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非常荣幸能为本期特刊作序,本期特刊汇聚了多位学术权威和学术带头人对以下这些关键议题的思考:包括从全球公民教育(GCE)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到身份认同以及教材在建设和平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相较于过往,这些议题在当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本期特刊中的好几篇文章都着眼于关注和解读一个至今仍在努力确定其立足点的学术领域。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与那种常见的局限很大的解读不同,本期特刊中的文章摒弃了典型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公民教育的解读,而是非常努力地尝试拓宽全球公民教育的定义,以期更好地全盘考虑和充分思考其长期前景。这些专家清晰地阐明了如下信念:全球公民教育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不仅可以用来帮助各国家和各文化彼此理解互信,也能有助于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互相联结,这种互联有助于应对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Torres and Bosio 2020)。
本期特刊收录的所有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同一种敏锐的感受力、共有的反省以及有时会令人不适的真话。而这些特质对于更深刻地领会本学术领域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都是非常重要的——“来自全球化的挑战被认为在这一历史时刻有着最为深远的动力,全球化是一种正在人类生活和自然界的多种不同层面和空间中得以实现的发展历程”(Torres and Bosio 2020)。
卡洛斯·阿尔贝托·托雷斯和艾米利亚诺·博西奥(Carlos Alberto Torres and Emiliano Bosio)的《处于十字路口的全球公民教育:全球化、全球公域、公益及批判意识》是以一场专题研讨会的形式所写就的文章。整篇文章运用了一种对话式体例,其内容既趣味盎然又引人深思,而文末又将所有的线索收束于如下结论:在一个正在日益变得愈发多元的世界上,针对批判性全球公民身份所开展的教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篇对话体的文章探讨了当下对全球公民身份的评判,并质疑了那些常见的对全球公民教育的误读。该文开篇首先对全球化的现象以及“联合国全球教育第一倡议行动”(UN Global Education First Initiative)进行了探讨和思考,该倡议行动旨在推动全球公民事业的发展,并凸显全球公民教育与世界和平、全球公域、公益之间的关联。该文的论证基于如下理论假设:全球公民教育应当帮助学习者解放思想并培养其批判意识。该文的对话总结道,全球公民教育在当代教育体制中的“使命”与保罗·弗莱雷所提出的批判意识理念是一致的。
曼苏尔·艾哈迈德(Manzoor Ahmed)的文章《理解与促进道德伦理和价值观教育:在研究方法上面临的挑战》则审视了两项近期完成的学术研究,这两项研究旨在调查学校是如何致力于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4.7的——该目标中包含了对伦理和价值观的教育。首先接受调研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在德里的圣雄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MGIEP),主要调查亚洲22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与目标4.7相关的概念和能力融入主流的教育政策和课程大纲中。此外,一家名为教育观察(Education Watch)的孟加拉国公民社会组织则将其2017年调研报告的研究主题定为持续追踪和调查该国高等教育预科教育中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来推动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教育的。该文探讨了方法论方面所关注的各议题,以及圣雄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学院开展的对比研究和孟加拉国的上述研究各自是如何应对和设法解决这些教学法相关议题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尤其是目标4.7,为上述两项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框架。该文首先讨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4和子目标4.7与上述两项研究之间的相关性,并简要介绍了两项研究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研究结论的性质。接着,该文对这两项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分析进行了对比。文末的总结部分谈及了本文的研究对今后科研和政策论述的意义所在。
帕特丽夏·K.科布欧(Patricia K. Kubow)的文章《约旦两班轮流制中学的约旦籍学生和难民学生公民身份的社会本体存在:女生的视角》则从92位年轻女生的社会本体论视角审视并分析了这些来自安曼三所两班轮流制女中的女生对公民身份和公民话语的看法。约旦位列土耳其和黎巴嫩之后,拥有的叙利亚难民人口居世界第三。为了应对学校过分拥挤这一问题,学校施行了一种两班轮流制的作息制度,其中,约旦学生上午接受学校教育,而叙利亚和其他难民学生则在下午接受教育。这些女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身份标识来理解自身的本体存在,这些身份标识包括国籍、宗教信仰、文化、种族特点(阿拉伯裔)、性别和发育阶段(青春期)。该文研究发现,这些年轻女生的本体存在安全感根植于阿拉伯传统、伊斯兰身份,以及学生应对当下中东政治危机时约旦更为强调的维持和平。该文基于实证,运用了质性研究的学术方法,以此呼吁学术界今后对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开展更多有关公民身份方向的科研。
吉尔·V.杰弗里和凯瑟琳·范·比尼根(Jill V. Jefery and Catherine van Beuningen)的文章《欧盟与美国的语言教育:矛盾与相似》以一种跨大陆的方式来研究并发现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对语言教育供给中出现的挑战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该文指出,全球各地的学校体系正愈发由语言异质化的人群来界定,与此同时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那些已经全球化的经济体正变得愈发关键。尽管这些趋势似乎琴瑟和鸣,但有时它们也似乎彼此矛盾对立,这种和而不同在各国的全国性教育政策的内容和实施中都有所反映。该文的分析揭示了以下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似与矛盾:归化移民人口,弥合历史成就方面的差距,促进跨文化理解,培养多语能力。为了能更好地探讨上述的相似与矛盾在政策基础中的意义,该文对美国和欧盟(聚焦于荷兰,将其作为示例个案)的语言教育进行了对比。
凯瑟琳·范纳等人(Catherine Vanner, Thursica Kovinthan Levi and Spogmai Akseer)的文章《南苏丹小学教科书:改革以及固化冲突》指出,小学教材不仅能为学生学习什么是和平与包容提供空间,也有可能会巩固和强化不平等与分歧的信息。该文运用主题分析法研究了南苏丹小学四年级的社会研究、英语和基督教宗教教育三门课程的教材,这种分析方法所运用的概念框架把教育定位为能够扮演与冲突相关的多种潜在且互相重叠的角色——受害者、同谋帮凶以及改革者——以此表明尽管这些教材内容的确包含了一些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提议,但更多情况下它们往往被动地巩固了现状。尽管这些教材中有时以显性的方式推崇和平、社会对多样性的接纳以及性别平等,但这些教材过分强调了维持和接受社会规范的安排,而不要以批判的方式去质疑那些可能会促生不平等或导致冲突的社会结构。通过对一系列包括宗教和种族特点、政府治理、性别、冲突等主题的研究分析,该文认为可把这些教材大致归入冲突的共犯同谋,但也有一些向着改革者转变的动向。
衷心期望本书能够重新点燃读者们对全球公民教育及其价值观和身份的研究兴趣。本书并未给我们提供简单的答案,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学会如何继续提出问题。
(朱 正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