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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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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史记》的文字及记载的史事，都有深入研究。本书以个案的形式，围绕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论述得当，结论颇有启发。是一部可以与《史记》原文对读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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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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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从政治史、文献学、天文历法、历史地理等角度围绕《史记》的记载而展开的系列研究。所收文章秉持作者一贯的风格，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犀利的语言风格，材料征引丰富，逻辑论证严密，有些问题采用适当推论。这组文章中，作者对于既有成说，如：焚书坑儒、西楚霸王等，都做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解说，但亦能言之成理，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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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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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男，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古地理与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地理学史、地图学史、水利史、出版印刷史、天文学史等学科领域。主要著作有《隋唐两京丛考》《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旧史舆地文录》《石室賸言》《旧史舆地文编》《制造汉武帝》《祭獭食蹠》《海昏侯刘贺》《中国印刷史研究》《史记新本校勘》《发现燕然山铭》《海昏侯新论》《生死秦始皇》《辛德勇读书随笔集》《通鉴版本谈》《正史版本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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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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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太史公书》算是谁写的书？
太史公笔下的新年都是怎样的年？
天老爷的“五官”长得是什么样？
秦以十月为岁首的开始时间
多余的周国之君
商鞅“相秦”多少年？
商鞅的封地在哪里？
赵正的父亲到底是不是吕不韦？
说秦始皇母谥为帝太后事
坑儒谷里活埋的是否都是儒生？
世间本无“西楚霸王”
张骞“凿空”凿出了什么来？
“文章尔雅”与笺经释义的《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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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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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载录的是我阅读《史记》的一些心得，缘起 于《澎湃新闻》的臧继贤女士向我约稿。其中大部分题目，过 去都思考过一段时间；个别问题，像项羽的“西楚霸王”称 号，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关注。鉴于目前学术界和学术刊 物众所周知的现状，很多年来我已不再投稿。所以，现在有了 这个机会，我就动笔写下自己的认识，写给关心相关问题的读 者。于是，这些读书心得就在《澎湃新闻》上陆续发表了。现在再把这些文稿略加修订汇聚在一起，就是摆在大家眼前的这 本书。
书名取作《〈史记〉新发现》，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司马迁没 有写清的问题，更不是说太史公刻意在字缝里暗藏了什么常人 难以识别的密码，有待破解。这些问题，一直就摆在大家的面 前，明晃晃的，只是人们看破看不破、读懂读不懂的事儿。
当然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指的是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而不是中国那些研究历史的人，更多的人做学问，压根儿没想从阅读史料开始，他们在意的只是以什么超人的视角来提 出问题（就连是不是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合理的分析解答也没有 什么意义）。显而易见，对于这些人来说，怎么想出个有别于常人的问题才是立足的基点，这也是他们出发的起点，认为这 比看书读史料要重要很多。
我做学问起步于“读书得间”，也一直行进在“读书得间” 的路上。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尝试解决一些 可以解决的问题。
读《太史公书》，我观察、分析问题的着眼点和着力处，不外乎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相关的知识背景。
《太史公书》是一部纪事的史书，所记史事方方面面，涉 及诸多知识领域，而在这些知识的背后，往往是许许多多各不 相同的学术领域。
历史学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一样，生涯都是有限的，因而了解和掌握的知识也都是有限的。不过对待知识的态度不同，也会影响学者知识范围的宽狭和知识程度的深浅。多年来，我在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一向注重通过已知的知识来 解析未知的问题。
这些知识，在每一个专门的领域内，可能都很普通，甚至 只是十分浅显的常识。然而古人和今人一样，从古至今，所有的人都是在普通的常识中生长，而不是基于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或是依循着什么目眩神迷的范式。生活就是生活，这就是 实实在在的生活。
在历史研究中，研究者同古代社会之间最大的隔膜，首先就是古人各个方面实际的生活状况。只有多了解一些古人社会 生活的实际形态，才能读懂包括《史记》在内的各种古书，读通这些历史记载。可是人们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是在很多情况下，又是只有先读懂、读通历史文献的记载，才能了解到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的认识过程，是在这两项因素的交 替作用下逐渐向前推进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心向学多读书，纵心所欲读更多的书，同时还要反反复复地阅读像《史记》这样的基本典籍。
古人劝人励志读书，实在得很，往往会“诱之以利”来引动其情，说什么“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可这 只是读书做官才能获取的收益，真正做个书呆子，读古书，做学问，相伴随的唯有清贫。自古以来，一向如此。幸好在这种世俗功利话的后面，还有两句“晓之以理”的硬道理，这就是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我想借用此语来表述自 己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路径。读书，读书，再说一遍，还是读书。只有踏踏实实地读书，特别是阅读各种古代典籍，才能获取更多的真知识，才能解决更多的真问题。这看起来很平常，能做到却很不容易，既需要恒久的毅力，更需要浓重的情趣。你想做，喜欢做，才能做。
回到这里讲述的问题，就是只有多读书，具备更多的知识，才能读懂更多《史记》的内容。
二是基于相应的历史文献学基础。
我写这些阅读《史记》的札记，所涉及的绝大部分问题，都与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相关，或者说不同程度地牵扯到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标点、校勘问题。
前面我强调以平常的历史知识来破解《史记》当中那些看似疑难的问题，特别强调通过阅读古代典籍来获取方方面面的 历史知识，可不管是直接阅读《史记》，发现其中的问题，还是阅读其他古代典籍来丰富自己的知识构成，都需要具备相应 的历史文献学基础。
所谓历史文献学基础，大致可以区分为目录学与版本学两大方面，其每一方面都是需要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的专业知识，谁也不能一蹴而就。
目录学不是讲历史文献的类别划分，而是讲历史文献都有哪些类别和每个类别内各种文献的学术源流与基本特点。过去老辈在鼓励青年后生努力读书做学问时，常常会念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两句话，可你要是不了解基本的目录学知识，功用得再勤，力气花得再苦，恐怕也很难取得所期望的效果。“目录”二字本身就含有门径的语义，它就是登上书山的路径，就是渡过学海的舟航。
我进入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入门伊始，就聆受业师黄永年先生教诲，而黄永年先生治学最重历史文献学基础。黄先生是当时海内外首屈一指的历史文献学专家——在目录学领域和版本学领域都是这样。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我学习历史文 献学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也很早就在这方面投入了较大精力，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持续努力，直到今天。
这种持续不断地努力，使得利用目录学知识研究历史问 题成为我首选的手段，也是最为常用、最为熟悉的治学方法， 所以撰写这部《〈史记〉新发现》所采用的手法，基本上也是如此。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里谈版本学，实际上主要是指古籍版本学。在这一方面，我也有幸很早就受教于黄永年先生。多少年来，日积月累，也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基础。由于目前通行的《史记》版本中存在许多影响实质性内容的文字讹误，不加 以勘正就无法正确认识相关的内容，而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勘正，就不能不具备与之相应的古籍版本知识。
这本《〈史记〉新发现》中的很多内容，或由版本问题引 发，或以版本知识辨析，总之在论证过程中充分借助了古籍版 本手段。我希望这样的做法，能够更加完善自己的认识，也让自己的认识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
当然，在学术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往往充满风险。这 是因为人们的主观认识难免会有差误。一个学术看法越是深入，与通行说法差异越大，失误的风险也会更大。但学术研究 的目的就是推陈出新，学术研究的价值就是提出与众不同的观 点；学者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意义就是大声说出自己的话，也就 是不能人云亦云，必须独抒己见，要勇于“冒险犯难”。
明人聂豹曾对求学后生讲过这样几句话：“圣人过多，贤 人过少，愚人无过。”众生闻之，不禁诧异。聂氏解释说：“过 必学而后见也，若愚则困而弗学者矣。冥行妄作，安以为常， 其不复知己之有过也。”（聂豹《双江文集》卷八《答玉林许佥 宪三章》之二）他这是讲唯有圣人才能看到自己的过失，因为 “过必学而后见”，而圣人向学，愚者困而弗学。
在这里，我想借用聂豹这几句话来谈对学者治学失误的看法：若是从来就没提出过什么属于自己的看法，他就永远不会 犯错误；相对而言，提出的看法越多越深越具有实质性意义， 出错的概率自然就会随之增大。然而历史的真相就是由这样一代代勇于探索的学者相继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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