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国在网络空间中的政治共识难以建立，由于网络议题的跨域性，不同的部门在不同议题上具有不同的立场，使得大国之间很难就具体议题达成共识。如美国政府强调网络间谍的合法性，但是美国企业和民众却出于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的目的反对政府的观点，这就极大增加了大国之间在网络间谍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 Jack Moore，“Intelligence Chief: OPM Hack Was Nota ‘Cyberattack’，”September 10， 2015，https://wwwnextgovcom/cybersecurity/2015/09/intelligence-chief-clapper-opm-hack-was-not-cyberattack/120722/后，由于网络具有抵赖性，影响了大国对政治承诺的落实。网络空间是匿名的，对网络攻击的溯源是有极大的技术难度，因此，对行为抵赖成为普遍的做法。无论是“震网”病毒，还是索尼影业“想哭”病毒等都没有找出背后真正的始作俑者，很多都是源自于猜测。网络空间也在对传统的商业逻辑产生影响，技术国家化、供应链碎片化、产品的本地化等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传统基于效率优先、全球分工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极大挑战。技术和产品封锁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主要领域，如美国在国际上推动建立的“瓦森纳协定”和国内的《出口管制法》都是重要的体现。网络空间的不同点在于网信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领先于军事技术。类似于像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全球性企业所掌握的人才、技术和资源甚至超过了政府，对美国而言，如“斯诺登事件”所揭示的那样，这些企业成为了政府实现战略目标高度依赖的资源。 Broeders， DSBoeke and IGeorgieva，“Foreign intelligence in the digital ageNavigating a state of ‘unpeace’， ” The Hague Program For Cyber Norms Policy BriefSeptember 2019对另外一些国家而言，依赖这些外国企业则意味着重大的脆弱点，因此鼓励发展基于本土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国家开始从战略竞争、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网络空间的商业逻辑，客观上破坏了供应链完整性，从而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逻辑。二、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对战略稳定的影响战略稳定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概念，源自于美苏在核领域的战略互动，很多人将战略稳定理解为大国在核武器领域的战略稳定关系。 Robert Jervis， “Some Thoughts on Deterrence in the Cyber Era，” Journal of Information Warfare， Vol15，No2， 2016， pp66-73另一种战略稳定是指在国际体系层面的全球安全、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中国与俄罗斯曾经发表过两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 杨毅主编：《全球战略稳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随着战略性地位不断提升，以及其对现存国际体系的颠覆性影响越来越大，网络空间不仅成为国际体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新领域，并开始对现有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James N，Miller Jrand Richard Fontaine， A New Era In US-Russian Strategic Stability: How Changing Geopolit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Are Reshaping Pathways to Crisis and Conflic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7因此，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网络空间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一是大国在网络空间的互动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冲突和安全困境，从而影响了网络自身的稳定性；二是网络空间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一)大国博弈加剧网络空间陷入脆弱稳定的状态目前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总体上的战略博弈加剧，网络空间在安全上逐步陷入困境、政治上相互不信任、商业领域博弈加剧。从网络空间的大国关系来看，衡量网络空间是否处于稳定状态的因素主要包括：网络空间的总体安全环境、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存在可以维护稳定的制度体系。 Gary Hart， et alia， Report on A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yber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y Board，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2， 2014当前，这种竞争性的大国关系，冲击了网络空间自身的稳定性，陷入一种脆弱稳定状态，并极有可能产生不稳定。首先，大国在网络空间的战略竞争，使得原本在全球网络安全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网络安全技术协调机构之间合作面临困境，加剧网络空间的整体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CERT）和国际网络安全应急论坛（FIRST）是网络安全领域重要的技术合作组织，前者以国家为单位，开展合作，如中国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CN-CERT）、美国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US-CERT）等。“斯诺登事件”之前，各国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之间有大量的技术合作，对于维护全球网络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受网络空间大国关系的影响，目前各国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之间的合作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压力下大幅降低。国际网络安全应急论坛在网络安全有害信息共享和打击黑客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面临计算机应急响应机构同样的困境。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国际网络安全应急论坛宣布暂停华为的会员资格，要求华为不得再参加国际网络安全应急论坛的相关活动。类似政治干预技术安全的情况愈发严重，造成了网络空间安全环境的恶化。其次，大国之间的网络冲突越来越严重，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思想盛行，网络空间安全秩序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网络空间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表现在现有的国际安全架构无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大国在建立新的国际安全机制上缺乏共识。在“震网”病毒、“棱镜门”、索尼影业和黑客干预大选等全球重大的网络安全冲突上，国际安全架构基本失灵，加剧了各国网络战略向自助和进攻性网络战略方向调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前置防御和持续接触政策，主张要把网络安全的防线扩展到他国主权范围内，并且通过网络行动对其网络对手进行反击。美国先后宣布对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展了网络攻击行动，作为对两国危害美国网络安全行为的报复。 Dovid ESorger and Nicele Perlroth，“USEscalates Online Attacks on Russias Power Gri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19美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防御的目的，但是国际社会以及伊朗、朝鲜和俄罗斯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各方之间的网络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和升级。后，大国之间在网络空间领域建立信任措施举步维艰，中美、美俄之间的对话渠道集体陷入困境。建立信任措施是国际安全领域预防冲突升级的重要举措，在网络空间中，大国之间也试图将CBMs作为维护网络空间稳定的重要机制。美俄、中美之间都曾试图在网络空间建立CBMs。“斯诺登”事件之前，美俄之间建立了网络安全工作组，并就CBMs达成共识，后因俄罗斯接纳了斯诺登的政治避难而被取消。 Ellen Nabashima，“USand Russia sign pact to create communication link on cyber security”，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7， 2013再后来，双方在黑客干预大选问题上不断升级，美国从对俄开展跨域威慑到直接入侵俄罗斯电网作为报复，美俄冲突不断加剧。中美之间也曾在2013年建立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并尝试推动CBMs，后因起诉军人事件，工作组被无限期中断。虽然后来中美之间建立了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对话机制和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机制，但由于缺乏两军的直接参与，在建立CBMs上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贸易战的干扰下，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也陷入停滞状态，中美网络关系总体上也处于一种脆弱稳定状态。(二)网络空间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冲击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核战略稳定，以及对国际安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体系稳定造成的冲击。因此，可以说网络空间大国关系是全球战略稳定领域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网络安全已成为核武器面临的重大风险来源，但大国之间对此却未能建立相应的维护稳定机制。核武器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和卫星通信系统存在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对核安全造成冲击，从而影响核领域的长期稳定。由于核武器所具有的特殊性，任何针对核武器的网络安全事故都会导致国家的警惕、焦虑、困惑，削弱国家对于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的信心，从而导致重大的危机升级和破坏性后果。相对于传统核领域大国之间在核威慑、危机管控、冲突升级/降级等方面具有的成熟经验，国家对于网络安全对核武器所造成的威胁不仅缺乏全面、准确的认知，对于危机管控和冲突降级的举措缺乏共识。因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影响核稳定的重大挑战，需要尽快建立相应的稳定机制。网络科技改变了传统军事形态和作战方式，给国际安全领域带来了新风险和威胁。随着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实战化，战争的形态将被彻底改变。军人、战场和战争模式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程序员将成为军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手中的武器将会与动能武器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攻击的目标也会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网络技术会使得武器杀伤的精确性大幅提高，降低战争的暴力性；另一方面，也会使得很多民用关键基础设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从而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 UNIDIR，“The Weaponization of Increasingly Autonomous Technologies: Concerns， Characteristics and Definitional Approaches， ”Geneva: 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2017现有的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国际人道法如何适用在这一领域，大国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 Michael NSchmitt， et alia，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bruary， 2017现有的国际安全架构，包括军控与裁军机制，也无法用来解决新的现象。网络武器扩散、人工智能武器的滥用，将有可能带来重大的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危及国际安全体系的稳定。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总体上也越来越难以适应网络空间所带来的挑战，特别是联合国作为国际政治体系的中枢核心，如何在网络空间秩序构建上发挥领导作用，受到了部分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的质疑和抵制。联合国需要建立自身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合法性、代表性和有效性，来维护网络空间政治体制的运转。首先，联合国在传统国际政治领域的合法性不仅源自于战后的制度安排，也源自于成员国的授权。网络是一个新的空间，不同行为体，不同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基本属性存在极大的分歧，联合国是否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合法性的危机。其次，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政府间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并不认可国家可以代表其加入联合国，并且由于联合国特殊的官僚体制，非国家行为体很难参与到决策体系中，加剧了其对联合国代表性的质疑。 Mueller MiltonNetworks and States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后，联合国的有效性在于是否能够在重大网络空间治理问题上促使各国达成共识并加以落实。以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为例，在过去已经结束的五届专家组中，只有三次达成共识，并且共识不仅范围有限，而且其中一些关键共识未得到落实，从而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政治地位的质疑。 Group of Governmental Experts on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UN General Assembly Document A/70/174， July 22， 2015网络经济的颠覆性及其背后的国家安全、隐私保护因素加剧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给全球经济的未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是数字经济规则缺失，数据的本地化和数据流动之间的矛盾对于国际经济体系的撕裂正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国家出于安全需要开始要求数据本地化存储。数据在全球流动将会受到限制，从而对全球化造成新的冲击。二是大国博弈导致的供应链的碎片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地缘经济的博弈。 李巍、赵莉：《美国外资审查制度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1期，第45-50页。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新兴国家之间如果不能就维护供应链体系完整和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生态体系的完整，将会有可能在网络空间出现不同的地缘经济集团；三是一些颠覆性的创新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如区块链技术应用产生的虚拟货币成为洗钱、勒索、诈骗等网络犯罪的工具，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无法应对虚拟、去中心化所带来的挑战。三、如何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大国互动关系影响了网络空间和全球战略稳定，危及网络空间的和平发展。维护战略稳定已经是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领域紧急和基本的议程之一。根据物理学的定义，稳定是指物体受到扰动后能够自动恢复原来的状态。因此，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需要从主动和被动两个方向开展工作，主动是指国家需要建立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观，减少自身行为对稳定的破坏；被动是指建立一套在稳定被破坏后能够使其复原的制度体制，也即是网络空间安全架构。(一)建立大国共识的网络空间战略稳定观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需要大国就战略稳定观以及战略稳定的内涵达成共识，这有助于大国能更好地认识自身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对战略稳定的影响。从大国关系角度来看，网络空间具有战略性、整体性、全局性、颠覆性四个特点。战略性是指各国都开始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网络空间的崛起，都开始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来获取相对于对手的战略竞争优势，因此，也不会轻易妥协，或者放弃自己的战略利益；整体性是指所有接入到互联网中的设备在技术层面都是可以相互连通的，大到核武器，小到个人可穿戴设备，网络空间将数百亿的大大小小设备连接到一起。这些设备都是通过相同的协议、介质、编码而连接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都有可能对整体秩序产生冲击；全局性是指网络空间中不同的议题往往会相互关联，并产生全局性影响。如国家为维护网络安全举措会影响技术和经济发展；网络技术具有颠覆性的影响，网络空间的演进逐步的颠覆了现有的国际秩序观念。如网络的实时传输，改变了基于传统地缘所建立的时空概念，过去建立在物理世界的军事、安全观念和能力都不足以应对网络空间的安全与军事需要。根据网络空间战略性、整体性、全局性和颠覆性的特点，结合前文大国关系给战略稳定所带来的挑战，可以构建出当前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内涵。主要包括大国在网络空间的冲突不会导致全球互联网运行的中断，网络战略和政策不会导致互联网的“巴尔干化”，军事行动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关键基础设施瘫痪，以及设定网络行动的禁区，不将核武器的指挥与控制系统作为网络军事目标。国家可以此为目标，对自身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行相应调整，减少对战略稳定的破坏。一是确保战略博弈的可控性，国家在采取相应的行动时，应当保持一定的克制，以避免酿成危机或加剧冲突的升级，破坏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发展。 Joseph SNye， Jr， “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in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1，No3， Winter 2016/17二是维护网络空间的整体性和连接性，国家在网络空间的行动不破坏网络空间的整体性。比如对于全球网络运营至关重要的互联网关键基础资源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欧盟提出的保护互联网的“公共核心”对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三是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网络空间的全局性，在制定网络安全、数字经济、信息化等不同领域的政策时，应当兼顾相互之间的影响。一方面，国家具有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职责，但另一方面采取过度的安全化或者军事化的措施都会对网络空间产生全局性影响。如出于保护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国家会采取一定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但是过度的本地化会对网络空间数据自由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四是在应对网络技术的颠覆性影响时，避免触发现有体制的失灵。国际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将其对国际体系的冲击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不能触碰底线，不触发旧体系的解体。(二)构建网络空间国际安全架构网络空间大国关系固然对战略稳定造成挑战，但缺乏能够复原的机制是影响战略稳定的另一重要因素。国际社会曾参照传统国际安全领域做法，试图通过增加网络透明度、CBMS、危机管控来建立稳定机制。 Daniel Stauffacher and Camino Kavanagh，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Cyber Security，” Geneva: ICT4 Peace Foundation， 2013这一努力并未取得成功，美俄、中美之间建立的稳定机制基本都陷入停滞状态。因此，国际社会需要根据网络空间自身的属性和特点来构建稳定措施，将关注点集中在建立网络空间的国际安全架构上。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状态与国际安全架构在应对网络冲突时几乎完全失灵有关，无法发挥网络冲突预防、危机应对、调停、冲突降级等作用。 Jeremy Rabkin and John Yoo， Striking Power: How Cyber， Robots， and Space Weapons Change the Rules for Wa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September， 2017从现有网络冲突的特点来看，应在全球关键基础设施保护、集体溯源、漏洞分享机制和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建立安全架构体系，形成真正有效的稳定机制。，加强对各国共同依赖的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不仅有助于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稳定，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探索在网络领域建立合作机制。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是各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任务，由于大国之间缺乏互信，使得相应的合作难以开展。美国国务院网络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米希尔·马科夫就曾在中美网络对话中指出，“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数量和分布”。公开信息当然会暴露自己的风险点，但不公开也会导致合作难以展开。对于全球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不仅不具有敏感性，而且还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可以从全球能源、交通、金融正常运营所依赖的关键基础设施开展合作，明确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的定义，建立相应的规范和措施，要求国家不应对全球关键基础设施开展攻击，并且建立相应的合作举措。第二，开展集体溯源合作，为网络冲突的争端解决建立国际性的平台。溯源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涉及到责任归属问题。由于缺乏客观中立的国际组织来对相应的网络安全事件进行调查，绝大多数涉及到国家的网络攻击后都不了了之，这种现象会鼓励更多的网络攻击发生，扰乱国际网络安全秩序。有学者认为，应当在联合国层面建立相应的机构，专门就网络攻击的溯源问题开展工作，在网络攻击发生后开展相应的调查，一旦这样的国际机构成立，必将对攻击者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从而遏制网络攻击高发的态势。 Martin Libicki， Cyber deterrence and Cyberwar，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要做到这一点还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是少数大国垄断了溯源技术，既不愿意与其他国家进行分享，也不愿意协助联合国层面开展溯源的能力建设。对此，国际社会应当有明确的态度，克服少数国家的阻碍，支持联合国在溯源方面开展相应的工作。第三，推动国际漏洞公平裁决机制（IVEP）。漏洞是指计算机存在的程序缺陷，这种缺陷往往被用来开发网络武器，开展网络攻击，从而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构成了重大的冲击。各国都将漏洞分享作为应对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方法。在国内层面，漏洞公平裁决机制是一个跨部门的过程，用于确定是否将以前未知的漏洞(“零日”)通知软件供应商，或将该漏洞暂时用于合法的国家安全目的。 朱莉欣：《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法共同范式——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国际法思考》，载《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9年第7期，第9-11页。但是在国际层面，大国都在将发现漏洞和利用漏洞作为谋取战略竞争优势的手段，这加剧了网络空间整体的不稳定。从网络空间国际安全架构角度来看，推动各国在漏洞领域加强合作是重要的技术基础。国际社会应探索设立相应的国际机构，负责处理重大漏洞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危机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漏洞信息共享，建立漏洞危机处理合作机制。第四，加强供应链安全治理，有助于从技术和商业两个层面避免网络空间的“巴尔干化”，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网络空间所依赖的网络产品和服务是建立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之上，也是全球科技和商业领域复杂、效的领域之一。在缺乏国际治理机制保障下，大国愈发表现出技术国家主义色彩，只信任本国生产的产品，以国家安全名义排除使用其他国家的产品；通过保护国家安全为由阻碍来自其他国家正常的投资活动；利用垄断核心技术和产品的优势拒绝向他国出售相应的技术和产品。为了维护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技术和商业基础，国际社会应当为网络设备和产品提供更加安全的标准体系，增加供应链体系的透明性、可靠性、问责性。 NIST， “Best Practices in Cyber Supply Chain Risk Management: Intel Corporation: Managing Risk End-to-End in Intels Supply Chain，” https://csrcnistgov/CSRC/media/Projects/Supply-Chain-Risk-Manag ement/documents/case_studies/USRP_NIST_Intel_100715pdf.国家应当将重心放在网络安全和服务的审查上，而非以破坏贸易规则的形式来拒绝国外的产品和投资。各国政府应该达成共识，不在民用网络安全产品中植入后门与漏洞，破坏供应链体系的安全性。美国微软公司在“数字日内瓦公约”中就倡议政府“不以科技公司、私营部门或关键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四、结论战略稳定是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领域一项新兴议程，对于从战略和体系层面思考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厘清网络空间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之间的关系，对于各国政府更好地理解和制定网络空间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当前，概念在理论层面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进程中，需要有更多国内外的学者参与探讨，在实践层面这一领域还需要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将战略稳定作为构建网络空间秩序的基础。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关系 本文发表于《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2期。郎平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摘要：数字时代的国际关系正在迈入一个新阶段。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自下而上地塑造着主权国家和国际关系：互联网赋权社会，对社会单元进行权力重构，改变国家的传统权力边界；网络空间不断肆虐的网络攻击、基于信息操纵的政治战以及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使得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围绕科技主导权、数字经贸规则以及网络空间安全规范的大国博弈更趋激烈，赋予大国竞争新的内涵。然而，互联网不会改变主权国家的政治地理学本质，不会改变国际关系以实力为基础的权力博弈逻辑，它改变的是国家的组织和行动方式以及大国竞争的内容和手段。未来的大国竞争将是一种“融合国力”的竞争，大国越是能够有效地融合各领域的国力并将其投射在网络空间，就越是能够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竞争中获胜。关键词：网络空间大国竞争网络安全融合国力当今世界正处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创新通信方式和提高计算效率的同时，跨越传统的国家地理边界，在全球构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互动方式，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秩序带来诸多冲击和挑战。当主权国家成为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地缘政治因素逐渐渗透并显著影响着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进程；与此同时，网络空间也会反作用于主权国家的行为模式和互动结果，冲击原有的国家政治生态、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具体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会通过何种方式、在哪些方面改变当前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有哪些主要因素决定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能够“改变”国际关系的程度和方向？互联网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全球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理论与实践一、问题的提出进入21世纪，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重要驱动力，人类正在逐步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新时代，网络空间构成了国家间互动的重要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互联网成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科技革命助推了大国实力对比变化，网络文化传播推动了民众权利意识觉醒，数字贸易和数字货币的崛起加速了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的重构。与以往电力、蒸汽机和原子能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不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浪潮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由下至上的，它首先改变的是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接下来才逐步实现与传统工业的融合，从而加速重构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政府治理模式。在数字化时代，信息和数据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权力来源，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和新焦点，“世界进入颠覆性变革新阶段”。这些新兴技术不是在目前数字技术的渐进式发展，而是真正颠覆性变革，这些技术必将改变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所有系统，不仅将改变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运输方式，而且将改变我们沟通、协作和体验世界的方式。 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行动路线图：打造创新型社会》，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然而，随着互联网在技术上从通信网络到信息网络再到计算网络的演进，网络空间自身的特征和属性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网络空间不仅成为国家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驱动力，也带来了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等日益复杂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互联网先驱伦纳德·克兰罗克（Leonard Kleinrock）回忆：“我们在创造互联网时的想法是：开放、自由、创新和共享，因此没有对使用施加任何限制，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然而，我们当时并没有预料到，互联网的黑暗面会如此猛烈地涌现出来。” Leonard Kleinrock， “Opinion: 50 years ago， I helped invent the internetHow did it go so wrong?” Los Angeles Times， Oct29， 2019， 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story/2019-10-29/internet-50th-anniversary-ucla-kleinrock. 不断快速发展和迭代的新兴技术正将世界引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成为大国竞争与博弈的重要领域和重要工具。那么，演进中的互联网会如何改变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学界对互联网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始于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对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治理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信息传播成本和时间的降低加深了全球相互依赖，而网络空间中信息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会影响到国际政治的权力关系，信息自由、信息隐私、知识产权保护、网络情报收集等议题都会成为新的议题。 Keohane， Robert Oand Joseph S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urvival， Vol15 No4(1973)， pp158-165; 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在2011年《权力大未来》一书中，约瑟夫·奈特别分析了基于网络产生的权力，他认为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可以分为强制性权力、议程设置权力和塑造偏好的权力，而国家不是网络空间的行为体，权力正在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 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176页。 2014年，约瑟夫·奈提出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机制复合体理论，通过建立一个由深度、宽度、组合体和履约度四个维度构成的规范性框架，可以分别对网络空间的域名解析服务、犯罪、战争、间谍、隐私、内容控制和人权等不同治理的子议题进行剖析，以此来确定在特定议题下的主导行为体。 Joseph SNye J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Managing Global Cyber Activities，”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 Paper Series，No1，2014，pp5-13如果说2015年以前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聚焦于网络空间的治理问题，那么2015年之后，国际关系学界则更多将关注点转向网络空间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及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指出，新的互联网技术开辟了全新途径，网络空间挑战了所有历史经验，并且网络空间带来的威胁尚不明朗，无法定义，更难定性；互联网技术还超越了现有的战略和学说，“在这个新时代，对于能力还没有共同的解释，甚至没有共同的理解。对于使用这些能力，尚缺少或明或暗的约束”。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52页。 亚历山大·克里姆伯格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互联网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促进自由和繁荣的领域，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充满征服与被征服的暗网；当前的世界正在回到某种失序的状态，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更多地依靠除全面武装冲突之外的措施来相互制衡，互联网的架构和技术为国家间冲突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方式，对国际和平与秩序产生重大威胁。 Alexander Klimburg， The Darkening Web: The War for Cyberspace， NY: Penguin Press， 2017， p11 信息革命改变了全球政治并带来又一次全球权力转移，网络和连通性成为权力和安全的重要来源；个人和私人组织都有权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直接作用；信息的传播意味着权力分配更加广泛，非正式网络可以削弱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意味着政府对议事日程的控制力减弱，公民面临新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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