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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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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伦理学思想史呈现的两类明显不同的理论旨趣与思想进路出发，相对精确地反映了两种幸福路径融合互补的态势。两种幸福路径的融合互补体现在对三组关系的解释中，对于好生活的讨论通常有脆弱性与稳定性、后果与自由、福利目标与主体性（非福利）目标三种冲突。每组关系中的两者在当下均呈现“隐”“显”相交、此消彼长的趋势。本书由此探讨亚里士多德路径与功利主义路径在相互补充时对传统问题的创新性回应，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幸福生活所要求的伦理底限，提出建构良好秩序的道德储备，最终明确“可持续性”幸福才代表当下的真实诉求与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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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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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科，1977年12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博士，复旦大学当代外国哲学博士后。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教yu部人文社科项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若干项，主持中国博士后重大项目一项及面上项目一项。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青年拔尖人才”称号、上海市育才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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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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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幸福与功利主义路径
第一节 功利主义幸福观念的内涵与逻辑进路
一、幸福与功利
二、幸福与价值
第二节 功利主义的三种幸福形态
一、快乐论以及主观主义的历史渊源
二、欲望满足理论及其向外在世界的探索
三、客观列表理论与幸福的底限原则
第三节 快乐论的当代辩护
一、品味模式与感知模式
三、快乐论对客观性与同质性的探求
三、“善的制造者”问题
第四节 功利主义幸福观念的优势与问题
一、功利主义在幸福建构与幸福衡量上的优势
二、功利主义幸福观念的实质困境
本章小结
第二章 幸福与亚里士多德路径
第一节 目的论序列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图景
一、目的论在当代是否还有意义
二、亚里士多德提供的幸福图景
三、亚里士多德思探求幸福的内在动力
第二节 共同体主义与当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底色
一、麦金泰尔关于实践的内在利益
二、自主性之于共同体的生活叙事
三、实践智慧与当代幸福路径的规范性讨论
第三节 后习俗视域下的亚里士多德路径与共同利益
一、亚里士多德路径的当代应用与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
二、作为美德的实践智慧与正确行动的关系
三、美德对幸福生活的创造： 从实践智慧到商谈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幸福两种路径在当代问题中的融合
第一节 脆弱性与稳定性的关系
一、对不幸的关注： 一种治疗哲学的态度
二、对关系性的发掘： 重新看待脆弱性
三、脆弱性对幸福底限的诉求
第二节 成就与自由的关系
一、自由何以同福利成就产生冲突
二、个人优势的四个维度
三、自由：功能性活动与可行能力
四、理性选择与可行能力方法应用的可行性
第三节 福利目标与能动性目标的关系
一、平等语境下能力方法的特质
二、福利之外的目标导向
三、个人视角的遗留问题及批评
四、森的两难还是正义理论的两难
第四节 从历史性维度考察幸福与正当性的对冲
一、森对马克思理论方法的赞同
二、认同和社会选择在幸福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
三、客观的幻象
四、正义再分配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幸福测量的综合性及当代发展范式的转变
第一节 价值的不可通约与生活质量的可测量
一、摆脱“测量的谬误”
二、不可通约与测量的可能性
三、复杂系统中的判例诊断
第二节 福祉测量的趋势： 从幸福感到能力发展
一、主观性幸福（SWB）的测量方式
二、幸福路径（HA）与能力路径（CA）的交叉应用
三、能力方法对福利经济学的影响
第三节 美好生活的量化努力与人类发展指数
一、人类发展指数的能力内核
二、以商品为中心的指数（GDP）和以人为中心的指数（HDI）
三、人类发展指数揭示新问题与新趋势
第四节 安全性构成对生活质量的重新评估
一、功能运作的不安全与不可持续性
二、劣势的动态聚集
三、阻断劣势聚集与重新理解安全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人类发展指数与生态的经济增效
第一节 传统幸福测量在生态问题上暴露的缺陷
一、发展的收缩与可持续性价值的出现
二、美德伦理对功利主义关于幸福之“得”的批评
第二节 绿色价值在功利主义与美德基础上的融通
一、功利主义与美德伦理在理路上的相似性
二、功利主义原则的现实优势与美德的保障
第三节 为生态的整体与未来所需要的美德策略
一、功利主义与美德在行动中的匹配
二、美德的独立性在于辨别伪善
三、功利主义的绿色德性
第四节 为生态的整体与未来求思的福利策略
一、从线性到循环经济——一种新思维的诞生
二、新观念在经济策略中逐渐实现赋权
三、赋权的行动直面收入差距问题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本章小结
结语：从马克思价值论看美好生活需要
一、美好生活从认识需要出发
二、何种需要优先
三、谁之需要优先
四、冲突的持存与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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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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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受小女嘱托，让我为她这几年的一项研究成果写一篇序言。我与她的专业并不相同，这样作序颇有隔靴搔痒之感。但奈何小女言辞恳切，我便只能勉为其难，试着给她写这篇序言。
这是一部伦理学研究的专著，主书名为“主体性与美好生活”，副书名是“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一谈到幸福，中国人的观念里包含着“福气”与“圆满”一说，从传统文化看，幸福是一种内在的心境，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幸福既然不是由外在的物质条件决定的，那么内心的和谐、宁静和自我实现感想来就很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幸福是由身心健康、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社会地位、荣誉和智慧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人们追求这些，主要是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安宁和满足，而不是为了获得外在的物质财富。这种认识与古希腊的说法颇有相似之处。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和昔勒尼学派告诉人们要想摆脱痛苦，就要否认外在善的重要性，学会在内心深处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静。他们强调最大快乐是最终摆脱所有痛苦。伊壁鸠鲁的快乐论主张快乐既非低俗也非邪恶，而是与身体和精神的康健相联系，痛苦则与疾病相联系。世人在我们这个年纪尤感健康是最好的，在这个基础上的所有世俗快乐都是好的，即使有些快乐掺杂着痛苦或者导致痛苦，但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善。亚里士多德在外在的善和内在的善中曾指出，荣耀、名誉属于外在的善，因为它们有赖于他人的评价和给予。外在的尊重和倾慕本身并不具有价值，有价值的是本人赢得他人赞美或尊重的品性。而财产、权力和资源也属于外在的善，它们只有工具价值，只有当这些事物能转换为一个人获得幸福的手段时才有意义。尽管用否定的方式指出上述这些都不是幸福本身，但亚里士多德还是坦言，比如朋友、财富和权力虽然非我们追求的终极之善，但就我们所获取的内在难以剥夺的幸福而言，它们也是一个人过欣欣向荣的生活的有效补充。
这些看似都是古今以来东西方皆以为然的道理，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待问题。东方文化中屡屡谈心性，西学却也能把研究外在福利最终变为一门学问。在中国文化中的儒家经典里有“内圣外王”之说。所谓“内圣外王”是说内备圣人之至德，施之于外，则为王者之政。于是，人们通常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式来追求幸福。修身指的是修养身心，使自己内心健康、平静；齐家指的是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治国指的是为国家（指诸侯国）做贡献；平天下（指的是更大的范围，即王朝，这里我们暂且把它译为社会）指的是为社会做贡献，使社会和谐美满。修身、齐家属于“内圣”，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从书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化开端的古希腊也谈美德与幸福，但到了近代和现代却逐渐从关心快乐发展出了一条通向财富、交换与市场的政治经济学问，纯粹谈德或福也不再是伦理学家的唯一兴趣。现代社会，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几乎是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如果从经济谈道德、看人生活动、看社会发展动力，依我之见，大约是把“内圣”的主体性力量贯通于经济活动的“外王”之道，反过来也可以看经济与社会发展怎么样能够让众人的生活活跃起来，让一个个家庭安康幸福起来，这在当下是颇有意义的事情。
副标题“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两种幸福路径研究”中的两种路径，其一是幸福与当代西方获取福利的制度活动研究，其二是幸福与西方人处世、齐家和安邦的智慧。面对两个貌似没有交集的路径，融合式的研究能更完整地理解我们现代“人”，也是有意识地、有倾向性地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多种范式放在中国的现实中进行有效审视。今年暑期女儿在广州出差，电话中与我谈到她有一个讲座，主题是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是宏大，如何谈当看主讲人的学科基础以及研究兴趣。关键是长期伏案工作做思想研究的人怎么能把这些理论性的东西实体化、生活化。大多听众还是喜欢听故事的，尤其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关系到身边利害得失的东西。我便说到中国现在实施福利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很不一样，人口基数、工资水平、社保支出与医疗资源的分配，很多策略是有具体的地方需求以及固有路径依赖的，不是理论用于实践这么简单，是很艰难，也很不容易的。我的切实感受是，中国在努力做到老有所养，我们老年人还是有幸福和安全感的。我退休16年，我和老伴的养老金每年都在涨，在医保上，病有所医，打针、吃药、住院看病基本都有保障。今年8月，我因冠心病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所花费用医保报销了近80%。无论是女儿还是我们都对医疗这部分的保障关注更多，我们谈到三明医改，以及今年7、8月国家在医疗制度与改革上的重拳出击，从宏观上国家每年巨额的医疗支出，到中观的资源调配以及制度保障，再到微观落在老百姓身上的切实感受，近三十年来的情形都不断地变化改善。另外，在日常生活上，我们居住的社区周围有几条很热闹的小街，小街上有社区大食堂、老字号小吃，很有趣的是，这些店铺中午和下午最常见的就是吃饭、聚会的上海老人，饭食不仅可口宜人而且价格便宜，成为我们老年人消磨闲暇生活的好去处。这都使我们感到老有所依，至于说到西方人齐家和安邦的智慧，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当然也有与其媲美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智慧，女儿、女婿对我们孝顺关爱，外孙女也喜欢在家里跟老伴学做菜。一个家庭上慈下孝的模式，说到底，这些还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也是书中所谈“主体性”在社会生活中演绎自己人生故事的缩影，它们无不与社会变更、现代化的发展息息相关。
书中已经提到研究创新与贡献在于，当代社会科学有实证和定量的方法，但不过多思量价值前提，而哲学能阐明意义并具有伦理教化的职责，却没有描述精确的社会事件对其进行回应，因而融合研究并非为“融合”而融合，其用心在于兼顾社会科学对规律的说明和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我非常认同这点，社会科学不应从狭义上理解，不应当被自然科学化，而应该包括对人的综合考虑，它其实包含着人文传统，一个人对历史、对当下诸多因素的价值评估和意义追求。代代人都在谈美好生活，也期盼美好生活，必须承认，它既是我们如今品尝到的成果，也仍然是未竟的事业。至此，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最后祝吾儿著书成功，成果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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