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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清代宫廷绘画承载着时间的痕迹，将抽象的时间形象化地呈现
折射出繁盛与危机并存的紫禁城历史映像
★ 岁时节令、寒来暑往、花开叶眠、斗转钟鸣、帝后起居……
展现了清宫中人对时间的感受和体悟
★ 亦真亦假，亦虚亦实，乾隆皇帝将青年、中年、老年的自己画入仿古行乐图
表达了帝王对自我身份与自我时间的理解
★ 时隔数百年，如何还原以乾隆朝为代表的清代宫廷绘画？
我们或许永远无法抵达历史的真实，但可以为历史提供自身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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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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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光倒转数百年，生活于清代宫廷中的人们如何理解时间？时间在紫禁城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作者赵琰哲尝试从清代宫廷绘画中寻找答案。这本《紫禁城里的时间映像——透视清代宫廷绘画》是一部关于宫廷绘画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以不同主题的清宫绘画作品为研究个案，通过图像分析与文献记载，从中原、西洋、满洲、自我、国家、古今、时空等多个层面，深入探析清代尤其是乾隆朝绘画作品的图像意义与文化内涵，阐释清宫绘画中的时间表现议题，改变了传统上仅仅将绘画当作空间艺术看待的惯例，将图像深深地置入时间的维度，为之增添了一个多重的、跨文化的和现代性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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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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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琰哲，198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现任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副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故宫博物院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美术家协会理论艺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美术史，长期致力于宫廷艺术史、书画鉴藏史、女性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出版有专著《茹古涵今：清乾隆朝仿古绘画研究》、合著《乾坤清气：绍兴美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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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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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序 言 7
第一章 时间与图像
什么是时间？ 12
多元的时间——理解时间的角度 14
时间的映像——如何图绘时间 19
时间——清宫绘画研究的新视角 25
第二章 中原的时间——新春伊始的祈福图画
《开泰说》与《开泰图》——乾隆帝的新春祈愿 36
仿自明宣宗——《开泰图》的画意来源 43
郎世宁的遗风——《开泰图》的造型参考 50
百年难遇岁朝春 58
畿南秋沴 62
水患忧思与治水图像 65
影响力的持续 73
谁对天气负责？—皇帝的自省与忧虑 78
时间的流动—中原岁时节令与清宫年节画 81
第三章 西洋的时间——钟表时间的图像呈现
《海西知时草》——郎世宁的图绘 92
关于“海西知时草”的四个疑问 96
海西传来知时草——汤执中的进献 99
青青小草亦知时——含羞草的时间密码 104
滴答声响中的紫禁城日常生活 106
清宫绘画中的钟表呈现 115
计时的变革——中西计时方法的融合并置 128
第四章 满洲的时间——满族习俗与冰嬉图、秋狝图
隆冬时节的冰嬉活动 138
《冰嬉图》与《冰嬉赋》 141
木兰秋狝与骑射传统 149
奇情异致的木兰秋狝图 152
清代民族特性与“新清史”研究争鸣 168
第五章 自我的时间——帝王肖像与仿古行乐图
青年与老年——乾隆帝仿古行乐图中的年纪呈现 174
文士与菩萨——乾隆帝仿古行乐图中的身份表达 181
画中画——《是一是二图》 191
虚构与真实 200
乾隆皇帝的多重身份 212
是一是二？——自我形象与自我时间 219
第六章 国家的时间—祥瑞天象与星图新貌
吉星高照——万民仰头观奇景 226
以图纪实——《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的纪实性 231
星图新貌——《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图》的图绘新意 235
看见，还是看不见？——清代人如何得知天象 245
中西宇宙认识之争 247
授民以时——国家时间与地方时间 258
第七章 古今共时——《狮子林图》与清宫仿古绘画活动
何处狮子林？——狮子林与《狮子林图》 266
图与景的相遇——对狮子林的寻访与考证 275
仿园与仿画——园林与图画的互动 281
古意今情——乾隆朝仿古绘画活动 289
古今共时——清宫仿古绘画中的时间痕迹 302
第八章 时空合一—通景线法画的时空营造
倦勤斋的修建 310
通景线法画的绘制 316
紫藤萝与斑竹架——亦真亦幻的空间呈现 321
海西线法的运用 330
西洋气与中国风——透视画法的西学东渐 340
虚拟的园林——倦勤斋的时空营造 346
时空合一—清宫通景线法画的时间与空间 349
结 语 多重时间维度下的清宫绘画 365
后 记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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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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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聂崇正（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中国古代的宫廷绘画，知名度最高的大概非宋徽宗赵佶时期莫属。之后的元、明、清三朝虽然宫廷中也招纳画家并绘有作品，但是写入“美术史”“绘画史”的却寥寥无几，或是空缺，或是一笔带过，或是语焉不详。我们从二十世纪中前期出版的若干“美术史”“绘画史”著作中可以发现以上的现象。彼时“美术史”“绘画史”叙述的重点，首先是宋元之前的绘画作品，其次是明清以来的文人绘画作品。这其中大概有些观念上的误读，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宫廷绘画在内容方面是为统治阶级、帝王将相服务的，缺乏“人民性”；而在艺术上又显“俗气”和“匠气”，缺乏“书卷气”，二者均不可取；再者画史上有关元、明、清宫廷绘画资料的缺乏，也是研究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
不过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如此状态有所改变。美术史界对明朝宫廷绘画的研究开始显山露水了，随后对清朝宫廷绘画的研究亦略见起色。尤其是后者，此前几乎是无人问津的，现在也慢慢成了气候。时至今日，美术史界对于清代宫廷绘画的研究已渐入佳境——举办展览，公开博物馆中的藏品；出版大型的图录画册以供观赏和研究；还组织学术研讨会相互探讨；而且海峡两岸乃至海内外几乎同步出现了清朝宫廷绘画研究升温的现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时任故宫博物院业务部门领导的杨伯达（1927—2021）先生，极有远见地提出一项工作，即整理院藏的清朝宫廷绘画作品。这批清朝宫廷绘画作品数量颇大，但却从来没有经过认真的编目，有的甚至还没有文物号。这些作品大的有一面墙大小，是为“贴落”，小的只有巴掌般大小，属于案头玩赏之物。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加以整理，保存情况也很不理想，有些还是“灰头土脸”的模样。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工作，几乎每天都在藏品库房内进行整理，这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在整理的时候，我就比较关注这批文物，同时用笔和用脑（当时记性还比较好）做了些记录，回到办公室再将每天的观感整理眷写。日积月累，过目了大量的作品后，我逐渐就对这批绘画作品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
在过目大量清代宫廷绘画作品实物的同时，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查阅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当时尚未影印出版）。彼时有一个便利的条件，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属于故宫博物院的建制，称为“明清档案部”，故宫的工作人员要去查阅档案手续十分简便，都是些熟悉的人，简单登记就行。于是我就利用整理文物的空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翻看原始档案资料，并且随手将有关绘画方面的信息，没有按照“急用先学”的训条，而是事无巨细地一律抄录，制作成卡片。如此翻阅抄录档案的工作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这样日积月累的成果很是可观，卡片塞满了一整个抽屉柜。当时尚无电脑，全靠动手动笔。那时“明清档案部”所收藏的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尚未制作成胶片，我们翻阅的还是档案资料的原件。触摸着这些数百年前陈旧且带褶皱的纸张，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从心头油然而生。于是，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一些介绍有关清朝宫廷绘画的文章，刊发于若干种专业杂志上，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后来我又将这类文章集为单行本出版。
一开始，投入清代宫廷绘画研究工作的人并不多，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然不是起初单打独斗的局面了，在美术史研究的队伍中，形成了研究清代宫廷绘画的方阵，出现了后浪推前浪的现象。在这个方阵中有了很多年轻的面孔，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其中的一位年轻的“悍将”——赵琰哲。
赵琰哲本科、硕士、博士均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是我的校友、系友，毕业后供职于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从事的研究重点就是“清朝宫廷绘画”。此前她已有《茹古涵今——清乾隆朝仿古绘画研究》一书出版，研究内容即为清朝乾隆时代的宫廷绘画。此次再接再厉，又推出新著《紫禁城里的时间映像——透视清代宫廷绘画》，更上一层楼。本书以不同主题的清宫绘画作品为研究个案，通过图像分析与文献记载，从中原、西洋、满洲、自我、国家、古今、时空等多个层面，阐释清宫绘画中的时间表现议题。这在之前宫廷绘画研究中还未有专门的探讨，是一个全新的角度。
为此，赵琰哲找到我，希望能为其新著写个序。赵琰哲博士学位的导师薛永年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责无旁贷！责无旁贷！
隆冬时节的冰嬉活动
清代统治者是来自关外的满族人。满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民族，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满族最早的先人被称为“肃慎”，生活在长白山以北。随着时间更迭，其民族名称也不断发生变化。汉代称为“挹娄”，北齐时称为“袜鞫”，辽代称为“女真”。此后“女真”一直沿用到明代。十三世纪初，女真分为黑龙江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三大部分。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八旗制度应运而生，满文被创制并得到推广。1635年，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
人关以前，满族人世代居住在长白山以北的广大东北地区。寒冷的气候与每年长达近半年的冰期，决定了满族主要围绕渔猎与游牧展开生产活动。为了适应冰天雪地的环境，满族人普遍掌握冰上技巧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生活之中。冰上活动不仅可以运输物资、进行生产，还具有宗教、军事方面的作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在墨尔根城被困，最终依靠使用“乌拉滑子”、善滑行的费古烈部队驰援才得脱困。\这也使冰上运动被纳人日常的军备训练，并被后世长期延续。
在生产生活、军事征战之余，冰嬉活动也应运而生。冰嬉，又称冰戏、冰技。天命十年（ 1625 ），努尔哈赤在盛京附近的太子河上举办了一次冰上踢球活动，八旗贝勒及福晋、蒙古贝勒及福晋、汉官及妻等多人参与其中，可谓清代冰嬉活动的发端。
入关之后，清宫对冰嬉活动的重视程度远超之前。每年冬至过后，皇家都要挑选上千名擅长滑冰之人入宫受训。其实早在十月份，清宫内务府就开始准备冰嬉大典需要的各项物资。清宫还为冰嬉大典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并规定了训练方法。八旗中设立了专门训练营——“技勇冰鞋营”。专职兵丁称“冰鞋”，教练称“冰鞋教习”，管理机构为“冰鞋处”，长官为“冰鞋大臣”。冰鞋处负责冰嬉大典的筹备工作，从八旗士兵中选出精于滑冰之人集中训练，组成“技勇冰鞋营”。
乾隆帝对于冰嬉给予高度关注并大力倡导，认为“冰嬉为国制所重”。自乾隆十九年（1754）起，冰嬉被定为“国俗”“年例”，每年都会举办。冰嬉大典还记载于《大清会典》之中，形成了完整的典章制度。冰嬉大典持续时间久、规格待遇高，在清代大为盛行。
乾隆时期所举办的冰嬉大典，无论是规模还是次数都远超后世，形成了皇帝冬日检阅冰嬉的传统。乾隆十七年（1752）至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阅视冰嬉的次数超过一百五十次。每逢特定日子，乾隆帝都必然阅视冰嬉，如腊八日、外藩来朝的新年朝贺日等。
冰嬉大典多在西苑太液池即现今南海、中海和北海举行。数九之后，等到湖面结冰坚实，冰嬉庆典便会择日举行。每到冰嬉日，北海白塔四周多搭设彩棚、插上彩旗、悬挂彩灯，庆霄楼中燃起熊熊炭火，摆上果品酒肴。乾隆帝坐于船形冰床之上，由王公贵族、文武百官陪同，由八旗将士护卫，亲临现场检阅冰嬉绝技。冰嬉大典一直持续至嘉庆朝，道光朝之后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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