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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共上海中央局，是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撤离上海后，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的党的组织。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负责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城市斗争。在白色恐怖下，特别是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针对性渗透、打击下，上海中央局被迫终结，但这并不能否定其在中共党史上的积极贡献。在迭遭破坏中，上海中央局相关人员面临严峻考验，他们所作的生死抉择令人扼腕、启人深思，其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书以还原上海中央局的历史经过为重点，展现上海中央局在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指导白区斗争的历史贡献。这其中包括提供为中央苏区重要领导提供救命奎宁，提供第五次“围剿”情报，促成中央红军长征，等等，均值得深入研究。本书的出版将推进“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历史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上海地方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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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海勇，文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参与市委党研室集体编研项目十数种，撰文在《史林》《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发表，为《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多篇。著述出版有《时为公务员的鲁迅》《“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伟大纪念日》等。
沈忆琴，1931年生于上海。1947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洋模范中学，沪新中学，沪江大学参加学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市委党校、长宁区中学、上海历史研究所、市委党史征委会办公室等处工作。曾任巜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5—1987.10）》编辑组组长，1994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离休后继续关心党史工作，参与编写了《解放战爭时期第二条战线中的上海学生运动史料选编》《历史教训与宝贵启示——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沙文汉陈修良年谱》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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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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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1
第1章中共中央撤离上海与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7
一、 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历史背景7
二、 上海中央局的成立及其组织建构、工作职责21
三、 上海中央局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初的工作展开35
第2章上海中央局在一九三四年的重要工作54
一、 联络共产国际，加强地方党的工作54
二、 继续领导国统区的工人运动67
三、 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80
四、 助力反“围剿”斗争，关切毛泽东疾患89
第3章上海中央局连遭三次大破坏94
一、 六二六大逮捕，上海中央局遭受第一次大破坏94
二、 计划改组，上海中央局遭受第二次大破坏102
三、 二一九大逮捕，上海中央局遭受第三次大破坏118
第4章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建立与终止132
一、 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建立132
二、 上海临时中央局短促的历史作为144
三、 遭受第四次大破坏，上海临时中央局重建工作中止152
第5章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的原因探究163
一、 根源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163
二、 国民党不断强化特务工作174
三、 上海秘密党组织建构、工作纪律与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186
结语 历史贡献与失误教训197
主要参考文献201
后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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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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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有机组成，是一部关乎中华民族近代命运转捩、现代化建设进程与当代发展走向，内容积淀厚重，而又在即时书写最新篇章的光荣伟大历史。读史益智，鉴往知来，学习中共党史既要弘扬光荣传统、宝贵经验与伟大成就，感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历史进程，在不断增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信心的同时，也要善于查找不足、学会从沉痛教训中获得历史的真知与有益启示。明了于此，研究中共上海中央局这段历史就不会显得多余。
中共上海中央局（亦称白区中央局，以下简称上海中央局），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3年1月撤离上海后，根据临时中央指示成立的中央派出机构。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负责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城市斗争。最终在经历了数次大破坏后，于1935年9月戛然而止。由于这时期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了全党工作，上海党组织又迭遭破坏，且叛徒丛生，让人觉得这段党的历史不足为训，予以忽视甚至遗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此仅作一个自然段二百来字的介绍，且文称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破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48页。而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写的是上海中央局从1933年春至1935年2月“遭受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破坏”，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二者在“大破坏”关键数据方面明显对不上。如果把黄文容被捕事件算作一次大破坏，再加上李竹声、盛忠亮、黄文杰这三个上海中央局负责人在不同大破坏中先后被捕，应是四次大破坏。六次大破坏之说，可能来自毛齐华的回忆：“由于上海局继续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所以它只存在了两年零七个月。其中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连续遭到了六次大的破坏。”（毛齐华：《风雨征程七十春》，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但是，另两次大破坏具体所指不明。
从历史发展主线来看，中央党史正本不在上海中央局方面多费笔墨，完全是正确的。因为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方面加以观照，上海中央局的历史也无以昭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并非中共党史主流主线，确实不应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央位置。然而，就中共党史而言，继中共中央在上海十年又半，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央在上海又存在了近三年。上海中央局作为中共在白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这段历史，是一段必须正视、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尽管“左”倾错误极大地左右了全党的工作，然而，白色恐怖笼罩下留守沪上的中共组织和党员在荆火中潜行、在泥泞中斗争，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血腥统治下坚持理想，一心向党，坚持斗争，为救国救民而忍受非人的磨难，砥砺前行，如此自我牺牲的奋斗精神浩气长存。张闻天1937年5月2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高度评价近十年的奋斗：“继承了并发扬了过去民族革命的光荣的传统”，“继续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保存并锻炼了党员骨干，乃至创造了苏维埃与红军，并指出我们的党在错误中学习与锻炼了自己，等等，张闻天：《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1937年5月2日），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 179页。其实也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历史贡献。有鉴于此，上海党史工作者在查访相关部门档案、联络事件亲历者开展访谈或信访、检索历史文献等征编研宣工作中，从未放下对上海中央局的关切。
尽管如此，上海中央局的历史还是有许多不甚明了之处。地方党史工作部门的查档能力原本有限，况且上海党史又有太多的重点与热点，不允对此投入过多的工作力量。步入21世纪，这方面工作基本上停止，只有等待相关学术研究的进展与史料的不期然披露。有心者对这段历史投以持续关注的目光，而所以对上海中央局念念不忘，首先基于党史部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职能定位。革命先行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牺牲奉献，在所不惜，党史工作者职责在肩，有责任将党的历史梳理清楚，先存史再求是。无论如何，正本清源，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是我们的第一追求。这也是中共上海党史一卷本完成后，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突破方向。其次，是对上海中央局历史给予必要的凸显与恰当的评估，易言之，上海中央局要在这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要积极钩沉它面对险阻丛生的内外环境，坚持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探索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之路的足迹与经验教训；它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统区党组织的纷繁复杂关系，展现其积极作为，解析其历史局限。再次，是努力清理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的原因所在，不仅要拼凑相关史料以还原历史经过，还要从当时敌对方那边查找具体线索，借以总结党领导城市地下斗争的成败得失，其间涉及的叛徒问题或有助于今日党建的纯洁性教育。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近二十年的史料搜集，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然而，晚近十年的党史工作日趋繁重，为此专题研究再三推延。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党校2010级硕士生张青媛的学位论文《1933年至1935年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导师卢毅）在2013年问世，作为上海中央局专题研究最新也是最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既给我们增设了同题研究务必有所突破的压力，同时也提供了相应的参考便利。
检索新时期上海中央局有关资料，分明如闻该专题推进的跫跫足音。有关中共上海中央局，新时期先行面世的是一些亲历者的回忆。1980年《党史资料丛刊》第2期发表的刘叔琴《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活动片断及其他》、顾玉良《关于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回忆》涉笔中共上海中央局，该刊同年第3期、第4期接连发表的熊志华《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他》、刘顺元《三十年代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的片断情况》均略及上海中央局的历史。翌年发表的沈忆琴《关于一九三三年建立的上海中央局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1981年第1辑），在既有史料收集的基础上向研究层面提升。继后，仍有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面世：高文华《关于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几点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期）、李嘉森《我所知道的上海中央局交通工作和一九三五年七月的大破坏》（《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期）、黄玠然《关于一九三三年上海中央局的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1期）、王均予《忆我在中央出版部的工作》（《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11期）。与黄玠然文同年发表的马红《上海临时中央局概况》（《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2期），与4年前发表的沈忆琴的文章合看，基本上可得上海中央局历程的梗概。同年出版的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以及李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5年版）述及上海中央局遭受的两次大破坏等历史事件。此外，这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资料（1929—193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福建省档案馆编的《福建事变档案资料（1933.11—1934.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特别是江苏省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编的《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88年印），提供了可资查考的历史文件。曹雁行、殷子贤《关于上海中央局用中央名义发表文件的一些情况》（《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2期）考证发现了一批上海中央局用中共中央名义写成发表的宣言、决议、决定、指示，以及一部分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或毛泽东等领导人名义发表的文件。在此期间问世的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江苏革命斗争纪略》（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对上海中央局历史也有所涉及，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更可参考。
步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文献档案的公开与亲历者回忆及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呈现分头并进的态势。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历史文件。而《党的文献》于1995年、1996年先后发表的《上海临时中央局被破获后重新建立及其分工的情况报告》（《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关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再次被敌人破获的经过、教训及恢复的意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直接提供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核心资料。同时期出版的尚明轩的《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张文杰等主编的《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齐华的《风雨征程七十春》（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也披露了相关的史实。
200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前所未有地厘清了上海中央局的基本史实。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存录了上海中央局与中央北方局的关联。由此跨入21世纪，党史研究掀起新一轮的热潮。革命史料的出版与党史研究两翼齐飞，陈早春、万家骥的《冯雪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郭洪涛的《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车锦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白区斗争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王健英的《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1893—1981）》（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聂洪钧回忆与文稿》（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张秀山的《我的八十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吴殿尧、宋霖的《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集、传记、专著皆有涉及，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收集了不少上海中央局的档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基础上又有所扩展。
新世纪有关上海中央局的专题研究有明显进展。高鸿达的《历史上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党史纵横》2007年第3期），又涉笔介绍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央局。晚近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丁伟、周进运用新发现的日本方面史料，先后发表的《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受的三次重大破坏》（丁伟，《文史天地》2012年第2期）、《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事件始末》（丁伟，《世纪风采》2012年第1期）、《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事件补遗》（周进、丁伟，《上海党史与党建》2012年第5期），以及《日方资料反映的一九三四年上海租界内的中共组织屡遭破坏情况》（周进、丁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6期）等文，为上海中央局迭遭破坏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党史研究的开展，特别是有关察哈尔事变、福建事变、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远东反战大会、陕北肃反、国共第二次合作前的秘密接触，还有上海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国民党中统、军统及中央特科等史料的披露与研究，也为推动上海中央局研究再前进搭建了学术津梁。
总而言之，上海中央局的史料呈零散分布状态，研究专题还有相当可以提升的空间。本研究有意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再作努力，至于研究方法，无非是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综合研读近二十年搜集的史料及21世纪以来的新发现、新成果，去伪存真，力求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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