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健自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人类学新视野丛书）》 - 吴燕和著 - 中西书局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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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行健自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人类学新视野丛书）

書城自編碼： 3882255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会科学总论
作者：吴燕和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47520642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日期： 2023-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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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行健自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是作者根据多年来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社区所作的田野调查所撰写的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从巴布亚新几内亚19世纪的华人移民史写起，直到目前当地华人社区的现状，涉及内容包括华人的移民和对海外社会的适应过程、社会组织情况、亲属制度、商业运营、当地华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转变、华人社区的自我认同等，细致有序地从多个角度展示了当地华人社区的历史演变和当今面貌，并可以此为参考，去考察更大范围内如东南亚乃至全球的华人移民社区，是一部优秀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书名“行健自强”正是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一直以来艰苦奋斗之精神的形象写照。

內容簡介：

關於作者：

吴燕和（Professor David Y. H. Wu），澳洲国立大学博士，1993—200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现为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东西方研究中心兼任高级研究员，致力于海外华人社区的人类学考察研究，主持多项太平洋区域跨国研究计划，探讨文化与精神卫生、传统医药、幼儿教育、民族文化政策等。兼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顾问，及亚洲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多项国际人类学期刊顾问。出版中英文专著二十余种，论文百余篇，且有多国语言译本，如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1989，Yale）、From Beijing to Port Moresby（1998，London）、Overseas March: How the Chinese Cuisine Spread（2015，Taipei）等。

目录
自序：鸟坚尼在哪里？
原序
许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人类学对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
第二节　理论探讨
第三节　田野研究和方法讨论
第四节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的人口分布
第二章　新几内亚华人移民和聚落史
第一节　德属时期：1880—1914
第二节　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1914—1942
第三节　“二战”结束：1945年之后
第三章　华人移民眼中移民和适应的过程
第一节　新几内亚华人移民的开拓者
第二节　华人移民个人的适应能力
第三节　华人的适应能力
第四节　中断时期：日军占领之下
第五节　步步高升的愿望
第四章　亲属制度与商业成功的关系
第一节　亲属制度与创业精神
第二节　家族、继嗣制度以及商业扩展的关系
第三节　联合家庭和经营组织的关系
第四节　亲属网络和商业活动
第五节　亲属行为变化和商业成功的关系
第五章　百货小商店里的日常运营
第一节　寻找开店地址和协商交涉
第二节　清点存货
第三节　华人交易店里的生意
第四节　一家交易店的经济情况和一个华人家庭的开支
第五节　零售商与批发商之间的关系
第六节　海外华人销售员的作用
第六章　一石三鸟：古法做会，筹集资本
第一节　新几内亚华人的历史背景再述
第二节　标会与商业公司
第三节　标会在新几内亚的运作
第四节　操作的复杂性
第五节　小结
第七章　商业发展要靠妇女
第一节　有关海外华人妇女资料之匮乏
第二节　海外华人妇女的经济自主和职业
第三节　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妇女的职业分布
第四节　华人妇女的商业活动
第五节　海外华人妇女活跃于商界的原因
第六节　小结
第八章　殖民地想象中的社会政治组织
第一节　政治结构与领袖结构的意识模式
第二节　天主教派与基督教派
第三节　领袖与权威
第四节　政治认同的难关
第九章　局势的演变和华人的难关
第一节　华人与白人之间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　华人与土著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土著对华人的敌意
第四节　独立前夕的应变措施
第十章　海外华人认同：全球化的本土化
附录一　阿鲁易·阿昆致约翰·安士我斯上校请愿书，1924年
附录二　新几内亚托管地华人人口：1921—1957
参考书目
后记

內容試閱：

自序：鸟坚尼在哪里？
通常我们人类学或民族学工作者，发表一篇论文或出版一本新书，总是先要声明研究材料的来源，是哪年哪月、在哪里的哪个人群聚居的地区，进行了多久的田野调查，收集分析各种统计与文献资料，再经年累月地撰写，才获得这样的成果。
说来话长，本书主要是根据约五十年前，我在当时澳洲属地巴布亚（Papua）和联合国（澳洲）托管地新几内亚（U. N. Trust Territory of New Guinea）进行田野调查四年（1970—1974）所收集的材料撰写而成。其间，我曾多次赴澳洲政府国家档案室，搜寻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档案，并且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凯萨·威廉大地（Kaiser Wilhelms Land）殖民公司”的报告史料（包括澳洲国家档案室保存的英文译本）。现在这本书是2020年完成的新稿，包括了四种我先后完成的著作和文章，还有从1974年至今持续不断与许多以前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后的国名）认识的华人朋友的通讯（人类学界多年来称呼他们为“田野报道人”，英文叫作informants），以及多次碰面访谈的记录，等等。因此，本书完全是重写并重新组成的一本新书。
我当初怎能从夏威夷去澳洲，成为澳洲国立大学的研究学者（ResearchScholar，Anthropology，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ANU），并赴新几内亚做博士论文研究四年？关于其前因后果、不可思议的体验，就可以另外写出好几本书。去新几内亚之前，我是完全不了解这个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一般的，传说还有“食人族”土著（在20世纪末，医学界从这一古代风俗发现了“疯牛症”的来源）的偏远岛国。我和前妻王维兰（从1960年开始，我在台湾大学求学以及后来留学美国时的同学，陪我周游世界的田野伙伴，我们四十多年共同生活中的领导）1971年到达当时澳洲政府统治下的巴布亚以及“澳洲政府代理联合国托管地区”新几内亚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有华人开的许多店铺。当地华人头一次见到我们，都用英语或广东话，自称是华侨、唐人或中国人。当地华人最集中的亚包城（Rabaul，位于新不列颠岛上，当地华人多年来用粤语称之为“亚包”。这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占领并建立太平洋总部后，大将山本五十六坐镇的“拉包尔”。山本后来在此被美国军机拦截打死，当初的日本空军基地和战机残壳，后来成了一大观光旅游景点），原来是在德国人占领时代，由华工参与开发建造的。读者继续阅读本书就会了解，虽然本书是人类学界少见的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人移民南太平洋150年的华人民族志，不可能提供更进一步的南太平洋“经济地理”和“政治历史”介绍，但是本书第一和第二章里，已经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发展和华人的分布，第二章的第一节更是介绍了中国人与东南亚华人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不断到达的移民史。请读者注意参考图2-1德属新几内亚示意图，那是我经过长期研究后，亲手绘制的地图，图上用德文、英文、中文三种文字标示了地名。
当年，我们初次在亚包闲逛，居然发现了一家很大的华人俱乐部，内有饭馆、酒吧、大小会议厅，大门口的大横匾上刻着中文“鸟坚尼中国国民党支部”。我心想，哪里是“鸟坚尼”呢？原来就是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广东话音译，“鸟坚尼”是当地老一辈华人叫的中文地名。这个“国民党支部”是在1920年代，位于悉尼的国民党澳洲南太平洋群岛支部派人来此建立的。亚包的这个“支部”，是我和维兰1970年代做田野调查的几年间，经常被邀去参加各种庆典、大小会议、大型舞会的华人聚会场所。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之后（国名定为Papua New Guinea，简称为PNG），1974年，这个“支部”改名为“太平（或泰平）华人俱乐部”（Taiping Chinese Club）。后来，有次一位从新几内亚来澳洲拜访我的朋友告诉我，听说有人调皮，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国语“Tok Pizin”（英语称为Talk Pidgin，又叫皮金语，洋泾浜英语的一种），戏谑地把俱乐部名称叫成“Dai-Pinis（意为dead already finish）Club”，意思是“已经完蛋了的俱乐部”。
我在赴新几内亚的一年前，早听说那里语言复杂（人类学界的报告称新几内亚不同部落的土著们总共有约720种语言），于是很早就开始做准备工作。我除了会说普通话、闽南话、英语之外，还进一步自学了早已经会一点的广东话，利用图书馆找到的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赵元任编写的粤语课本，在家猛读。1970年，我又在澳洲国立大学上语言学系开的基本PNG Pidgin课，因为那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处通用的语言，上课后发现那与我稍懂的夏威夷Pidgin English很不相同，类似二十世纪初上海码头工人会说的“洋泾浜”英语。可是后来到了田野调查中，碰到当地华人，常常还是语言不通。他们在新几内亚通用的是广东四邑（台山、新会、开平、恩平）乡下土话，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出乎意料的另类“外国话”一样。再加上我俩平时穿着与举止跟当地华人不同，起初经常被误认为是日本人，他们干脆跟我说英语。后来我们发现，当地华人的家族、种族、族群与社区意识，以及文化行为等等复杂多样，政治认同、参与之多变更是先前料想不到的。难怪当初澳洲国立大学爽快地决定给我五年优厚的奖学金和研究经费，就是因为多年来无论是英国、澳洲还是德国学者，都无法了解“神秘”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是如何能够独霸生意以至遍布全境。想必他们庆幸找到了我这个中国人来解谜。
本书是我个人累积最长时间和精力的著作。这在人类学界虽不稀奇，但也不常见。通常年轻时为了博士论文，花费多年时间收集到丰盛资料，后来够写文章一二十年。当然这次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学生——张小军、巫达等诸位教授之热心，以及上海中西书局社长和编辑们的协助，让我年逾八十，再次动笔伤脑筋。趁此机会，也许我可以讲个有关的故事，提提我的老师瑞蒙德·佛思爵士（Sir Raymond Firth），他是一个好榜样。五十多年前，我上过他研究院整年的社会人类学理论研讨课，后来又多次在伦敦、堪培拉见面，向他请益。他是二十世纪全世界最著名的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研究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的人类学家（其实他出生于新西兰，他告诉我他的祖母有毛利土著血统）。佛思教授高寿九十以后，还利用他年轻时在提克比亚岛（Tikopia）收集的田野原始资料发表新论文。也许国内人类学者们知道佛思教授跟中国社会人类学老前辈费孝通先生的关系：佛思是费先生在英国读书时的指导老师（当时正式指导费先生的是马林诺夫斯基教授，人类学界赴新几内亚做田野研究的“老老前辈”）。有趣的是，我的另一位老师许烺光先生，则是费先生当年在英国读书时的同学。后来，我本人也有幸多次跟费老在北京、夏威夷、海拉尔、香港等地会面。
我现在为什么谈到许烺光老师呢？如果想知道本书前半部分内容之摘要，可以先参看本书开头收录的，许先生为本书的内容来源之一—1982年的英文版写的赠序，他的简介和对我研究的评论非常中肯。（除了当时有两点引起一些欧、美、澳学者的争议。（1）许师不信我书中提到的，当地华人社会里入了基督教会的跟信天主教的互相敌对。他常说，中国与西方不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2）许师另外声明，历史上中国人移民海外，比如去新几内亚，只是极少数的人，事实上中国人非常不爱离家远行，不像西方人才是真的移民主义者。这两点也是他在课堂上常讲的。）至于本书现在新增加的第五、六、七章之内容，请看章节标题也就明白了，不必我提前简介说明。
我常常跟朋友们说，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一定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那就让我先讲个故事。我在完成田野调查后直到今天，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许多（甚至有的是好几代）华人保持着联系，或（在美国、中国、澳洲等地）再三会面，大谈该国近况或重温往年趣事。我想先讲个最近见到新几内亚老朋友的故事，以便让大家了解，我不停地追寻着的百多年来华人在新几内亚各方面不可思议的传奇发展。
去年（2019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夏威夷的家里，电话铃大响，显示不认识的号码，我等到来电者开始留言才接听，原来是新几内亚来的老友John Lau（刘），喜出望外。我们才刚两三年不见，他又来参加夏威夷大岛的国际深海钓鱼比赛了。他在电话里约我和妻子日野教授当晚在观光客集中的Waikiki与一些远道来的老朋友聚会。
话说John跟妻子Sandra（中文名陈玉梅），是我1971年和维兰两人头一次去新几内亚做田野调查时，到达新不列颠岛（New Britain）首邑亚包时所结识的一对年轻人。当时Sandra刚从马来西亚嫁来，她跟我们爱说“华语”，夫妇俩后来成了我们的终生好友，我们在田野调查的几年间，受到他们帮助很大。我在1982年和1985年出版的书（参看上文注中介绍）中，曾先后致谢过John Lau。当时John只是替一家华人开的批发店打工，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后，他俩在亚包隔海湾对面的可可坡（Kokopo）海岸地区的乌纳保斐（Vunapope，十九世纪末德国天主教建立的传教大本营），自己开了交易店（Trade Store），又从事进出口批发生意而致富。他们从二十多年前开始和我们常见面。后来Sandra告诉我，他们的批发生意和成衣工厂，已经发展到雇用了一百五十多名土著工人。生意有儿女接班帮忙之后，John以新不列颠岛钓鱼队队长的身份，从2007年开始，每隔两年就率领代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队员们飞来夏威夷，参加有多年历史的夏威夷（在大岛的Kona市）国际深海钓鱼比赛（请参看插图七），每次一定会邀请我和队员们聚餐。钓鱼队队员多半是新几内亚的白人（殖民地称呼为“欧洲人”）和华人中的大小商人（有次，有位华人队员自驾新购私人游艇前来，其富有可见一斑）。随队前来的华人，无论老幼，肯定都认识我，或至少听他们的父母提起过我，就是从前驾着一部“皇家”吉普车（英国制造的Morris Mini牌，车身两边有“On Her Majesty’s Service”[为女王效力]的标志，表示此车属于“政府”的公家车，我可以去殖民地政府工务部加油，不必付钱，每月结账时，他们会向澳洲国立大学相关办公室收款），在亚包天天到处乱跑的那个“台湾仔”（新几内亚华人背后给我取的外号，大家都用广东四邑口音的粤语，叫Hoi-wan-dui）。
那天晚上在檀香山有六人参加聚会（请参看插图十一），言谈间，没想到我们及相关人士中，聚集了一百二十多年前，历史上最先到达并定居新几内亚的中国移民的几位后代（陈乐1894年到达，陈均1902年到达，他们是兄弟俩；周龙1899年到达，周英1901年到达，他们也是兄弟俩。详情参见本书第三章。陈均也就是本书附录一中上书给安士我斯上校请愿的“阿鲁易·阿昆”，书中多有提到，也是书前插图一学生表演合影中穿着中国服装的那个孩子。他是第一位在乌纳保斐就读德语教会学校，并受天主教洗礼入教的新几内亚华人。他的儿子陈秉达少时被送回中国，在上海和香港读过书，成为新几内亚闻名的富商，多次接受我的访问，跟我畅谈当地华人的历史）。当晚的聚会上有周英的曾孙女Miriam Chow和她的丈夫Mr. Wong，她特别受父亲Thomas Chow（周新权）嘱咐来看我，因为两年之前（2017年），我和妻子日野教授去澳洲布里斯班（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后一些华人迁居澳洲的大本营）参加会议，曾跟她父母，及多位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老华人会馆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见面聚餐（请参看书前插图八）。1970年代周新权在亚包开面包工厂，供应全城的面包糕点店。而周新权的哥哥Henry Chow（周新民）是周英的长孙，当时我们也常见面，他是亚包有名气的大商人（开造船厂），并活跃在当地政界。最近他在过世之前，被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封了爵位，成为华人夸耀的Sir Henry。
晚餐谈笑间，John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他乌纳保斐家中的妻子Sandra（当时她已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名的华人，头衔是“国泰华人协会荣誉会长”），让我跟她用Face Time面对面通话。没想到，接电话的Sandra坐在飞机上，正在飞往首都摩瑞斯比港（Port Moresby）途中。Sandra很高兴，叫我看看坐在她旁边的人是谁。我一看是一位黑人老头，他接过电话，笑着用英语说：“David，好久不见！你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我马上认出他是Sir Julius Chan，在1980年代出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总理的陈仲民爵士（请参看书前插图六）。他是陈均的侄孙，由于母亲是新爱尔兰岛的土著，他的外貌有点像黑人。我在1970年代因为田野调查认识他时，他尚在亚包地区政府任职。而且，我和维兰两人住在他父亲陈柏家隔壁的“皇家”宽房大院三年之久，所以经常见面，逐渐熟识。陈仲民面貌虽似黑人，但从小跟父亲学会了流利的广东台山土话。本书第七章中关于亚包华人妇女登记为商店业主的相关表格，就是当年我拜访华人所谓“县官府”的白人“县官”，他叫当时的部下陈仲民帮我查寻整个地区的商业记录，我据以编辑成的难得资料。
我觉得自己真是个非常幸运的人类学者，今天能够在此讲五十多年前到新几内亚做调查研究的故事，而且还能在这五十多年中，跟多位田野工作中建立友谊的老朋友们保持联系和见面，有的人还搭飞机亲自来夏威夷找我叙旧。把我当老朋友的当地华人之中，还有现已过世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自治后首任国会议长Perry Kwan（关子戴，国家独立至今，唯一被推举担任过此一荣耀职位的华人。他也会说流利的台山土话，母亲则是新爱尔兰岛的菲律宾人后裔。因此之故，他后来也被派担任过巴布亚新几内亚驻菲律宾大使）。他曾邀我和维兰参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首次国会，安排我们坐在议长的贵宾席位，旁听整个议会之进行。
四五十年前，我参与人类学界研究“海外的华人/华侨”的时候，讨论多以当时流行的理论为出发点，解释华侨如何适应外国的地理环境与异国文化，如何打入异国社会而求生存，反正华侨总会“落叶归根”回国的。这在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然而近几十年，学界研究跨国移民，都把他们当作“Diaspora”——意思是“流离”、“失散”、“漂泊”，就像犹太人那样，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群。但是我在几十年的研究中发现，“Diaspora”概念不适合放在新几内亚的华人身上。他们几代下来，有共同的生存经验，并且建立了很清楚的怀旧的共同记忆与历史。他们对外人用英语自称“PNG Chinese”或用广东话说“吾底鸟坚尼唐人”（意为“我们新几内亚的华人”）时，包含了强烈的共同归属感和认同感，包括社会、文化、语言、族群（虽然有“正唐”与“半统”之区别）等一系列领域。虽然这个群体中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全境，以及澳洲的布里斯班、悉尼等城市，而且还经常在世界各地出现，但他们清楚知道，“We，the PNG Chinese”，绝对不是什么流离失所、漂泊的人群。而从他们的奋斗史，我们更看到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这也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请读者们继续阅读本书里更多更有趣的故事吧。如果读后意犹未尽，也许还可以去图书馆找找我前些年写的以中文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我的前妻维兰讲她的家世和我们田野生活的书，以及内人日野博士花了两年时间翻译，以日文出版的我的回忆录，细说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的“Diaspora”生涯，顺便看看我的外曾祖父张亨嘉（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第四任校长）的故事，再听听我跑遍海内外的更多的田野故事吧。
2020年6月
吴燕和于夏威夷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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