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7月2日，在荷兰札特芬菲利普·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纪念碑的落成典礼上，著名荷兰历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在致辞中指出：“一位诗人为自由而战，献身疆场，有比这更动人的事件值得我们纪念吗？” 尽管对于锡德尼是否“为自由而战”，研究者莫衷一是，但是他们会众口一词地承认，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他毋庸置疑是一位重要人物。锡德尼《为诗辩护》（A Defence of Poetry）的出现，打破了自公元一世纪朗吉努斯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面世之后，绵延一千五百余年的文学批评不活跃时期。作为英国诗歌传统的初宣言，《为诗辩护》指明了英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方向，在欧洲文学批评传统中由此开始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英国传统，与欧陆传统相比，它带有更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为诗辩护》自身的这种特征体现在诗学与政治、宗教等的紧密联系上，即使是其中纯粹的诗学概念，如摹仿、灵感等，也无不与作者个人的政治抱负和宗教情怀密切相关。
在英国文学史上，锡德尼因文学批评、传奇故事和十四行诗组诗等三方面的成就而成为伊丽莎白时期出色的作家之一。他因《为诗辩护》而被誉为“当之无愧的英国文学批评之父”，又因《阿卡迪亚》（Arcadia）对后来小说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而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他的《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il and Stella）引领一时之文学风尚，成为众多诗人竞相摹仿的对象。锡德尼与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三人并立，被尊称为“都铎王朝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作家”。锡德尼的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之广胜过同一时期任何其他诗人的作品，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英语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正如贝克·史密斯在纪念其逝世四百周年文集的前言中所说，对于塑造英国文艺复兴，锡德尼的重要性“今天无论我们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分”。文学批评家C.S.刘易斯称他的作品“真正影响了英国人的思维模式”，而作者本人如今已然成为英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本论著以锡德尼诗学为研究对象，而这必然会涉及他的人生。弗里德里西·希尔在《欧洲思想史》中指出，“英国的哲学思想从来不仅是一种抽象思想体系，而是社会、国家、政治、宗教、经济、生活经验的结晶。每一种英国哲学都是当时英国政治情况的一座纪念物，正如英国的诗歌是英国宗教状况的纪念物一样”。希尔对英国哲学思想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二十世纪关于伊丽莎白时期诗歌洞察力的学者之一塔克·布鲁克有言道：“英国文学领域的任何学者都无须为自己花费大量精力关注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个人和社会生活而辩护。”锡德尼的人生短暂而辉煌，即使《爱星者和星星》《为诗辩护》和《阿卡迪亚》均未曾面世，我们依然必须视他为一个文化地标。究其原因，锡德尼不是一位静坐书斋的诗人或理论家，其诗学与人生彼此交融，两者有着共同的目的。如果对此茫然无知，我们很可能会不解《为诗辩护》的深意，难懂其中离题部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真实意图。一方面，锡德尼的人生对其诗歌和诗学影响是巨大的，他壮志难酬，转而将充沛的精神能量投向诗歌，为了证明诗歌的合法性，便在诗学中赋予诗歌实现其政治计划的功能；另一方面，锡德尼对后世的影响同样是其人其作合二为一，他的诗歌及诗学宣告了英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和精神气质，而他1586年的早逝则构成其文学生涯中重要的事件。如果他得以颐养天年，或许不会允许其作品付梓，也就不会缺席主导整个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的英国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当代锡德尼研究者格文·亚历山大甚至指出，“经由对文学史来说实属根本性的一个转喻，锡德尼其人现在就是其作”。因此，研究锡德尼诗学绝不能抛开他那被赋予了太多含义的人生，我们正是从中得以窥见其诗学与人生德行之间真切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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