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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脚步作思考，游历为读书，是士人的传统品行。从谢灵运到徐霞客，穿行于山水中，在过往与当下、自然与人文、社会生境与人格典范之间追寻那些幽微隐秘而又博大精深的印迹，便是先辈体验过的人生最好的修行。王志毅先生的《寻找浙东》，循着古人的足迹，带着今人的思路，通过发现家乡而展现出无限丰富的世界。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 渠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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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详述版）
王志毅先生初心于行走浙东山水，追寻浙东的“唐诗之路”，他数次出发，从水路和陆路，从萧山西陵为起点一路向东直至东海之滨，走访、考据、思考，形成了这本书稿。
整部书稿由两大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是水路陆路行走，遍寻浙东山水间消失或遗落抑或重修的古迹，通过他考据研究，回溯穿越时间长河，鲜活地再现浙东地区古今行政、宗教、水利、农业、交通、商贸和社会生活状态的变迁历史，深入浅出，节奏明快。后半部分记录了历史上出生于浙东的杰出的人物群像，如著名思想家王阳明，作者以自己渊博的人文修养，梳理了王阳明学说的形成、变化和对后世的影响；作者还展示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群像，像蔡元培、蒋梦麟和竺可桢，以详尽的资料还原了他们的生平、事业、成就，并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评价，娓娓道来，非常生动。作为离开浙江的浙东人，作者对故乡山水文化和历史饱含深情，使得这部作品温暖感人。
（简要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主理人王志毅创作的《寻找浙东》，以游引记，以游探文，寻找浙东人文古迹，发思古之幽思，探未来之坦途。全书分为两部分，一是纯人文地理，包括唐诗之路、古运河；二是对以蔡元培、蒋梦麟、竺可桢为代表的浙东地区教育家浓墨重彩，探讨浙东学术繁胜背后的历史地理成因。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游记，而是一部对浙东人文地理的再发现和再书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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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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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毅，出版工作者。已出版著作《为己之读》《文化生意》《孟买之声》《荒野无痕》数种，另有译作数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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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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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初访天台山
第二章 浙东运河游
第三章 站在王阳明墓前
第四章 象山岛上看蔡元培
第五章 回望蒋梦麟
第六章 《竺可桢全集》中的竺可桢（上）
第七章 《竺可桢全集》中的竺可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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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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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 酒友 旅友
应奇
认识王志毅快有二十年了吧，已经忘记初见的时间和场景，但要是回溯总结起来，既有历时也有共时维度，或可用“书友”“ 酒友”“旅友”来概括我和志毅的交往以及这种交往的历史。
我们当然是因为书而结缘的，所以“书友”是这种关系最初的内涵。所谓“书友”，从字面上说，不外因为志毅是做书人，而我是教书人，所以书是我们天然的交集；又因为教书人还要写书和出书，而做书人也要有书可做，这就使得我们之间的联系具体了起来。
就“书友”这一层而言，不能不说我们之间的合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这有我们携手推出的诸多出版物为证，虽然我并没有料到，这种合作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竟是我把自己作为一名“作者”的身份完全“搭”了进去——反正自从与启真馆合作之后，我是再也没有在别处出过书了：本来是《生活并不在别处》，最后却成了“出书并不在别处”。
书友未必会成为文友，但大概率会成为酒友。幸运的是，我和志毅既是酒友，也可算是文友，我们本就是常人和俗人，所以应该是通过酒友而成为文友的。关于“酒友”，我已经记录在《这酒很鲜》这篇小文中；关于“文友”，我们亦曾以小文相往还：我为志毅的小集《为己之读》写了一篇小评，而志毅为我的小集《听歌放酒狂》加了一篇序言。虽然自问那篇小评亦作得颇为用心，但是作为酒友，我也许要胜于志毅，而作为文友，我衷心认为，志毅要胜于他这位酒友。
但这都并不打紧，我也不会“酸腐”到用“不友不如己者”的古训来自我拔高或自我矮化；打紧的是，至少眼下打紧的是，我和志毅，或者志毅和我，有一天从书友、酒友、文友，成了旅友。
志毅本是驴友，而且是资深驴友。他不但有驴友的实践，而且有驴友的理论。例如他写过一本《荒野无痕：跑步与存在》，叙述他跑步的经历， 叙述跑步的感悟。应该是前年的一个秋日，我在自家背后的荒山上野行， 而且发了一条状态，志毅见到了，大概有一种发现同好的小欣喜，竟私信我，说是刚完成了一部跑步笔记，问我能否为他的大作写一篇序言。也许因为别的原因，也许因为我之山行较之于志毅的山行，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我终于没有能够写出那篇序言，最后是以这样一段“背书”来酬答志毅那一番雅意的：
同为山行爱好者，我为短途，志毅为长程；我充其量双目失神，物游神外，志毅则若有所思，形诸笔墨。存在主义哲人海德格尔倡导的向死而生予人以杨森枯寂之感，《荒野无痕》则例示了一种活泼泼的生活甚至生命的哲学。
我之所以有这番感触和敝见，除了因为志毅书中有一节是专谈跑步与存在的，也因为志毅原来拟定的书名启发了我：志毅的跑步笔记原题为《死在山上挺好的》，而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书名挺好的！
鉴于那次撰序的失约、失败和失灵，志毅也许想到要在山行方面对他这位书友、酒友和文友有所补救提升，于是我们就开始进化到了旅友阶段：先是有慈溪栲栳山和五磊寺之行，那次旅行和山行的起因是我有一次提到五磊寺与天台宗谛闲法师的渊源；后来衍生出天台国清寺之行，除了智者大师，那次山行又牵扯出了“浙东唐诗之路”这个眼下颇有些热门的话题。
关于这两次山行，我都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做了流水记录，在我，这不过就是“雁过留痕” “无病呻吟”。这种感受尤其在读到志毅这一组有关浙东的山水游记之后得到了印证和强化。
一者，如我以前所提过的，志毅毕竟是经济学背景，他做事情断不若我般随性拉胯，而是有严密周到的规划，也可以说是有“企图心”的。如果说这还只是所发的“初心”，那么所贵者则在于执行的“愿力”。我所有幸的是见证了他这趟探寻之旅的起点——虽然那里本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终点。
二者，也与志毅的经济学训练和素养有关，同时与我只是挂一漏万甚至一知半解的“抒发”有殊。志毅一方面对于史料史志和史迹，具有一种据实考辨的功夫，另一方面又有穷其源流、明其条贯的精神，而后者无疑是一位作者的识见和旨趣的体现。
三者，从游记文字的体裁和品类而言，谭其骧曾经认为徐霞客以自然地理胜，王士性以人文地理胜，而志毅这一番人文与山水之间的行走显然是有将两者冶于一炉之雄心和预期的；就其中连联所集的人物论而言，则更有秉笔直书与知人论世相表里之史家风采——刘知几有所谓史学三才之论，吾友志毅其近之乎！
如果重新从“友”的维度来衡量，一种旅行文字当然是以“旅”为基底的，这更多关涉的是“自然”层面，也就是所谓山水之旅；但是同时，志毅的“旅”又是人文之旅，这当然既与书有关，也与文有关；再有，不但旅行中得有酒，而且游记中也得有酒，前者是构成性的，后者是范导性的。旅途中的酒最好有旅友一起喝，而具有“酒香”的游记则最好有酒友来欣赏，如果这位酒友碰巧又是书友、文友兼旅友，那就更好了——敢问吾友志毅，不才其近之乎？！
2023 年6 月14 日午后暴雨将至时
草就于大荒之人文楼
自序
本书的形成，是我从2021年起几次寻访浙东“唐诗之路”和浙东运河的结果。
每年挤出一段时间，徒步行走于山水之间，是我最初的愿望和动力。只不过由于工作关系，每次所能拼凑出的时间，最长也不过十天。
这样的时间段，对于深度旅行来说，其实是不够的。纯以步行而言，如果不算夜行，一天大概只能走30—40公里。如果再算上驻足停留，欣赏一路上的人文与山水景色的时间，或许只能走20公里左右。那么十天左右，能完成的最长路程，也不过是200公里。更何况，由于疫情的原因，许多景点临时封闭，有些地方甚至去了就回不了京。
因此，所执行的实际方案是，以徒步为主完成一次“浙东之行”，同时跳过一些熟悉和无法前往的景点。此外，我又以自驾游的形式“补访”了第一次旅行时所漏掉和忽略的地方。
我的家乡在浙东余姚，家门口20米处，便是浙东运河流经之地。但这样的旅行方式仍然让我受益匪浅。我见到了我想到的和未曾想到的东西，而一路上颇有些枯燥的独行，倒给了我不少思考的时间。行路与阅读，对我来说基本是同一回事，只是探索未知、寻找未见的不同方式。
徒步行走虽然耗费的时间较长，却自有它的魅力。开车自驾可没办法沿着浙东运河边上新修的绿道，察看当年的古桥群和古纤道遗址；也没办法沿着剡溪一路饱览山水，遥想谢灵运当年“南山伐木开迳，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的壮举。
另一方面，徒步还可观摩一路上的风俗人情。走得渴了，在国道边上的商贸小店买瓶饮料，而店铺外貌似与20 年前的记忆没有任何差别。到了小镇上，穿进小巷，不远处便能看到当地的小寺小庙，绕上一圈，也是难得的经历。
在进入正文之前，似乎有必要先定义一下本书的空间范围，也就是说，什么是“浙东”。
秦始皇分天下为36 郡，浙江属于会稽郡。当时的会稽郡范围包括了春秋时期的吴越，郡治也设在吴县，即今天的苏州。东汉时，又将钱塘江以北部分分拆为吴郡，被分拆之后的会稽郡就相当于浙东的前身了。
唐初分天下为10 道，开元年间又进一步分为15 道，浙江与苏南共属于江南东道。安史之乱后则设方镇，分设浙西观察使与浙东观察使，浙西治所位于润州，即江苏镇江，浙东位于越州，即今天的绍兴。也因此，在唐代后期，已经正式有了“浙东”“浙西”之分，这分割线就是钱塘江（浙江）。从地形上看，当时的浙西除杭嘉湖之外，还包括了苏州与常州。
公元823 年，元稹罢相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上任路上，拜访了时任杭州刺史的好友白居易，后者款待并作诗曰：“我住浙江西，君去浙江东。勿言一水隔，便与千里同。”两人从此“篇咏往来，不间旬浃”。
北宋削夺方郡，以“路”为准高层政区，设两浙路，取浙东浙西为“两浙”。明代有南京、北京两直隶，苏南地区归于南京，从此与浙江分离。清承明制，设18 省，始有浙江省。
简单来说，浙东与浙西的地理区别在于，浙西是肥沃的冲积平原，浙东则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浙西为句吴人故地，浙东则是于越人旧居。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战争不断，但实际上，吴与越风俗语言相通，用谭其骧的话说，它们是语系相同的一族两国。
浙西与浙东的历史地理差异，也间接地影响了两地的学术取向与文化性格。章学诚云，“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这是就两地学术在“宗朱（熹）”还是“宗陆（九渊）”选择上的持平之论。不过在学术之外，似乎在一般百姓的习性上，也能发现学风之于民情的潜移默化之功效。
如果泛泛而言，钱塘江以南的几个浙江地级市，包括绍兴、宁波、台州、温州、金华、衢州、丽水，都可纳入浙东范围。不过此次旅行，我只走了绍兴、宁波、台州的若干地方，浙南部分并没有涉及。
全书正文包括了7 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初访天台山》，是我和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在2022 年7 月共游天台山后完成的。其时应教授刚从上海脱身，而我们选择走访天台山，也与疫情脱不了干系，当时那里的情势还是相当平和的。第二篇文章《浙东运河游》，则是几次寻访的结果， 时间上跨越了2022 年和2023 年。
书稿的主体部分留给了出生于浙东的几位历史人物，包括王阳明、蔡元培、蒋梦麟与竺可桢。写作的缘起是，我在行路的过程中不时碰到他们的故居和埋骨之地，一开始是偶遇，接着则变成了主动搜寻。走得多了， 忍不住想去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中国的传记通常有两个糟糕的缺点，一是道德观念先行，或者为尊者讳，或者往“恶人”身上再踩一万脚，结果往往写成了一部歌颂或批判史。第二个缺点则是，呈现历史的细节不足，常常凭主观来推测，做不到无一处无来历。有时几十万字读下来，尽管也算掌握了一系列历史事件， 但我对传主仍然没有什么认识。
我想了解的是，历史人物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而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这些选择所导致的历史后果，是当事人不能完全控制的，不能全数“归功”或“归罪”之，也并非我最关心的。
尽管还原历史的真实场景，或者把历史事件与后人对此的评价完全分离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们至少可以努力做到的，是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使其仿佛跃然于纸上，成为我们所认识的某位朋友。这位朋友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中，基于自己的性格和认知，或彷徨徘徊，或勇往直前，其行为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引发了我们的赞赏与叹息。
这里，在传主和后人之间好像存在一种双向的“信息不对称”，传主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行为拥有更多的信息，而后人则对事件的走向与同时代人的选择掌握了更多的认知。
由是，后人会有两种常见的反应。一方面，我们会惊讶于他们的选择，并想更多地挖掘出传主到底掌握了哪些被历史所掩盖的细节；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禁会疑惑，如果传主穿越时空，把握了后人所了解的事实， 而他们又有机会重新进行选择，他们到底会怎么做呢？
作家的工作，正在于沟通读者与历史，让读者更深入地沉浸于历史之中，看到人物与事件的方方面面。有一千个读者，便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里的前提是，莎士比亚刻画出了一个立体的“哈姆雷特”，而读者出于自己的心境，获得了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一个平面的人物，再多读者去努力阅读，也看不出第二个形象来。
写作历史人物的一个乐趣正在于，像侦探一样寻找线索，破解谜题。有时读到一段材料，心生疑惑，却又不明白前因后果。过了一段时间，在主动搜索或机缘巧合之下，突然找到了另一块拼图，于是恍然大悟。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他的传主有了更深一层认识，也忍不住要将此种喜悦与读者分享。
或许有些巧合的是，本书所涉及的四位主要人物中，有三位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蔡元培作为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位教育总长，他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力。而蒋梦麟和竺可桢，一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北京大学校长，一位则是浙江大学的精神图腾。
民国时期的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至今仍为中国文化界所怀念。而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们，以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为首，也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的怀念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放到世界高等教育史的维度来观察，可以发现，他们更多的只是踏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全球浪潮而行，他们的作为和人格固然令人钦佩，却也不能因此而高估民国学术的实际水准，任何神话和理想化都必然是虚假的。
就世界高等教育史而言，20 世纪上半期同样是第一流教育家的爆发期。奠定哈佛大学作为世界现代大学象征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任期为1869—1909），以及令芝加哥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任期为1929—1945），都可以说是高等教育从只与极少数人有关的象牙塔，转型为社会必需品这股时代浪潮的弄潮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他们理解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代创业家，正如乔布斯和比尔? 盖茨之于现代信息产业，洛克菲勒之于现代石油工业。
蔡元培也罢，竺可桢也罢，他们的思考与实践，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中国教育。当我们通过其本人的作品和日记来观察他们时，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不过是基于自己的信念，在布满礁石的海岸线上勉力前行，尽量让所掌舵的那艘小船不至于倾覆。
蒋梦麟等人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之初。对他们的早期人生而言，如果要算一个分水岭，那就是1904 年，也就是张之洞等人进行“癸卯学制”改革的那一年。蒋梦麟于1904 年考取南洋公学，竺可桢则是由家里借了一笔钱，在第二年考取上海澄衷学堂。
张之洞可谓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总设计师，“癸卯学制”固然有模仿日本和西方教育制度的那部分，但同时又在西方教育制度的本土化方面进行了相当超前的思考。这场学制改革改变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道路。1904 年之后，包括初小、高小、中学、师范、高等学堂、女子学堂乃至职业技术学校在内的新式教育机构很快便遍地开花，之后的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很大程度上仍然遵循着“癸卯学制”的思路。郭秉文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作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可谓以现代学术眼光评判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变迁的第一人。他以为在清末，“政府对于新教育的态度绝不像胆怯的没有经验的海浴者。它已不是一次跳水，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惜任何代价为人民兴办新教育”。
而在蒋梦麟等人执掌大学的那个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尚未完全成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体制，有足够的空间探索与挥洒。当然，他们的实践也通过某种形式塑造了中国现代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都被陆续体制化，留给后继者们的空间已经不大了。
书稿中的多数文章，曾经在微信公众号“山水澄明”上发表，编辑在刊发时费了不少心力配图，在此予以感谢。《〈竺可桢全集〉中的竺可桢》一文，曾节选部分发表于“澎湃新闻”，感谢彭珊珊编辑的工作。同时要感谢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渠敬东教授的邀约，没有他的热心支持，我可能不会想到要去完成这一系列文章。最后，当然还要感谢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胡洪侠社长的鼎力支持，否则读者未必能看到这部书稿的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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