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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为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及青年研究者定制的案例分析型研究实战指导书。
社会研究方法专家风笑天老师从自己已公开发表的150余篇学术论文中，精心挑选了10篇论文作为例子进行解析，详细地讲解了每一项社会研究从浮现最初的想法，到提炼具体研究问题，再到实际开展，最后撰写论文以及发表的整个过程。
书中每一章都围绕着一个研究案例，从“问题哪里来”“研究如何做”“论文怎么写”三个角度入手进行讲解，同时特别增加“研究评价与启示”模块，专门结合研究实例对选题、设计、实施、写作各个环节中值得注意的方法问题进行提示，以求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
全书以“庖丁解牛”的方式，结合实际的案例，从操作化的角度，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研究的实际过程，慢慢体会一项具体的社会研究是如何“从选题到发表”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切实理解和掌握研究方法的实质，并结合现实情况，合理运用研究方法开展属于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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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风笑天，广西师范大学讲席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评审组成员。曾任高等学校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湖北省社会学会常务副会长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研究方法、青年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人口社会学、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等。
作为负责人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2014）、重点项目一项（2014）、一般项目四项（1995、1999、2003、2021），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一项（2006）、一般项目两项（1997、2001），国务院三峡移民局重点项目一项（1997）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社会》《人口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唯一作者及第一作者论文150余篇。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1992）、《社会研究方法》（2001、2005、2009、2013、2018、2022）、《现代社会调查方法》（1996、2001、2005、2009、2014、2021）、《生育政策调整中的生育意愿研究》（202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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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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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用事实澄清社会舆论的误解
案例：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2章 从一个侧面去研究社会变迁
案例：中国女性形象的四十年变迁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3章 从经验描述走向理论解释
案例：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4章 用系统证据反驳社会的偏见
案例：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5章 探讨关键因素的作用和效果
案例：跨省外迁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6章 创造出两个完全相同的样本
案例：答案顺序对调查结果的影响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7章 证明大众媒介对现实的歪曲
案例：对独生子女形象的“妖魔化”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8章 人生经历对人们认识的影响
案例：两代人对工作意义的认识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9章 找出社会现实中的两代父母
案例：城市两代父母生育意愿的变迁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第10章 “假设”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案例：“假设的”与“现实的”二孩生育意愿
第一节 问题哪里来？
第二节 研究如何做？
第三节 论文怎么写？
第四节 研究评价与启示
附录1 英克尔斯“现代人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附录2 《江村经济》教我们如何做研究
附录3 “他者”眼中的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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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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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第一次“江村调查”80周年。在费孝通先生一生众多的著述当中，基于江村调查资料写成的《江村经济》一书，无疑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本。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费孝通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更主要的则在于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1986：1）。马林诺斯基高度评价这一研究的贡献，指出它不仅从人类学研究中常见的“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跨越到“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马林诺斯基，1986：1）。
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江村经济》的研究很多，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这本著作及其研究结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种探讨除了涉及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相关方面外，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的主题。比如，有学者在思考“《江村经济》一书是否已经提出了对中国社会变迁机制的独特理解”（甘阳，1994）的问题。也有学者专门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费孝通先生这本久负盛名的著作进行过探讨和总结。比如，韩国学者全京秀和崔海洋就曾以《江村经济》为例，探讨了费孝通先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他认为，费孝通先生在三个方面对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做出了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以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进行研究的先河。”（全京秀，崔海洋，2013）
《江村经济》一书来源于1936年费孝通先生进行的“江村调查”。1938年，他以通过江村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第二年，其博士论文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题在英国出版。直到1986年，也就是在他第一次进行江村调查五十年后，这本以“江村经济”为主标题，而以原标题“中国农民的生活”为副标题的中译本才在国内出版。那时，笔者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当时就买到和学习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这本著作，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三十年后，当笔者重读此书时，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很小的细节却给了笔者新的启示。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不准备就与《江村经济》一书主题内容相关的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或者更高层次的中国社会变迁机制问题等展开探讨，也不想仅仅从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所采用的人类学具体研究方法方面进行探讨，而想结合笔者重读此书时所获得的几点新的感受和认识，从更一般的“如何选择研究问题”“如何像人类学家那样做研究”以及“如何指导学生做研究”等方面谈谈《江村经济》一书给我们的启示，以此来与广大同行进行交流。
《江村经济》一书共由六个部分组成：除了费孝通先生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这一主体内容外，还包括马林诺斯基的序、费孝通先生为出版此书所写的“著者前言”、其1957年第二次访问江村后所撰写的“重访江村”、其1981年赴英国接受赫胥黎纪念奖章前第三次访问江村后所撰写的“三访江村”，以及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葛迪思博士根据其1956年江村调查所撰写、1963年出版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的中译本等部分。笔者的几点新认识、体会和启示就来自这几篇文字。
一、研究问题从哪里来？
研究问题是一项研究的起点。选择一个恰当的研究问题是研究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研究问题从哪里来？”则往往是困扰许多社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的一个现实问题。重读《江村经济》一书给笔者的第一点启示，正与这一问题有关。先让我们来看看费孝通先生所完成的这项著名的研究，其研究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费老在该书中文版的著者前言中写道：“这本书的写成可以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费孝通，1986：1）从《江村经济》一书的介绍中可以看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种客观的、偶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是费老出国留学前，偕新婚妻子王同惠女士在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时发生意外，导致“妻亡我伤”；二是他在养伤期间，接到姐姐让他到江苏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参观访问的邀请，于是回到家乡边养伤边访问；三是在开弦弓村参观访问时，他受到农民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吸引，于是对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四是在远赴英伦的海船上两个多星期闲着无事，于是将调查资料整理成篇；五是负责指导他选题的弗思老师让他将原来准备作为博士论文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的题目，改为根据江村调查的资料撰写的“江村经济”的题目。
费老的这一段叙述告诉我们的似乎是：如果没有费老出国前的云南调查——妻亡己伤，如果没有其姐姐的邀请——到江村养伤访问，甚至如果没有海上两个多星期的闲暇时光，以及弗思老师的建议，或许真的就没有今天的《江村经济》。
然而，各种偶然的事件往往只是促成一件事情发生的外部因素。虽然促使费老完成《江村经济》一书的每一个偶然事件今天我们都不可能去复制，但从这些偶然事件中去寻找有意义、有价值、有启发的因素，去发现可以学习、可以借鉴、可以运用的原理和方法，则是我们今天重读该书的价值所在。
笔者从上述这些偶然因素中所得到的启示是：要随时注意观察身边的社会现实，要对社会现象，特别是对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新的社会现象保持高度的好奇心，并从这种好奇心出发，多多进行观察，提出各种疑问。有了这种好奇心，有了这种观察，就能够从各种偶然现象中提出认识客观规律、接近客观规律的问题，从各种表面现象中提出直达本质、揭示本质的问题。
应该说，一次家人建议的普通访问，目的只是让即将出国的费老在家乡边养伤边看看。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农村中所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则无疑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新生事物。正是为这一新生事物所吸引，费老开始了一个多月并非事先计划好的调查。这可以说就是《江村经济》这本名著得以成功的最初的动因和基础。如果费老没有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就不会“被这个合作社吸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总之，如果费老没有受到“当时社会新生事物的启迪而产生的自发行动”，就不会有后来的《江村经济》。
费老这种善于观察、询问，善于发现问题的好奇心，在具体研究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费老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他们乘的船一靠岸，乡亲们就热情地围上来打招呼，许多孩子也纷纷挤过来。这时，费老“突然觉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都在河边看热闹？今天怎么不上学？他们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脸说：‘我们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年人补充了一句：‘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虽则就是这几句话，我们被粮食两字吸引住了”（费孝通，1986：221）。从孩子看热闹，想到为什么不上学；从割羊草，到无钱上学，再到吃饭要紧，最终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粮食问题。费老就是这样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提问。这样的例子在费老的书中还有很多。正是这种不经意间的细小发现，引出了费老重访江村所写的两篇文字的重要内容。这种对身边的现象特别是新的现象保持好奇心，并善于从身边现象、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尽管现在的社会发展了，时代也改变了，但社会生活中的新生事物却总是会不断地涌现出来。每个时代的社会中也都有大量的为社会研究者所不曾遇到、不太了解的社会现象和新的事物。而这些值得社会研究者去探索、去分析、去解释的现象和事物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都可以形成一个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善于观察的眼睛，和一颗努力探索、寻求理解的好奇心。
再来看看书中澳大利亚学者葛迪思的研究。他同样研究了江村，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并不具备费老选择这一研究问题时的各种客观条件。他的研究问题从哪里来？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认识到，费老的《江村经济》“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葛迪思，1986：268）。这也即是说，费老的江村调查，只是提供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实例。这种“有关具体地区的一些资料很快会过时，它们只能提供关于变迁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一些推测。因为每一具体地区的资料只能描述某一个时期的情况。然而，如果后来，同一个作者或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会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对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葛迪思，1986：268）。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葛迪思一直琢磨着这样的问题：自从费孝通博士“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后，又发生了什么呢？”“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葛迪思，1986：269，272）。而当他在1956年正好有机会访问中国时，他一到达北京，便提出了访问开弦弓村的要求。这样就有了后来他对江村的访问，就有了他所发表的文章《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
葛迪思的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通过对以往的研究进行追踪研究，特别是对经典研究进行追踪研究，可以对同一个社会、同一个社区在时间上的变化进行调查和比较，这种调查和比较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变迁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社会变迁对社会中人们个体经历的影响。而从选择研究问题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提出研究问题的特定视角和重要途径。
二、向人类学者学习做研究
费老的《江村经济》一书中，几篇文章的作者（费老、澳大利亚学者葛迪思）以及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些学者（如费老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等人）都是人类学家。读着这些文章，笔者不禁被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人类学者独有的一种研究精神感动。这种精神让笔者深深体会到，我们这些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在如何做社会研究这方面，应该向人类学家们好好学习。
费老第一次进行江村调查时（包括先前进行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调查时），只是一名硕士毕业生。他在江村的实地调查，时间也不太长，只有“一个多月”，并且还不是事先计划好的。所有这些因素在现在看来，似乎都不能构成其完成一项著名研究的基础和条件。那么，究竟有哪些条件可以看成是费老这项研究得以成功的因素呢？
费老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在为《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中，曾引用了著名科学家、历史学家和世界知名的东方学专家罗斯爵士评价费老这一著作的一段话：“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马林诺斯基，1986：5）可以说，正是这种“深入地理解”“第一手材料描述”以及“全部生活”，成为《江村经济》的突出特点，也是这一研究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
深入实地，和研究对象共同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亲身的观察、询问、体验、感受，详细收集反映社会现象和人们行为的各方面信息资料，并在对资料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深刻理解。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也是人类学者开展研究的最主要特征。正是依靠这种方式，费老在江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观察，分析思考，深入地了解在1936年那段时期中，江村农民的全部生活：从家到户、从户到村，从婚姻到生育、从财产到继承，从生产劳作到日常生活，从农业、蚕丝业到贸易和信贷……费老的研究几乎对江村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逐一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而他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也成为支撑《江村经济》这本近十七万字的名著的经验证据。在这些资料中，既有江村地理状况、家庭规模、职业类型，以及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等相对客观、相对外在的资料，也有江村社会中的婚嫁规范、亲属关系，以及宗教巫术等相对内在、相对复杂的资料。而要详细地从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一户户具体的家庭那里收集这些纵横交错，却可以系统、全面描述人们社会生活和社区状况的资料，研究者必须全力以赴，付出最大的努力。
与此类似的，还有那位叫葛迪思的外国学者，他的研究同样让笔者感动和吃惊。他对江村只是进行了短短几天的调查访问，竟然也用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了近十万字的论文!
看看他的行程，就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5月12日早上7点20分从南京出发，上午11点30分到达苏州，下午4点30分到达震泽镇，下午5点30分左右到达江村。5月16日早晨，“我离开了这个村庄”。这样实际算下来，葛迪思在江村的时间其实连四天都不到。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任何一个社区调查来说，这段时间短得简直可笑”（葛迪思，1986：274）。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天半时间中，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对一种不熟悉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查，就收集到了能够写出近十万字的研究专刊（即《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生活》）的材料，就得出了一些有一定依据的结论。他靠的是什么？他是如何做的？从中我们又能学习到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一是对这一问题长期关注。“数年来，我教人类学这门课，一直使用《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葛迪思，1986：272）正是这种长期的关注，以及对费老经典研究中各种问题的经常的思考，形成了他能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完成这一研究的扎实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长期的关注和经常的思考，他在江村的短短几天，可能就如一般游客一样，除了偶然碰到的现象，什么印象也不会留下，更不用说写出近十万字的研究报告了。
二是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作为人类学研究者，葛迪思博士当然知道前期研究计划和相关准备的重要性。因此，他明确地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作为其研究工作的基础，用他的话说，“我有费孝通的书作为我工作的基础，它为我的调查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提纲”（葛迪思，1986：274）。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费孝通先生之前的经典研究作为基础，葛迪思博士在江村的实地调查工作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指南。
三是深入实地。这是前面提到的人类学研究方式中最本质也最值得重视的方面。而要深入实地，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住到研究对象所生活的场景中。对于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江村进行调查的葛迪思博士来说，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葛迪思访问江村是在1956年，那时的中国刚解放没几年时间，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而农村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等等自然就更差。可葛迪思作为“第一个到这个村子来访问的欧洲人”，也就住在村里农业合作社的社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游客，而是来做人类学调查的研究者。
四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这是笔者最受感动的地方。虽然访问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葛迪思特别看重这次难得的调查机会。因此，在“全部白天的时间和大多数晚间，我都不停地做调查工作”（葛迪思，1986：274）。并且，为了收集到所需要的材料，还经常“未经通报就出现在这里、那里和任何适合我的地方”（葛迪思，1986：273）。只有依靠这种对研究的高度专注和全身心的投入，才有可能完成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完成的调查工作。
五是有几个当地助手的帮助。客观地说，研究者作为被研究社区中突然到来的“他者”或“陌生人”，往往不会很快为研究对象所接受，在短短几天的调查中就更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于实地调查者来说，能有当地助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葛迪思博士正是由于得到了南京、苏州等地相关人员的帮助，他的调查才能顺利开展。特别是“他们给我的最重要的帮助是与村领导干部合作，对该村的户口进行了一次普查”（葛迪思，1986：274）。正是这一普查的结果，为他的研究报告中一些有关江村人口性别比、家庭户结构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
《江村经济》一书中的这些例子，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学家做研究的点滴精神，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从人类学家那里学些什么。不可否认，人类学特有的深入实地，开展访问、观察等具体方法当然是应该学也可以学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学习他们对探究社会世界奥秘的那种执着和专注，那种坚韧和献身!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通常要求社会研究者面对不同的社会情景，经历不同的探索过程，但有一种东西则始终是共同的，这就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科学精神——求真、求实。无论是深入实地，面对活生生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事，还是面对一大堆调查问卷和计算机运算结果中的各种数字，这种探索的精神始终是一样的。
三、导师如何指导学生做研究
重读费老的《江村经济》一书，笔者还深深地感悟到导师在培养学生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对如何当好研究生的导师、如何指导好研究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虽然说费老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完成，以及这一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由众多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笔者认为，费老的几位老师的重要指导却是其中十分关键的因素。
首先是费老的硕士生导师史禄国教授。当费老从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并“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准备出国留学时，史禄国教授主张他“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笔者在这里强调史禄国教授的指导作用，并不是说由于史禄国教授让费老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才有了后来费老的妻亡己伤，才有了后来的养伤访问和江村调查，而是说导师让他在出国前进行实地调查对其留学具有特殊意义。
为什么在出国前要进行实地调查，而且是为期一年的调查？这里或许有传统人类学主要研究的是相对原始的他民族文化，而费老又是学习人类学的汉族学生等学科方面的原因。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这实际上是导师强调了接触实际社会生活、了解现实社会对年轻的社会研究者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史禄国教授的这种指导和要求，看重的不单单是收集相关少数民族生活资料的重要性，实际上他是希望费孝通先生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一种基本的感性认识，有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基本了解，以及有一种对实地调查过程的亲身体验。在史禄国教授看来，年轻的研究生如果不做一些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不深入地接触一些具体的社会现实，不积累一定的社会体验，对社会生活感受空空地去国外学习，将来的学习效果就会差很多。当然，他的这种要求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希望费孝通先生直接带着中国的现实问题去学习和研究的某种期待。这种要求和期待在今天看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费老到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的指导老师弗思博士。这位负责指导他选择论文题目的弗思博士可以说是费老进行《江村经济》研究的关键人物。到达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虽然费老已经打算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作为底子来撰写博士论文，但是，当弗思博士听费老谈到他在江村的实地调查，特别是看了费老已经整理出来的调查材料时，便独具学术眼光地让费老选择“江村经济”这个题目，去撰写《江村经济》这篇论文，而不是按费老自己原来的准备，去写“花篮瑶调查”的题目。可以说，如果没有弗思博士的关键指导，费老或许就会以“花篮瑶调查”的资料完成其博士论文。虽然也许同样会有成就，但享誉海内外的《江村经济》一书或许就会是另一番前景和结果了。
从弗思博士的指导中，笔者深受启发。对于研究生来说，导师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或许并不是教会学生理解以前不明白的理论知识，也不是教会学生掌握以前不会使用的方法，而是给学生指明正确的研究方向。特别是对于博士研究生来说，一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最现实的层面，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博士论文研究的学术高度；而在更长远的层面，则是直接影响到博士生今后的学术生涯及其发展。在这方面，笔者有很深的体会。
笔者1987年至1990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回想三年的博士学习生涯，笔者的指导老师袁方先生并没有给笔者上过一节课，也没有给笔者开列必读的书目。三年中导师给笔者最重要的指导是两方面：一是给笔者定出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研究中国的独生子女问题；二是通过多次给笔者布置参与编写教材、著作，参与实际社会研究项目等工作任务，给了笔者诸多的实践学习和锻炼机会。正是他当时给笔者指定的博士论文方向，不仅仅使笔者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开展了研究，顺利地完成了论文，通过了毕业答辩，更重要的是笔者以这一研究为开端，长期坚持开展研究，这一方向遂成为笔者三十多年来学术成果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之一。
最后是《江村经济》这篇论文的实际指导老师马林诺斯基教授。他不仅同样敏锐地决定并直接指导费老撰写《江村经济》这篇研究论文，同时还在他主持的有名的“今天的人类学”讨论班上让费老宣读、讨论、修改甚至重写论文中的主要章节。马林诺斯基教授这种让学生在讨论班上宣读、讨论其论文的做法，其意义远不止于提高学生所撰写的具体论文水平本身，而在于其对学生的学术成长及发展所具有的重要影响和指导意义。在这方面，笔者也从自己类似的经历中得到过锻炼，有着深深的感受。
那是在1988年前后，笔者当时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在读博士生，正在进行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和撰写博士论文。一天，笔者接到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的电话，他邀请笔者到该所主办的“马寅初人口学论坛”上就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做一次报告。报告那天，台下坐着教授、副教授以及从国外回来的博士等。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报告，特别是老师们的提问和评论，使笔者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学术熏陶和锻炼，对笔者后来的学术研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更早的一个例子是，笔者1986年在北京大学读社会学硕士时，对社会研究方法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时发表的一批论文也基本上是有关研究方法的。系主任袁方教授看到笔者撰写的一篇关于问卷调查方法的论文后，不仅打印出来作为系里的参考资料，还派笔者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带着论文到天津参加“全国第一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讨论会”。作为一名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笔者不仅参加了全国的学术研讨会，还在大会上做了调查方法的专题发言，并与众多前辈、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这种经历使笔者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学术信心，也对问卷调查方法当时在国内运用的状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正是从那以后，笔者萌发了撰写一本关于设计调查问卷的著作的念头。在两年后的读博期间，笔者顺利完成了这本著作的撰写，该书于1990年出版，成为笔者的第一本著作。
从上述几方面可以看到，导师对学生的作用，既体现在对选择研究问题的指导上，也体现在对学生提出深入实地、接触现实的要求上，还体现在创造机会让学生在学术交流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上。所有这些方面的启示无疑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指导学生做好研究的一种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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