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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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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既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国际中文教育理论和实践为起点，不断探索相关教育领域教学创新发展的方向，尝试论证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主要内容包括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的教育理念及教育模式如何创新，传统的教学方式如何改革才能适应当下教育的新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产教融合育人机制与路径等。全书逻辑框架严谨，研究视角新颖，材料准确，从教学实践出发，将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经验、典型案例，教案设计等结合起来，既体现理论研究的严整性，又契合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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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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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红，哲学博士，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海南省领军人才，南海名家，海南省琼学研究会会长，三亚学院琼学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研究、普及海南文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海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十余项，出版《琼学源流》等专著五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学社会主义》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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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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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理念探讨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三亚学院为例
多模态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新路径初探
“四新”建设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跨学科发展路径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的新变革探究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 职业技能”线上教学模式探索
第二部分国际中文教育“三教”改革探索
“互联网 ”背景下国际中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究
国际中文教师培养模式研究浅论
新媒体技术加持下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路径探析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选修课程创新实践——以三亚学院国际幼儿教育课程为例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英语课程教学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读写一体化教学探究
国际中文教育混合式教学的现状与实施
古代汉语文选教学与传统文化的体认
汉字源流知识应用于古代汉语教学的探索实践
文字教学对线上平台的应用探索
海南方言文化融入中文专业语言类课程的教学思考
国际中文教材中汉字知识模块的研究——以《成功之路》系列教材为例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中的选用标准研究
海南戏曲融入汉语国际教育的探析
第三部分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道路探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汉语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探究
虚拟现实技术背景下儿童古诗词教育教学策略研究
学前儿童传统民族音乐教学效果提升策略研究——幼儿琵琶培训课程跟班学习案例分析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华裔儿童线上汉语教学研究
商务汉语方向国际贸易课程核心知识点需求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国际中文教育产教融合动力分析
智媒时代我国传统文化传播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游戏化思维在国际中文教学环境中的融合策略
海南自贸区特色文创品牌发展与国际化传播策略研究
终身教育视角下海南地区成人普通话水平提高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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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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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理念探讨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张美云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使命。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可以让世界人民以中文为桥梁，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进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积极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助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一、“讲好中国故事”研究与实践现状
（一）研究的数量与主题分布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要看到，在国际舆论场，我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我们要继续在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传播影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上下功夫，既把中国事情干好，也把中国故事讲好。
从学科和文献来源看，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文章，比较集中于新闻与传播、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且文章多来源于《对外传播》《新闻战线》《青年记者》等传播类学术期刊。另外，从主题词共现矩阵中可以发现，与“中国故事”共现的排名比较靠前的主题词为“国际传播”“新时代”“文化自信”“国家形象”“思政课”等，集中于政治话语体系。与“讲好中国故事”共现的主题词则多为“新时代”“主流媒体”“策略研究”等。
由此可见，通过中国知网搜索文献可以发现，以“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学术研究自2013年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学术文章数量逐年上升。但学科分布和文献来源集中于个别领域，共现主题词也多集中于政治话语体系，对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成果较少。
（二）研究与传播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得到诸多领域学者的充分关注，大家从不同视角围绕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价值、话语体系、传播路径等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学术界、主流媒体以及政府部门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
从具体研究和实践内容来看，“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大致围绕着为什么讲、讲什么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展开；同时，存在理论深度不够和实践效果不佳等现实困境。具体体现在破题立论较多、学理探索偏少，理论建构和实践经验的反思有待提升。特别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脱节的情况，在受众看来具有内容单一、传播单向、互动性特别是国别化本土互动不够等问题。
从文化特征的角度看，一方面，反映有形事物的“硬文化”，如旅游、服饰、语言、文字等易于被人们接受，传播效果较好；而反映无形事物的“软文化”，如精神风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传播难度大，不容易被受众接受。某种程度上，中华文化价值观层面的内容传播缺乏较为有效的载体和渠道，尚未得到受众完全认同和接纳。实质上，“软文化”传播以及受众的认同才是跨文化传播中重要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通过“世界大同、天下一家”这一核心主题打造了一场和平友谊的盛会，诠释了“低调简约”“和衷共济”的文化自信，是一次以“软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创新实践，也为国际中文教育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典范。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讲好中国故事”传播理念的形成、传播技巧的积累、话语体系的建构、技术手段的运用等与国际形势、现实需求以及时代标准相比，仍显得比较滞后。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对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特别是对外传播实践的系统性建构有待完善和提升。
二、“讲好中国故事”认知与实践误区
“讲好中国故事”，从句法结构上看，这是一个动宾结构，“讲故事”是核心要义。具体地说，“讲”和“故事”是动宾关系，“中国”是“故事”的限定成分，而“好”则是“讲”的补充说明（结果补语）。根据语义理解的一般规则，重点应放在“故事”的限定成分“中国”以及“讲”的结果“好”上。但在实际的传播实践中，人们常常存在理解上的错位，即误把“讲好中国故事”转化成“讲中国好故事”，将“好”由结果补语变成定语，对于何为“好”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区。
误区一：凸显宏大叙事模式。
宏大叙事就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并给出其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特点。这种叙事方式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包含积极的政治特质，但其注重目的性，追求完整性也比较容易造成形式上走向极端，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致使形式承载不下内容。受传统思维和政治叙事模式的影响，我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叙事风格较多采用宏大叙事，报道强调突出主题，选材注重规模，讲道理注重目的明确性，等等。
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一实践课题中，有人对中国故事的理解过于侧重宏大叙事，认为对外讲贴近民众的小的故事不足以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也不足以称之为中国故事，即使选取典型范例也是蜻蜓点水，作为宏大叙事的花絮和点缀。这样很容易导致中国故事的题材不全面、表达不真实、情节不生动，只是简单的宏大叙事、理论灌输、空泛议论。因此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的受众对于这种主题性、目的性、形式化较强的叙事方式会存在一定的误读。
误区二：求“大”喜“好”、重传统轻现代的片面选材标准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认为只有“大”且“好”的故事、“典型传统文化”的故事才是“很中国”的故事，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足以代表中国，这也是一个明显的误区。求“大”喜“好”的故事本身不能够充分、准确地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特别是有意识打造的对外传播的传统文化元素，过于局限于传统中国元素、价值观念。比如，在国际中文教学中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京剧、武术、剪纸、中国结等民间艺术，以及《弟子规》等蒙学经典，有时被夸大了其所蕴含的价值，让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误以为现在中国百姓也是“人人都会功夫”，这样讲故事容易忽略与现代中国形象相契合的中国价值塑造。虽然国际上有一部分受众比较喜欢这种纯粹中国的、民族的故事元素，但却难以使之成为世界的。
误区三：自说自话的单向传播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面向的受众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全世界的人民，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需要构建可以沟通的有效的身份认同。而真正要达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前提和核心要义。
当前，全球话语体系对中国叙事提出新要求。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的宣传，让西方受众对中国缺乏全面了解，对中国声音产生一种本能的防御和抵制，这种形成心理传导机制的价值观“识别装置”和文化“滤镜”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国话语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另外，语言对文化和思维的影响也客观存在，作为“高语境依赖”的汉语，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包含着大量隐喻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持有同一种语言的人来说是默认已知的，而对于母语非汉语的受众而言，需要重新认识文化隐喻的内涵。叙事话语的“高语境依赖”也是传播中国声音过程中的一种叙事特点。高语境传播中被传播信息通常被隐喻在文本的背景环境之中，传播内容的表达较为含蓄、隐晦，而低语境语言的大量信息已经清晰地置于编码之中，无须根据上下文所构建的情境进行解读。基于高语境的汉语文化背景之下的诸多中国故事，或许讲述者并未有“我说你听”的原始动机，但对于来自低语境语言的受众而言，极易造成讲述者自说自话的境地。对高语境的文化背景理解不到位，客观上也会造成不知所云的结果，甚至曲解误读，这也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误区四：忽视文化差异和认知偏差的单一语言表达
之所以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因为面向的受众具有“非同一性”，不仅国家民族不同，而且具有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感知自身和外部事物时，常常会以自身或自己所处的情境为基础，错误地判断自身文化背景以外的事物，这种现象被称为“认知偏差”，它在国际传播中也普遍存在。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偏差，会导致故事的编码者与译码者之间无法建构一个完全、完整意义的共同感知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以讲故事作为叙事解释与行动的方式，编码者叙事的主观性会无可避免地呈现。而对于故事的认知，译码者会参考故事内容的连贯性，基于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结合个体自身经历进行判定。如果我们所讲的故事并非本土化的内容传播，也就是没有达到与受众的认知体验具有相通性，而始终保持一定的文化距离，就容易产生认知和理解偏差。
在讲述中国故事的实践中，有时会忽视这种文化差异造成的认知偏差。如果直接将国内话语转向国际话语，特别是“战略”“桥头堡”“前沿阵地”等一些军事术语的引用，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与反感，从而强化歪曲基于他者认知的、与“自塑”的故事形象存在较大差距的“他塑”的中国形象，导致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引起外界的拒斥、排异。比如，在东南亚的有些中资企业的经营场所，用汉语贴挂各种宣传条幅，周围的群众不认识汉字，更不懂得条幅所表达的“携手共筑美好未来”的诚意。他们也没有中国人“要想富先修路”的切身体验，反而会基于其国内各种媒体的宣传对条幅内容、对企业甚至对中国产生各种猜忌。因此，国际中文教育不应该局限于海外课堂中文教学，深入了解所在国家文化并实现互动和融通，甚至对海外中资企业员工的相关培训都应该成为应有之义。
三、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的系统性探索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文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讲好中国故事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因此，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牢牢掌握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发展道路、价值观念、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把真实的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
（一）传播路径：用精准定位代替自说自话展现可信中国
传播主体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近年来，我国虽然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区域媒体合作、文化产品输出等方式不断扩大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但在精准传播、适应当地传播环境建设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对不同地区的传播针对性较弱、核心价值观念不集中不明确、对当地民众影响力有限等问题依然存在，严重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因此，要增强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就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传播环境特征，创新针对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本土传播策略。以东盟国家为例，与源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认知的东方主义不同，同为东方范畴的东盟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与塑造具有一定的对立性——不仅会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想象误读中国，而且会受“威胁论”影响，心生畏惧，产生对华不友好的态度。在这种复杂的对中国“他塑”认知的前提下，以“自说自话”的自塑形象讲述中国故事必然会加大误读的程度。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在面向东盟地区讲中国故事时，主题一定要定位精准，可以将“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等理念作为达成合作共识的基础。同时，要用民众能接受的形式讲述他们感兴趣的中国故事，体现国家亲和力，进一步取得东盟地区不同国家及民众的信任，有针对性地细化对各国的特色本土化中文教育与传播策略。通过中文教育创新东盟地区传播中国故事，还可以发挥华人纽带作用和主动性，特别要发挥相似的文化心理基础和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体现双方平等的交流，不仅让受众听见听清，更要听懂听进，从信息推送的单向传播过渡到区别受众差异、关注受众感受、注重传播效果的双向互动。比如，被称为中国高铁海外全面合作开工建设的“第一单”的印尼雅万高铁，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讲述。虽然印尼国家层面也高度重视，但雅万高铁施工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和民众的阻挠也是不争的事实。就周围的居民现有生活状态而言，置身于建筑扬尘和交通拥堵中的他们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两国政府合力推进雅万高铁建设的重要意义，搞清楚这个问题并针对民众的疑惑和不适做好解释工作，是讲好雅万高铁故事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精准传播的前提基础。这项“解释”工作一方面主流媒体要有意为之，同时，中文教学中也应该适当引入该话题，结合语境教学讲清楚道理，并通过学习中文的学生或学员转换成其母语传播开来，则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和理解。因此，中国故事精准传播的前提是精准定位受众以及传播内容、方法手段等。
（二）叙事模式：宏大叙事与共情叙事相结合展现可爱中国
北京冬奥会参赛者和媒体记者通过个体化的审美愉悦、道德情感、切身体验等共情叙事向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传递冬奥会的真实信息，这次对外传播成为以共情叙事模式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所谓共情，是两个以上的人在信息交流活动中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上和精神上的共鸣和延展，并且对信息内容的认知和理解大致相同或相近的互动现象。在国际交流中，不同国家政治与社会制度、历史与文化传统的差异成了不同特征国家之间交往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情感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一种生理与心理状态。中国在对外传播中要实现跨文化、跨民族、突破阻隔、直抵人心的传播效果，就要充分调动受众的情绪张力，以人类共有的情感和道德标准，在宏大叙事的同时，在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着重刻画共情叙事模式。
语言作为民心相通的前提之一，奠定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在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从宏观层面，国际中文教育既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丰富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文化交流全球化多元化的重要举措。从微观层面，国际中文教育的文化选材不应仅局限于兵马俑、长城等典型元素，北京冬奥会“二十四节气”与“折柳寄情”、上海非遗“海派绒线编结技艺”等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式浪漫，也在海外受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这些为国际中文教育文化类课程内容与讲述方式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题材选择：用真实、立体的故事展现可敬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采用适当的叙事方式进行精准传播的前提和基础是故事的选材。针对特定的地区，选择不同的故事，运用恰当的叙事模式，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具体什么样的故事才能承载这一使命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对讲好中国故事的题材内容作出高度概括，“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这些高度概括的主题是我们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时讲好中国故事的着力点和聚焦点，承载这些主题的不是宏大的理论阐述，而是鲜活的、具体的、真实的人民实践。比如，北京冬奥会上用二十四节气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大美河山、传统文化和生活情致；用五环破冰而出展示中国人用自己最真诚的胸怀，邀请全世界共赏圆月、共筑友谊地久天长；用中国结雪花引导牌诠释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尊重不同，向往和平与团结；和平鸽表演，更是中国人历来倡导的“和衷共济、守望相助”。
同时，不回避问题和困难，将真实的中国、发展的中国呈现给世界，也是非常必要的。在传播语料的选择上，扬长不避短。比如，2021年10月，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应邀在线出席由美国美亚学会和金沙集团合作举办的“旅游和人文交流”主题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代用当时中国流行的七个“热词”向美国公众介绍了中国的最新发展情况和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七个热词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逆行者”“躺平”“凡尔赛”“内卷”“双减”和“饭圈”，其中既有体现正能量的，也有直面社会现实敏感问题的。
正如中国俗语“人无完人”，国家也如此，不完美才更真实，努力追求完美才更可敬。
（四）语言表达：以目的语讲中国故事消解文化误读
在世界面前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只是途径方法，“塑造中国价值”才是最终目标。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抵达“塑造中国价值”的逻辑中，语言表达是重要的逻辑节点和桥梁纽带。真正做到讲好中国故事对故事所使用的语言、语态、语气提出更高要求。在讲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运用共情叙事的模式塑造无差别的正向价值即“通用价值”（如友情、爱情、亲情，以及勤奋、成长、拼搏、勇敢、善良、 感恩、智慧等）比较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所接受，实现方式方法的优化。
面对西方社会引导塑造的带有负面价值的符号或宣传，仅有“通用价值”的故事还远远不够。面对这些反向推动力，必须从根源上，从受众的认知深层去修正，即消解受众因文化差异和反向宣传而造成的对中国的误读。而要真正消解这种误读，就需要以其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内容讲述中国故事。特别是面向某些基础环境差异较大地区的受众讲述时，我们所使用的汉语甚至通用的英语等非本土化的讲述语言，都无法被真正理解，无法形成对中国的完整认知。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用本土化的思维和目的语讲述中国故事，更容易带来亲切感，这也为多语种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人才储备带来了一定挑战。
国际中文教育的讲授主体即教师，必须以了解目的国文化为基本要求，以基本掌握目的语为努力方向。只有做到语言文化互通，才能讲好不被误读的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塑造中国价值，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逻辑节点，也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选择恰当的叙事模式、精准的传播路径，选取适切的题材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故事，并运用本土化的传播方式消除认知偏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通过语言融通、文明互鉴等有效途径，努力消除误读、增强共鸣，让全世界的受众更充分了解中国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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