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
现代管理学之父，管理学科开创者。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其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公司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经典。
寻找一个崭新的社会
首先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翻译彼得·德鲁克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下一个社会的管理》（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大家风范的作者晚期所写的著作，通常都是先期著作的深刻化，只有读到后期著作，人们对他的过去才会有豁然的开悟。在德鲁克先期的主要作品中，我们了解更多的是作为现代管理学宗师的彼得·德鲁克，他独特的管理概念和发明，包括“目标管理”“知识工作者的管理”“客户导向的营销”“分权”等都已经成为当代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在这部著作中，我看到了这些管理思想的本源，那就是德鲁克一生对于寻找一个崭新社会的努力和尝试。
德鲁克对于管理的研究主要始于他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
德鲁克对社区、社会和政体的兴趣与关注起源很早，可追溯到1927年。1927年，他在家乡维也纳上完高中后，到德国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公司工作，同时进入当地一所大学的法学院就读。在汉堡的十五六个月，是他一生在学习上受益最深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博览群书，十几个月下来，他读了好几百本书，其中两本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一是埃德蒙·伯克于1790年完成的《法国革命之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二是斐迪南·腾尼斯于1887年写就的德文社会学经典著作《社区与社会》。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以来，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都处于革命时期。德鲁克后来这样写道：“伯克要告诉我们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和政治家的第一要务是在延续和变动间找到平衡。这样的精神，随即成为我的政治观、世界观和日后所有著作的中心思想。”
腾尼斯的著作对德鲁克同样影响甚巨。虽然腾尼斯想借其著作来挽救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社会和社区，使处于动荡变革中的人类找到出路和归属感，但是年轻的德鲁克知道这样的“有机”社会已成为明日黄花，无法再现了。尽管如此，腾尼斯仍给了德鲁克一个永难忘怀的启发：人需要社区，也需要社会——个体从社区中获得地位和归属感，在社会中发挥功能。
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这本书解释了极权主义崛起，源于西方社会普遍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溃，是“旧秩序崩溃之后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导致的赤裸裸的绝望之情”。德鲁克在该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都终将失败。但是，这个结论却引发了他的进一步思索：未来，什么能够取代腾尼斯的“有机”农业社会？在动荡的工业时代，如何为人类寻找新的存在的价值和归属感，而不致让人类重蹈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覆辙呢？德鲁克对此提出的建议是：“如今的当务之急，是创造过去从未有过的都市社区。我们需要一个有别于传统的社区，它不仅具有自由和自发的特性，也要让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有机会创造成就，做出贡献，而且跟社区息息相关。”
在明确了任务之后，建设社区的工作由谁来做呢？通过50年的政府“社会计划”吗？历史告诉我们，通过政府满足城市社会对社区的需求完全是一种幻想。
企业也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德鲁克曾在1943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里热切期待，大企业可以重新创造一个社区，在这样的“社区内，通过其特殊机制的运作，让它变成一个可以重组社会任务的地方”。但是，这一模式并没有成功。因为在美国，公司是一个经济组织，而股东权益的最大化成为这种经济组织存在的基本假设。追逐短期的市场回报，成了美国公司许多CEO的首要任务。这也是他们拿高额薪酬的原因所在。
德鲁克把他的期待转向了日本，因为在日本，“社会才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才是经济”。他提出的“自治工厂社区”概念只在日本实施过。虽然实施过，但现已证实，即使是在日本，这种社区也不是解决之道。首先，没有一家企业能真正提供保障——日本人的终生雇用制很快被证明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在日本，大雇主确实日益想要成为能让员工依赖的“社区”。公司提供的员工宿舍、健康计划、度假计划等，都向员工强调雇主正继承往日的村庄和家庭，成为人们向往的社区。但是，日本最终也因为世界经济的压力而被迫放弃了这一政策。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中，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人们再也消受不起的东西。
经历了日本的“自治工厂社区”希望的破灭，我们可以发现德鲁克对政府、大企业以及劳动的期望值降低了。但是实际上，作为我们商业文明的道德学家，作为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关注一个转变的社会形态中个人、组织与社会如何相互协调的“社会生态学家”，德鲁克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社会理想。他对市场资本主义及其理论合理性的批评仍然来源于此：“如果一个社会的基础是要把私人邪恶欲望变成公共利益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存在下去，不管其逻辑如何无可挑剔，或者其好处有多大。”
德鲁克将自己的社会理想转向了“一个独立的、全新的社会部门”，只有社会部门，也就是非政府、非营利的机构，可以创造我们现在需要的市民社区，尤其是为受过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工作者创造这样的社区。原因之一就是，社会部门机构的目标在于改变人类，“可以满足我们这种庞大的需求，因为这些需求包罗万象，从教会到专业协会、从照顾流浪者到健康俱乐部等各色需求”。第二个同等重要的目标就是：创造公民的义务与责任，满足市民成为有用公民的需求，“只有社会部门能够提供这种机会，让人们担任志愿者，从而让个人拥有一个自己可以驾驭，同时可以奉献和改善的天地”。
德鲁克不但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积极的社会实践者。他不仅通过著书立说来告诫他人，而且通过身体力行来改变这个世界。德鲁克为非营利组织提供免费咨询，他支持创立了“德鲁克基金会”，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的稿费（25万美元）捐给了“德鲁克基金会”，还设立了“创新奖”。1995年的“创新奖”颁发给一个环保组织，该组织的使命是防止对雨林的乱砍滥伐。这个环保组织找出了一种拯救雨林的方法，同时提高了香蕉种植园主的产量和收益，采用新种植方法收获的香蕉都贴上该组织的标识，以表明是环保产品。贴有该组织标识的香蕉在北美市场极为畅销，这又吸引了更多的南美农民，按照该组织的种植方法来种植香蕉。这一项目拯救了南美洲成千上万公顷的雨林。“这是一个简单的创意，但要得到预期的结果需要大量复杂艰苦的工作。”
在《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的新版作者序言中，德鲁克对自己的总结，给我们开启了了解这位大师对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此关注的深层原因：“从我写第一本书开始（大约是50年前）至今，我所写的一切无不强调人的多变、多元以及独特之处。我写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不管是触及政治、哲学还是历史，有关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论述管理、科技或经济等层面，都以多元化、多样化为宗旨。在强势政府或大企业高声疾呼‘中央控制’的重要时，我则一再地说要分权、多做实验，并得多开创社区组织；在政府和企业成为唯一和整个社会相抗衡的机构时，我则认为‘第三部门’，也就是非营利、以公益为主的组织特别重要——在这儿，才能孕育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社群领导力和公民精神……未来是‘有机体’的时代。”
德鲁克的一生都在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尝试着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各种方式：从为社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到将自我管理和责任感付诸社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个体，无一不体现出大师的这种苦心。其实，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甚至国家真真正正按照大师的话来做，即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将自己视为“公民”而非“臣民”，德鲁克心目中的美好社会离我们也许并不遥远——这个社会，“能够同时提供经济增长和稳定……能够维持自由和平等，但要付出一项代价，即市场的分裂、分散和分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我们不多考虑如何变得更好，而是考虑如何不要变得太差”。德鲁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他不是非要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只要一个“尚好的社会”就可以了。
蔡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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