庚子年。
一个中国，就存在十个大小不同、影响不一的政权。
这一年，光年号就有十个：东晋隆安四年、后燕长乐二年、后秦弘始二年、西秦太初十三年、北魏天兴三年、后凉咸宁二年、南凉建和元年、北凉天玺二年、南燕建平元年、西凉庚子元年。这么多年号，老百姓记谁的呢？似乎个个都雄视天下、国祚万年的样子，但其实谁都逃不了短命的结局。顶可笑的是后这个小政权的小皇帝取的年号，直接用“庚子”，简单、粗暴、直接，也难怪它维持不长。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割据政权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新世纪之初明媚的阳光，反而带来了彼此争夺征战的血光。曹丕在公元220年，即进入公元以来的第三个庚子年开的“好头”开始结出了致命的“坏果子”。“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乱世基因，在公元400年爆发性地发作。
历史同情老百姓，翻一个甲子，洗洗牌，又换了个治世。公元460年，天下似乎好多了，文化和宗教的兴盛是治世的表征。这一年，一个伟大的文化工程启动了：佛教沙门领袖昙曜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建造云冈石窟。公元460年，武州山南麓，万人开凿的铁石撞击声一定是美妙而悠远的，那声音在山间持续响了15年，为世人留下了这一组惊人的数字：东西绵延一公里，总共45个石窟，51000余躯石雕造像。
除了云冈石窟，那一年，还有一个治世的大事值得一说，那就是数学家祖冲之算得圆周率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领先世界约千年。只要有人还愿意花心思去想这些看起来无助于现实利益的事，这世道就坏不到哪里去。
在数学还没有成为中国独立学科体系之前，这些天才的数学家们如何度过没有灯塔的万古长夜？有一天，我就这个问题请教成都理工大学的赵川教授，她觉得这个来自诗人的善意良问恰好击中了她的心扉，她认为这些万古长夜中的寂寞者，也是时代的“伤心者”。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他们的伤心，不是出于个人际遇，而是出于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担忧。在她看来，祖冲之在公元460年的贡献和李治在宋元之际的《测圆海镜》的贡献，都来自“伤心者”的长夜追问。
祖冲之和他的圆周率，理应成为“庚子年”的一个标志性记忆。它们的出现和存在，正是以“正”的形式，消弭作为“反”而顽固存在的“庚子”乱世印象。
正反仇合，历史规律。
六
我爱你，今天人们习惯用谐音“520”来表达。
公元520年那个庚子年，发生在北魏皇室中的一桩韵事，似乎是对“我爱你”这个现代词汇生动的历史表达。
说“我爱你”，不是男对女，而是女对男，关键的是，这个女的，还是太后，而被动接受的人，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北魏孝明帝元诩的叔叔，名闻当时的美男子清河王元怿。
魏晋多美男。皇室出个美男子，也不奇怪。可元怿除了美，还很有才；又美又有才，已是国宝了，关键他德行还很好。貌、才、德三绝，这样的人，可就有些遭天妒了，何况人间容易生嫉妒心的政客和宦官。
怎么个三绝呢？来看看1948年在洛阳出土的清河文献王墓志铭上的记载：
年方龆龀，便学通诸经。强识博闻，一见不忘。百氏无遗，群言毕览。文华绮赡，下笔成章。升高睹物，在兴而作。虽食时之敏，七步之精，未之过也……王仪容美丽，端严若神，风流之盛，独绝当时。温恭淑慎，动合规矩。言为世则，行成师表。澹然以天地为心，喜怒不形于色……秉国之均，纲维万务，理无滞而不申，贤无隐而不举，政和神悦，讴咏所归。
这些赞美，固然有刻意粉饰、褒扬的成分，但从当时的老百姓对元怿被奸宦合谋杀死之后的真实情感，可以见出墓志所言不虚。侍中、领军将军元怕正直的元怿有害于自己，乃与宦官刘腾密谋，囚禁胡太后，诓杀元怿，北魏举国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闻讯无不痛哭失声，夷人有以割面流血之礼仪以送元怿者。
回到“我爱你”的爱情戏码上来。当初，孝明帝即位后，因为年纪尚小，不能理政，元怿和辅政的太后胡充华一起处理朝政。一个深闺寂寞，一个风流倜傥，胡太后对小叔子有了想法。德行高尚的元怿自然要拒绝，但禁不住胡太后以死相逼，于是从了。可是“我爱你”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元和宦官刘腾便发动政变，杀了元怿，可怜贵为太后的胡充华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爱人”。元怿死后，太后服膳俱废。
这段爱情故事显然不是他们的政敌元编造出来的，因为《资治通鉴》里白纸黑字写着“胡太后逼而幸之”这样的句子。如果胡太后逼元怿顺幸是真，北魏皇室则可谓开女权主义的风气之先，胡太后也十足是一个敢于追求真爱的女子。只是可惜了元怿这个有着“周公”之誉的王佐之才，34岁就被奸宦祸害了。
元怿死后的北魏政权便进入了消亡的前奏。“与腾表里擅权，为外御，腾为内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赏，政无巨细，决于二人，威震内外，百僚重迹。”
想一想，这一幕好熟悉，是不是好像公元160年五侯专权的政治翻版？我们姑且叫它“宦官专权”的3.0版本吧。
王朝像这个样子，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元怿在中国上古史中尽管昙花一现，但他寄托着中国人美人美政的想象。
可惜，改变历史的，总是那些看上去不美、走近了又贼坏的小人，比如宦官，比如奸臣。
七
公元640年，大唐贞观十四年。看到这个年号，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昌明、国家强大、人民幸福的时代之一。
这一年，大事几乎可以用计不可计来形容，而且都是积极的、正面的事。在这一年，我们反复看到直言敢谏的魏徵，也看到气量宏大的太宗，更看到忠于王事、秉正爱民的诸大臣，以及安居乐业、勤劳致富、发展文教的普通人。
逢庚子，必大乱。太宗和他的贤臣组合，一起狠狠地打了一回历史的脸，修正了后人的认知。
要说起来，这一年的大事还得首推太宗巡幸国子监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文教的新政。
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文教的兴盛达于极致，官学在唐代的发展和太宗在640年的这次巡幸大为有关。不仅如此，太宗还责成大儒孔颖达撰写《五经正义》，令天下学者学习。这等于是由帝国编订了高等教育的通用教材，孔颖达也因此名垂青史。
看看，这才是盛世的样子。
由乱而治，由治而盛。进入公元以来，个扬眉吐气的庚子年，就这样不期而来。
帝国内部的幸福感不言而喻，四夷也跟着沾光。
这一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文成公主入藏。
史书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一行：丙辰，吐蕃赞普遣其相禄东赞献金5000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
柏杨在《中国历史年表》里，将文成公主入藏列为641年，不知所持何据。推算时间，松赞干布请婚时间在640年冬季，文成公主奉命入藏大约要走一年时间，其实际到达西藏的时间为641年，即辛丑年。因此，柏杨将其列入641年，似也有道理。
鉴于文成公主入藏的历史大多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我也就不在这里废话了。和那些在乱世里以和亲赔钱割地求得王朝苟安的皇帝相比而言，太宗在太平盛世将文成公主以和亲的名义远嫁吐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的确非常难得。但更为难得的是，文成公主入藏之后卓越的政治表现和婚姻家庭表现，使松赞干布和吐蕃平民百姓对天朝上国无不威服，使唐帝国的和亲目的顺利达成并远超预期。
如果没有文成公主入藏后的这些表现，太宗在和亲这件事上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智慧将大打折扣，甚至，和亲的历史也将改写。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公元640年的冬天，皇帝做出了一个英明的政治决定，而文成公主在这一年里，为民族团结迈出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
今天，我们得承认，那一段和亲路，让公元640年在中国历史上走得异常精彩、异常耀眼。以致很多年后，当人们陷入一个又一个庚子之乱时，会无限神往地对后人说：那一个庚子年，是多么美好的庚子年啊！
八
公元760年，唐帝国陷入安史之乱，江山险些易主。
公元820年，宦官陈弘志杀唐宪宗李纯，对外宣称唐宪宗是因为药发暴卒。这大约是宦官专权乱政的90版本了吧。宦官胆子到这时已经越来越大，连皇帝也可以直接杀了。到这一步，唐朝覆亡的日子便已不远了。翻过一个甲子，到公元880年这个庚子年，“助攻手”黄巢就出现了。
其实早在公元874年，王仙芝已起于河南长垣。次年，全国大蝗，自西而东，赤地千里。黄巢在山东菏泽响应王仙芝。三年，王仙芝败亡于湖北黄梅，独黄巢陷长沙，攻江陵。到了公元880年，黄巢军国江西上饶，攻淮南，后连陷洛阳、潼关，杀入长安，并于当年称帝，取国号齐。
早在进入长安之前的夏初，黄巢兵屯信州，就遇到了疾疫。这场疾疫有多严重？史料的记载是叛军死者有十之三四，战争引发的疫病让叛军非战斗因素严重减员，但黄巢似乎并没有为此警醒。上一年，黄巢攻入广州后，为报复广州军民的顽强抵抗，下令屠城。在这场大浩劫中，广州城被杀的人之多无法计算，据中世纪阿拉伯商人写的旅行记《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仅仅是死于屠刀下的人便多达12万，这还不包含因这场屠杀引发的大疫而死亡的人！而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素第的《黄金草原》一书则称遇难的外国人数量是20万！不管这两组数据是否有夸大成分，死于黄巢军屠刀下的平民数量之多确是不争的事实。
嗜杀，是这些农民军首领的通病。黄巢无形中，给后来的农民军首领做了一个很坏的示范，比如张献忠。清初四川东北地区大面积的疫病，跟张献忠的滥杀有直接关系。黄巢进入长安后，大开杀戒，“甫数日，因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据统计，长安被杀者，近8万人。
这还不算完。杀完唐宗室，黄巢兵败退出长安后，攻陈州（今河南淮阳）时，又滥杀平民百姓，以供军需。在这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攻城战役中，黄巢以杀平民供军粮的方式，大肆屠杀河南、山东两省的平民，并建造巨碓，采用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碾碎充作军粮（“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见《旧唐书·黄巢传》）。据保守的统计，在围攻陈州近一年的时间里，被黄巢的军队吃掉的民众就远超30万！
尽管正史对黄巢军食人的情况没有记录，但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黄巢一个十足杀人狂魔。即便他在反抗暴政中有一些进步意义，但也无法冲抵他滥杀平民的罪恶。以公元880年黄巢在长安称帝为中心，黄巢破广州及兵败攻陈州之后的大屠杀，是中国历血腥的一段。
九
现在，让我们进入个千禧年吧。
公元1000年，年逢庚子，是为宋真宗咸平三年。宋朝推行仁德治国，皇帝大多宽厚仁慈，即便要打仗，主要都是针对外侮，很少窝里横。可即便是这样的仁德时代，也还是有不太平的事发生。先是，朝廷用兵，与辽师战于瀛洲，为后来的澶渊之盟缔结产生了深远影响。再是，一个名为党项的小夷首领李继迁在甘肃灵武以南劫掠了宋军的粮饷。马善被骑，人软被欺，修文偃武的宋朝活得也真是可怜，连这样的一个小夷也要来欺负一把。
这一年，成都发生了王均的叛乱，尽管为时不长，但对帝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天下未乱蜀先乱”，王均的叛乱，是对这句治蜀名言的历史诠释之一种。好在益州知州雷有终迅速平叛，朝廷设置川陕安抚使，处置镇压王均叛乱善后事宜。
自然灾害在这一年也来找麻烦。这一年五月，黄河在郓州（今山东东平）王陵埽决口，水势漫延到山东巨野，随后流入淮河、泗水，进逼郓州城。地方官虽然勉力应对，征调数万民夫堵塞决口，安抚灾民，发放口粮，奈何雨天连绵，持续一月，积水持续漫涨。到了六月，不得不将郓州城迁徙至原址东南五十里的汶阳乡高原地带。
到了1120年，宋朝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朝廷在这一年派中奉大夫赵良嗣出使金，约金击辽，并许以岁贡。看起来这是个合纵连横的妙招，却没想到结盟的金人终成了北宋的掘墓人。
如果说这样的“作死”，还是因为没有充分地预判，那么，“花石纲”引发的方腊起义则是典型的自作孽不可活了。一个帝王的爱尚，引发举国民生舆情，皇帝难道不应该反思并及时叫停吗？或许，人心还有收拾的余地呢。
可惜，高高在上的皇帝要么是被封了真实的言路，要么是听到了、看到了而选择性地装聋作哑。不就是喜欢个石头吗，又没让你纳税捐粮，动你吃饭的根本，有啥好号的呢？这是强权的逻辑，有些理所当然，更有些不被理解的埋怨。皇帝有时候也有些使性纵气的小淘气，但他忽略了他的使性纵气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花石纲”之扰，使江南“比屋皆怨”。民间的怨气大了，可就不是使性纵气那么简单了。浙江建德的方腊很快聚众起兵，攻陷建德、杭州。外侮与内乱交替，宋室开始风雨飘摇。翻一个甲子，到了1180年，黎州五部落之变、黎州戍军兵变以及江、浙、淮西、湖北大旱，着实亏损了帝国的元气。随后，蒙古崛起，南宋灭国，便是命定的规律了。
十
元朝国祚不长，经历1300年这个庚子年时，也只有信州永丰县尹王祯著《农书》可堪一说。作为中国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作系统研究的专著，《农书》诞生在元朝，实在也可以说得上是偶然因素。全书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农器图谱》部分列出了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总共三百零六幅，每一幅图后有文字说明该农器的构造、用法等，这相当于一本“农民职业操作指南”。元朝勉强维持到1360年，陈友谅已在武昌建立陈汉政权。朱元璋在这一年已经羽翼丰满，成为韩宋江南行省平章，不久就要与老陈决战于鄱阳湖。这一年，除了元至正二十年这个年号外，还有天完治平十年，韩宋龙凤六年，陈汉大义元年。至正即将不正，天完也即将天要其灭亡，剩下韩宋，慢慢演变成大明。新的历史就此开篇。
1420年，即明永乐十八年，这个庚子年异常强悍，乃因朱棣的强悍使然。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他抢建文帝的皇位，杀方孝孺十族，但这个强悍的主儿在位时干了很多皇帝几辈子都干不了的事。
这一年，故宫建成。如果说修故宫，是老朱干的好事，那么，设东厂就一定是老朱干的坏事。1420年，这个庚子年，朱棣的脑回路一定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他设东厂的目的，是让宦官探听大小情事，尤其是大臣们对自己的议论，然后直接报告给自己。作为一种皇家间谍制度，东厂和西厂以及锦衣卫制度三集合，成为中国王朝特务制度的集大成之作。
这一年，还有山东蒲台（今滨州）的唐赛儿之乱，不过影响实在太小，估计朱棣都没怎么发过指示就被灭了。
还记得公元460年的大事吗？那一年，祖冲之领先世界算出了圆周率的概值。公元1540年，让我们将发现庚子年的眼光次投向西方。这一年，荷兰数学家鲁道夫·科伊伦诞生，他要在几十年后，才用2的六十二次方边形，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后第35位。从第7位到第35位，鲁道夫·科伊伦虽然比祖冲之前进了28步，但他却比祖冲之晚了至少1100年。
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我就不禁深深佩服祖冲之这个漫漫长夜的先行者。
回到大明王朝。这一年，死了一个人，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我们不该忘记。这个人就是射洪人杨。他的名气当然没法跟陈子昂比，但射洪人乃至四川人应该以当地出这么一个人而骄傲。杨是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进士，科班出身。为人正直，敢言弊事。在山西帮灾民说过好话，在淮扬治理过水患。公元1540年，为力谏嘉靖好神仙、炼丹药、远奸邪，他在群臣都不敢言的情况下，大胆上疏：黄白金丹之术，皆可断元气，惟端拱清穆，恭默思道，不迩声色，保复元神、仙药不求而至矣。至于监国，犹不敢议。这次抗疏，触发嘉靖震怒，杨被“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卒，百官震惧”。
杨死于杖下，和当道者买通行刑人下重手有直接关系。史书称杨“性淳朴刚直，不能媚人，当道深嫉之”。杨死后，敬仰他的人“留其履祙而祠之”。隆庆初年，被平反昭雪，赠副都御史，谥忠节。
前有杨慎，后有杨，两个姓杨的四川人，在嘉靖的杖下没有屈服，一流放一死，都足以证明四川人的风骨和气节。明朝的崩亡，虽系于崇祯，实祸起于嘉靖的修道误国。二杨的冒死抗疏，虽无改于嘉靖的意志，但对于养正气、正风俗、齐人心之作用，当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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