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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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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录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的众多尝试中，弗兰茨·梅林的《卡尔·马克思：他的人生故事》至今仍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本次出版，是德文原版直译，且最大程度对书中文字做了保留。作者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语言文字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气息。在阅读中，读者将重回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岁月，走近真实鲜活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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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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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梅林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得到马克思女儿的授权为马克思撰写了这部传记。《卡尔·马克思：他的人生故事》一书是根据1918年德文原文翻译的，以真挚饱满的语言，生动再现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战斗与辉煌的一生。此书是作者梅林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工人运动史心血的结晶，是梅林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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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理论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任《新时代》编辑和《莱比锡人民报》主编时，批判各种修正主义观点。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莱辛传奇》等。
译者王印宝，出生于1942年7月，大学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名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曾任教于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主要译著有：《告别甘地》（人民日报出版社），《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美国》（中国书籍出版社），《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审判》（中国书籍出版社），《卡夫卡长篇小说全集：城堡》（中国书籍出版社），《我行我诉——埃芬博格自传》（湖南文艺出版社），《通向绞刑架的阶梯》（中央编译出版社），《霍夫曼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第一译者），《歌德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第一译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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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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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一段小小的往事。当时有人提出要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欣然表示同意，而征得她的同意则是出版此书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这件事还要取决于一个条件，就是她一定要我作为她的代理人参加通信集的编辑工作。她在一份从德拉韦伊a 寄出的、定于1910 年 11 月 10 日的全权授权委托书中，委托我对该通信集进行一些我认为必要的注释、说明和删节。
然而她授予我的这项全权我实际上并没有使用过。在出版者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出版者伯恩施坦——因为倍倍尔只是挂个名而已——和我之间，并没有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意见分歧，在没有绝对必要的理由，或者至少是急迫的理由的情况下，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当然我也没有兴趣去干预他的工作，而这也正合乎我的委托人的心意。
在编辑这部通信集的长时期的工作中，我经过几十年之久的研究而获得的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加完善和更为鲜明突出了。于是，我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这样一个愿望，即用一部传记来刻画这个形象，尤其是因为我知道，拉法格夫人将会由此而获得巨大的喜悦。我之所以能够赢得她的友情和信任，绝不是因为她认为，在她的父亲的学生当中，我是最博学或者是最睿智的学生，而只是因为她认为，我是最能够深入探究他的为人的真髓，并且知道怎样才能够最贴切地描述这一切的那个人。她曾经多次写信或者口头告诉我，在她看到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a 一书中，特别是在马克思的遗著中的描述以后，一些多半已经逐渐消失的有关她的父母亲在世时的家庭往事记忆，在她的头脑中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她还说她当年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过的一些人的名字，也是因为通过我的描述而使这些人从一种只是影影绰绰的身形而变得清晰可见了。
遗憾的是，在她的父亲和恩格斯的通信集能够出版的时候，这位品格高尚的妇女在这之前已经去世很久了。就在她自主选择自尽之前的几小时 b，她还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向我致以衷心的问候。她继承了她的父亲的伟大胸怀，而我至死都感谢她能够放心地把马克思遗著中的许多珍贵的材料托付给我保管出版，而且，她甚至丝毫没有打算做任何尝试来影响我对这些材料做出自己的批评性的判断。就这样我从她那里得到了拉萨尔写给她的父亲的信件，尽管她从我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已经知道，在拉萨尔同她的父亲所争论的问题上，我曾经怎样坚决地多次为拉萨尔进行辩护，认为他有权利批评她的父亲。
然而这位妇女所具有的宽宏气度，在那两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卫道士的身上却丝毫也没有显示出来。当我着手将撰写马克思传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二位却义愤填膺地吹响了攻击我的号角，因为我在《新时代》c 杂志上就拉萨尔和巴枯宁两个人同马克思的关系问题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意见，而没有像理应该做的那样，对当时党内流行的权威说法顶礼膜拜、随声附和。首先，卡尔·考茨基指责我“敌视马克思”，这是一般而论，就细节方面而言就是指责我“辜负”了拉法格夫人的信任。当我仍然固执地坚持我的个人意愿、要把马克思的传记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竟然从《新时代》杂志众所周知的非常珍贵的版面中不惜割舍出不少于六十几页的篇幅来刊载达维德·梁赞诺夫的一篇抨击性的文章 a。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我的种种指控如同潮水般劈头盖脸地向我袭来，企图以此来证明我犯下了最可耻的背叛马克思的罪行，这些丧尽天良的指控之用词的肆无忌惮，以及其论点的荒诞无稽，都同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出于某种感情的驱使——为了礼貌起见，我不愿说出这是一种什么感情——我听任这些先生肆意地去谩骂，不过我有责任要强调说明，我对于他们这种在思想上实施的恐怖行径从来都没有做出过丝毫让步，并且在接下来的书中，我始终都是严格以历史的真相为依据来叙述拉萨尔和巴枯宁这两个人同马克思的关系的，而完全不理会党内的流行说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再一次避免了做任何形式的争论，只是在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中，我对于卡尔·考茨基和达维德·梁赞诺夫向我提出的一些主要责难表达了少许鄙视之意，这对于这个领域的比较年轻的工作者是有所助益的，因为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应该被灌输一种信念，即对马克思主义教区的教士们的气势汹汹的发作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
如果真像马克思主义教区的那些教士所赞赏的那样，马克思的确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乏味模范生，那么也就永远不会激起我来为他撰写传记的兴趣了。我的赞美正如我的批评一样——这二者所占的比例相等，才能够算作一部好的传记——是针对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谈到自己时一向坦率地承认，人所固有的他无不具有 b，这是他说得最为频繁，也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内心独白。而重新塑造一个不经过加工的马克思的伟大形象，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目的本身就已经决定了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一切历史的书写都既是艺术，同时也是科学，特别是书写传记，更应当如此。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位古板的学者曾经产生过这样一种“高明的”想法，认为在历史科学的殿堂里，美学是没有用武之地的。我也许必须得惭愧地坦白承认，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仇恨还不能够像对这些道貌岸然的思想家那样深恶痛绝，为了打击善良的伏尔泰 a，他们便宣称，平铺直叙的枯燥的叙述方式才是书写传记的唯一方法。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本人也遭到过质疑，因为他同意他所喜欢的古希腊人的观点，把克莉奥也算作九个缪斯 b 女神之一了。实际上，只有受到缪斯女神鄙弃的人才会咒骂缪斯女神。
如果我可以假定，读者对于我这本书所选择的体裁会表示赞同，那么我还必须请求读者在内容方面也多给予一些宽容。我从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件我必须坚决做到的事情，即一定不可以让这本书的篇幅过于庞大，至少应该使那些文化程度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觉得通俗易懂。可是现在的篇幅却已经达到了原先计划的一倍半。曾经有多少次，当我更想写一行的时候，却不得不缩减为一个字，当我本想写一页纸的时候，却不得不缩减为一行，而在本该写一个印张的地方，我却不得不只能满足于写一页！尤其是在这种外部条件的约束之下，我在对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分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不至于使读者从一开始就对此产生疑惑，我把一个伟大作家的传记惯用的书名副标题“他的人生和他的著作的故事”c中的第二部分即“他的著作”几个字给删掉了。
无疑，马克思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之处，尤其是表现为在他的身上把思想的人和行动的人密不可分地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它们相互补充和相互支持；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身上，战士的身份永远居于思想家的身份之上。在这方面，我们所有的伟大的先驱者的想法都是相同的，正如拉萨尔有一次所表达的那样：他多么希望能够停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他期盼着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刻有朝一日能够终于到来。他们的看法有多么正确，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有着触目惊心的体会：那些一本正经的研究者可以用三十年或者甚至用四十年的时间来苦思冥想地考察研究马克思著作中的每一个逗号，然而一旦到了他们可以像马克思那样，而且应该像马克思那样采取行动的历史时刻，他们却像吱吱呀呀地转着圈的风信标一样，只知道围绕着自己转动。
我丝毫也不想隐瞒，我并不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全面地了解马克思所掌握的广阔的知识领域。为了使读者能够在我所叙述的狭小的范围内对《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有一个清晰透彻的了解，我甚至曾经请求过我的朋友罗莎·卢森堡，希望她能够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读者一定也会像我本人一样感谢她，因为她欣然满足了我的愿望；第十二章的第三节就是由她撰写的。
让我感到庆幸的是，由于她的点睛之笔，而使我这本书陡然增色；让我同样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允许我的小船打着她的信号旗驶出公海 a。这两位妇女的友谊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异常珍贵的慰藉，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英勇而坚定的先锋战士”就像秋风中的枯叶一样被时代的风暴给卷走了。
弗兰茨·梅林
柏林，施特格利茨
1918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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