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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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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把现代叙事伦理视作现代主体展开叙事伦理构想的修辞行为，将时间性、空间性、身体性等纳入叙事伦理形式研究，尝试从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学的文学理论、文本细读的层面，探索现代叙事伦理形式研究思路，旨在结合现代性伦理和普通语用学，对叙事形式的伦理取向作出系统的理论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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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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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文学研究专著，尝试探索现代叙事伦理形式研究思路，旨在结合现代性伦理和普通语用学，对叙事形式的伦理取向作出系统的理论阐发。全书分三编共九章，依次探讨了如下问题:叙事是呈现主体性意识和主体间性视野的具体伦理构想、叙事形式是具体伦理构想的形式化策略、叙事形式的“时间性”是主体借以形成自我意识的时间塑形、叙事形式的“空间性”是敞开主体间性视野的空间生产，据此具体阐发叙述者、受述者、视角、声音、细节、序列等包含的伦理取向，与经典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叙事伦理研究形成新的学理参照，有利于协同交融叙事现象与形式论、文化研究、文学行为理论，建立一种以叙事文学为本位的意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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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邹波
女，1974年10月生，四川自贡人，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学术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理论。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士，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四川大学文艺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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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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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绪论∥
上编现代伦理视阈下的叙事形式研究
第一章现代叙事朝向日常生活世界∥
第一节传统叙事的变迁：经验性和想像性的分野与混杂∥
第二节现代叙事的嬗变：在总体性和日常性之间∥
第三节叙事的本体属性：朝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异质性∥
第二章现代叙事作为现代伦理实践∥
第一节日常生活世界的两张面孔∥
第二节现代主体诉求的三个维度∥
第三节现代伦理决断的三种路线∥
第三章叙事伦理研究视野下的“形式”内涵∥
第一节对“形式”的误解：不涉伦理∥
第二节“形式”：现实伦理实践和叙事伦理构想的置换点∥
第三节叙事形式：敞开现代性道德的相对性∥
中编“现在”：现代叙事伦理形式研究的基础性视野
第四章现代叙事伦理涉及的三种时间观∥
第一节宇宙论的时间：时间用以呈现∥
第二节现象学的时间：时间就是呈现∥
第三节历史时间找回“总体性”的使命与困境∥
第五章现代叙事伦理的基准时间：开放的“现在”∥
第一节叙事伦理的基底是时间塑形∥
第二节时间塑形的基准之一是“现在”的间性视野∥
第三节时间塑形的基准之二是“现在”的未完成性∥
第六章现代叙事伦理的时间策略：在“同一/分化”之间滑动∥
第一节不同“现在”的异质性∥
第二节不同时间节奏之间的对话性∥
下编叙事是对空间生产的摹仿
第七章叙事空间的形式化与伦理性∥
第一节叙事学研究视野中的空间形式：从物质性到意义论∥
第二节现代性理论视野下的空间伦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
第八章现代叙事伦理视阈下的三元空间观∥
第一节一种视野：作为摹仿的空间∥
第二节另一种视野：作为修辞的空间∥
第三节叙事文本中的最小叙事空间∥
第四节阅读行为中的空间生产∥
第九章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节细节生成的三种情形∥
第二节细节与序列的战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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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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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如何结合？叙事伦理的形式研究如何展开？是后叙事学时代的现代叙事伦理研究务必思考的问题。
传统文论家重视且长于伦理批评，精彩如中国明清小说的评点本，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以及脂砚斋等评点家将自身的审美悟性和伦理精神穿插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1]，别开生面地揭示了小说细节的“不传之传”的叙事策略，有机融贯了“故事”（story）、“叙事”（narrative）和“话语”（narrating）的叙事伦理，引导读者进入与作者、叙述者、人物、评点家的伦理关系中，得其精微地揣摩“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但是，总体看来，传统叙事伦理研究侧重内容层面的故事伦理，相对尚未系统地讨论形式层面的叙事伦理[2]。
西方叙事学者尝试从形式研究来考察叙事与伦理的关系，如米勒（J.Hillis Miller）认为“伦理本身即与我们称之为叙述的语言形式有特殊的关联”[3]，布思（Wayne C. Booth）试图把小说的伦理性质（“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是道德教诲的”[4]）和叙事形式（读者与隐含读者、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伦理性质的[5]）结合起来，费伦（James Phelan）、纽顿（A. Z. Newton）、赫尔曼（David Herman）等学者围绕叙事审美中的“伦理取位”（ethical positioning），把叙事过程的历时性和伦理选择的情境性统摄进读者阅读过程中，分析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真实读者等四类主体之间多重且互动的伦理关系、伦理情境和伦理实践，将叙述话语解析为伦理话语，把叙事伦理细分为讲述伦理（narrational ethics）、表达伦理（representational ethics）、阐释伦理（hermeneutic ethics）等[6]。由于叙事学形式研究青睐文本自足（closing-reading）原则，倚重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其形式论趋向有机性、自洽性甚或本体性，相对弱化了伦理实践的存在论取向、社会批判视野。
进入现代语境，“叙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和深刻，现代叙事之于现代伦理已经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叙事性与伦理性甚至合二而一，必然要求深化叙事伦理形式研究的形式观。一方面，现代启蒙方案从神学和传统中解放出来、诉诸个人理性，导致现代的道德理论无序和道德语言混乱[7]，因此“在现代性道德的处境中，主体经常无法避免具有高度具体规定性的问题”[8]，处于五花八门的两难困境中，我们如果要理解性道德如何存在和发生作用，“就不但要考虑到与之相关的现代性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而且要考虑到与之相关的现代模式的情感和欲望”[9]，一些被某些人认为是无条件的、无例外的道德规则的要求和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福利或幸福的要求之间发生冲突，它造成人们信念的不确定性和摇摆性，这种不确定性和摇摆性不仅体现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言论，也体现在公民私人领域中[10]，叙事日益成为具体伦理构想的话语实践。另一方面，从传统叙事到现代叙事（小说）的演化，以及18、19世纪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以及当代小说[11]的嬗变，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形式创新，表面上曾以解构叙事传统、弱化伦理关怀为代偿，提倡“无用”，无视“伦理”，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将文学功利论等同于文学道德论，如王尔德（Oscar Wilde）在《道连·葛雷的画像》的前言中宣称：“书无所谓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书有写得好的或写得糟的。仅此而已……虽然人的道德生活构成了艺术家创作题材的一部分，但是，艺术的道德却在于艺术家对不完美的创作材料的完美运用。艺术家没有伦理上的好恶，艺术家如在伦理上有所臧否，那是不可原谅的矫揉造作……一切艺术都是毫无用处的。”[12]然而这种“不涉伦理”的态度和“唯美主义”的形式恰恰是对现代社会更为内在的文化焦虑和伦理反思。因此，“现代性”成为叙事和伦理共同面对的问题语境，现代叙事的形式自觉已然是对现代伦理的问题意识、表达诉求的回应。
如刘小枫指出，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一种是大叙事，即以“民族、国家、历史”的人民伦理夹带个人命运；另一种是个体叙事，即关怀“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生命感觉”的自由伦理，前者是用道德原则对个体生命感觉的动员和规范，后者是在个体性的道德境况中让人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13]对于这种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之间的张力关系，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分别从两个方面做了相关的表述。马尔库塞强调否定式超越的审美之维，认为艺术审美形式的革命性在于以特殊性的个体命运，展示出普遍性的抗争力量，从僵化的社会现实中突围出来，拓展解放的视野。[14]伊格尔顿诉求社会凝聚力，强调审美体验与道德认同之间的关系：“只有将统治规则解分为自发的反应，在人类主体之间建立血肉联系，才能形成真正的共同体。”[15]从这种意义来说，现代叙事伦理研究可以丰富传统道德批评实践的单薄——传统的道德批评实践往往肯定大叙事，相对忽略个体叙事。比如王鸿生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实践带有中国思想批评的惯性：中国长期处于似乎是“伦理本位”，但实际是超伦理的德性文化传统中，把用于“集体”的“政治正确”话语与“伦理正当”话语相混淆，把用于“个人”的“政治批判”话语与“伦理分析”也相混淆。[16]现代叙事伦理研究在继承传统道德批评和叙事学形式研究的基础上，面临的历史任务是：研究现代叙事策略如何回应现代语境中的伦理问题，探索丰富而饱满的伦理境遇，催化个人的伦理素养和自决能力，深化社群或共同体的价值共通感。
叙事伦理是现代性命题的构成板块，它应该回应的是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的意义危机、价值多元和交往困境；叙事伦理所涉及的间性伦理、话语伦理等问题域，涉及现象学、语用学、社会政治学、美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命题，因此，现代叙事伦理研究与现代性话语体系汇通。就现代性话语如何进入在现代叙事伦理研究领域，王鸿生作了精当的枚举：
与此密切相关的哲学、语言学、文化政治学、伦理学、美学资源就有丰富积累，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本雅明对符号学语言观的批判，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巴赫金的“对话”学说，卢卡契、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鲁迅实行双向批判的话语伦理，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群众文艺”主张，阿多诺对美学阅读和伦理阅读的研究，阿伦特以“行动”取代“沉思”的“积极生活”理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麦金泰尔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语式伦理”，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泰勒关于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研究等等，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批判吸收、转换处理进入叙事伦理研究的视野。[17]
现代叙事伦理研究如何吸纳这些宏大博杂的思想理论，深化推进叙事伦理形式研究？需要回到“时空性”这个原点上来。
在现代叙事艺术和现代伦理实践中，时间、空间有着多种性质，它们既属于方法论的策略，也拥有认识论的地位，还敞开存在论的意义生成，它们支撑着叙事性与伦理性的同构关系，使叙事文学在“假定的言词结构”[18]中实现现实世界的伦理判断与虚构世界的伦理叙事之间的转换。
如此判断的理由在于，叙事伦理实质是诉求主体性生存的修辞行为。
对“叙事伦理”的诸多价值的描述，如通过虚构叙事来创设特殊的伦理境遇、多元的伦理关系、具体的伦理构想等，都是根基于叙事的“虚构性”。叙事世界与经验世界之间的镜像关系如何趋向“真实”？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描述框架：一是现象反映本质的本体论真实观[19]，二是捕捉主观意识的认识论真实观[20]，三是彻底反思认识活动所依凭的本体性形式——时间和空间本身，时间与空间是现象呈现、意识成型的基础，是真实与否的唯一抓手。
然而，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存在差异。比如柏拉图（Plato）认为，真理在理念，现实是对理念这个原型的模仿，前者真，后者是真的分有，故而是假的。这种形而上学观把本体与表象、对象与再现割裂为主从关系，构成认识论以及摹仿论。我们一般认为语言表达有一个“想说什么”和“如何来说”的区分，就是对应柏拉图的“摹仿的对象”和“摹仿”。在文学表达中，如果认为作家要因情适宜，妥当地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通过协调文辞和文意，方始内情和外貌相应，那么这种语言观在技术性的阐释学中还是方法层面的。[21]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在弗雷格（Friedrich Frege）以来的现代语言哲学家看来，“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表述，一种陈述。……一切知识只是凭借其语言形式而成为知识”[22]。语言本身就镶嵌了人类关于世界经验的概念图式或思想方式，一切哲学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是人类既有思想文化的根基，对人类可能的认识活动、交往活动的分析都必须先还原到语言。比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严格地说，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会性的栖身之所。在领会着的展开活动中可以加以分环勾连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意义。……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23]，哲学阐释学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真理与方法》第二版的序言中认为，“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24]，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看，所谓本体和表象、被再现物（原型）和再现物（摹本）的主从关系应该倒过来，即先前我们认为是次生的东西其实是拥有主导地位的，摹本与原型“不再是任何单方面的关系”[25]，原型与其说是被摹本再现，不如说被摹本创生：原型、存在通过描摹得以表现，否则无所谓原型、存在；摹本的表现不是某种附属，它自身就是存在——“原型通过表现好像经历了一种在的扩充”[26]，“没有作品的模仿，世界就不会像它存在于作品中那样存在于那里，而没有再现，作品在其自身方面也就不会存在于那里。因此，所表现事物的存在完成于表现之中”[27]。质言之，“在某种较难把握的意义上，语词几乎就是一种类似摹本的东西”[28]，世界只有在被表现、理解、阐释时才能实现其意义：
语词只有把事物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只有当语词是一种表现（mimēsis）的时候，语词才是正确的。因此，语词所处理的绝不是一种直接描摹意义上的摹仿式的表现，以致把声音或形象摹仿出来，相反，语词是存在（ousia），这种存在就是值得被称为存在的东西（einai），它显然应由语词把它显现出来。[29]
语言如光一般，能够显现的只能是被光披照的，因此，“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伽达默尔语），不仅诠释文本，而且理解存在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语言中进行的，一切意义的敞明都和人在认知活动、生存过程中的基本语言特性相关。可以说，本体论真实观，尤其是认识论真实观，之所以与现象世界之“真”仿佛近在眉睫但最终擦肩而过，就是因为忽略了语言这个介质在人类的认知中、生存中的地位。语言是被修辞地使用的，语言的修辞性不是所谓的信、达、雅的语言修饰，而是言语者用恰切的语言标示出（也是用语言在现象流中界分出）主体在“现在”的所感、所思，以及撑托在所感、所思背后的生存姿势，这种生存姿势既关乎个人的历史，也关乎个人与他人共在的历史。
反观在叙事伦理视阈中叙事如何表达一个时代加于一个具体实在的人身上的种种矛盾和困扰？叙事无疑是要传达有强烈冲击力的体验、觉发力的经验，这样的体验、经验既是与时代不可分割的同频共振，也是作为一种领会的现象学符码，而时间和空间就内化在现象学符码（语言是其中的一种）上；这种现象学的“回到自身”，意味着跳出文类的形式标识，打碎意识的思维程式，甚至穿透了时代而看到了时代前面的路标，此即现代伦理精神！
概言之，第一种叙事观是附从于本体论的反映论，第二种叙事观是认识论的，第三种叙事观是生存论或伦理学的。这三种叙事观可以浓缩为叙事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叙事到底是作为感性化手段让人认识已存在的世界，还是作为修辞手段让人创生一个可能的世界？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在《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这两种情形归纳为两种语言：一种是述愿语，它是声明如实再现事物的语言，是命名已经存在事物的语言；一种是述行语，它运用语言学的范畴削弱述愿语的声明，它是修辞的过程，以此创造事物、组织世界，而不是重复再现世界。[30]
本书强调叙事在本质上是具有修辞性、创生性的述行语，是人通过设定某种阐释框架，来谋求主体性生存的意义感。从这个立场出发，本文针对小说这一典型的现代叙事类型[31]，目的是对文学叙事伦理的形式进行还原——从所阐释出的经验之物向创生经验的阐释行为做现象还原，并认为在这种还原中可以开启另一种叙事研究的视野，即将叙事性和伦理性还原向时间、空间这两个型范经验的知觉框架，从而尝试走近现代叙事伦理的形式化逻辑。
本书的研究思路具体是：
绪论，提出后叙事学时代的现代叙事伦理研究深入形式研究的方向。叙事在本质上是人通过设定某种阐释框架来谋求主体性生存意义、契合主体间性共在结构的话语实践行为，时间性和空间性是设定叙事阐释框架、呈现具体伦理构想的基本维度，它们构成现代叙事伦理形式研究的基础视野。
上编讨论日常生活世界凸显了现代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问题，它使现代伦理与现代叙事形成同质同构的关系。现代性社会的世俗化瓦解了传统世界的总体性观念系统，日常生活世界成为现代人的基础性生存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现代性道德既要成为世俗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又被多重、特殊、异质的具体伦理构想逼仄出现代性道德的相对性。小说作为现代叙事，其形式的“不稳定性”朝向日常生活的异质、开放，与世界总体性的解分化互为表里，从而预演了现代性道德的多重伦理境遇和具体伦理构想。由此，要突破叙事伦理形式研究的“非介入性”，要看到叙事形式的“有意味”在于它敞开了现代性道德的多重性，包容了主体间性视野下的相互理解与自我反思。
中编讨论现代叙事形式中“时间性”的伦理取向。保尔·利科（Paul Ricoeur）指出叙事是主体性话语实践，叙事的情节编排是主体性话语实践的叙述智力，叙事的时间策略不仅仅是由故事到情节的时序、时距、时频等时间变形，而是主体借以形成自我意识的时间塑形。其中的“时间”涉及人类历史文化意识沉淀的三种时间观，即宇宙论时间、现象学时间、历史时间，其宇宙论时间（是普遍的“世界时间”，把时间作为呈现对象的条件）和现象学时间（是特殊的“心灵时间”，认为时间本身就是呈现）是对立、互补、相互指称的，历史叙事是时间塑形，它将“生活的时间在宇宙的时间之上重新印刻”[32]，即用历史时间来弥合宇宙论时间与现象学时间的对峙，形成总体性历史，从而使主体性的心灵时间与客观的世界时间同一化，以及使主体间的现象学时间同一化。然而，历史叙事的时间塑形一旦在历史总体化中忽略了个体的特殊、例外，则会损伤现代伦理诉求。文学叙事由此体现其使命——虚构叙事的时间塑形摹仿历史叙事的时间塑形，它以“现在”的开放性（即保持间性视野和未完成性）来构成总体性规范与特殊性经验的张力关系，保卫现代叙事伦理精神。叙事的线性时间上整合着一个个当下的“现在”，它是主体曾经期望的“未来”，又将是主体当下期望的“未来”之“过去”，这些“现在”表征着不同的伦理诉求，或者是指向一个永恒的、外在的超验世界，或者是指向主体的自我中心化，或者是指向主体间性或者超越人类中心的去自我中心化，这些不同性质的“现在”被编排在叙事情节中，彼此对话，形成不同的时间节奏（时序、时距、时频），表现出丰富的伦理取向。
下编讨论现代叙事形式中“空间性”的伦理取向。20世纪下半叶思想界“空间转向”的要义在于“这种对空间性的重新安置的核心，是对长久以来本体论的和理论的历史主义提出批判”[33]，试图以空间的间性视野保证历史时间总体化的开放性，所以空间转向蕴含了现代伦理精神。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以空间生产实践为基础提出辩证一体的三元空间观，指出在同一个实体空间中包含丰富的性质：它既是结果性的物理空间（即“空间的实践”），也是物理空间何以被社会总体性地合理规划的构想空间（即“空间的表征”），还是物理空间何以被个体具体性地使用、甚至突破原有规划的生活空间（即“表征性空间”）。立足于“叙事作为主体性修辞行为”的叙事伦理视阈，空间性与时间性一并构成叙事的话语实践，空间就不仅仅是叙事文本中的静态的舞台般的“场景”，也不仅仅是地志空间的诗学化或政治化，还应该是在“假定的言语结构”层次上象征性的空间生产，它应该是生成性的，参与“现在”的开放性，所以“叙事是对空间生产的摹仿”，它相应也有三重内涵：其一，叙事用所指涉的空间（如场景）摹仿现实的社会空间，让人发现现实空间的意蕴，引发生活反思，这是叙事空间的指涉层面；其二，叙事用空间的塑形（如结构）摹仿现实社会空间的生产，让人发现现实空间的赋意手段，引发空间反思，这是叙事空间的方法层面；其三，叙事用空间性的“身体”实践摹仿现实社会空间的生产范型，即虚构叙事的“叙述者-叙述话语-声音-视角”层层渗透，还原出叙述话语中的最小叙事伦理空间，它就是在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等伦理取位上所看到的“声音·视角”的关系性伦理空间，虚构叙事由它而开启“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34]，这是叙事空间的本体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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