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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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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历时性考察方式，以政治领袖在雅典民主制度中的特殊身份为切入点，从政治文化视角，综合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表演文化、社会观念及意识形态等问题，考察雅典民主制语境中的政治领袖获取政治地位、从事政治活动、发挥领导权威的途径与方式，深入阐释雅典民主政治领导权的特征和性质。本书逻辑清晰，以小见大，阐释清楚，从具体事件出发，阐释雅典政治领袖面临的不同困境，读者读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可有较为深入的理解。本书是“光启青年”系列的第一本，本系列收录青年学者的优秀著作，本书即为此系列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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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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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历时性考察方式，以政治领袖在雅典民主制度中的特殊身份为切入点，从政治文化视角，综合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表演文化、社会观念及意识形态等问题，考察雅典民主制语境中的政治领袖获取政治地位、从事政治活动、发挥领导权威的途径与方式，深入阐释雅典民主政治领导权的特征和性质。从具体事件出发，阐释雅典政治领袖面临的不同困境，读者读后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可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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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李尚君，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已出版专著《“演说舞台”上的雅典民主：德谟斯提尼的演说表演与民众的政治认知》，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雅典民主政治、古希腊修辞学等。
丛书简介：
光启文库分光启随笔、光启学术、光启通识、光启讲坛、光启读本、光启译丛、光启口述、光启青年等系列，注重彰显学术价值，所选著作务求思想深刻、视角新颖、学养深厚，同时兼顾现实关怀，收录学术性与普及性皆佳、研究性与教学性兼顾、传承性与创新性俱备的优秀著作，如此，努力构筑优秀学术人才集聚的高地、思想自由交流碰撞的平台。文库自2017年启动至今五年有余，已出版图书50余种，均为文学、史学、哲学、科学、艺术、考古等各领域作者多年学术心得与社会观察的结晶，为读者展示了当代学术的活力，在业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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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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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从公元前415年民众恐慌看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的关系问题?
第一章? “民众领袖”与“政治权力二元模式”
第一节? 政治领袖与“民众”的形成?
第二节? “民众领袖”与权力竞争?
小结?
第二章? 城邦“内乱”中的政治领袖与政体更迭
第一节? 从“政治权力二元模式”到寡头政变?
第二节? 政治领袖与民主制城邦共同体的重建?
小结?
第三章? 主动的民众与被动的政治领袖
第一节? 政治领袖在民主制度运作中的被动地位?
第二节? 民众在认知层面对政治领袖的掌控?
第三节? 公共演说中政治领袖与民众地位的“翻转”
小结?
第四章? 公民自由与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力
第一节? 从激进的自由到折中的自由?
第二节? 公民自由影响下的军事动员?
小结?
结论? 从“民众领袖”到城邦共同体的领导者?
缩写对照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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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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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15年，雅典人的自信——或曰野心——几乎发展到极致，在他们狂热地为西西里远征进行准备的同时，两起“渎神事件”却使民众突然陷入恐慌，它们似乎严重打击了民众对自身统治权威的信心。恐慌的焦点很快落在当时身为远征将军的亚西比德身上，民众认为他阴谋推翻民主政治（ epi dēmou katalusei）。 从此，一场呈现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之关系的“历史大戏”，便拉开了序幕。
这场“历史大戏”将是本书的切入点，由此对其中两位“主角”——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展开讨论，而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的关系也正是其与雅典民主的关系。从古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来看， dēmos（民众）往往用于指代dēmokratia（民主政治）。若就更实质的属性而言，所谓雅典民众，并非一般意义上某部分雅典人的自然群体，而是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的特定的公民集体，它形成于雅典民主制度的环境之中，并通过雅典民主制度与政治领袖进行权力互动。政治领袖领导权力的获得、行使与维系均受到民众的直接影响，政治制度和成文法律不仅是民众制约和监督领袖权力的依据，也是领袖应对民众权力、处理与民众关系的工具。因此，分析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众的互动方式，便可以集中阐释政治领袖与雅典民主的关系问题。
修昔底德指出，在“渎神事件”中，亚西比德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因为那些怨恨亚西比德的人认为他损害了他们的政治权威，于是试图通过排挤亚西比德而取得对民众的领导权。无论亚西比德还是他的所谓政敌们，都以领导民众为目的，他们会运用相似的手段进行权力竞争，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若按芬利（ M. I. Finley）的观点来看，他们均属于“民众领袖”之列，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要素”（ structural element）。然而，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他们似乎发挥了相反的作用，不但不再是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而且甚至将要“解构”民主政体，其症结所在便是领袖之间的对立冲突，用古希腊人的词汇讲，即stasis，它既指一般性的对立冲突，亦可引申为城邦“内乱”。由此，需要将问题的根源向前追溯，直到公元前420年代早期。在修昔底德看来，伯里克利（ Pericles）之死，标志着雅典政治领导权的重大转折，此后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病盖源于此。该论断是否合理？并且该如何理解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领袖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对公元前5世纪最后30年的历史详加分析，来为这些问题寻求新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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