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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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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启国际移民进程以来，移民问题从未像今天一样成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进程中除商品和资本之外的第三类流动要素，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和变化中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基于此，本书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理论界定，对与国际移民相关的安全、经济、政治、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论述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围绕如何实现移民问题全球治理展开论述并提出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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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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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琦 法学博士，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副教授，全国公安教育工作成绩突出教师，警察大学优秀教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海外安全利益研究中心、国际移民管理研究中心（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中心）、国家安全战略与反恐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非洲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国家安全与海外利益保护。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报告被内参收录并获领导批示。曾发表过多篇论文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新华社《环球》《南方周末》《中国信息安全》等刊物发表过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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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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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1）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1）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6）
三、难点和创新点（17）
章国际移民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19）
节主要概念的理论界定（19）
一、国际移民的概念（19）
二、国际移民问题的概念（21）
三、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概念（23）
第二节国际移民的分类（25）
第三节国际移民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29）
一、国际移民产生的理论（29）
二、国际移民的融合理论（32）
三、国际移民的延续理论（34）
四、反移民现象理论解释（36）
五、国际移民的治理理论（43）
第二章2001年至今国际移民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47）
节“9·11”事件凸显移民安全问题（47）
一、移民与恐怖主义相关联成为重要的安全问题（48）
二、移民管控力度受安全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加大（52）
三、移民因外国恐怖分子之特定身份而遭到仇视（55）
第二节金融危机加深移民经济问题（58）
一、金融危机对欧美国家社会的整体影响（58）
二、欧美国家移民政策在危机中深度调整（60）
三、国际移民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63）
第三节难民危机加剧移民政治问题（66）
一、难民问题在国际层面深刻影响国际政治形势（67）
二、难民危机在地区层面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71）
三、在国内层面导致右翼民粹主义崛起（75）
第四节新冠肺炎疫情突出移民公共卫生问题（79）
一、全球流动迁徙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80）
二、移民成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群体（81）
三、新冠肺炎疫情加深国际难民的生存困境（85）
第三章2001年至今国际移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89）
节殖民主义及其后遗症（89）
一、殖民主义加速国际移民的发展进程（90）
二、殖民主义使移民问题有种族主义色彩（92）
三、去殖民化运动深刻影响国际移民进程（95）
第二节全球化与逆全球化（100）
一、全球化发展阶段及其影响下的移民进程（101）
二、现阶段全球化进程所呈现出的主要问题（105）
三、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对国际移民的影响（107）
第三节地区战乱和国内冲突（110）
一、2001年至今国际影响较大的难民潮及其特点（110）
二、美国“全球反恐战争”是问题产生的国际因素（113）
三、种族、宗教冲突和政变是问题产生的国内因素（116）
第四节全球治理陷入困境（119）
一、21世纪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危机（120）
二、全球移民治理困境的具体表现（122）
第四章实现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主要路径（127）
节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治理合作（127）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景和内容（128）
二、对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指导意义（132）
第二节强调国际移民组织在全球移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134）
一、国际移民组织的发展演变（135）
二、国际移民组织的机构设置（137）
三、国际移民组织的重要功能（140）
第三节发挥全球移民网络和论坛等多边议程的重要作用（142）
一、重视全球移民网络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积极作用（142）
二、充分利用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多边和多元优势（146）
第四节尊重并实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提出的倡议性目标（152）
一、《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产生过程和基本内容（153）
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主要特点和积极意义（156）
三、《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对移民治理的重要作用（159）
第五章国际移民问题研究对中国移民管理工作的启示（163）
节加速推动中国移民管理法制建设进程（164）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164）
二、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164）
三、积极参与国际协议的制定（165）
第二节制定中国特色移民政策适应未来发展（165）
一、改进外国人入出境和居留管理制度（166）
二、建立中国特色移民社会融合制度（167）
三、兼顾国际惯例制定中国难民政策（167）
四、完善处理“三非”人员相关政策制度（168）
第三节以人才强国为目标深化国际人才战略（168）
一、完善技术移民引进路径（169）
二、优化永久居留管理制度（170）
第四节加强中国参与国际移民治理的话语权（172）
一、加强中国国际移民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性（172）
二、加强国际移民治理话语权的主要途径（173）
第五节重视理论研究、区域合作及人才培养（174）
一、加强智库建设努力实现理论创新（174）
二、坚持推动国际和区域交流与合作（175）
三、开展国际移民管理专业人才培养（176）
结论（177）
参考文献（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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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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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国际移民议题上升到全球治理的层面。2006年9月，联合国首次召开了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120多个国家就移民与发展展开讨论，探求更好的移民合作模式，以此促进发展。高级别对话是国际移民治理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13年10月联合国又举办了第二次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会上强调了移民作为发展行为体的作用并呼吁国家采取措施确保移民安全、合法及有序迁徙。当欧洲难民危机的产生以及国际移民组织正式成为联合国“相关”组织之后，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才真正被国际社会重视并加快了发展进程。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在设定的17个目标中，“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民和人口流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治理和权利的视角关注移民并为将来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战略指导框架。2016年9月，联合国首次召开了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主要就难民问题展开了高级别对话，与会国家在通过的《难民和移民问题纽约宣言》（以下简称《纽约宣言》）中决定将启动谈判议程并终通过一项有关所有移民问题的全球契约。 陈松涛：《东盟域内非法移民问题及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94—195页。2018年12月19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该契约是首份涵盖国际移民各方面问题的全球性框架文件。虽然这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其标志着国际移民治理次以大部分国家参与并拟定文件的方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民问题全球治理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二节国际移民的分类在研究国际移民问题时，将复杂的国际移民进行分类，其目的不仅是简单的对不同移民加以区别，而是蕴含了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并且根据不同的分类，在实现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时其路径选择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谓“对症下药”，在此之前应首先明确“症”是什么和“症”在哪里。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目前对国际移民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主客观意愿区分，国际移民可以分为自愿移民和非自愿（被迫）移民。前者包括因务工、学习、家庭团聚以及其他个人原因而跨国迁徙的人员；后者是为了逃避迫害、冲突、压迫、自然及人为灾害、生态恶化或其他危及生命、自由或生计等不利条件而跨国迁徙的人员。虽然后者也通常被称之为难民，但其实难民是有特殊定义的一类群体，并不包括所有非自愿的移民。自愿和非自愿从区分上来看是相对合理的，但因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很难比较清晰地界定是否自愿，比如因工作原因迁徙的国际移民，从表面看是自愿来到他国，然而实际上又是因生活所迫。二是以产生移民的原因区分，国际移民可以分为出于政治原因和出于经济原因而跨国迁徙。前者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真正意义上的难民，其由于政治迫害或战乱、冲突而被迫离开祖国；后者通常称为劳动力移民，即为了找到工作，或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条件而迁徙的人员。 \\[美\\]哈立德·科泽著，吴周放译：《国际移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按此标准，出于经济原因的国际移民又进一步被分为高技术移民（技术移民）和低技术移民（非技术移民）。这一划分标准对移民终目的国具有较大的意义，不同的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不同，在目的国受到的政策待遇也是不同的。在现实中，国际移民问题的治理主要也是围绕非技术移民或低技术移民的。三是以法律的角度进行划分，国际移民可以分为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合法移民是经移民输出国发放护照并允许出境，移民目的国批准签证允许入境并发放居留证或其他文件同意迁徙的人，合法移民处于政府的管理之下。 陈松涛：《东盟域内非法移民问题及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5页。非法移民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各国政府因自身移民政策不同，对非法移民的界定受主观性影响而有不同的解读。所以，国际上对非法移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只是对非法方式移入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非法移民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未持有证件或持有伪件非法入境；持合法证件入境但签证逾期而不归，也就是主体和行为两个方面。我国虽然没有关于“非法移民”的概念，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关于“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 非法入境是指外国人未持有有效入境签证或合法有效的入境证件，或未从我国对外开放、指定的口岸入境，或未经出入境边防检查而进入我国国境的违法行为。非法居留是指在境内居（停）留的外国人超过签证或居留许可规定的有效停留期，未办理延期、变更手续的违法行为。非法工作是指未取得在华合法就业身份，私自从事社会劳动的行为。（“三非”问题）的规定来看，其实已基本涵盖非法移民的主要行为特征。所以，本书以我国法律规定为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国际移民划分为三大类：特许（privileged）移民、受害者（victim）移民和普通（average）移民。特许移民主要指专业技术人才，通常称为国际精英，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职业路径和居住地；普通移民没有特许移民的优势，属于低技术的社会职业群体，在移民目的国通常从事低收入、临时性的工作，就业通常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受害者移民是指为逃避贫困、环境灾害、迫害和不稳定的政治形势而被迫迁徙他国，这一类移民易遭遇人权危机。 陈松涛：《东盟域内非法移民问题及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4—45页。所以，在不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上述分类以及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移民组织的相关文件，本书将国际移民的种类分为常规移民、非常规移民和难民（寻求庇护者）。常规移民从法律属性来讲即是合法移民，其中包括合法的工作性移民、团聚性移民、学习性移民、投资性移民、养老性移民，但这里不包括合法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非常规移民与此相对，从法律属性来讲即是非法移民。根据以上分类，难民作为第三类，情况比较复杂和特殊。难民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军事、政治、民族、宗教纷争与冲突以及生态灾害的产生而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世界性问题。 陈积敏：《国际非法移民治理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根据1951年联合国《难民地位国际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中的定义，严格意义来讲，只有具备“政治原因”的难民才属于国际法中关于难民的定义。难民一词的出现，与二战期间因战乱和政治迫害而流离失所、迁徙他国的特殊群体相关，这一用词在冷战结束后因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兴起而逐渐淡化了其政治内涵，联合国难民署等组织的主要关注点也逐渐聚焦于国内流离失所者。 李琦：“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现状、成因及应对”，《武警学院学报》第36卷第9期，第12页。所以，随着二战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部分国家和地区将难民的概念加以扩充，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特定方面的公约》和1984年《关于中美洲难民国际保护的卡塔赫纳宣言》中都将那些受国内暴力泛滥威胁、战争冲突引起的公共秩序混乱而被迫逃离国家的人归为难民。所以，因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乱、叙利亚内战以及“伊斯兰国”（IS）肆虐而大量前往欧洲的人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制定者在目前的实践中都称其为难民或寻求庇护者。虽然近几年因难民问题十分突出而将其与一般移民问题并列讨论，但难民仍应是国际移民中的一类。 在近几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移民和难民群体已没有非常明显的界限，很难判断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单纯的战乱、宗教等政治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而迁徙，这也导致了对难民进行甄别成为了欧洲国家的现实难题；另外，在联合国移民组织所编著的《2018世界移民报告》和《2020世界移民报告》中，也都将移民和难民问题合并讨论，并未从国际法的角度突出难民的特殊性，只是在迁徙的原因上做了简单区分，在《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中这种趋势体现得更加明显。（李琦：“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现状、成因及应对”，《武警学院学报》第36卷第9期，第12页）同样，在实践中，往往也将寻求庇护者划归为难民，需要指出的是，寻求庇护者与难民之间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寻求庇护者是根据相关国际或国家规定等待难民身份申请结果的人，是成为难民之前所拥有的身份，而一旦寻求庇护未被通过，则必须离开所在国或者以某种方式留下成为非法移民。 UNESCO，“Asylum seeker”， https://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human-sciences/themes/inernational-migration/glossary/asylum-seeker.（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8日）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定义，难民是“根据适用的国际公约和定义，离开原籍国并在所逃往的国家取得受保护的难民地位的人。此定义也包括那些具备难民特征但既没有获得受保护的难民地位也不是寻求庇护者的人”。 UNHCR，“Global Trends: 2019”， p64， https://wwwunhcrorg/statistics/unhcrstats/5ee200e37/unhcr-global-trends-2019html.（上网时间：2020年12月18日）正因为难民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即难民问题的政治性与人道性相互交织，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以何种态度对待难民，对其接纳与否，国家往往出于更多的政治考虑，即意识形态上的好恶以及与难民产生国的关系等。 李晓岗：《难民政策与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典型的当属冷战时期美国对待难民的态度，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古巴和海地难民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双重标准，在同一时期因同一原因到达同一地方（迈阿密）的难民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对于古巴难民，不管其是否受到了“政治迫害”，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美国都无条件接受；而对于海地难民则采取抵制的态度，实施扣押和驱逐。 李晓岗：《难民政策与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第三节国际移民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国际移民问题，应该首先明确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影响下的一种跨国行为，其产生的动因是什么？移民接收国对移民的政策因何制定?为什么会有源源不断的移民产生?而这些问题都免不了通过相关理论对其进行理解。国际移民行为按照其过程，可以分为：移民产生—移民融合—移民延续，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把握相关规律（国际移民理论）才能在研究国际移民问题时有的放矢，才能理解反移民现象因何产生，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该走向何方。一、国际移民产生的理论国际移民是如何产生的，各种理论可谓众说纷纭，既有经典的“推拉”模型来进行宏观解释，又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种微观解释；既有基于工资和收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又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下的世界体系理论。所以，国际移民理论体现了跨学科、跨领域和多角度的分析方法，体现了国际移民问题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国际移民问题治理的困难性。（一）推拉理论19世纪末，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者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在《移民法则》一文中对移民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的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动因素作用的结果。在此基础上，赫伯尔 (RHerberle）、李（ESLee）和博格（DJBogue）又对此进一步展开研究，并终形成了移民产生的经典理论——推拉理论。 孙朝辉、禹响平：“国际移民理论及移民与输出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宜宾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第64页。在“推拉理论”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和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灾害、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比如严重失业、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宗教矛盾等。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3页。推拉理论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构建了一个宏观研究国际移民问题的框架模型，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可以将很多其他影响因素放入这一模型中展开研究。同时，因为这一理论只能从宏观上审视移民问题，所以这也是其存在的缺陷。它不能解释一些具体现象，比如同样受到推力的影响，为什么有些人选择迁徙，有些人并未离开所在国家，也就是说，这一理论忽视了国际移民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不管怎样，这一理论在解释难民及寻求庇护者跨境流动现象时是十分适用的。（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移民产生的动因，认为国际人口迁徙是由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的过程，是个人希望通过迁徙来获得收益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 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47—48页。由于在经济发展较快而又缺乏劳动力的国家所得到的工资要高于经济发展慢但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所以收入和福利差距成为国际移民产生的根源。并且移民个体在衡量迁徙成本与回报之后，对收益的追求也是该理论认为人们会选择移居他国的原因。这一理论从主客观上都对国际移民的产生进行了解释，成为分析移民问题的主要理论之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它是由迈克尔·皮奥里于1979年提出的。他认为，现代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即上层劳动力市场和下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上层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劳动力市场则是提供工资行业水平低、社会地位低、安全保障差、本国劳动力避而远之的工作，在高福利的社会中这些工作岗位只能由外来移民填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实也是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审视移民问题，其可以看做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延伸。因为即使发达国家的下层劳动力市场仅能提供本国人不愿从事的3D［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困难（difficult）］工作，但与移民所在输出国的就业和生活相比，移民所产生的收益如果依然高于留在本地生活，这种差距就会引发移民行为。（三）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也称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由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1974年提出的。他认为：世界体系由“核心（core）—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periphery）”国家组成。核心国家是指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国家是指在这三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该理论认为核心国家的发展依靠的是对边缘国家的压榨和剥削，由此导致了不平等国际秩序的产生。该理论也被西方学者用于研究国际移民问题。他们认为，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国际移民的产生，而国际移民从产生之初就是服务于资本的廉价劳动力，即“所谓移民，不过是强权的人质，资本积累规律麾下的世界进程的抵押品”。 ［西］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8卷第3期，第35—46页。大量国际移民特别是劳工移民的产生，根源在于历史上殖民主义对边缘国家的剥削和战争造成的地区间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移民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与落后的边缘国家之间除资本、商品之外的第三类重要联系纽带，它与中心国家的军事霸权、对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控制结合在一起。在边缘国家不得不融入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国际移民随着商品和资本的流动而反向流动到中心国家，形成了主要方向为前殖民地国家向旧宗主国流动的国际迁移路线。 李芳田：“国际移民及其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博士生毕业论文，2009年，第26页。历史和现实都可以用来对此理论进行解释，比如二战后大量北非地区移民前往法国、印巴移民前往英国以及因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拉丁美洲国家移民进入美国等。此外，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西方中心”这一世界体系的维护而导致的战乱和冲突并由此引发的难民流动，也是世界体系理论在近几年可以不断更新和丰富的具体表现。在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危机和挑战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大背景下，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国际移民问题的解释有其独特的魅力。本书在随后第三章国际移民问题产生的原因中对有关“殖民主义及其后遗症”这一历史根源的论述也正是基于世界体系理论而具体展开的。二、国际移民的融合理论融合理论多用来解释国际移民进入并在目的国定居之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对移民接收国来说，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是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政策、选择哪些人留下，对留下后成为“准公民”的拥有不同文化和民族属性的移民群体应该怎样使其与本国主体民族和谐相处的问题。比较经典的国际移民融合理论是“同化”理论和“多元文化”理论。（一）同化理论在同化理论中，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熔炉论”。“熔炉论”比较形象地展现了初来到美国的移民，在开疆扩土的西进运动中，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终形成了“美国人”这一共同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熔炉论”是同化理论的初级阶段，经过融合，初来到美国的移民终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美国民族特性，并且对随后到来的移民进行同化，使其尽可能变成拥有同样属性的“美国人”。所以，研究同化理论的学者认为：国际移民在接收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在进入接收国时，由于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不完全了解当地文化，很难与主流社会相适应，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或移民社区落脚，以相对低的工资水平从事低层次工作。在定居和适应的过程中，有的移民能够顺利进入移民小社会，有的移民能够通过努力提升自己在接收国的社会地位，比如进入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住宅区，在交往中进入主流社会的社交网络等，从而不断褪去自己的“异属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这些“先进者”作为同源移民族群的榜样， 被同伴和后来者积极仿效。于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 认同于主流族群，进而实现完全同化。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6页。（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主义早出现在美国犹太裔哲学家霍瑞斯·卡伦于1915年发表的文章《民主与大熔炉》中。他在文章中批评了“熔炉论”，他认为， 个人与族群的关系取决于祖先、血缘和家族关系，是不可分割、不可改变的。美国不仅在地理和行政上是一个联邦， 而且也应该是各民族文化的联邦，美国的个人民主也应该意味着各族群的民主。1924年，卡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多元论”，他认为， 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第16页。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民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多元文化主义走上了政治舞台。20世纪70年代，因西方国家种族和民族矛盾有所升级，多元文化主义被政府用来解决尖锐的民族矛盾，澳大利亚就是在这个时期废除了盛行已久的“白澳政策”而向多元文化主义张开双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范式可以理解为：让少数族群在地区与中央政府机构中具有代表性；改组制度组织结构，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采取措施促进平等、互相包容与尊重，尤其是促进人口主体对少数族群的尊重和包容；提供资源，支持移民群体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对本民族的认同( 而不是同化)。［德］斯蒂芬·维尔托维奇著，刘晖译:“走向后多元文化主义? 变动中的多样性共同体、社会条件及背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第1期，第88页。 多元文化主义理论赋予了西方移民一个新型的公民身份，包括：通过宪法、立法或议会确认中央、地区和市政各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学校课程中采纳多元文化主义；将族群代表性和敏感性纳入公共媒体或媒体许可之中（通过法令或法院判例）；豁免着装法规和礼拜日；允许双重公民身份；资助各种族群组织开展文化活动；资助双语教育和母语教学；采取惠及弱势移民群体的平权措施。 郭才华：“美国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4期，第101页。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应用在移民融合中有其积极的意义，它以尊重移民文化为基础，确保了移民经济、政治权利的平等，促进了国际移民，服务了全球化发展，并且有助于形成包容和理解不同文化的社会氛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在促使国际移民融合的问题上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西方的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达尔文主义”依然盛行，不平等还是外来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且多元文化主义造成了移民与主流群体的二元平行社会，使对立甚至对抗成为可能，终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冲突。总之，无论是同化理论还是多元文化理论，其在制定并实施移民融合政策时的效果都不太尽如人意。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原中东欧多民族国家和西亚北非穆斯林国家不再受苏联的控制和影响，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开始兴起，加之欧盟的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西方的不同民族和宗教的移民越来越多，同化不能解决问题，而多元文化主义也暴露出了弊端。“9·11”事件严重挑战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在“9·11”事件之后，随着国家安全问题的凸显，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实现移民融合的策略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另外，近几年来，除了新西兰，德国和瑞典也都出现了针对移民群体的恶性事件，多元文化主义的包容、理解、平等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三、国际移民的延续理论前往一个国家的移民为什么会连续不断？移民返回后为什么还会再次来到先前的目的国？除了上面提到的移民产生理论的影响之外，能够促使移民产生不断延续现象的原因还有人际网络和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一）人际网络理论人际网络理论的主要解释是：因移民的血缘、乡情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使移民与仍在原籍国的亲人、朋友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会促使有关移民的信息更准确、广泛地进行传播，为想要移民的人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援，如助人钱财、代谋差事、提供住宿等，这就降低了新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不断推动跨国移民延续不断。所以，当一定数量的移民在目的国定居后，将形成新的人际网络，使跨国移民行为保持一种惯性。在一些国家中，某些特定民族群体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徙而至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的行为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更多地是由与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和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来决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实行的“家庭团聚”计划就促使了移民网络的扩大，从而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终形成了对接收国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移民社区”或“移民城市”。 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第3期，第51—52页。虽然移民的人际网络理论是使移民现象长久不衰的重要机制，但这种“滚雪球”效应不会无限发展，当移民数量到达临界点或是爆发了一些严重社会问题时，相关国家就会及时调整政策。（二）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有过移民经历，并且在经历中获益，哪怕初导致移民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原籍国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他还是会仍然坚持移民。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与移民作为“人”所遵循的“习惯”相关，即积累了移民经验之后，再次移民的可能性将变得越来越大。同样，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也促使了“移民社区”的形成，并对新移民产生了较强的“磁场”效应。再有就是“移民汇款”往往会使其家庭成员在原居住地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优于未有家庭成员出国务工的家庭，从而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带动身边其他家庭的人员积极仿效。比如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福建沿海地区家庭中的年轻人大多出国务工挣钱，在此过程中，年轻移民的身影遍布发达国家。福建沿海地区的年轻人出国务工，在改善家庭生活水平、为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一段时期东南沿海偷渡现象屡禁不绝，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出入境秩序，炒作“非法移民”问题一时间成为西方社会诬蔑中国的“手段”。另外，随着移民数量在一个国家某地区的增多，该地区的移民社区就会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跨国性——那些成功的移民会被原籍国青年和新移民尊为榜样，其走过的移民之路会被不断的追随，使移民行为逐渐积累，生生不息。四、反移民现象理论解释反移民现象从历史上来看一直层出不穷。无论是19世纪美国的《排华法案》、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还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移民政策缩紧，都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原因，反移民的主导者多为国家政府，可谓是“至上而下”由政策作为导向。2001年至今，反移民现象仍然离不开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等原因，但其主导者除了国家政府之外，民粹主义的影响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反移民现象。是否接纳移民并不取决于政府基于经济增长、人口发展的宏观决策，而取决于民众对移民的态度，所以，研究反移民现象的理论根源，有助于把握当前国际移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规律。（一）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移民现象演化成为问题开始于西方民主国家对移民采取限制政策。如果人类的迁徙依然能够像19世纪初那样没有限制，则移民问题就无从谈起。所以，分析移民问题，首先要从理论上理解在当前全球化高度发展背景下，为什么西方国家反移民的现象却越来越常见。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社会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出现了国家主权弱化、贫富差距加大等现象，同时也出现了更加严厉的移民限制。人的迁徙流动相比之前更加不自由，反移民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民主进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这一切暴露出的与反移民相关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可以用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来尝试解释。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多只能同时拥有其中两项，而不得不放弃另一项。 葛浩阳：“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真的不可能吗——对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理论的批判性考察”，《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第105页。这是货币理论中“不可能三角”模型被人们认知的开始。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2007年则将其适用范围进一步拓展，并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了“全球经济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又称“全球经济的三元悖论”，即深度全球化、民主政治、国家主权构成了“不可能三角”，难以三全其美，只能择其二。他认为：“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我们多能在三者中取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 \\[美\\]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也就是说，在一个高度经济全球化的西方民主国家，由于经济自由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势必会造成国内不同群体的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在民主制度下，选民会要求对内调整分配、对外采取贸易保护，结果会造成国家利用政治手段压制全球化；如果坚持深度全球化，则必须以国家政治的手段来压制民主诉求。罗德里克终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只能在有限的前提下发展，国家和选民不会接受高度发达的经济全球化，这也解释了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曾经的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政策产生的原因。同样，这一理论也可以尝试解释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限制移民的原因，即移民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存在“不可能三角”，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图1-1全球化背景下移民“不可能三角”理论示意图
在确保国家权力至上的情况下，自由移民和民主政治存在相互冲突。比如，欧洲政府从西方普世价值观和人道主义出发制定了对移民和难民的接纳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移民的流动自由，但由此却引发了本国选民基于移民和难民带来的安全和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抵制行为，终产生了国家权力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大行其道。在民主政治占主导地位时，国家权力与移民和难民自由流动存在相互冲突。比如在叙利亚难民危机爆发初期，出于对难民的同情，民众呼吁政府开放边界、接纳难民，民主对国家权力产生了影响；而当进入欧洲的难民越来越多，并引发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之时，右翼政党又重新登台，控制选民迫使政府制定严格的移民和难民政策或是采取限制手段。同样以美国为例，前任总统特朗普为了迎合国内民众对拉美移民抢占劳动岗位和社会福利的质疑，采取强化国家主权的一系列行动，比如修建“边境墙”、发布“限穆令”、打击非法移民等政策措施，放弃移民自由而选择了国家权力和民主政治。在一个高度移民自由的社会，随着外来移民人口的增加，其在具备了满足生存必须的经济基础后必然将以民主团体的形式参与所在国政治，从而对国家权力进行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是美国，作为曾经高度宣扬自由主义和以移民立国的国家，其国内存在人口数量较大的拉美裔群体以及社会阶层较高的犹太人群体，这类族群在民主议程下对美国的选举政治和对外政策都有一定程度的干扰。当然，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不可能三角”理论模型不能解释当前西方国家反移民现象出现的所有原因，这其中必然还应夹杂着诸如国家利益论、多元文化论和文明冲突论等作为支撑，当然也更不能忽略这一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各变量选取值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总之，该理论可以为分析全球化与目前的移民难民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可以用来解释西方国家移民问题为什么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化倾向这一特殊现象。 李琦：“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和难民问题:现状、成因及应对”，《武警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第14—15页。（二）文明冲突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该理论一经问世便在全世界的文化、思想和政治领域掀起了极大的波澜。尤其是“9·11”事件的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更加印证了文明冲突论的预言，一时间使该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审视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而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国际移民，作为亨廷顿口中区别于西方文明的“异质”文明的重要载体，从进入西方国家的那一刻起，就带来了人口、民族认同和国家安全等各类挑战。而这种挑战主要反映在文化的差异性上，也就是说，基于文化差异的反移民现象根源来自于文明冲突论的理论解释，以语言、民族、宗教、生活习俗的不同为主要表现方式，体现了反移民政策争论的核心。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而国际移民文化属性的差异恰恰带来了不同文明的碰撞。而这种碰撞从亨廷顿的视角看来，是造成冲突、恐慌甚至对抗的主要原因。在“9·11”事件之后，有关“文明冲突”的事例可谓是不胜枚举，其中大多数都是围绕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展开的。这也印证了亨廷顿的观点——伊斯兰文明是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不断进入毗邻的欧洲国家。由此开始，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逐渐凸显：在法国，因穆斯林女性戴头巾、面纱和穿罩袍以及学校提供清真餐等问题引发的社会争论至今还没有结束，频繁出现在欧洲国家具有移民背景的“独狼式”恐袭事件又加剧了反移民倾向，尤其是2015年难民危机带来的安全和社会问题更是将本土基督教民众和穆斯林移民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高潮。特别是2015年1月发生在法国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和2020年10月发生的“教师被斩首案”，因涉及伊斯兰宗教文化、行凶者的移民身份 2020年10月16日，巴黎一名中学历史教师在学校附近被“斩首”死亡。此前，该教师在课上向学生们展示了有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并与学生进行了讨论。袭击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宣称，此事件为“伊斯兰恐怖袭击”，法国政府在随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行动。，加上随后不久发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组织恐袭事件 2020年11月2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4名平民死亡，枪手被击毙。枪手是一名拥有奥地利国际的北马其顿移民，该人曾宣誓效忠组织“伊斯兰国”。事发之后该组织也声称对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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