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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整体而言,本书在在学术价值、思想性、内容特色、资料性都非常出色,而且中国史方面的图书近几年也比较受欢迎,本书销售前景较好。
2. 作者堀敏一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创立者,“东京文献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在中国史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
3. 本书装帧设计精美。开本大小适宜,版面疏落有致,给人美好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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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中国史研究名作,据岩波书店1993年版引进翻译。书中,作者将中国、日本、朝鲜视为东亚世界主体,对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土意识的形成、中华思想与天下观念、中原王朝对异族的统治以及东亚诸民族国家间的交流等,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他也注意到了东亚与北亚、中亚民族的密切关系,对一些容易习焉不察的核心概念提出了批判性思考。本书与堀敏一前作有所不同,它既有系统性的知识,又具备理论的张力。翻开本书,可见具体的内容新知,亦可见学术写作的精心结构对于学人之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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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作者
堀敏一(1924—2007),日本极负盛名的中国史专家,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创立者,“东京文献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1924 年生于日本静冈县,1948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后长期任教于明治大学文学部,1995 年退休。著有《均田制的研究》《中国通史》《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古代史的视点》《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中国古代的家与聚落》《曹操》《唐末五代变革期的政治与经济》等。
译者
冯立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中国与周边关系史。著有《唐朝与东亚》《百济集史》,主编《域外人物传记资料汇编》《中国与域外》等,此外还有数部译著作品。社会兼职有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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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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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民族意识和国土意识的形成 001
原中国人的发现 004
中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 005
青铜文化与早期王朝的出现 008
先史时代的民族集团 011
夏人与夏王朝 013
夏名称的扩展—诸夏的共同体意识 015
夏与夷的关系 018
“中国”称谓与早期的含义 020
“中国”含义的变化 024
秦与China 028
汉人的称号及其用法 031
第二章
中华思想与天下观念 037
对异族的差别意识 039
容纳夷狄的思想 044
天下观念的形成 048
天下的世界构造 056
天下一统的理论 061
第三章
中国对异族统治的原型—秦汉 065
秦律所见的异族统治 067
万里长城的意义 072
汉与匈奴的邻敌关系 074
匈奴的归降与属国制 076
呼韩邪单于的入朝与外臣、册封、羁縻之制 080
统治异族的诸面相 084
第四章
前往异域的人们 089
和蕃公主的缘起 091
王昭君的悲剧 094
王昭君故事的流传 096
李陵和苏武 099
班超与西域 103
异域住民的立场 107
第五章
中国内部的异族国家—魏晋南北朝 109
胡族潜入中国 113
胡族国家的建设 116
民族迁徙和民众流动 118
北魏的汉化过程 123
北朝和北方游牧国家的和亲关系 127
第六章
东方诸国视野中的中华世界(一) 4 世纪以前 131
倭国的朝贡与金印 134
卑弥呼的册封 139
高句丽与慕容燕—新册封形态 145
高句丽内部的汉人社会 150
百济、新罗的勃兴与国际关系 154
第七章
东方诸国视野中的中华世界(二) 5—6 世纪 161
高句丽、百济、倭与江南通交 163
册封的效用之一—都督六国诸军事的意义 169
册封的效用之二—中国官位的作用 172
朝鲜三国与南北两王朝 181
中国皇帝的权力与《职贡图》 194
第八章
中华的世界帝国—隋唐(一) 隆盛期 197
隋、突厥之间的君臣关系与通婚政策 201
隋的建立与朝鲜三国 206
炀帝时期的高句丽远征 209
日本的对隋外交 213
“日出处”国书未在《日本书纪》中记载? 219
唐对突厥、铁勒等的征服与羁縻州统治 224
隋、唐的西域经营 229
第九章
中华的世界帝国—隋唐(二) 变革期 235
唐对朝鲜政策与新罗的统一 237
突厥的复兴与回鹘的强盛 242
吐蕃与唐的战争和会盟 246
和蕃公主的对象和效用 250
日本遣唐使的推移 258
遣唐使与日本的地位 262
律令制的传播 271
第十章
移居中国的人们 279
外国人迁入的由来 281
归化中国与归化人待遇 287
在唐外国人的待遇 290
结 语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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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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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从中国史研究者立场考察的古代东亚史。所谓东亚,主要指称中国、朝鲜和日本,其中,中国北方诸民族与东方诸民族所承载的历史角色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众多,他们跨越了西方的中亚草原和绿洲地带,可以将之总体视为一个独立的“内陆亚洲世界”。尽管如此,在讨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时,仍不能将其与北亚及中亚诸民族的关系排除在外。中国施用于日本和朝鲜的政策,也多是在处理与北亚诸民族的关系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本书所论述的东亚史,包括北亚和中亚各民族。日本、朝鲜、中国三国的关系是东亚世界整体的一部分,东亚世界整体的动向是这三国关系形成的背景。
东亚世界包含日本,因此关于日本、朝鲜的叙述较多是理所当然的。与北亚等的关系也包含在内,我们想尽可能具体地阐述这些内容。本书的目的不是记述中国的外交史,所以并不打算逐一叙述诸国家间的关系。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具体事例把中国与诸民族国家的关系形式和体系,或者说,是把由这些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的特征作为讨论对象,这一点是笔者想要事先强调的。
在东亚最先产生高度文明的是中国。中国产生的文明影响到周边地区,并促进了周边诸民族的勃兴,包罗诸民族的东亚世界遂得以形成。因此在东亚世界中,中国扮演了中心角色。成为东亚世界中心的中国人,不能不思考如何组织这个世界。由此形成的,是中华与夷狄构成天下这一思想,即俗称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代表东亚的先进文明,也将异族包含在内考量,形成了作为整体的世界。当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或许可以称作“中华世界”。美国代表性的中国研究者费正清将此称为“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的世界观原封不动地维持到今天的话,很可能会误国,但是如果结合今天的政治情形对这一世界观做出修正,那它大概会作为中华民族的遗产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传统的中华思想是中国单方面的想法,与周边诸民族无关。然而,在东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事情并非如此。首先,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诸民族勃兴,君主权壮大,在直面如何强化君主权力、建立国家组织这一课题时,作为范本的只有中国。这样一来,当向中国学习君主集权和国家的运作方式时,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中华思想也被引入了各国。以古代日本为例,这一观念将天皇比拟为治理天下的天子,将虾夷、熊袭、隼人作为从属于日本的夷狄,将朝鲜诸国作为朝贡国来对待。虽说存在朝鲜诸国如何应对此事的问题,但朝鲜诸国还是引进了中华思想。其次,向中国学习的这些国家,接受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国际秩序,并积极地融入其中,这些事例将在书中具体叙述,同时,东亚这些国家也按照从中国获得的官位等,确定了诸国的国际秩序。西嶋定生把这种国际秩序称作册封体制,并将其视为东亚国家间关系的规制。对此,鬼头清明认为,各国内部统治体制的矛盾和各国统治者集团间的国际利害关系很重要,诚然如此,但笔者在本书中想要把焦点放在,正因为各国存在那样的矛盾和利害关系,才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体制这件事情上。
慎重起见,必须要先说明一点,本书虽说是以中国为中心论述,但并不像中国学界那样将诸民族的历史作为中国史的组成部分来阐发。将今日中国疆域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为中国史叙述虽有其道理,但是必须注意,在古代无论是中国的范围还是诸民族的分布,都与今日不同,将其作为中国史叙述,是符合包含多种少数民族的中国谋求各民族团结这一显著现实的。总而言之,笔者想要事先说明,本书所考虑的是中国和诸民族、国家构成的一个世界。
本书由论述中华思想形成的第一部分(第一、二章),和基于此主要论述秦汉以后中国与诸民族关系的第二部分(第三章以后)构成。中华思想是在汉族与诸民族的关系中自觉形成的,因此首先论述汉族的民族形成。由于本书是阐述这之后的民族关系史的作品,所以大量使用“民族”这一用语。慎重地说,此处的“民族” 称为ethnos 比较好。有学者认为,真正的民族是在近代形成的,确实,所谓nation 指的是近代以来诸民族形成的国家,是各民族成员作为国民而享有权利的国民国家。可是在民族的概念中,也有像德语volk 一样重视血缘,并且因此将近代以前的历史包含在内的情况。此外,也有像美国那样由各种系统的民族集团凝聚而形成国民国家的情况,这种民族集团被称作ethnicity、ethic group 等。ethnicity 的问题是,即使是早已形成国民国家的欧洲诸国,近年也存在各种民族集团作为难民或劳工迁移的倾向,日本的外国劳工问题也不例外。可以说,这一倾向随着欧洲共同体其他方面的一体化动向,将会质疑nation 本身的存在形式。
如此看来,给民族下定义很难,它与人种、种族不同,无疑指的是在一定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语言、习惯、生活方式等共有文化和共同归属意识的集团。如果民族是历史的产物,那么民族的范围和内容也将随时代而变化,近代的nation 也不例外。在中国学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范文澜提出了中国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见解,反驳了民族直到近代才形成的观点。此后,学者围绕中国民族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哪个时间点,展开了论争。日本和中国似乎自古以来便习惯使用“民族”这一用语,但也正如范文澜的论文所揭示的那样,东亚有些地方的历史情况是,很多国家早就实现了国家统一,确立了一定的同类意识。然而古代的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与近代的情况迥然不同,因此本书也试图尽可能地思考其与近代的差异。中华世界的特征若能由此浮现,将是本人之大幸。
本书所引用中国原典的文章,已尽可能地翻译成了现代语,需要考证的,与日本有关的文章,以及脍炙人口的文章,遵从汉语原文。
唐对突厥、铁勒等的征服与羁縻州统治
隋末混乱时期,突厥脱隋自立。如前所述,隋末群雄中称臣事之者众多,有记载显示,在群雄之中兴起的唐也一度向突厥称臣。虽然也有对此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但是至少唐在攻陷隋都长安时曾获得突厥的援助。因此,唐初突厥势力尚强,经常侵寇唐土。其间,突厥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人先后继立可汗,全都以启民可汗迎娶的隋朝大义公主为妻。唐与突厥固然是邻敌关系,但是唐朝送至突厥的书简变成了传达中国皇帝命令的诏敕形式,突厥愤而发动侵略。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唐朝皇帝的文书中,中华世界的天子意识显露无疑,但突厥也拥有对此说不的实力。武德九年(626)太宗即位,随即与颉利结为同盟。可以说,当时的唐王朝是竭尽全力地抵御突厥
的侵略。
次年,隶属突厥、居于北方的铁勒诸部造反,其中的薛延陀首称可汗。贞观三年(629),唐朝乘机出兵北方,在来年俘虏了颉利可汗,摧毁了突厥国家。由此,突厥大
众四散,其中一部分逃往薛延陀和西域,大部分投降唐朝,其数量多达数十万。
经此,唐朝根据以往的异族统治政策,并未废止册封其君长的做法。对这些人的处理方式,朝廷上出现了分歧,最终决定让其在北方边境内外居住,采取设置都督府和州的统治形式。在突厥可汗所在的今内蒙古,设置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其下辖六州,在北方边境内建四州,关于这些府州的名称和设置年代众说纷纭。[1] 而且,这些府州同中国内地的府州县有所区别,被称为“羁縻州”。关于羁縻州,《新唐书·地理志》有整理和记述,其开头如下: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这虽然是依据保存异族社会而进行统治的羁縻传统,但是设置了都督府、州县,使之一并被编入官僚体制之中。这种体制被称为羁縻州。
正如前述,突厥有多位可汗。唐初将隋淮南公主嫁给同颉利可汗对抗的突利可汗为妻。唐朝瞄准这个契机,李世民(后来的太宗)与他结为兄弟之盟。颉利的势力崩溃之后,唐朝封他为北平郡王,不希望他统治突厥全体。他一死,其弟结社率拥立突利之子,在贞观十三年(639)发动叛乱,袭击了太宗营帐。因此,在唐朝内部,认为突厥族居住在中国内地过于危险的意见高涨,有人提出让他们全部迁移到黄河以北的内蒙古之地,册封可汗一族的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以统率突厥部众。这是在羁縻州体制内复活一部分突厥旧统治体制的方案,但是突厥人并非全都服从思摩,他们再次渡过黄河进入中原。
这一事态的起因,是思摩执着于同北方的薛延陀作战。于是,贞观二十年(646),唐朝进攻薛延陀,使其势力覆灭,翌年实行六府七州的羁縻州体制,为统治铁勒诸部而任命其酋长为都督、刺史。而且,还在其上设立燕然都护府以监领。这些内容整理如下(据《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条、《旧唐书·铁勒传》)。
燕然都护府设置在今内蒙古,位于铁勒诸部的入贡道路之上。后来唐在铁勒西北的黠戛斯族之地又设立了坚昆都督府,由此,在其周边增置的州,也归燕然都护府统辖。
其后,唐朝讨破铁勒诸部叛乱,在高宗龙朔三年(663)设置了下列都护府,以统辖突厥、铁勒(前揭《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条)。
云中都护府(后为单于都护府)—设立于今内蒙古,统辖定襄、云中两个都督府之下的突厥。瀚海都护府(后为安北都护府)—燕然都护府迁移到今蒙古国,主要统辖铁勒诸部。
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突厥的东方,位于今天中国东北西部的契丹、奚之地置羁縻州,设置了松漠、饶乐两个都督府,契丹与奚的君长被任命为都督,其下部
族置州, 族长被任命为刺史(《新唐书· 契丹传》《新唐书·奚传》)。
由此,羁縻州的统治方式大体完成,这一方式与前代的通婚政策或册封关系相比,中国对异族的支配进一步加强了。根据羁縻的传统,诸民族的自治一度得到了承认,对于突厥和铁勒来说,不存在统一统治他们的君主。而这些君主,是历来通婚和册封的对象。羁縻州制度下,诸部族被分割,置于更低阶的首领治下。更为重要的是,唐朝在其上设立都护府,派遣官吏、军队予以监督。通过这些都护府的官吏,唐政府的命令直达都督、刺史等。当然,在前代,诸国的君主会被任命为都督诸军事或者各州的刺史,只是由于中国王朝弱化,事实上那无异于册封。然而,唐代并非册封那种君主和君主之间个人的关系,而是建立了系统化的官僚体制。随着唐朝征服的推进,这种羁縻州体制通过都护府扩大到了周边各地。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朝大约有856 个羁縻府州。与之相对,在开元二十八年(740),中国内地一般的府、州共有有328 个,因而羁縻州更为普及。下面考察他们的普及和变迁的大体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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