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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吾道文丛》收录成中英、钱理群、冯天瑜、汪荣祖、郭齐勇、邓晓芒、赵汀阳等多位学术名家的学术自传,内容是学人自述学术生涯和学理思考,兼忆学林往事。通过学者的自传印证相关学理的来龙去脉,同时折射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流变。本书是冯天瑜先生的自传,他在书中自述家学、学堂、社会大学提供的精神营养,凡人众生、学术巨匠的懿言嘉行以及作者遨游学海的入微体验,是作者研习文化史的无尽长程的写真,可供读者参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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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冯天瑜(1942—2023),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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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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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随慈母“住读”湖北省图书馆八年追思 | 002
从泛览群籍到攻读经典:庭教记略 | 018
未成文的家训 | 026
家中长老——记梁启超、王国维、王葆心墨宝 | 033
实验中学初三(1)班毕业六十年祭 | 044
高中忆旧 | 049
大学的天职 | 058
第二部分
“学术服务人类”与“为学问而学问” | 064
义理、考据、辞章——修学三门径 | 068
小议“学派” | 081
“看家书” | 085
“预流”与“不入流” | 089
一慢 二快 三慢 | 095
临文必敬 论古必恕 | 100
时下清宫戏历史观探略 | 104
第三部分
即器求道 内外兼修——文化史学进路 | 124
观照文化史两重点:开创期与转型期 | 129
回复与前进 | 135
元典——人文常青树 | 141
由词通道 | 162
“历史文化语义学” | 177
中日语文互动平议 | 185
《月华集》题记 | 214
第四部分
中华文化的地域展开 | 218
《荆楚文库》编纂设想 | 226
《中国省别全志》影印版序言 | 241
《王葆心文集》序言 | 255
与贺觉非先生撰《辛亥武昌首义史》 | 262
永远的老水手——诗人曾卓祭 | 275
白水田护书 | 281
第五部分
“天教”——与饶宗颐先生晤谈一题 | 288
伊原泽周先生赠书记 | 293
与中岛敏夫先生同堂讲授中国古典 | 301
与李慎之、唐德刚、谷川道雄三先生议“封建” | 305
代后记 文化史研习回顾 | 329
附录 冯天瑜代表性著作目录 |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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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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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泛览群籍到攻读经典:庭教记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来,沉寂多年的文化及文化史研究在中国大陆兴盛起来,议论迭出,著述纷呈,有人称之“文化热”。后来,又有此“热”现已 转“冷”之说。然而,作为躬逢其盛的参加者,我似乎没有感到忽“热”忽“冷”的起伏跌宕,只是觉 得,这项切关紧要的研究工作在不正常地萧条 30 年之后,近 10 余年来始而复苏,继而向纵深拓展,目前方兴未艾。此外,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从小学 3 年级到高中毕业,也即 9 岁至 18 岁间,我随母亲住在她工作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每天放学归来,便自由徜徉于书籍的海洋。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驱使,唯一的动力是 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
在嗜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先降临。忆昔少年时,令人摇情动魄、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水浒》《三国》《西游》《说岳》《说唐》,自然读得烂熟,梁山好汉的绰号和武功特长一一讲来毫不费力;秦琼卖马、岳飞枪挑小梁王之类故事更使十二三岁的孩子沉醉;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概由此获得。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文学以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展开一个又一个广阔、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带来无限遐思。至今我仍能鲜明如昨地忆起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悲壮、奥赛罗的执着、哈姆雷特的渊思;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上流社会,狄更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更历历在目。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颇有益于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展开。
兴趣是记忆的窗口和蓄电池,也是记忆的筛选器。我于史事、典籍、地理能如数家珍,但记忆也有不佳之处,电话号码、门牌号码等切关紧要的数据老是忘却;购物回家,夫人问价,一概应答不出;更有甚者,朋友相见,有时竟呼唤不出对方姓名,弄得十分尴尬,只得托词把妻子领出室外,低声询问:“此人极熟,他叫什么?”
少年时代我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青灯黄卷,攻读经典,默识深思,则始于青年时代,这得感谢父亲的庭训。
先父冯永轩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早年就学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时从文字学家黄季刚先生学,又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以后转徙各地任教。先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1958 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几分精神自由。1960 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因发表批评“反右”“反右倾”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杜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而恰在此间,又暗自做起了作家梦—— 一个缥缈遥远的梦。从许多中外作家的经验谈中得知,念大学文学系与当作家风马牛不相及,作家的大学是生活,写作实践是驶向目标的风帆。基于以上几层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对考大学全然失去兴致,同学们备考最紧张的几个月,我仍然在省图书馆阅读《悲惨世界》《复活》《白痴》之类,并且出乎一直视我为文科人才的师友们意料之外,录入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感谢生物系的课业较为轻松,使我在涉猎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赢得大量时间,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大学 4 年间,陆续发表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记得 21 岁时(1963 年)刊发的一篇游览颐和园万寿山的文章(题为《不要忘记帝国主义》),于写景间纵论古今,颇得友朋好评。一向喜爱文学的母亲,特别将那篇文章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并 批语保存。以后我出版书籍数不在少,也有过杀青付梓之乐,但都无法与 1963 年那篇短文发表时的激动相比。
与母亲常以欣赏目光注视儿子迥相差异,不苟言笑的父亲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但他可能发现小儿子确实热爱文史,正可弥补前面四个儿子纷纷从事其他专业带来的遗憾。而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父亲刚被摘掉右派帽子,心绪稍稍宽松,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我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记得每日晨起,父亲手不持片纸,不仅逐句吟哦经典原文,而且引述程注、朱注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由旦及暮,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由泛览进而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入室,其转折发生在 1962 年至 1965 年这段庭训之间。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方深觉重要。当然,对中国古典的研读,毕竟是青年时代才开始,以后又未能持续坚持,故在对古典的熟悉程度上,远不能与有“童子功”的老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长处超越老辈,但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熟悉与体悟方面显然不足,这是难以出现一流文史大家的原因之一。弥补办法,除我辈尚需努力外,更要着眼于新的一代。我有一个构想:从培养文科尖端人才计,可在少数重点学校(最好从高小开始)开设少量班级,除普通课程外,增设古典课,使学生对文化元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从中或许可以涌现杰出文史学者。
“文革”时期,工作单位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派仗连绵,逍遥派则每日学习“五十四号文件”(扑克)。我于派仗很快厌倦,对那一据说是韵味无穷的 “五十四号文件”又兴趣索然,于是便躲进一家三口挤居的 11 平方米的宿舍里读书(1968 年结婚,分得此小房间,一住多年);开会学习文件时,也在文件掩护下藏书偷阅。那时可读的当然只有鲁迅书、马列书,偶尔也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私下流传。从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中期,我认真通读了《鲁迅全集》和几种马列经典。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剖析,对历史、文化的独创见解,以及无与伦比的犀利文笔,都于我恩泽久远。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提供了历史辩证法的生动范本,并使我开始受到理论思维训练,又对哲学及哲学史发生兴趣。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方起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人来说也大抵如此。就我而言,最先发生兴趣的是文学,紧随的是史学,以后才是哲学。然而这只猫头鹰给人的教益深刻。如果说,文学提供的是形象,史学提供的是事实,哲学则昭示着规律。
70 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己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步龙门扶风后尘,跨入史学之门。由于目睹近 30 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己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三四年。此外,自己既为鄂籍,自 80 年代初开始担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和武汉市地方志副总纂,于湖北及武汉史志责无旁贷,于是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以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史与地方史便成为我习史、治史的一体两翼,并有助于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今日回首反顾,早年的泛览、青年的庭训、中年的抉择,历历在目。正是这一切,使我走过一段并不完善却又趣味盎然的学史、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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