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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田靖春是日本著名记者、纪实作家，读卖新闻社任职时期已是出名的王牌记者，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取材能力著称；三十七岁辞职成为作家，写下《不当逮捕》《诱拐》《疵》《私战》等非虚构名作。
当《读卖新闻》社会版面辟专栏报道社长正力松太郎的每日动向时，报社内只有本田靖春站出来反对报纸的“私人物品化”；当《文艺春秋》刊载扭曲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时，本田靖春决心与其主编田中健五分道扬镳，尽管田中在非虚构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本田靖春说自己是一个“乖僻的人”。他从不惧怕对抗权威，这份坚守原则的执拗也影响了一代记者和纪实作家。
在《诱拐》的写作中，本田靖春关注到被害人、案犯、警方、社会等各方各面，从多重视角重现案件，本作细致的取材被认为是日本纪实文学的经典杰作。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时代背景和个人命运的刻画。他看到了小原保在绑架杀人犯的身份之外，所代表的在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在日本迈向“一亿总中流”（全国一亿人皆是中产阶级）的洪流中被时代抛下的人。
本田靖春的作品大多以二战后的日本为舞台。战后日本经济逐渐复苏，贫富差距却日益显著，他以记者的敏锐，观察到整体上行时代下的社会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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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63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战败的阴霾似已淡去，一派欣欣向荣。然而，东京仍残留着空袭留下的焦土。对于居住在废墟附近的村越家而言，“寒冬”才刚刚来临。
3月31日，4岁男童村越吉展下落不明。村越夫妇报警后不久，绑匪打来电话，勒索50万日元。警方展开大规模调查，历时两年多，才终于逮捕嫌犯。这就是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绑架事件”的“吉展诱拐案”。
多年后，了解到犯人一生经历的受害者家属说：“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其情可悯，其罪难恕”的小人物的命运，似乎正是被时代的洪流抛下的千万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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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本田靖春
日本记者、纪实作家，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评委会委员。1933年生于朝鲜。1955年，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新闻学科毕业，入职读卖新闻社，曾任社会部记者、纽约特派员，1971年离职。1964年报道卖血的现状，其关于“黄色之血”的连载报道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献血制度的确立。1977年，《诱拐》获文艺春秋读者奖、讲谈社出版文化奖；1984年，《不当逮捕》获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另著有《私战》《疵》《我，会终生做一个乖僻的人》等。2004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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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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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端
二 发展
三 侦查
四 不在场证明
五 招供
六 遗书
参考文献
文库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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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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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库版后记
那还是三轮卡车在街上跑的年代，至少是20年以前。早上，我站在家附近的巴士站，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小孩从对面酒馆的门前跑过来，被一辆三轮卡车碾轧，当场死亡。
当时，我做报社记者时日尚浅，主要担任联系警察局的工作，我正准备去往我负责的那片区域。既然碰巧身在事故现场，我便将事情经纬整理成一篇短稿，通过电话报给社里。
也许当天新闻素材贫乏，所有报社都在晚报上刊登了这个并无特殊的事故。不过，除开我的那篇，其余报道全都出现一个共通的错误，碾轧小孩的车辆被换成了小型卡车。
我却被推上了社内传阅的报道审查日报的枪口。仅一家报社写的是三轮卡车，岂不怪哉？同事们暗地里数落我的失误。
其他报纸之所以一齐出错，是因为该片区负责联系警方的记者们，毫无甄别地接受了当地警方负责对外宣传的次长在记者俱乐部发布的错误消息。他们但凡去现场做了独立采访，就不至于犯这样的错。
如上述例子一般，报纸的案件报道，通常全盘接受警方的信息。这一倾向，后来不仅无改观，反而愈发严重。
其实，也并非所有的案件记者总是全盘接受警方公布的信息。常驻警视厅的记者们会在平时开拓一些新闻线人。遇到重大案件，记者们不辞辛苦地开展突击夜访、突击晨访，敬业之心令人动容。
可是，这些所谓新闻线人都是警察当局的人，在消息来源依靠警方这一点上，并无分别。
如此可见，案件记者平日与警察关系甚密。
当然，这自有相应的理由。
记者是具有“独家”意识的群体。一直以来，大家都将先于其他报纸锁定嫌犯作为案件特讯的第一追求。因此，盯住追查嫌犯的警察，是捷径中的捷径。
毋庸赘言，它占据了素材收集工作的主要部分。然而，由此产生的弊端也不可忽略。
最令人担心的是，热衷于猜嫌犯的记者们，在与侦查员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忘记了本来的使命。
逐步紧逼逃窜中的嫌犯，侦查员的执念与追捕猎物的猎人的韧劲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与他们的职责毫不矛盾。
对于肩负“法与秩序”的侦查员而言，犯罪简直是令人憎恶的反社会行为，犯罪者则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消灭的敌人。
但是，记者的立场万不可与侦查员混同。
在报道嫌犯遭逮捕时，标题中使用“解决”二字，便是这种混同的表现之一。
诚然，逮住嫌犯，一桩案子有了着落，搜查指挥部举杯庆祝，随后解散。可是，从全社会的角度讲，问题并没有“解决”。
我在报社工作了16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担任社会部记者。这段岁月教会我，“犯罪”二字并不像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多数时候，它是植根于社会幽暗部的一种病理现象，而所谓“犯罪者”，往往是社会弱者的同义词。
固然，报纸不否定“法与秩序”。但记者肩负的任务与侦查员的职责，向来是不同的。
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包括过去的我在内，从事案件报道的记者们皆有此嫌。
随着社会的多样化，问题也愈发复杂，所涉愈发广泛。这样的时代，需要每一名记者做的，不仅仅是套用5W1H（when，where，who，what，why，how）将从官方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发布，而是要立足更广阔的视野，全面地看待案件，深挖其背后的问题，将案件作为全社会关切的问题呈现给受众。
知易行难。这样说或许有些矛盾，报纸的生产同时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促——纷至沓来的截稿日，以及将庞大信息量塞进有限版面的困扰。
在如此严厉的束缚之中，一个念头如同火苗，在我心中愈燃愈旺。
基于种种缘由，我最终选择了自由职业的道路。站在新的出发点，我给自己出了一个题目。我想尝试不受时间限制，按照自己的意愿最大限度地收集素材，并将这些素材精心地堆码在足够大的空间里，展现一个案件的全貌。
不过，自由职业亦有自由职业特有的限制。我的方法论，一直得不到实践的机会。
如果离职5年后的1976年春，我没有邂逅文艺春秋编辑部的中井胜先生，便没有这部作品。无论其他条件如何具备。
中井先生与一名原警视厅干部交往颇深。后者曾是吉展案侦查团队的关键人物。由此，中井先生对曲折迂回的侦查过程多有了解，并酝酿推出一部作品。趁着从别的部门调至文艺春秋编辑部的机会，他决定付诸实施，探问我的意向。
听闻是吉展案，我当即便有所触动。
我和小原保同是生于1933年。虽然各自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不同，但我们都经历了那个暗淡的、异常的时代。
尽管世代理论并非适用于所有问题，但从理解案件背景的角度讲，确有裨益。
而且，1958年至1959年期间，我在小原作案的区域一带担任联系警方的记者，走动频繁，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案件伊始，我接到了在被害者家周边开展走访等协助采访的任务，亲身体会过现场的紧张气氛。
我意识到，中井先生提供的这次机会，非常难得。
如同美国非虚构作家一样，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一部作品，到底是一种奢望。算上素材收集和写作，给我的时间只有1年3个月。我想，挑剔起来总归没有尽头，这次获得的时间和篇幅，从现实角度看，已极尽奢侈。
完稿时我惶惶不安，劝慰自己，此乃习作而已。经文艺春秋杂志分三次（1977年6月、7月、8月刊）登载，竟获当年的文艺春秋读者奖，进而受到讲谈社出版文化奖垂青。
我从未想过获奖之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心中更多的是狼狈，而非喜悦。坦率地讲，关于作品的质量，我至今没有自信。
如果容我自评一句，我想人们所赞赏的，或许是我极力挖掘事件全貌的态度。
有一位前同事，作为联系警视厅的记者，曾参与吉展案的报道。他说：“我自认为没人比我更了解那个案子，没想到书中所述大量事实，我竟一无所知。”这话从他的口中来，着实令人鼓舞。
此外，电视台基于本书，制作并播出了一个两小时的电视节目。事后，制片人和导演拜访村越家时，遗属的一番话，令人感激，让我如释重负。“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带着被害者的仇恨看待此案，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得以了解，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收集素材伊始，我曾为征得遗属的同意拜访村越家，之后又打扰过两次。虽然最终取得了他们的协助，但村越家表露出的多年来对媒体的不信任，始终令我介怀，直至获悉他们此番感想。
小原保的遗属，我始终未能见面。采访遭拒，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心情——数次闭门羹中，有一次，我被拒绝后，在法昌段的山路上，一个人走到天黑。我也是人生肉长，不禁感叹，这是件多么悲凉的工作。
“展现案件的全貌”，愿望虽如此，但素材收集过程中所遭遇的障碍数不胜数。尽管屡次拾起退堂鼓的鼓槌，但终究不忍敲碎自己的初心。
长期保持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实在令人窒息。可是，若非如此，非虚构则不能成立。
最后，再次为以极其不幸的方式结束此生的二人祈福。
本田靖春
1980年11月于神乐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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