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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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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文化变迁研究》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探讨了汉族安徽花鼓灯、梁河阿昌族“蹬窝罗”、察布查尔锡伯族贝伦舞以及德宏景颇族舞蹈（包括目瑙纵歌、刀舞等）四类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作者从中总结出了社会变迁下的四种典型的舞蹈文化变迁形式，包括特质型、民族节日文化创造型、民族迁徙文化记忆型和民族多维文化交融型。 本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向理解和认识民间舞蹈文化的窗户，为舞蹈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对于对民俗文化、舞蹈历史感兴趣的学者和艺术爱好者而言，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研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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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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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文化变迁研究》系“中国舞蹈学课理论体系丛书”之一种。本书从文化变迁理论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汉族安徽花鼓灯、梁河阿昌族“蹬窝罗”、察布查尔锡伯族贝伦舞和德宏景颇族舞蹈（包括目瑙纵歌、刀舞等）四类民间舞蹈的舞蹈文化内容，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社会变迁下的特质型、民族节日文化创造型、民族迁徙文化记忆型和民族多维文化交融型四种具有典型性的舞蹈文化变迁形式。在作者看来，这种“对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论研究提供以文化变迁为方法论的新研究视野，有助于对（当下）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进行合理的学术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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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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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安林，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北京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有《舞蹈批评导论及精品赏析》（专著）、《少数民族舞蹈的舞风文韵》（专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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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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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章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安徽花鼓灯文化变迁
第一节 近现代社会变迁对安徽花鼓灯文化变迁的影响(1 8 4 0 年 — 1 9 4 9 年
一、小农经济下花鼓灯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二、战火纷飞的环境对花鼓灯表演形式与内容的影响
第二节 社会革命、建设及改革视域下社会变迁对安徽花鼓灯文化变 迁 的 影 响 (1 9 4 9 年 — 2 0 世 纪 8 0 年 代 末 )
一、文艺思潮促进原生地区花鼓灯的复兴
二、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对花鼓灯发展模式的影响
第三节 现代化与城市化视野下安徽花鼓灯的文化变迁(20世纪90年代初—2003年)
一、传承环境改变以及传承人的青黄不接
二、传承动力减弱以及花鼓灯“城市化”的趋势
第四节 “非遗”项目开展后对安徽花鼓灯文化变迁的影响(2003年—至今)
一、“非遗”保护工作的三个阶段对花鼓灯的影响
二、“非遗”传承人评定标准的变化与花鼓灯传承人结构的影响
本章小结
第二章 节日文化创造发明中的梁河阿昌族舞蹈文化变迁
第一节 节日创造发明前的阿昌族传统“蹬窝罗”舞蹈
一、传统“蹬窝罗”的起源
二、传统“窝罗舞”表演形式及形态描述
三、传统“窝罗舞”形态的文化解读
四、传统“窝罗”的存在场域和依存语境
第二节 “窝罗节”创造发明后的“蹬窝罗”舞蹈文化变迁
一、“窝罗节”创造发明和变迁的主要历史原因
二、“窝罗节”创造发明后的舞蹈形态和文化演变
第三节 “阿露窝罗节”整合后的“蹬窝罗”舞蹈文化变迁
一、“阿露窝罗节”整合与变迁的主要历史原因
二、“阿露窝罗节”整合后的舞蹈形态和文化演变
第四节 节日文化创造发明对于阿昌族舞蹈文化变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一、节日文化创造发明对舞蹈文化变迁的影响
二、文化变迁下对“蹬窝罗”舞蹈发展及保护建议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新疆锡伯族贝伦舞变迁中的文化记忆与传承
第一节 贝伦舞中的民族文化变迁与文化记忆
一、锡伯族的西迁历史与贝伦舞
二、贝伦舞中“行礼舞”的文化变迁体现
第二节 文化变迁影响下的贝伦舞及其原始宗教遗存
一、“马”的舞蹈形象与祖先崇拜
二、仿形舞蹈“乌兰奇”与图腾崇拜
三、“依戈尔登”与生殖崇拜
第三节 生产方式的变迁及贝伦舞中生活习俗的艺术化呈现
一、锡伯族生产方式变化的足迹与随之变化的贝伦舞语汇
二、贝伦舞中生活习俗的艺术化呈现
第四节 变迁中贝伦舞对于文化记忆的传承与重构
一、承载文化记忆的贝伦舞
二、重拾文化记忆的贝伦舞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多维文化变迁下的景颇族舞蹈文化变迁
第一节 从祭祀到盛会的目瑙纵歌的文化变迁
一、目瑙纵歌的来源和初貌
二、目瑙纵歌的变迁和当下
第二节 从生活到舞台的刀舞的文化变迁
一、崇尚技术性的刀术格斗
二、注重风格性的刀舞表演
第三节 从信仰到展示的象脚鼓舞的文化变迁
一、万物有灵信仰下传统形态的象脚鼓舞
二、其他文化影响下当下形态的象脚鼓舞
本章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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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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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间舞蹈浩如烟海。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在中华民族的舞海中撷美，论美，传播美，保护美，让越来越多的民族舞蹈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被更多人看到。我们都深知，民间舞蹈不只是美在样貌和形态，不只是美在眼前的瞬间，更是美在文化和情感内涵，美在日日夜夜发展的时间长河中。
人们赋予各民族民间舞蹈的深厚情感和体验都是属于各自民族的一份珍贵。面对这份珍贵，人们也从方方面面不断努力着:“非遗”工作的推进与开展、研究人员的聚焦与关注、民间与政府的通力配合，都为民间舞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路径与支持。尽管如此，随着现代性浪潮的席卷，民间舞蹈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不同的困难。关于如何保存和发展民间舞蹈这一时代命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这不仅是民间舞蹈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带着这样的思考，本专著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变迁，分析同属文化范畴下的各类民间舞蹈是如何变迁的，为研究不断随社会发展的民间舞蹈提供可参考的学术理论依据。同时，采取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分析在不同社会变化潮流中的民间舞蹈是如何进行文化变迁的。通过列举不同民族民间舞蹈的主要文化变迁方式，归纳总结出在众多民间舞蹈文化变迁中都有哪几种具有普遍性的变迁类型，为之后研究舞蹈文化的变迁提供科学化、理论化的分类方式。
文化变迁是文化研究的典型性理论依据，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早期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以及历史学派都曾从“文化进化”的视角对自己学派的观点进行过佐证，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并强调文化会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认为:“变迁是所有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的一种永存的现象。”不论是一种文化还是一个社会，不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门艺术，在自身发展的进程中都存在着文化变迁。
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变迁的动力》中谈到，文化变迁的原因分为文化自 身和文化传播。巴尼特在《创新:文化变迁的基础》一书中得出了创新是所有文化变迁的基础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统一是研究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指导思想，社会发展的合力是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
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受到西方人类学学派关于文化变迁观点的重要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翻译大量国外的民族学著作，使国外文化变迁的理论在中国得到了推广。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文化变迁的理论对民族、地区地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解剖，深入考察一个地区文化变迁的轨迹。不少学者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对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变迁进行分析，解释中国不同民族文化变迁的特殊性，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总结出我国文化变迁的多元方式。
但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舞蹈理论界时，不难发现关于舞蹈文化变迁的研究成果极少，仅有的数篇学术论文多是以一个民族舞蹈的某一方面为个案进行分析。中国不同民族的民间舞蹈和相关文化在自身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变迁，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其中的内涵，探寻其中的奥秘。
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和对民间舞蹈发展的思考，本专著以四个在发展和保存上做得比较好且代表着四种不同文化变迁类型的民间舞蹈为研究个案，用文化变迁理论支撑、解释它们发展的前沿状况，期冀为其他民族的民间舞蹈带来可供参考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各民族根据自己不同的特点对自己的舞蹈进行更好的保护。
本专著所选取的四个民间舞蹈个案均具有文化变迁的特质，代表了四种文化变迁类型:一、汉族安徽花鼓灯的文化变迁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进行; 二、梁河阿昌族“蹬窝罗”的文化变迁因主动性的创造发明而产生;三、察布查尔锡伯族贝伦舞在完整的民族文化记忆中生发出文化变迁;四、德宏景颇族的民间舞蹈则在多维变迁的影响下形成文化变迁。从舞蹈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来看，它们都具有典型性:
安徽花鼓灯起源于宋元时期，民国时期受到战乱的影响一度销声匿迹，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民间文艺会演重燃了人们对安徽花鼓灯的关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推进，本土艺术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社会经济方式、文化思潮发生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花鼓灯艺术的生存空间。但是，人们努力将社会变迁在安徽花鼓灯传承中所起到的制约作用转换为推动力，以求使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安徽花鼓灯能够实现活态传承、动态发展。安徽花鼓灯的文化变迁典型地受到社会变迁的推动，安徽花鼓灯也是目前民间舞蹈中保护和发展做得较为成熟和成功的代表，其发展和保护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有民间艺人和专业舞者的双重介入，这为安徽花鼓灯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使其不断适应着如今的社会。
阿昌族“蹬窝罗”源于一种古老的仪式，最初是围绕祭台跳的一种带有明显祭祀意味的舞蹈。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舞蹈动作越来越丰富，舞蹈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梁河县的阿昌族在文化上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道教对其也影响颇深。改革开放之前，梁河阿昌族并没有自己的民族节日，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一个能够彰显本族文化的民族节日。在民众的诉求中，阿昌族根据本民族爱玩“春灯”和“蹬窝罗”的特点， 借鉴景颇族“目瑙纵歌”的部分形式，于1983年发明创造了“窝罗节”。节日的出现对“蹬窝罗”的形态影响颇大。1993年，政府为了统一全国阿昌族的节日，加强不同地区阿昌族的民族凝聚力，将陇川户撒的“阿露节”和“窝罗节”一同 整合为“阿露窝罗节”，“蹬窝罗”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对于阿昌族的“蹬窝罗”来说，这种主动性的创造发明是“蹬窝罗”文化变迁的重要内因。
贝伦舞是锡伯族的一种自娱舞蹈。锡伯族人民在历经了历史上重大的“西迁”任务后，仍保留了本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如宗教信仰、民族历史、生活方式、礼俗习惯等。锡伯族人民驻扎伊犁后，在保留自身舞蹈文化的前提下与邻近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由此在伊犁地区形成了民族共同的审美认同，并对贝伦舞的舞蹈形象、内容、语汇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一些鲜明的风格及文化特征。察布查尔县的锡伯族对自身文化进行了很好的保存，同时又十分包容地接受了其他民族文化给予的有利熏陶。总的来说，他们对于贝伦舞的保存大于吸收。“西迁”这一历史事件给锡伯族贝伦舞带来的文化变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分布在我国西南边陲的景颇族的传统舞蹈也独具特色。景颇族以往居住在康藏高原南部山区，后沿横断山脉南迁至云南德宏地区。在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上，人们便跳起舞蹈以怀念先民南迁的历程。可见在游牧民族自身迁徙发展的过程中，其舞蹈文化也历经着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景颇族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制度的变化也给他们带来了重大影响。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景颇族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西洋乐器的传入便使景颇族的舞蹈艺术更加丰富。外来文化的影响并没有导致这个民族丢失自身的传统，他们反而将其保护得很好，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对于和傣族等其他民族共同聚居的景颇 族来说，来自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被景颇族借鉴吸收，对其舞蹈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多维变迁下的景颇族舞蹈存在着属于本民族的舞蹈文化变迁。
在对这四个个案进行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时，本书重点归纳出民间舞蹈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最主要的变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到舞蹈文化变迁的。当然，影响民间舞蹈产生文化变迁的因素不只有一个，更多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从多种因素中找到最为重要的因素便是本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在众多影响舞蹈文化变迁的因素中找到影响最大的因素则成为一个更高的要求。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编者带领研究团队多次前往四个研究对象的所在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采访大量的艺人、专家、学者，收集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而对已变迁的文化和变迁产生的因素进行整合分析，得出相对客观、完整、科学的理论观点。上述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对所研究的民间舞蹈文化变迁进行合理的划分，同时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为之后的文化变迁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承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考验，文化内涵的弱化、受众群体的削减、传承与创新的不平衡等问题逐渐显现。因此，本书从文化变迁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四个保护较好、具有典型性的民间舞蹈进行个案分析，通过结合各自的民族历史、信仰习惯、民族精神等内容挖掘各自的舞蹈文化内涵，旨在揭示舞蹈发展中所出现的文化变迁现象以及各自的发展现状，并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关于民间舞蹈未来发展的思考。
衷心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关于民间舞蹈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以文化变迁为方法论的新研究视野，对民间舞蹈的发展进行合理的理论学术化解释，有助于丰富民间舞蹈文化理论研究的内容，同时对相关研究提供新鲜经验，为民间舞蹈事业的发展献以微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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