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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史料丰富确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课题通俗化成果,既言之有据,又归纳总结使之通俗易懂。
2. 元代珍稀图片:元帝后半身像,元代狩猎、货郎图及其他各类元代生活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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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元大都的社会生活》一书,精炼史料,以简洁的篇幅介绍元大都的社会生活,既有皇宫生活的面面观,多民族文化融为一炉的皇宫、对喇嘛教(藏传佛教)对崇奉、 朝会与燕飨 、出巡上都 、游皇城 、狩猎与演武 、占卜与消灾祈福习俗 、帝后葬礼与祭祖等等,也有大都芸芸众生相,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展现了生动的元代大都社会生活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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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张双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边疆民族史,在《清史研究》、《中国藏学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篇,出版《清代朝觐制度研究》专著,编辑整理《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等大型史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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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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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皇宫生活面面观 多民族文化融为一炉的皇宫——以神奇的大明殿为例
崇奉喇嘛教(藏传佛教) 朝会与燕飨 出巡上都
游皇城 狩猎与演武 占卜与消灾祈福习俗 帝后葬礼与祭祖 鲁班天子与十六天魔舞 揭开后宫帷幕 刀光血影的政权角斗场 第二章 大都芸芸众生相 一官二吏 三僧四道 五医六工 七猎八民 九儒十丐
十种人之外的其他人户 第三章 严重对立、难以共存的两个社会
民族歧视,吏治腐败,造成严重对立的两个社会
元大都两大社会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阿合马被杀事件
元大都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变成瓦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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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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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元大都的社会生活”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年前的一天,我到元大都遗址公园游玩,见到一些游人在元朝宫廷生活塑像前指点评说,像是在与古人交谈,气氛很热烈。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应该用大量确凿史料,揭示元大都的社会生活,这对于人们了解北京的历史,充分挖掘、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今天的文化生活,是有益处的。
当然,这是个很大的课题,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要一步一步做才行。于是,产生了这本小书。
谈到元大都的社会生活,首先要了解大都人的生活环境。这要先从元大都的建造历史开始。根据《元史》有关文献史料,至元四年(1269年)开始修建宫室,十一年(1274年)宫阙告成;至元九年(1272年)“敕修筑都城”,即大都城,十三年(1276年)完工。二十二年(1285年)完成官署等主要建筑工程。以后还陆续不断营建。
根据《元史·地理志》的记载,大都“城方六十里,门十一座”。20世纪60-70年代的元大都考古发掘证实:“经实际勘察,元大都平面略作长方形,北城墙长6730米、东城墙长7590米、西城墙长7600米、南城墙长6680米、周长28600米。四周辟门十一座。正南三门,分别为文明门(今东单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北面二门,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东面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西面三门为平则门(今阜城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现在北郊仍保留有 形土丘遗迹,俗称‘土城’。东西两面城墙南段与明清北京城墙的东西城墙是一致的。城墙全部用土夯筑,城基宽达24米。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在土城上覆以苇排,同时在西城墙土城顶部中心,有长300米的专供排水用的半圆形瓦管。”
当时的元大都属中央政府“直辖”,各个方面由中央各部分别管理,例如,军政属枢密院,营建工程属工部,糟运和税收直属户部等。同时,设置大都路都总管府和大都留守司,负责日常行政管理。
大都路都总管府(相当于现代的省)领六县(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十州(涿州、霸州、通州、蓟州、漷州、顺州、檀州、东安州、国安州、龙庆州。这十州共领十六县)。辖区相当于现代的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保定、廊坊和唐山的部分地区。都总管府下设:大都路兵马都指挥司二,分置南城和北城,“掌京城盗贼奸伪鞫捕之事”;司狱司三,“掌囚系狱具之事”;左、右警巡院和大都警巡院,“领民事及供需”;大都路提举学校所,提举由国子祭酒兼;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东关厢和西北、南关厢巡检司,“掌巡捕盗贼奸宄之事”。
大都留守司,名为留守,实为常设机构,“掌守卫宫阙都城,调动本路供亿诸务,兼理营缮内府诸邸,都宫原庙、尚方车服、殿庑供帐、内苑花木,及行幸汤沐宴游之所,门禁关钥启闭之事”。(《元史·百官志六》)其主要职掌是守卫、营建、维修皇宫和皇家寺庙以及相关的物资供应。
根据《元史·地理志一》所载,元初至元七年(1270年)统计,大路计“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到元朝后期,人口会有些变化,但找不到更加确切的统计数字。
我们的研究范围,是以元大都城区和近郊,(即现在的北京市辖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大都路的其他地区从略。
在举行朝会大典的金銮殿安设皇宫和百官坐床与大酒瓮,这是我们在现存的明清宫殿(例如故宫的太和殿和沈阳故宫的崇政殿)是见不到的,一般人也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汉族文化传统里,女人是不能参政的(武则天称帝是例外),后妃都是住在后宫,不能在金銮殿有坐床,不能与百官共同参加典礼。即使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专政,也只能是“垂帘听政”。凡遇朝会典礼,听百官奏事,坐在皇位宝座上的仍然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只能坐在悬挂的珠帘后面指手划脚,通过太监传话,而不能直接面对群臣,更何况在大殿中与文武百官同设坐床呢?而文武百官面见皇帝只能下跪叩头,奏事时要低头面地,不能直视皇帝,怎能想象在皇帝宝座附近设座床呢?在朝政大殿放置大酒瓮,在汉族传统文化中,在一般人想象中,更是绝对不可能的。
其实,这在元代很正常,是保持蒙古传统习俗。在蒙古创业初期,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高的,不仅和男人一样放牧牛羊,也和男人一样骑马打仗。建立元朝前后,皇帝的正妻(皇后)都是政治联姻的产物。成吉思汗与共创大业的弘吉刺部约定,皇后必为该部之女,意为共同创业,共享天下。所以正妻政治地位很高,对朝政有重要发言权,在各种重要的朝会典礼,都要与皇帝共同出席。所以朝政大殿的皇帝宝座旁,一定要安设 皇后宝座。另外,从成吉思汗开始,以争夺天下为家族大业,重大事务都要召开宗王会议(实质是家族会议)。每次大战胜利之后,都要举行盛大宴会,召集诸王、大臣欢饮庆祝。而且是按蒙古包习俗,坐在坐床,欢宴很长时间。大都官殿建成,也明确了君臣名分,但这种习俗仍旧保留。因此,在朝会大殿安置皇后和诸王、大臣坐床。忽必烈时期到过大都皇宫的欧洲人马可波罗,也曾经特别注意了这个习俗,并把它记录下来,在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第87章写道:“大汗开任何大朝会之时,其列席之法如下:大汗之席位置最高,坐于殿北,面南向。其第一妻坐其左。右方较低之处,诸皇子侄及亲属之座在焉。皇族等座更低,其坐处头与大汗之足平,其下诸大臣列坐于他席。妇女座位亦同,盖皇子侄及其他亲属之诸妻,坐于左方较低之处,诸大臣、骑尉之妻坐处更低。各人席次皆由君主指定,务使诸席布置,大汗皆得见之,人数虽众,布置亦如此也。殿外往来者四万余人,缘有不少人贡献方物于君主,而此种人盖为贡献异物之外国人也。”
对于大明殿放置大酒瓮,马可波罗也注意到了,同样记录在他的书中(同前),而且很具体:“大汗所坐殿内,有一处置一精金大瓮,内足容酒一桶。大瓮之四角,各列一小瓮,满盛精贵之香料。注大瓮之酒于小瓮,然后用精金大勺取酒。其勺之大,盛酒足供十人之饮。取酒后,以此大勺连同带柄之金盏二。置于两人间,使各人得用盏于勺中取酒。妇女取酒之法亦同。应知此种勺盏价值甚巨,大汗所藏勺盏及其他金银器皿数量之多,非亲见者未能信也。”
同时,他还记录了在大明殿亲眼见到的趣事:“每殿门,尤其大汗所在处之殿门,有大汉二人持杖列于左右,勿使入者足触其阈。设有触者,立剥其衣,必纳金以赎。若不剥衣,则杖其人。顾外国人得不明此禁,如是命臣下数人介之人,预警告之,盖视触阈为凶兆,故设此禁也。但出殿时,会食之人容有醉者,罚之则不如入门之严。”
此事在元代文献也有记载,不过大汉所执并非长杖,而是“劈正斧”(可能是因形似而误,或是翻译之误)。这值殿大汉是特选的,《辍耕录》卷一:“国朝镇殿将军募选身躯长大异常者充。凡有所请给名曰‘大汉衣粮’。年过五十方许出宫。”长柄安玉斧头的“劈正斧”是当时的重要仪仗之一,《辍耕录》卷五:“劈正斧以苍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广半之,遍地文藻灿然,或曰自殷时流传至今者。如天子登极、正旦、天寿节,御大明殿朝会时,则一人执之立于阶下,酒海(即前文所说大酒瓮)之前,盖所以正人不正之意。”(即纠正违
反朝正制度的行为)这里说的比较简略,《元史·礼乐志》对每种朝会劈正斧应处位置,有详细,具体规定,很繁琐,此处从略。
按照元朝制度,各种朝会结束之后,必于大殿举行宗亲、大臣宴会。所以大酒瓮装满酒供痛饮。“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张昱《辇下曲》的这首诗,生动记述了当时情景。盖因元朝各种朝会均按历代王朝仪制,而“朝会燕乡之礼,多从(蒙古)本俗。”(《元史·礼乐志一》)大明殿这些设置,正是根据蒙古旧俗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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