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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阿伦特的一生自风雨中而来，在不断地逃亡中成长为20世纪重要的女性思想家。
幼时出生在世俗犹太家庭，从“反犹”言论中她初次有了内心的觉醒意识到一定要捍卫自己的尊严；经历战乱、求学、被迫害等事情，她依然是“傲慢的汉娜”，并且始终头脑清醒地在坚持思考，在探索生活与哲学；阿伦特的好友作家玛丽·麦卡锡，认为阿伦特是“光彩照人的女主角”、纽约沙龙的人对这位“魏玛的摩登女郎”念念不忘；哲学家海德格尔对她一见钟情……通过借助档案、采访资料、诗歌手稿和私人书信等资料，以及33张珍贵的照片，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位20世纪重要的女性思想家波澜壮阔的一生。
二、作为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引领者，阿伦特的思考始终传达着思考、智识的力量。
1959年当普林斯顿大学向阿伦特提供教授职位时，她威胁要拒绝，因为《纽约时报》着重强调她会是“第一位女性”。阿伦特希望因她的思想得到认可，而非因为她的性别，重要的永远是她的思想。关于平庸之恶，她说“我认为，恶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极端的，而从来不是根本的：它并不具备深度，因此也没有什么恶魔般的色彩。恶可以毁坏整个世界，就像霉菌一样在表面肆意蔓延。只有善才有深度，可以是根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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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阿伦特是重要的哲学思想“平庸之恶”的提出者，她与西蒙娜·波伏瓦、苏珊·桑塔格一起被视为20世纪三大女性思想家。奥古斯丁说:“我爱你——我愿你是你所是。”这也是阿伦特曾反复引用的话。借助档案、采访资料、诗歌手稿和私人书信等资料，以及 33 张珍贵的照片，我们得以认识真实且隐秘的阿伦特。
从小她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是一个外人，一个反叛者，或者像她后来自己说的，一个“局外人”和一个“亡命之徒”，她后来的人生也没有改变这两种身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说，阿伦特的婚姻是“双王制”.他们相互滋养着对方的心智生命；好友玛丽·麦卡锡说，阿伦特像一个“孤独的旅客，在她思想的火车上”行驶;面对他人的批评，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回应道，“我讨厌当个刺儿头，但恐怕我确实是个刺儿头”……
在她与海德格尔、本雅明、鲍德温和雅斯贝尔斯等人的交往中，我们也得以窥见思想的海啸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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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美]萨曼莎·罗斯·希尔
Samantha Rose Hill
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文中心的助理主任，巴德学院政治学客座助理教授，布鲁克林社会研究所副教授。在本书中，“我希望可以向读者描绘一个无比生动的女人的画像，来展示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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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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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理解
1.内在的觉醒
2.《阴影》
3.《论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
4．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
5. 转向政治
6. “我们难民”
7. 拘禁
8. 紧急状态
9. 过渡
10. 友谊
11. 和解
12.《极权主义的起源》
13.《爱这个世界》
14.《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15.《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16.《论革命》
17.《黑暗时代的人们》
18.《共和的危机》
19.《心智生命》
20. 讲述故事
注释
主要参考文献
致谢
图片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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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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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理解
我们琢磨莹石——
直到合格做珍珠——
然后，扔掉莹石——
把自己看成蠢猪——
形状—尽管—类似
而我们这双新手
通过运用沙子——
学会了珠宝的花头——
“我们思考的对象是什么？是经验！没有其他！”这是1972年汉娜·阿伦特在“汉娜·阿伦特著作研讨会”上的发言。会议的主办方是多伦多社会政治思想研究学会，阿伦特本来受邀作为嘉宾列席，但她却坚持要在会上发言。
汉娜·阿伦特的作品在很多方面都是关于思考的。在她的《思想日记》（Denktagebuch）中，她问道：“是否存在一种非专制的思维方式？”在《人的境况》开篇，她表明了写作意图：“因此，我打算做的非常简单，仅仅是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在她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赴耶路撒冷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时，她发现艾希曼缺乏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来想象世界。阿伦特的最后一部作品《心智生命》，第一篇就是题为“论思考”的论文。
但对于汉娜·阿伦特来说，思考和经验是并驾齐驱的，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塑造了她的生活和工作。1906年，阿伦特生于德国一个富裕的世俗犹太人家庭，从小她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是一个外人，一个反叛者，或者像她后来自己说的，一个“局外人”（pariah）和一个亡命之徒。她后来的人生也没有改变这种身份。14岁时，阿伦特因为带领同学联合抵制一位冒犯了她的老师，被学校开除。1933年，在她的第一任丈夫君特·安德斯离开柏林后，她留下来，把寓所变成了帮助共产党人逃离德国的地下中转站。同年，她因为在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收集反犹宣传材料，被盖世太保抓捕。后来她逃到巴黎，学习了法语，还研究了希伯来语，同时在“青年阿利亚”（Youth Aliyah）——一个致力于向巴勒斯坦运送犹太青少年的组织——工作。33岁时，她在法国南部的居尔拘留营度过了五个星期，后来这里大批犹太人被释放，开始逃亡之旅。1941年夏，阿伦特移民到了美国，申请为一个美国家庭做管家，以便学习英语，后来她开始为几份犹太报纸写文章。她在犹太关系大会找到工作，这个组织致力于帮助犹太家庭和机构拿回他们被窃的财产，此外她还讲授欧洲史的课程，也是在这一时期，她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极权主义的起源》。
她的好友，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把她描述为“光彩照人的女主角”。德国哲学家汉斯·约纳斯说，她有“一种激情，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对高标准的本能追求，对本质的探索，对知识深度的渴求，这让她充满了魔力。”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这位保加利亚裔法国哲学家写道，“阿伦特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谈到过她的女性魅力；纽约沙龙的人对这位‘魏玛的摩登女郎’念念不忘。”剧作家莱昂内尔·阿贝尔称呼她“傲慢的汉娜”。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样描述她：“个头娇小、身材丰腴的驼背女人，留着短发，声音有点男性化，头脑非凡。” 也许汉娜·阿伦特身上最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点，根据各方面的说法，是她的“自成一格”。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
在汉娜·阿伦特早年那部自传色彩的小说《影子》中，她描述自己对世界经验的饥渴就像“困在渴望中”。她早年工作的内在驱动力是一种体验和理解生活的热望。正如她后来所说，理解生活，与求知的冲动不同，它需要你无休无止地投身于思考活动中；它要求一个人永远都准备好重新开始。
从很多方面而言，阿伦特成为作家都是一个偶然。她说写作是为了记住自己的思考，记录值得记住的，写作是理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她的日记和出版的作品中都能找到佐证，她在文字中进行着她所谓的“思考练习”。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政治思考的八场练习》一书的序言中，她写道：“思想自身乃是源自生活经验中的事件，而且必须始终与它们维持联结，将它们作为指引方向的唯一路标。”对阿伦特而言，思考练习是进行理解这一工作的方式，它们提供了一个途径，帮助她摆脱在德国哲学传统中所受教育的桎梏。
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后，阿伦特的思考方向从学院哲学转到政治思想。她震惊于“职业思想家”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视而不见，并且还助纣为虐推进文化和政治机构的纳粹化。他们没有反抗希特勒政权的崛起，却被历史潮流裹挟前行。她宣布脱离那个“文化圈层”，说她“再也不会参与任何智识活动”。阿伦特在她的《思想日记》中问道，“是否存在一种非专制的思维方式？”接着提出了下列主张：“问题在于，一个人怎样能够完全避免被卷入潮流中。”阿伦特指出，思考本身只是一种活动，并非专业哲学家这个精英圈子的特权。她说，“知识分子”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字眼。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进行自省的独立思考，如果你想抵制意识形态的思潮，在面对法西斯主义时担负起个人责任，独立思考就是必要的。
阿伦特并不经常谈论自己的方法论，她的政治思想并没有既定的分析出发点，也没有固定的框架。她写作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也并非在构建一个哲学体系，对诸如真、善、美这样的概念做出理论阐释。她的工作渗透了苏格拉底的精神——它是对话式的，乐于接受质疑，不断回到起点。1955年，阿伦特讲授一门名为“政治理论的历史”的研讨课，在课程伊始就指出，概念本身不是目的，概念应该是我们进行思考的源头活水。这暗示着所谓的“真”并不存在，因为我们必须不断从自身最新的经验出发来重新思考“真”。
在她的随笔《瓦尔特·本雅明》中，她将这种思考方式描述为“潜水采珍珠”，这个说法源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第一幕中的第二场）：
五噚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
化成瑰宝，富丽而珍怪。
阿伦特的著作探讨的是经历“沧桑巨变”之后的历史要素。我们不能指望从历史中找到今天的类比，也不能期待从历史中找到某种偶然、线性的推理链条，来解释极权主义崛起这样的历史事件。“潜水采珍珠”是一种走近碎片化历史的方式，让我们可以捡到一些富丽而珍怪的瑰宝，得到某些启发。
对于阿伦特而言，思考和理解的工作是要独自进行的。她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画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从早年起，在她对孤独的热爱和被认可的渴望之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她反思道，即使只是读一本书，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独。如果一个人想要进行思考，他必须避开公共领域的灼灼凝视，这样才能体验思想的无声对话。阿伦特将这种对话称为“合二为一”，即一个人跟自我的对话。思考是一个自我理解的过程，是对自我的认知。当一个人体验到思想的无声对话，思考的自我是一分为二的；当一个人重新显现于世，自我便再次复原为一体。在这一思考空间里，一个人可以直面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信仰，以及自己既往的思想。阿伦特说：“认为存在危险的思想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思想本身对所有的信条、信仰和观点来说都是危险的。”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阿伦特的思考练习带着一丝危险的意味，这并非偶然。经验（Experience）和实验（experiment）这两个词有着共同的词根：experiri（去尝试），它又和periculum（危险）相关。阿伦特说“没有危险的思想，思考本身就是危险的”这句话时，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思考活动，理解世界的活动，可能会颠覆我们曾经相信的一切。思考有让我们自身解体的力量。
汉娜·阿伦特抗拒所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她不是任何思想流派或哲学信条的信徒。因此，阿伦特的人生和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教给我们如何思考，而非提供一些供思考的论点。所以，阿伦特的许多读者曾经尝试将她归于某种政治传统下，是很讽刺的，因为阿伦特对理解的热衷即是对这一思维方式的完全抛弃。理解不是要形成“正确的信息和科学知识”，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永不停止的思考活动，我们才“对现实妥协，与之和解”。阿伦特认为，这便是我们在世界上筑造精神家园的方式。
1967年夏，在给罗歇·埃雷拉的一封信中，阿伦特写道，“被世人赞扬当然总是让人愉快的。但这真的不是重点，被世人理解要让人愉快得多得多。”也许我们要问一问，汉娜·阿伦特被理解了吗？
近年来，许多人都开始阅读汉娜·阿伦特的作品，试图去理解我们今天面对的政治危机——自由民主的衰落，虚假新闻的散播，公共领域的增长，技术的胜利，私人领域的丧失，普遍的孤独感，等等。阿伦特的文字中到底有什么，在今天让如此之多的人找到共鸣？为什么我们总要把目光投向她，来理解21世纪的政治状况？
我敢说，那是因为阿伦特在历史中找到的不是类比，而是那些富丽而珍怪的瑰宝，可以帮助我们通过一个新角度来看待我们最切近的经验。就像所有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一样，她关注着她那个年代的问题——极权主义的崛起，革命的政治，人们对政府信任的丧失，对参与型民主的需求，文化的衰落，恶的问题。这些都不是新问题，但它们呈现在每一代人面前都是新的样貌，需要我们的理解。
阿伦特的文字中还有一种激进的开放性，邀请人们参与和阐释。阿伦特是一个诗性思想家。有人称她为“and”思想家。用她的朋友，政治科学家汉斯·摩根索的话说，“她头脑的运转方式与诗人很相似，创造出亲密感，发现一些一旦提出人们都会感到恍然大悟的关系，但是在诗人提出这些关系之前，没有人想到过”。阿伦特知道意义是可塑的，它必须通过讲故事制造出来。她想要找到新的语言，来言说一个新世纪的政治现象，为此，她将自己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将哲学、神学、政治理论、文学和诗歌熔为一炉，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阿伦特不是一个迷信的女人。她并不相信神谕或占卜。她甚至都不相信进步的神话。她关注的当下和此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不认为我们应该围绕着“未来会更好”的概念来安排生活和政治，而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善”的概念。
阿伦特是一个苛刻、专横、带着偏见的人。她不是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自由派、保守派、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她爱这个世界，接受她所理解的人的境况的根本因素：我们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彼此各不相同，我们显现于世，然后终会消失。在这之间，我们被扔进一个“成为”的空间，我们必须一起照看地球，共建世界。
阿伦特对世界的热爱，要求我们必须接受人的境况。它也要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找到一种方式，来看待充满苦难的世界，还能依然热爱它。这不是容易做到的“诫条”。柏拉图说，忍受伤害要强于施加伤害。康德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指令，要我们按照全体人类的善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认为唯一的善就是善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职业思想家、民族国家和哲学都没有起身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潮流。所以，阿伦特自觉摆脱了传统的桎梏。她喜欢引用法国诗人、抵抗运动斗士勒内·夏尔的一句话：“我们的遗产未被预置任何遗嘱。”
阿伦特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借助它们来进行理解，但她一定会反对我们用她的作品来类比当下的政治危机。她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次采访中说：“回望历史以期找到类比，作为解决当下问题的借鉴，在我看来，是一个荒谬的错误。”阿伦特想要教给我们的是怎样思考——怎样停下，根据我们最切近的经验、恐惧和欲望，来思考自己的行动。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的那个世界，它已经被冷战、反恐战争和数字技术的崛起从根本上重新塑造。阿伦特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重新来思考，如何把自己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中解放出来，如何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何独立思考而不是屈服于意识形态。她说，只有当我们做到这些，我们才有爱这个世界的能力。
她写过一篇题为《80岁的海德格尔》的随笔，其中写道，“每个思想家，如果他活得足够长，一定会致力于阐释那些看似是他思想的成果，途径就是通过重新思考它们。”这不是写汉娜·阿伦特的第一本传记，也不会是最后一本，我在想，自己能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写她，在这样的想象中，我与阿伦特站在了一起。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1982年出版了她的阿伦特传记作品，名为《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她向世界曝光了阿伦特不为公众所知的私人生活。虽然不知道阿伦特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诗歌、日记和情书公之于众，但她在去世时确实把这些遗赠给了我们。（鉴于她也曾研究过作家拉赫尔·瓦恩哈根的书信，想来她也想象过有人发现她的文件，并在其中找到了友谊的陪伴，就像她在拉埃尔信件中收获的那样。）扬–布鲁尔参考了1966年约翰·彼得·内特尔出版的《罗莎·卢森堡传》的框架，完成了一部巨著。而我的这部传记不同。它没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将主题更聚焦。它的目标是向不熟悉阿伦特的读者介绍她的生平和作品，并补充了一些已出版的传记中缺失的自传细节。我希望可以向读者描绘一个无比生动的女人的画像，来展示她为何被视为思想和行动上的双重巨人。
阿伦特对理解的热情，对生活的渴望，对于她自省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形成是同等重要的。我不认为这两者可以脱钩，因为一个人必须真正热爱这个世界，才能像她那样热情地投入其中。在她人生的至暗时刻，就是她被关在拘留营那段时期，未来一片渺茫，她开始思考自杀的问题，最后她的结论是，自己太热爱生活，所以不能放弃。她决定继续活下去，并且要努力欢笑着活下去。我希望她面对绝境的勇气能够激励我们鼓起勇气，在“我们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去抵抗我们今天面对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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