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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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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专业的历史著作，本书的阅读难度大大降低，纯粹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娓娓道来。本书以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为始，以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刘娥为终，讲述从公元1年至公元1000年间，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些重要的影响者。在千年的风云变幻中，抛开“断代”的常规思维，清空原来那些似是而非的认知，从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民族迁徙与融合等多视角的连续变化中，回溯历史，为更理性地认识过去和当下提供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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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如果没有了朝代划分，我们应该怎样读中国历史？
本书在尝试一种新解法，选择了公元1—1000年这个人类历史蝶变的重要千年，以百年为限，观察从长安、洛阳直至遥远的中亚索格狄亚那，从王莽篡位直至刘娥临朝，从汉人、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直至吐火罗人、粟特人，从儒学今古文经纷争直至佛教流布中土……发现其间看似割裂的人物和事件，实际是相扣的环节，共同组成历史之链，从而抛开断代的常规思维，清空那些似是而非的认知，引导一种独立思考：历史原来可以这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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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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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如，硕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市公司董秘。“90后”历史发烧友，游迹遍布西亚北非古国，对中外交流历史兴趣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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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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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读法
时代的变换与无奈
“愤青”王莽改换 “新”时代 003
《赤伏符》“精确”预言 011
与豪族共享天下 016
匈奴又分裂了 023
西域经略摇摆不定 029
换汤不换药的草原民族 036
博大精深的 《说文解字》 042
没有赢家的争夺
谁是汉羌百年战争的受益人? 049
再见了，匈奴人 056
向上流动的新通道 063
冠盖满京华，煊赫彼世家 068
从 “清议”到 “党锢之祸” 078
汉灵帝的文化大工程 084
决战官渡，逆风翻盘 090 各行其是的霸业
进击的天师 099
“保塞内附”大翻车 105
破蜀汉腹地之危局 111
孑然一身，唯有执念 119
解密魏晋第一男团 “竹林七贤” 128
同归于尽的 “南鲁党争” 136
一场真实的权力的游戏 143 翻山倒海的民族融合
大分裂中的民族融合 151
河西走廊，乱世中的桃花源 158
帝垂拱，士当权，民出力 168
可叹王敦功败垂成 175
胡汉终归融合 179
桓温只差临门一脚 187
一步之遥的 “苻坚大帝” 192 斗争与交融中的传奇
第一代西游记 203
鸠摩罗什，生来便是传奇 211
走向兴盛的佛教 217
霸王竞相登场 222
秉笔直书的下场 230
最是无情帝王家 236
奴隶起家的漠北传奇 241 分裂时代下的再分裂
南朝 “铁王座” 251
惨遭群殴的北魏皇权 257
绵延四个朝代的 “关陇集团” 264
北齐与北周的生死之争 271
突厥分裂的受益者 279 半真半假的颂歌
政权与神权的分分合合 287
机关算尽的 “圣君” 295
作为 “标配”的和亲公主 304
朝鲜半岛上的 “大唐荣耀” 310
维护西域统治的四大支柱 317 抱火卧薪的盛世
继承人风波 327
二次元青年李隆基 335
东突厥死灰复燃 340
唐代 “周杰伦” 347
一场意外的战争 352
唐朝续命的药方 359
黯晦消沉的贵族阶层
末代唐朝的最后荣光 369
四十余年的政坛拉锯战 376
最后的勇士 384
惨绝人寰的惊天杀戮 392
大唐余晖消失殆尽 400
功过是非任评说
耶律阿保机的帝国梦 409
票友皇帝的 “演艺生涯” 416
五代十国大乱炖 422
权力之巅的人生赢家 431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436
争夺燕云十六州 445
刘娥，史上最励志的皇后 453
后记 那些我们习以为常， 却又似是而非的往事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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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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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似是而非的往事
我们在读历史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代入自己的情感，比如对研究对象先入为主的看法，以至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认知很容易深入脑海。史料，即便是所谓最客观的史料，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记录，因而也不能描绘真实的历史，不然也就无须研究了。相应地，我们所被灌输的历史知识与观点也都是研究的成果，是研究者心智与思维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带有一定主观色彩。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也曾说过异曲同工之语：“我们认为的真理，不过是人类可理解的共识，往往与真相无关”。人死后，是非功过任随别人评说，政治家随着当前的局势变化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世人根据当前的社会价值观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正如陆游所作的“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谁控制着“我们”所认知的有关过去的一切？这就是主流叙事，历史叙述是具有竞争性的，这种竞争性和记忆有关，即我们选择记住什么，又或者是我们选择遗忘什么。虽说历史是一门求真的学科，但记忆就一定是真实的吗？当然不是，每个个体在与他人分享过去的记忆时，基本都会添油加醋。史家要制衡各种有瑕疵的记忆，尽可能纠正记忆的问题，“使用记忆”是为了“超越记忆”。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政治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某些保留下的“记忆”就是会刻意抹黑他人，毕竟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
所以对于历史的理解，也许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理解人物和事件的过程，那些人是怎么想的？事件背后有哪些诱发因素？所谓的“事实”被推导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而非结论本身。
历史的有色眼睛
英国史学家克拉克曾提出三种“错误”：
?时代错误：我们用来回顾这个时期的概念和范畴，是很久之后才形成的。
?预期描述法：一个熟悉的词语在过去被广泛使用……于是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词语早已具有了今天的所有含义。如：家族、民族、革命。
?目的论：根据想象出来某种事物的结果来确认其本质特征。
对照克拉克的观点，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中提到，思想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知识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简单理解就是，那些历史的叙述者常常是出于“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诉求来进行“回溯性的追认”。
所以在历史的叙说中，一些常识被知识化，就好比现代“民族主义”的概念源于十九世纪，与十八世纪及以前经常出现的相关表述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这种所谓的“常识”成为了后世的我们被当下历史认识所局限的视界，若以此回顾历史，就好似戴上了有色眼睛，极易形成色差。
学习历史是体验时间穿梭的一种模式，若没有置入时间元素，就无法置事件于过去之中，而是会将其视为实际的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重要的不是历史是什么，而是认识到哪些被接受的叙述在经加工后成为了集体的共识？
选择性简化与漠视
史学家在叙述过往时代时，常试图把描述对象放在更宏大的框架中，比如研究阿奎那的神学思想会把他放在中世纪的大时代背景下，研究马丁·路德的人会把他放在宗教改革的时代背景中。但事实上，阿奎那并不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中世纪，马丁·路德也不会觉得自己生活在宗教改革年代。所以我们在看过去发生的具体事件时，容易不自觉地将其置于一个事先已经安排好的框架中。
再比如，类似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完全竞争市场理论，无差异曲线一样，史学家也会对历史进行简化处理。虽然我们总觉得历史的研究应是具体的，但事实就是，绝大部分历史著作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过去具体发生了哪些事。且不说那些历史事件发生在离我们很遥远的时代，就以近现代很多战争为例，恐怕都少有史家能把这些战争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当然，历史著作也不需要事无巨细地讲述，否则就等同于去档案馆查阅档案了。
同理，在不断的简化中，我们把研究对象或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东西看成变量，除此之外的好像都是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已过去的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已是天差地别。我们还习惯于用“以小见大”的方法去评判很多现象，但这些微观事件和人物真的就能反映大道理么？
太多的历史叙述者想承担说教者的角色，进而便有了官修正史和教科书的市场，用来凝聚和肯定历史上的某个共同体、国家、民族、宗教等等。绝大部分时候，每一个历史判断的基础都是实践的需要，它赋予了“历史”以“当代史”的性质，无论两者相距的时间跨度有多长，“历史”总会尽力迎合当时代的诉求。我们常自诩知道很多有关过去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其实大多是史家所建构的，是一种“偏见”。事实上，我们当下看到的历史更贴近官方塑造的主流记忆，除了这些主流记忆外，其他记忆都烟消云散了，或者，就算没有烟消云散，也被不会被大部分人所熟知。我们知道的历史其实很模糊，很简约，只能反映一部分的真相。
一个纯粹的旁观者
谈论中国古代史时，无论是宽泛讨论抑或细致研究，“断代”已成为一种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朝代”的概念具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的意义：某一段时间和某一个政权。这里的断代不仅指的是狭义的朝代，也包括了一些比较宏观的、广义的时期，例如魏晋南北朝虽然涵盖了很多个朝代，但它也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断代”。
但“断代”这种分类方法不一定公允，因为历史不是简单地记流水账。每一个朝代的历史往往有着各自最为后人所关心的焦点。虽然这些不是历史的全部，但会成为先入为主的片面理解，比如秦史中大家比较关注为什么“二世而亡”，晚明史更多聚焦于“亡国的历史教训”。由于核心焦点的差异，故而不同朝代的历史为后人所汲引的角度不同，一些共通点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叙事样貌。因此对某一朝代的充分了解是知识的基本储备，而对其它朝代历史的认识是与整体古代史对话的基础，在一个朝代中看起来颇为普通的问题若置于更宏大一些的视野中（尤其是相关联过渡时期），看到的历史纵深往往大不同。
自2019年末中亚穿行回国之后，似是被封印了起来。脚步停了，闲暇之余把过去几年踏足过的地方、读过的书，都拾掇了起来，结合了自己的一些浅薄理解整理成了文字，算是在这具有纪念意义的时代中存下了自己记忆，于是便有了这本《壁上观千年》。洋洋洒洒的一本书，更像是学习笔记，尤其在听了田野派学者王抒老师的《中古中国的记忆碎片》课后，和过往阅读的书籍相互参考，主要有文史编辑部所编《门阀、庄园与政治：中古社会变迁研究》，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穆所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姜士彬所著《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等等。相较于专业的学术论著，我的这本笔记从阅读史料的难度上来说，是大大降低了，从一个历史爱好者的角度娓娓道来，那些重要的事件，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构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以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为始，以宋朝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刘娥为终，讲述从公元元年至1000年间的风云变幻。
公元1年是古典时代的一个全球格局分水岭，东方的大汉帝国（西汉）基本走到了尾声，西方则是基督纪年（耶稣降生之年）的开始，世界各地的文明都开始进入了自己的帝国时代。从汉末开始，至唐末宋初，这一时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属于承上启下的阶段，中华文明开始全面与外来文明相互影响，然后融合，再走向成熟的阶段，比如佛教是最典型的例子，此外，基督教、伊斯兰教、拜火教也在华夏大地上开始展露。此外，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这一时期开始融合共存，慢慢形成了如今的大中华文化体系。
西汉（前206年-8年）末，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旋即被推翻，25年汉光武帝刘秀登基，步入东汉（25年-220年）；百馀年后东汉陷入割据，220年曹丕篡汉建曹魏，开启了三国时代（220年-280年）；孙吴政权于280年被265年晋武帝司马炎篡魏所建的西晋所灭，三国时代正式落幕进入大一统的西晋（265年-317年）；在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内外夹击下，晋室于317年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司马睿建立东晋（317年-420年），北方被“花式”割据；刘裕篡东晋建立刘宋（420年-479年），南朝时期开始了，479年萧道成篡刘宋建立南齐（479年-502年），502年萧衍篡南齐改国号为梁（502年-557年），557年陈霸先篡南梁建陈（557年-589年），刘宋、南齐、南梁、南陈此四朝为南朝；同时期北魏统一北方，北朝（439年-581年）开始了，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550年高洋篡东魏建立北齐，557年宇文觉篡西魏建立北周，后灭北齐；581年杨坚篡北周建立隋，587年并入西梁589年隋灭南陈，南朝结束，进入国祚仅39年的隋朝（581年－618年）；李渊推翻隋朝建唐（618年-907年），两朝合称“隋唐”；黄巢之乱将唐朝推向了割据的五代十国（907年-960年为五代，902年～979年为十国）；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960年-1127年）。而公元1000年之后的时代，则被一些学者称为“全球化的开端”的时代，所以先且看这1000年吧，往后的1000年，往后再聊。
最后简单说说书名，《壁上观千年》取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壁上观”常比喻坐观成败，不偏向任何一方，因此，不带入个人情感地冷眼看历史也就算是一种客观之外“主观”态度了。至于“千年”的时间跨度截取，我想，其实冥冥之中，人类社会似乎每隔1000年，都是重要的转折点。
希望我的一系列的学习分享能为大家更理性地认识过去和当下，提供一种不同于教科书的视角，实事求是地思考历史，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多样性，在多视角的连续变化中一气呵成地回望过去。若有叙述不足之处，请各位读者予以包涵。
孑然一身，唯有执念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关羽丢了荆州，刘备复仇出兵，不幸夷陵战败，落了个白帝城托孤，自此诸葛亮扛起了蜀汉大旗。北伐是诸葛亮的志愿，也是刘备的遗愿，诸葛亮在隆中制定的北伐大计是有前提实施条件的，需要“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现下荆州已失，必须坚定执行南抚夷越之策了。
夷陵之战后，诸葛亮采取与吴联盟，稳定后方及内部，令蜀汉得以喘息，之后便开始南征，平定了夷越之地，解了诸葛亮北伐的后顾之忧。盘点五次北伐，诸葛亮如此执着，至到其生命尽头也在思考如何北伐一统天下，反而让人觉得他过于拘泥于“北伐”二字，以至于陷入了军事冒险。
北伐前必先稳南中
三国时期，南中的地理范围很大，包括现今云南、贵州、四川南部和缅甸东北部等地，从秦至东汉的几百年间，陆续有汉人迁至南中，形成了南中部落首领与汉族地方豪强共存的局面。当时的益州分为北部和南中两大块，大致以长江为界，面积相当，北为北部，南为南中，南中的各类物资也相对丰富，比如朱提铜、越嶲铁、贲古铜、云南银、采山锡、律高锡等。诸葛亮内心明了，如果以益州为北伐基地，那么南中就是益州的大后方。没有益州，北伐无法启动；没有南中，益州就实力减半。
刘备当年入蜀后，在益州南部、南中地区设置了戍卫重镇，是蜀汉政权在那里设了最高长官 “庲降都督”，专管南中事务，出任庲降都督一职的通常都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心腹，比如李恢、马忠等人。若是南中叛乱不止，诸葛亮自是没有底气北伐的，平定南中后，诸葛亮调整了南中的行政区划，进一步郡县化后更便于统治。随后，蜀汉加大了开发南中的力度，兴修水利，大兴屯田，开凿更多交通要道以加强蜀汉与南中的联系。
此外，南中地区还是重要兵源征集地。由于蜀汉人口比较少，夷陵之战又折损了大量士兵，有了南中兵源补充后，诸葛亮北伐的底气才又更足了些，且南中民风剽悍，蜀军的整体战斗力能得到提升。终于，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己任的战争机器发动了。
自228年春至234年冬，诸葛亮帅军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的五次征伐：
【第一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设疑兵于斜谷，自己率大军攻祁山。张郃大破马谡于街亭，诸葛亮返回汉中。
【第二次北伐】建兴六年（228年）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包围陈仓，攻打二十多天，蜀军粮尽退军。
【第三次北伐】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派遣陈式攻占武都、阴平。魏将郭淮带兵援救，诸葛亮亲自率军至建威，郭淮撤退，蜀汉成功得到二郡。
【第四次北伐】建兴九年（231年），蜀军包围祁山，司马懿和张郃带兵援救。李严运粮不继，蜀军粮尽退军。张郃追击蜀军至木门，被蜀军射杀。
【第五次北伐】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道，据武功五丈原，因未能成功抢占北原而与魏军僵持达百余日。秋，诸葛亮逝世，蜀军退回汉中，至此诸葛北伐结束。
以血肉之躯积累经验
诸葛亮的五次北伐大致可分为，两次大型全面战争（第一次和第五次），两次小型局部战争（第二次和第三次），以及一次中型区域战争（第四次）。据正史记载，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中，仅有两次是真正从祁山出兵伐魏的。
诸葛亮五次北伐路线图
公元226年，年轻的曹叡在洛阳即位，是为魏明帝，魏国出现了混乱。看准时机后，诸葛亮于公元228年，“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出自《三国志》）。当时赵云还在，也没有太多的内忧，可以说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不过蜀汉军团遭到了曹魏军团的顽强抵抗，诸葛亮原计划通过攻占祁山来开辟一条通道，但由于粮草缺乏，第一次北伐行动效果欠佳。接着开启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北伐，诸葛亮都面临了缺粮缺资和曹魏大军的强势反攻，期间均未能大获全胜。
而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也是最具戏剧性的，无论是司马懿的围攻，还是蜀汉的内讧，都令这次北伐阴影颇重。虽然诸葛亮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分兵屯田以保障粮草，但在与司马懿对峙一百多天后，并没有发生他想象中的胜利。最终诸葛亮病死于军中，临终进行了最后的部署，杨仪和费祎统领各军撤退，魏延和姜维负责断后，历时6年的诸葛亮北伐终于结束了。对于诸葛亮而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更是下一次胜利的铺垫，临了了还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但对蜀汉的百姓而言则是无穷无尽的灾难。
定军山下诸葛亮墓，摄于汉中
后世也有观点认为，诸葛亮北伐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还是起到了牵制曹魏的作用，尤其在夺取了武都、阴平二郡后，有利于加强蜀汉的防御。但事实上蜀汉连年用兵，消耗殆尽了刚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诸葛亮病逝后，蒋琬等人则采取了防御战略，直到姜维掌军权后重启了北伐，几乎年年出兵，结果只能是民不聊生，蜀汉最终于公元263年崩溃。据《三国志》载，当时蜀汉全国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也就是说九十四万人口，却要供养十四万二千的军人和官吏，兵民、吏民比例严重失调，正常的工农业根本就无法进行，难怪东吴五官中郎将薛珝出使蜀汉时感叹看到的衰败景象：“经其野，民有菜色。”
何故执意北伐？
后主刘惮即位后，诸葛亮主政蜀国，最终心力交瘁身陨北伐征途，令人慨叹不己。蜀国贫弱，但蜀地却易守难攻，为何以诸葛亮经天纬地之大才，竟不顾现实以短击长，且曹魏也非速亡之国，北伐根本就是一件看上去就不会成功的事情，他为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摄于祁山堡
首先，蜀汉之所以能够割据益州，和当时中原战乱后人口流失有关。东汉末年，中原的经济和社会惨遭破坏，但诸如益州在刘璋，荆州在刘表，扬州在孙策的治下，相对而言要安稳些，北方逃难而来的流民还可以补充发展力量。一旦北方缓过神来后，统一南方只是时间问题，益州再怎么发展也到头了，这就是《后出师表》中所述“王业不偏安”的大环境考量。再者，诸葛亮的另一个考量可能是想引起新的动乱，进而阻挠北方社会恢复。《隆中对》有言“天下有变”再去打，若是天下没有大的变化，那就只能创造变化。
另外，诸葛亮北伐虽然没有为蜀汉争取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在铲除异己和转移内部矛盾方面还颇有成效。马谡失街亭、魏延被逼反、费祎被刺杀……一个个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是蜀汉集团内部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刘备在世时，以他的威望，尚能保持内部的稳定，但他病逝后，蜀汉内部的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根本诱因就是益州的世家集团与诸葛亮的荆州集团之间的斗争。在那个时期，真正影响历史走向的，并不是所谓的英雄人物，而是世家大族。以北伐为由，把蜀汉内部的矛盾转移到外部，避免益州与荆州集团间的矛盾继续激化，至少先忙着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再比如，当时对诸葛亮一派威胁最大的是李严，刘备病重时他与诸葛亮一同受遗诏辅佐少主刘禅，以李严为中都护，统管内外军事，留下镇守永安。李严在益州东部有很深的势力，但却在北伐中因押运粮草延误时日被废。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李严兴废与诸葛亮用人》中，认为“李严被废”一事“过于乖谬，不符常理”，根本不像李严的为人，因而推断“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被拔高的诸葛亮
诸葛亮本就是一介书生，并不是将略之才，在张飞、关羽等一众武将过世后，他也逐渐跌下了神坛。同时，诸葛亮的擅权与曹操并没两样，连职务也和曹操一模一样，都是丞相，推行“虚君实相” 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刘禅何尝有权？大家印象中的刘禅，就是扶不起，智商低且能力差，但刘禅并不是弱智。举个例子，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立即废除了丞相制度，命蒋琬主管行政，命费袆主管军事，将原本都诸葛亮的权力一分为二。所以诸葛亮到底有没有扶过刘禅，谁也不知道，但是不扶刘禅就可以专权于身了。
拜文学创作所赐，诸葛亮和曹操，或者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的形象才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因为社会的舆论宣传需要符合当下利益的正面和反面教材。华夏文明的历代统治者喜欢强调忠君，但专制的政治文化也陷入了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中，一方面将商汤与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前朝的行为统称为“汤武革命”，另一方面却将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人当作篡位奸贼。刘禅是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概率很高，但受制于派系矛盾以及百姓对汉室的依附心理，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直到五丈原命陨都没敢踏出实质性的一步，恰巧便完善了人格。诸葛亮这种公开的人设在封建社会中是最被需要的，因为篡权往往与内战相关联，但社会需要实打实的安定。
还有，《出师表》中那句著名的“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从政治视角看愚昧可笑，但符合普通人知恩图报的道德衡量标准。其实，愚忠与报恩是两回事，普通人报恩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政治家回报私恩时常会无视百姓的利益，分裂动乱时期因穷兵黩带来灾难都可以视而不见。
以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后世评价为例，他们去世多年后有俩人撰写了两部史书，记载的内容一样，但是两位作者对诸葛亮和司马懿的风评却大不同。东晋习凿齿写的《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对于诸葛亮自然是吹捧歌颂，对《三国志》作者陈寿则有颇多微词，认为陈寿回护司马懿战败，还对司马氏弑君篡位的事件轻描淡写。而同为东晋时期的孙盛很重“史德”，其所著《晋阳秋》口碑很好，孙盛在书中对诸葛亮的治国才能予以了极高评价，但是对于其军事才能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时孙盛对于司马懿的军事颇为赞赏的，他认为司马懿的军事指挥才能高于诸葛亮。
《汉晋春秋》的影响力很大，刘宋的裴松之也是诸葛亮的粉丝，再加上刘宋本身政权的需要，所以对蜀汉更是大加赞扬，于是在其所著的《裴注三国志》中大量引用了《汉晋春秋》的记载，对于后世人评价诸葛亮起到的很大作用。
作为诸葛亮的死忠粉，裴松之在自己的著作中刻意回避了孙盛提出的历史考证问题，还与孙盛的某些观点进行辩论。
《汉晋春秋》和《晋阳秋》两部同时代的史书记载了同一时期的历史，但叙事评价却大不同，可见史学家本身的思想对于历史回溯的巨大影响。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因为习凿齿是襄阳人，而诸葛亮曾隐居于襄阳，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他必定从小是听着诸葛亮的传说长大的。另外，东晋这种偏安政权令有一部分有了和蜀汉的共情，习凿齿可能也是如此，包括后世的粉丝裴松之等人。
历来，官方喜欢将诸葛亮作为忠良标杆进行宣传，民间喜欢将诸葛亮过度神化以满足心里对于英雄救世的期待，以至于连鲁迅先生都觉得《三国演义》中对于诸葛丞相的描述是“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诸葛亮算出庞统要死，庞统还是死了；诸葛亮神机妙算，荆州还是丢了；诸葛亮算出关羽有危险，关羽还是被杀了；诸葛亮献计刘封要攻孟达，结果刘封兵败回成都，上庸三郡悉数归曹魏；诸葛亮点七星灯延寿，却不能阻止灯灭。三国之间的博弈，不是靠个人玄幻类妖的能力，而是靠整体的智慧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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