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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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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与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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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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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所收十五篇文章，为作者历年来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这一领域的思考结晶，分“思想史”“观念史”“编年史”三组关键词探讨了诸多相关问题，颇具学术前沿价值。在作者看来，经典阐释者的工作，在于理解并解释过往的思想家，若能“知人论世”“同情之了解”还原复活其思想，或“设身处地”有如他们的自我理解，那便是一种极高的阐释境界。作者还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研究需要在研究视野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选择上，充分兼顾到文学思想史、文学观念史、文学编年史在理论预设、运思路数、方法范式上的长短差异，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多元并取，开创出一条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综合创新之路来。因此大部分文章皆有感而发，论述精辟，思辨性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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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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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静，女，1969年生，祖籍上海人。四川大学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国家出版基金评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主编，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策划。著有《礼乐文化与中国文论早期形态研究》《文气话语形态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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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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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学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
文学思想的两种阐释路径
编年批评史的理论与方法
文艺思想史的材料来源和方法路径
——从《中华文艺思想通史》谈起
思想的相似性与理论的连续性
——传统文艺思想研究中的理论预设问题
“顺着说”与“倒着说”
——传统文艺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术自信问题
思想史视野的教化传统
思想史视野的意会传统
思想史视野的文德传统
经典阐释中的体用问题
经典阐释中的“体不可说”问题
经典阐释中的“如何说气”问题
经典阐释中的文章气象问题
文气阐释中的“隧道效应”问题
文气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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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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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
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无论就批评史资料的选编，还是就思想史的写法而言，均具有足资借鉴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近几十年的各类资料编撰以及思想史的写作中，业已得到反复印证。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这一时期共入选十一人十八篇（刘勰《文心雕龙》选入七篇）。当然，以当代学者的眼光来审视，即便囿于教材的性质，仅仅以十八篇的体量来呈现三百六十多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显然还是不足的对此，编者有清醒的认识。在“前言”中，编者特别说明“附录”部分的内容：“或解说正文，有所阐发；或义有异同，可供比较；或后人论旨相同，有所引伸；或同一作者的其它文章观点类似，足资旁征。”郭氏四卷本的体例，分为正文、注释、说明、附录四个部分，附录是其中有创见的一个部分。编者认为，附录的目的是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收集材料的线索，窥探某一理论发展的源流。鉴于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我们看到，魏晋时期附录部分的篇目多达四十七篇，其中魏晋和后世的篇目，大体上各占一半。参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页。。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郭先生为代表的代学者的研究路数及选编思路是分不开的。
对于郭先生这一代学者而言，划定学科边界，创建中国文学批评这一学科是首要任务。如何将中国古代具有一定文学理论批评意涵的言说从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思想体系中抽绎出来，置于西方“纯文学”的论域中进行过滤、提纯，从而确立本学科的言说范围、学科边界等基本问题，是他们的主要关切点。换言之，这种以剥离、纯化为主的“减法”，是代学者的基本路数。当然，这种研究路数的形成也受制于本人的学术兴趣、知识储备乃至社会形势的需求等。对郭先生而言，写批评史的目的在于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文学批评与文学之演变有着为密切的关系参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页。。在他看来，为了使得文学理论更加简单化一些，体系更加条贯一些，就必须明确地区分哲学和文学的界限对于这种剥离、纯化的路数，郭先生自己有清楚的表述。参见《文气的辨析》一文，载《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6页。。毫无疑问，这种预设也就直接影响到文学思想研究中文献材料的取舍和方法路数的选择。
究其根源，作为二十世纪西学援引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建立与国人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运动同步。这不仅表现为学科定位、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从西学知识范式中直接移植过来，同时也意味着西学中的各种理论预设与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当合法。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这种先天“舶来性”，不仅决定了学科设置、边界划分、资源分配等问题，也影响了几代学者的知识结构与理论框架乃至言说方式。见于中国文学思想研究领域各种关于中国文论“泛文论”“杂文论”的论断中，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痕迹清晰可见。受制于西学所谓“纯文学”观念的引导，人们习惯于从一个相当狭隘的学科立场去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常常将具有一定理论意涵的观念性话语，从整体性的经、史、子、集文本中择出并提纯，也即把文论家的思想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并以这种提纯之后、抽象之后的观念去阐释其全部文本或部分思想，如此这般所建构的“纯文学”的中国文学思想批评范式，切断了与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意义世界的关联，也就将其背后复杂丰富的思想文化语境，有意无意地过滤、遮蔽了。
就近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来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书写，在文献材料的取舍、问题意识的产生以及方法范式的更新方面，应该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思想系谱与知识链接。无论是新近面世的多种简帛文献，还是海外汉学家丰硕的研究成果，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们，自郭绍虞诸先生以来所建构的古代文学思想研究范式，也即将文学观念从整体性的历史哲学思想语境中剥离、纯化、抽象的“减法”路数，大抵已经行不通了。相较于郭先生他们那一代学者不得不采用的“减法”，我们今天的研究似乎更应该做一些“加法”的工作。换言之，重返中国传统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价值论的整体思想语境，回到提纯之前、抽象之前，从中国文学思想自身谱系和本然脉络“顺着说”，而非从西方“纯文学”的后设价值“倒着说”古代文学思想的意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宰制下“泛文论”“杂文论”的断语，应该成为今天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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