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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主人公劳里茨·安德森来华的58年里,曾先后担任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的工程师、老晋隆洋行经理、英美烟公司在华高级经理和股东,并将机制香烟引入中国市场,参与英美烟在华公司的早期组建,对中国近代烟草行业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內容簡介:
从孑然一身到成为巨富,甚至在逝世前还捐赠了大笔资金用于建立丹麦国家博物馆,劳里茨·安德森的一生可以看成是部分来华西方人的一个缩影:他们囊空如洗来到中国闯荡,凭借自己的勇敢坚韧,以及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特点,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何铭生(Peter Harmsen),丹麦人,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中国研究)。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东亚任驻外记者,为法新社等多家媒体机构服务过,1998—2009年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著有《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和《南京1937:血战危城》(Nanjing 1937: Battle for a Doomed City)
译者简介
蒋芳芳,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理论与文化研究。
周丰,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
目錄 :
章童年和青少年(1849—1870)
第二章走向亚洲(1870—1873)
第三章在战争中(1871—1875)
第四章落地中国(1875—1880)
第五章为清政府服务(1880—1890)
第六章烟草行业(1890—1895
第七章竞争的恶化(1895—1903)
第八章与英美烟公司同行(1903—1911)
第九章一个新的时代(1911—1922)
第十章赞助者(1922—1928)
第十一章死亡与遗产(1928—)
后记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出版说明
內容試閱 :
第八章与英美烟公司同行(1903—1911)
20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的烟草行业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劳里茨·安德森的人生也发生了全新的转变,他在短短数年间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有影响力的外籍商人之一。然而,这种变化的首要因素并非来自中国内部,而是来自烟草行业全球变革的溢出效应。美国烟草公司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两大烟草巨头之间爆发了横跨大西洋的“烟草大战”。两国烟草行业各自领导者在1902年9月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不仅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局势,而且为未来的发展构建了一个基调——两家联手操控全球市场。
据该协议规定: 美国烟草公司不得在不列颠群岛从事任何烟草生意;英国帝国烟草公司也必须放弃在美国及古巴的所有烟草经营活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烟草市场则由两者的联合公司——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 本书称为“英美烟公司”)来经营。为了避免美国的反垄断法,英美烟公司便在英国管辖地区注册上市,总部设在伦敦。然而,从初始构成来看,新公司更“美国化”。因为美国的股108东持股大约占新公司的三分之二,拥有资本2400万美元;相应的,英国人所占股份只有三分之一。
当事人很快意识到他们在书写商业史。詹姆斯·杜克作为美国烟草公司的代表,在伦敦完成激烈地谈判后,在一封写给远在弗吉尼亚州的父亲的信中自豪地说:“我们刚刚和英国烟草制造商完成了一个的伟大协议,确保了我们公司利益的化。”这标志着世界上次烟草跨国生产的诞生,从今往后,它的生产经营不仅局限于美国和英国,还涵盖了一系列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和日本。
然而,这并不是中国成为英美烟公司的原因。对中国的兴趣可以追溯至1881年彭萨克机器的发明。当时杜克的反应就是“把地图册给我拿来”。当看完了中国的疆域并知道中国有4.3亿人口时,他已经心中有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做香烟生意的地方!”20年过去了,向世界上庞大的中国市场进发的动力还在于当时美国本土市场已经几近饱和,况且反垄断法也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
英美烟公司成立之后,他们立即着手布局中国市场。在中国,克拉伦斯·尤金·菲斯克(Clarence Eugene Fiske)所领导的美国烟草公司一直与老晋隆洋行共存,这就使得安德森处于了某种关键位置。一方面,他是老晋隆洋行的股东,在900股中拥有222股,但他对公司的日常管理依然事必躬亲。另一方面,英美烟公司继续推进美国烟草公司和安德森等股东就老晋隆洋行在中国业务的收购谈判。终在1903年9月,安德森与英美烟公司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协议将老晋隆洋行变卖给一家新公司,公司英文名称不变,只是注册地变更为新泽西州。1903年11月19日,新的老晋隆洋行成立,仍由劳里茨·安德森兼任常务董事和首席负责人。此外,该协议还规定: 安德森一旦离开了他的职位,他就必须放弃与之相关的所有生意。
安德森同时还有一份100两银子的薪水,但他未来财富积累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仍在新公司持有不少股份。公司初的资产总额为25万美元,后被划分为1000普通股和1500优惠股,每股名义上价值均为100美元。因此,股票是他好的投资。仅仅两年之后,股东们每半年就能分相当于资本的6%的股息。安德森曾与他的朋友路易斯·穆斯塔德谈及,除了有一些风险外,他认为股票十分安全。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安德森在这2500股中所持股份的比重。他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曾提到他占有100股优惠股,但并不清楚其所持普通股的数目。1905年春,根据英美烟公司理事会公布的一份资产扩张计划书显示,他们要增加4000股普通股,每股价格为100美元,那么,由此可以推算,老晋隆的总资产达到65万美元,分为5000普112通股和1500优惠股。然而,在20年后由英美烟公司所公开的内部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老晋隆洋行的全部股份,安德森在其中持有了500普通股和100优惠股,这就意味着,安德森本人持有了公司9.23%的资产。
在收购老晋隆洋行之同时,英美烟公司同样收购了花旗烟公司(请注意,不是美国烟草公司),该公司在1901年被帝国烟草公司收购,此前一直是老晋隆洋行的强劲对手。它不仅就彭萨克设备的中国使用权与其有过较量,而且在浦东地区运作着当时仅有的第二家外国人开办的香烟生产工厂。在英美烟公司收购之后,大约在1903—1904年,安德森也成了花旗烟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在这个位置上一做就是十年。花旗烟公司重新注册,并更名为“大英烟公司”(British Cigarette Co.)。
作为老晋隆洋行和花旗烟公司的经理人,安德森有两个作用。,在英美烟公司建立初期,他是公司在中国筹建工作的负责人。根据英美烟公司1936年的内部资料显示: 直到1919年,大英烟公司和老晋隆洋行都是中国香烟市场上的首席,其他公司均无法与其抗衡。第二,安德森之所以如此出色,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密切相关,毕竟他是几十年的“老中国通”了。英美烟公司在总结1923年中国的商业活动时有这样一段记录:“香烟生意的发展得益于安德森先生在中国丰富的商业经验,他总是能给销售者提出恰当的建议。”
英美烟公司成立之后不久的那段创业岁月,逐渐在公司员工113的心目中占据了近乎传奇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英美烟公司出版的周年庆纪念文献中曾提到,公司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生机勃勃的市场,安德森作为一名高级经理人功不可没:“对于几个身处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个五年事业(1902—1907)的开启是极为困难的——只有一个位于浦东且仅有百十个中国工人的小工厂,销售人员更是屈指可数。但正是这一批人,他们在安德森、唐默斯(Thomas)、葛理(Keily)、肯普弗(Kempffer)和科布斯(Cobbs)的领导下,充满着干劲而又富有远见。”
1903年7月,英美烟公司收购老晋隆洋行之后,这两个公司的关系自然变得愈加紧密起来。1904年,老晋隆洋行取消了帝国烟草公司与公发洋行(Rex & Co.)之间所达成的一项分销协议,并将出售英美烟公司在英国制造的香烟权利转让给了老晋隆洋行。“公发洋行的生意也被纳入进来,老晋隆洋行获得了两年代销该公司114多种品牌香烟的权利。”安德森在1904年6月写给路易斯·穆斯塔德的一封信中如是谈道。
英美烟公司与公发洋行在合作协议的后写道,公发洋行必须放弃15年之内在中国市场上的任何形式的烟草生意,并要说服其在当地的合伙人——批发商永泰和,今后必须从老晋隆洋行进购烟草产品。
老晋隆洋行除了在上海有办事处,还在天津、香港、汉口、哈尔滨和沈阳设置了分支机构。而后两者都在东北,这也侧面说明了中国东北市场的重要性。无疑,老晋隆洋行现在已成为全球烟草帝国的一个附属公司,但其仍然不忘初心,积极地把其他外国的品牌产品引进到中国市场中来。有文献记载,在英美烟公司并购后的年(1904年),香烟仍然是老晋隆洋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安德森在新公司的头两年,来自美国烟草公司的C.E.菲斯克(C.E.Fiske)成为了他的首席商业助理,可以帮助他处理绝大部分的工作。彼时他也已成为英美烟公司在上海及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领袖。此外,安德森还和两位重要的人物保持着日常联系: 负责整合杜克公司分散经营资金的美国人威廉·R.哈里斯(William R. Harris),以及在英美烟公司上升较快的一位英国董事——雨果·坎利夫·欧文(Hugo CunliffeOwen)。有一个细节可表现英美烟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坎利夫·欧文早在1904年就来到上海会见了安德森。借此,他建议安德森应该为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总部重新觅得新址,因为,老晋隆洋行在南京路的那栋楼太平平无奇了。安德森曾在一封信中似乎给了一个隔空回应:“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好点的办公室,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并不需要临街经营。”
此时,老晋隆洋行的那个老厂是否需要保留?领导层陷入了犹疑,这毕竟是安德森历经艰难花了10多年时间一手创办起来的。但今非昔比,如今对于英美烟公司而言,位于浦东的烟厂才是的香烟生产基地。然而,由于安德森在中国生产香烟的长期经验,他很快就参与了浦东的香烟生产,并不断参与重要变化,包括人员配置的调整。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主要发生在中国的领土和海域,这为安德森及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关注动机。他们关注了整个战争的过程,并且极为震惊的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沙俄帝国正在跟一个在他们有生之年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亚洲社会作战。1904年8月10日,黄海战役战败后严重受损的俄国巡洋舰“阿斯科尔德号”(Askold)在上海避难时,俄国之窘迫也一览无余了。“日本人似乎把沙俄打得很惨,躺在船坞中的‘阿斯科尔德号’已经千疮百孔。”安德森在自传中写道。后来有报道称,俄国终在中国东北的辽阳战败了。安德则慨叹:“可想而知,那里一定是发生了屠杀。”
这场战争给英美烟公司和老晋隆洋行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为在中国的俄国人无论是士兵或市民,都是他们重要的市场构成。安德森在1905年5月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由于俄国人被赶了回去,中国各地一般的商业情况都比较糟糕,海岸线上烟台、上海和天津这样的港口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资,这就像义和团把‘罐头’赶回了美国之后的情况一样,香烟的销量也大幅下降。”两个月之后,情况则变得更糟了:“一切都很平静,没有多少生意,作战部队在内陆很远,我们的货物也无法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