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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穿越夜晚的宁静:202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書城自編碼: 396490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小說中國當代小說
作者: 毕光明
國際書號(ISBN): 9787574901384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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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穿越夜晚的宁静:202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乃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主编经过近一年来的追踪、翻阅、遴选和甄别,从数以万计作品中挑选出的多部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不仅多角度深层次反映出当今驳杂的社会景观和时代风貌、揭示出人类微妙复杂的丰富情感,而且整体呈现出2023年度文学创作在这些文学样式多姿多彩、百花争妍的喜人景色。
內容簡介:
《穿越夜晚的宁静:2023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乃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短篇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较为读者所喜爱的,因为它不长亦不短,在表现上相对是进退自如的。今年选入20篇短篇小说,全部在大刊名刊上发表过。题材多样,风格各异,不仅多角度深层次反映出当今驳杂的社会景观和时代风貌、揭示出人类微妙复杂的丰富情感,而且整体呈现出2023年度文学创作在这些文学样式多姿多彩、百花争妍的喜人景色。
關於作者:
毕光明,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出版有《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纯文学的历史批判》《海南当代文学史》等文学评论与研究专著。有论文和专著获武汉大学学术创新奖一等奖、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目錄
毕光明 扎根在生活里的故事(序)

鲁敏 不可能死去的人
肖江虹 九三年
杨遥 把自己折叠起来
东西 天空划过一道白线
金仁顺 白色猛虎
黄咏梅 昙花现
南翔 红隼
刘建东 穿越夜晚的宁静
晓苏 甩手舞
张惠雯 雪中散场
盛可以 接骨木酱
史琦 夜游神
了一容 白雪
马拉 最佳编剧
学群 从麋鹿渡到老粮仓
杨知寒 三手夏利
孟大鸣 最后一个篾匠
苏宁 暗格
顾艳 茉莉,茉莉
房伟 惜琉璃
內容試閱
扎根在生活里的故事(代序)

毕光明


2023年是三年大疫突然终止后的第一年,虽然惊魂未定,但所有人都得到了喘息之机,在这种特殊的生活与精神氛围中,文学写作不免既带有灾害后遗症般的凝重之气,又有着芸芸众生挣脱危机后的凛然之感,思考和批判精神悄然加强,而作家的勇气似乎来自自由对现实生存经验的许诺。仅从短篇小说来看,2023年是叙事文学的丰收年。虽说短篇小说通常截取的是生活的横断面,但这一年的小说,有不少是在较大的时间跨度里展现命运对个体生命的播弄,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制约,两性关系对人性的证明……不少作品由此显得尖锐而厚重。与前两年相比,2023年的短篇小说的整体成绩要好,有精彩之作,可圈可点的亦甚多。值得指出的是,故事性回到了短篇小说,有不少故事在情节化处理之后,曲折甚至离奇,引人入胜,更催人思考。这些故事凭借虚构艺术表达了作家对社会与人生的独特发现,但又无不根源于诡奇的生活与顽强的人性。
困境里的人生
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发展显而易见,然而现代人很少没有感到生存之难,小说无法回避不同阶层的人都在困境中挣扎。没有什么比“把自己折叠起来”这一身体动作更能象征今天的人在困难境地里的自处方式的了。杨遥的《把自己折叠起来》是一篇写实性和寓言化结合得很好的小说,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在改革开放中闯过社会的农民李老虎,从套圈圈到开碰碰车,尝尽辛劳,备受屈辱,但谋生的路依然局促,他唯一的梦想是回村当上村委会主任,现实告诉他,“人只有掌握了权力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不是底层人崇拜权力,而是权力通吃已然成为生存规则。为了提高竞选的保险系数,李老虎找到了在省城已小有名气的儿时玩伴舒文,求他帮助疏通关系,同其昔日高中同学、现在的镇委书记孙林说上几句好话。为了取悦孙林书记,李老虎在酒过三巡后,在椅子上表演起“把两只脚勾到脖子上”的“少林绝技”来。可是孙书记因两次出去接电话而打断了他的表演,他只好第三次表演这个高难度动作,也就是三次“把自己折叠起来”。尽管“他的骨头啪啪地响”,脸“涨得通红”,“终于成功地把两只脚勾到脖子上,团成一个球状的样子”,但是,“正在他得意时,忽然椅子被压塌了。随着惊叫声,李老虎摔倒在地上”。李老虎的故事说明在权力掌握人的命运的环境里,底层人要想站直有多么困难。其实,掌握他的命运的人,又何尝不在遵从同一生存规则,在更大的权力面前,照样得夹着尾巴做人。饭局上,身为镇委书记的孙林,先后接到县长和县委书记的电话,且看他两次接电话时的表现:“他脸上都是笑,走路的时候两条腿夹着,屁股往下坠,裤子褶了起来,像那儿有条尾巴似的。”“孙林拿起手机一看,身子一挺,脸色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下意识地掸了掸很干净的衣服,仿佛上面有灰尘,小跑着走了出去。”寥寥几笔,勾画出了权力对人的异化,说明只要规则不变,就没有人能得到自由的伸展。
刘建东《穿越夜晚的宁静》,讲的是一个中学老师的故事。主人公魏老师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为了照顾据说生病的妻子而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到一个炼油厂子弟学校当了语文老师,一年到头骑着一辆破嘉陵在家和学校之间奔波,经常误课,由于跟工农兵出身的校长处理不好关系,遂郁郁不得志,说是调去厂办当副主任又迟迟没有动静,终至在一个风雪之夜骑摩托出了事故而悄悄死去,留下他的还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令人惋惜。魏老师经济上困窘和事业上的失意,他自己不是没有责任,但是如果遭遇类似困境的人比比皆是,那么生存环境的改善就比个人修为的历练显得更为紧迫。东西的《天空划过一道白线》,也是一个令人生出遗憾的故事。山区醉鬼杜八的妻子刘丽洲耐不住家贫离家出走,儿子杜远方一个劲追问妈妈的去向;杜八去找妻子,久久未归;两年后十二岁的杜远方去找父亲;刘丽洲突然回来了,等了两年,父子都未归,刘丽洲去找儿子……如此丈夫找妻子,儿子找母亲,母亲找儿子,一家三口相互等待,轮番寻找,离见面或团聚总差那么一点点,硬生生把“等待”变成轮回,而当寻找和等待一旦变成轮回,就意味着生之困境永远无法摆脱。史玥琦的《夜游神》揭开了东北工业史上惨痛的一页——三十年前哈尔滨亚麻厂发生大爆炸,让一群正如鲜花盛放的年轻女工,瞬间坠入人间地狱。因静电引起的粉尘爆炸将她们重度烧伤,彻底毁容,此后她们集中住宿在几幢人迹罕至的安抚楼(哈尔滨人称之为“鬼楼”)里,与世隔绝,只能披着厚重的黑纱衣,在夜晚行走,成为 “夜游神”。尽管创作这篇小说的本意不在揭示工厂的意外事故给受害者造成的人生困境,况且灾难带给这些女性的远非“困境”可以形容,但是,“夜游神”的故事给读者以心灵震撼的首先是人生会不可预知地被外力所改变和毁坏。它给人的启示是,即使生存处境再不堪,生命还是得顽强地延续,能够证明人的价值的一切都得珍惜。
每个人都有能动性,但人在生活中作出选择,还要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互联网的诞生,改变了人类传递信息的方式,加快了信息传播与接受的速度,同时它也为现代人提供了新的生存方式,比如网络写作就被不少年轻人当作谋生方式和成名的通道。但是,年轻人热衷甚至痴迷网络写作,有的可能是非理性的选择。房伟的《惜琉璃》就是一篇敏锐地察觉、及时地反映年轻人堕入流行写作困局的小说。海胆、麦烧和琉璃子,三个单身女写手在星巴克里相遇了,成了闺蜜,也是死党,干脆合租住在一起,从事她们的网文大业。三个底层女写手,做梦都想红,像那些网文女频榜的“女神”,月入千万,因此写累了就聚在一起畅想成名后的美好生活。然而,“她们混了几年,没混出啥名堂,累死累活出全勤,到头来不过温饱”。由于长期生活在虚拟时空,导致现实感丧失,竟然得了“网文不感症”,症状是“有种虚幻感,仿佛时间、空间,都会随时随地发生扭曲,重合,小说中的人物,会跑出来,和她聊天,干扰她的视力,无法对现实做出准确判断”。她们中最惨的是琉璃子,写成了一张青色的、严重缺乏睡眠的脸,还不肯回老家县城继承杂货店,而要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因疲劳过度而猝死。从她留下的“唐穿”题材的残篇里,可以看出她对于富贵和豪华的深层渴望,在现实中难以得到也无法得到的,虚拟世界里不受时空限制的向极盛世界的穿越,就完成了物欲的代偿。琉璃子算得上真正的“文青”,她的精神品类与文字执念也相配,但可惜受类型文学的影响,走上了无法把握现实的网络写作的不归路。这一悲剧故事是作家对互联网时代缺乏系统人文教育的、以“网络人”自居的年轻一代发出的忠告。年轻是人生的未完成态,生存压力无时不在,而一个摆脱了社会角色、闲居无为的人一样会有意外的烦恼。旅美华文作家顾艳的《茉莉,茉莉》,就讲述了一个寓居海外的丧偶男人的遭遇。李海林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经过努力获得了稳定的生活,但一次与嫁给老外的女儿一家小聚,扫兴而归,让他从此宁愿独居,然而孤独感也便如影随形。幸有女邻居茉莉的出现,慰藉了他的乡愁,但不意茉莉猝死,他重回孤单。后来隔壁的空房间搬来一对洋人夫妇,带着一个从中国领养来的小女孩,也叫茉莉。李海林在照看和陪伴小女孩的过程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但由于文化的隔阂和种族的偏见,李海林对女孩茉莉的善意与亲昵竟被当作“性骚扰”吿上了法庭。虽然罪嫌不足,裁定免诉作结,然而对于李海林来说,移居海外的人生也欠安逸。
乡村文化的两面
乡土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正如泰勒所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在两千年的皇权社会里,乡村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被动的存在,它的文化核心,融贯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与愿景,而由于科举文化的影响,其间也给民间精英的情志表达留有一定的空间。这就是在乡村,读书人得到尊重的深层原因。“看重会读书的人”这一行为,背后的价值观就是书面文化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应享有神灵一般的地位:这大概是乡村文化里最为积极的方面。鲁敏的小说《不可能死去的人》,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价值观在乡村的无阻拦的延续。故事起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讲述这个故事,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是一个由故事引起的故事。东坝的优秀子弟周成山,上小学就表现出天资聪颖,智力超群,特别会读书,简直是文曲星,可是由于家贫,无法继续念初中。这时,“最老早是一起玩泥巴的小孩,一起拖着鼻涕抱着板凳上学”,已经进了初中的积庆,觉得一定能读出书来的是周成山而不是他,于是提出与之交换,得到家人的支持和村人的认可,于是一家人“没有二话讲,没有退路让,把干饭全改成稀饭来喝,肉菜全改成咸菜来吃,只管顶住”,硬是把周成山供养到考上县中,又从县中考上南京航空航天学院。周成山上了大学,仍然由积庆全家勒起裤子扎起脖子供养,实在是抵不住了,乡邻们就自觉自愿地凑起堆儿来,给积庆垫巴上。整个东坝,都认定聪明人读书考学,将来准能干大事,在他通往成功的路上,最值得其他人为之付出,只要他懂得报答恩人,报效国家。“好人好报、春种秋收这是古法,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是天理,人人坚信不疑,东坝真要出了有本事的子弟,那就相当于东坝的手脚长大,个头高壮了,不是大家跟着都荣耀嘛。”东坝人认定的“古法”和“天理”,正是乡村中国千年不变的价值观,是家国相连的一种文化情操。按照东坝人的逻辑,周成山终会成为国家栋梁,给东坝带来更大的荣耀,他的读书是如此重要,那么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他并一路供养他,那就是一种大义。因此在东坝,积庆和周成山的故事可歌可泣。有了这个故事,东坝人不能接受周成山分配工作到单位不久就突然失踪的消息,而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打探周成山真实去向的故事,才凸显出乡村社会恪守传统价值观的要义及韧性。积庆因成全周成山而被尊为义爷,周成山不可能死,义爷也不可能死,对于一个族群来说,文化的种子不能死,舍己为人的精神也不能死,它们是“耕读传家”的乡土中国的不灭的命魂。——这就是鲁敏编织的故事对中国乡土文化坚韧传承的最好的诠释。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复杂的构成,就像一块铜币会有不同图案的两面。如果说,《不可能死去的人》爬剔出了乡村文化里具有人文价值、值得肯定的一面,那么,在苏宁的《暗格》、杨遥的《把自己折叠起来》、晓苏的《甩手舞》、孟大鸣的《最后一个篾匠》等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乡村文化里由风俗、权力关系、生存规则、流行观念、功利主义心态等构成的畸形的形态。《暗格》的故事发生地菟裘镇,是个偏远渔村。一个男人从小生活于此,但他一心离开这个生身之地,成年后进了城,觉得还可以离乡更远一点,故而寄希望于儿子长大后他可以跟着儿子挪动。哪知一次返乡时出了交通事故,反让他的儿子先留在了故土。小说用这个死了的儿子如锡的视角,观看他死后父母的生活以及他俩与这片土地的不愉快的纠缠。如锡死后,爸爸和妈妈离了婚,爸爸找了一个年龄小得多的女人结了婚,且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当物理老师的妈妈则每年三个大节即清明、大冬、春节,都要单独来他的坟前坐一坐。后来他爸爸也死了,埋在了他的旁边,尽管“他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埋回菟裘。菟裘是他一心想脱离之地”。这就是风俗的力量。如锡的妈妈退休再婚后,曾想到要把儿子“我”从菟裘带到一个她可以随时去的地方,可是菟裘小镇的禁忌让她怯步——男孩子是要留在他的祖宗跟前的。“风俗是大事,不可触碰”。只要在菟裘,宗法制的传统对人的制约就会从生到死。想来如锡的爸爸不能忍受的就是宗法制遗留的人际关系和生存环境。这种环境体现在“一个镇上,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每个人家和每个人家之间都可以论出亲戚关系,拐一拐,绕一绕,就揪进同一个谱系里了”,而一个镇上的人都能论出亲戚,那么,用亲人的名义干扰他人生活的权利就变得光明正大,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于天生有自由精神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囚禁。在菟裘,宗法文化实际上具有虚伪性,宗教迷信也都可以被利用,小说的主要情节围绕夫妻离婚后的财产分割与继承问题展开,并且让姑姑出台表演,就揭穿了亲情这一招牌掩盖的功利面目。《把自己折叠起来》直接描写乡村权力关系决定着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触及了制度文化对乡村社会的反现代型塑这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篇现实主义精神爆棚的小说。《甩手舞》也是发生在乡村里的故事,系“油菜坡”这一文化地理上的又一醒目的标记。据晓苏自己讲,这篇小说“它的创作缘起与一个真实的故事和一段真实的背景有关”晓苏:《生活的触动与启发——〈甩手舞〉的创作缘起》,《中国作家》2023年3月6日微信公众号。。说明故事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家显然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乡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敢于大胆发言。申遗本来是国家保护和承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属于千年文化大计,然而到了基层,申遗这一文化建设活动却可以被个人所利用。现任村长邱豪和县非遗协会的会长宋潮都望穿双眼等着一场甩手舞好录现场视频,并不是这两个由甩手舞绑到一起的人对公共性的乡村文化遗产充满了热情,而是文化项目给他们个人能带来好处。对于邱豪来说,“如果甩手舞申遗成功,他不仅能当上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而且每年都会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经费补贴,可谓一举两得,名利双收”。宋潮一直盼着看甩手舞,是因为他已满五十七岁,而县里规定公务员一到五十八岁都要退居二线,“作为一个把名声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宋潮最大的愿望便是在退下来之前将甩手舞申报成功,为自己的非遗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机会终于来了,老村长万寿癌症晚期,癌细胞已扩散,从医院接回来一到家就昏睡过去,只剩下了一口气,“左邻右舍都觉得他活不过今晚”,儿女说想给父亲举办一个热闹而排场的葬礼,打算跳一场甩手舞,还想请村长亲自出面担任主跳。邱豪把消息报告给了宋潮,定下来当晚就在万家门前的大晒场上跳甩手舞。谁知临时还是出了意外,万寿隔壁的赌徒、宋潮的扶贫包保对象莫金因赌博输掉六十万,在当天喝了剧毒农药,让万寿有了替死鬼,未能按时死去,甩手舞眼看要泡汤。箭在弦上,于是有了邱豪运用农民的狡黠和村长的权力,玩了个掉包计,李代桃僵,让甩手舞成功举行。故事富有戏剧性和讽喻意味,暴露了功利主义时代乡村文化的真实处境及其在私欲作用下的变质。
孟大鸣的《最后一个篾匠》,也是一篇反映乡村文化处境的小说。故事里含有超现实成分,但情节冲突是异质文化对乡村实体文化的侵蚀,农耕文化里的一部分精品不可抗拒地消失,成了令人担忧和惋惜的现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耕文明里的器物创制,迅速被工业化和科技化的机器生产产品乃至智能用具所取代。农耕时代作为手工产品的生产及生活用具,有不少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其所自的技艺烙上了制作主体的情志、生命能量与风格个性,因此具有人文价值。例如铁匠、木匠、篾匠这些行当的产品,上者都是工艺品,是传统生产文化的结晶。楠竹山的唐叔,初中没毕业休学拜师学篾匠,十八岁上门手艺,成了楠竹山的富裕户,还有了一儿一女。但好景不长,“篾匠手艺如同深秋的辣椒树,叶子和树干还保持一些绿色,却果实寥寥”,他三十五岁被迫丢下篾匠手艺外出做小工。在他离家一千多里打工期间,一次家乡暴发山洪,他老婆和女儿为打捞他编织的篾篓子而连人带篓子被卷进了溪里。“老婆和女儿是因篓子而死,他从此发誓要织成千上万个篓子送给她们。”尽管他已经老到双眼患过青光眼和白内障,看不清面前的物体,但亡妻的嘱托和期冀驱使他“走进家门,一分钟都不曾耽搁地翻出二十多年没摸过的篾匠刀具”,“爱”成了重操旧业的强旺动力,焕发出神奇。他以手为眼,凭着感觉砍竹,破竹,劈篾,“青篾丝都像机器里出来的,每一根的粗细、厚薄几乎分毫不差,而且还像杨柳丝一样光滑柔韧,如同塑料带一般可以任意折叠、缠绕”。一切有如神助,这个神就是他心中的爱人秀兰。眼睛已经坏了,周围的世界像是一张模糊的屏幕,恰恰可以将无时无刻不在心中的秀兰投影出来,他可以一边与秀兰说话,一边娴熟地编制篾篓——当年的唐师傅果然回来了。可违拗他意愿的是,儿媳刘洁发现了公公织篾篓的商机,打算和公司的总经理唐总合作打造一个叫“楠竹山篾匠”的线下品牌,谋取大的利润。为了提高篾包的生产进度,还千方百计动员公公做白内障手术,且私自制作已故婆婆的投影,吸引公公与之讲话,录下来做抖音的噱头。唐叔做手术了,但“自从做了这个鬼白内障手术后,秀兰就再也没有出现了。秀兰不来,他打不起精神,像生了病似的。秀兰不来,他也找不到编织的乐趣了,眼睛亮了,一个篾匠的荣耀和光芒却失去了”。正应了刘洁的抖音题目,唐叔成了名副其实的“最后一个篾匠”。——故事抖露出社会转型期,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农耕文明濒临消亡的命运。
在神秘与离奇的背后
小说之为艺术,神秘与离奇是经常得到运用的叙事元素。《不可能死去的人》和《九三年》把这种元素利用得非常充分,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也挑战了读者的悟性和历史把握能力。周成山死得太离奇,难怪他的恩主和全体东坝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追问和探究真相。这个天生的读书种子,被东坝人呵护、扶助、关注和期待着步步高升,就是冲着国家栋梁去的。他也不负众望,考上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分配到带编号的工厂也就是军工单位,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可是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直接上司黄主任所说的事发经过,太过简单,没有说服力。据他说,星期天下午,小周独自到西大坝水库去游泳,不幸发生意外。具体情况是:“当天晚上六点多,单位食堂正开饭的时候,传来消息,有人在西大坝水库的小树林边,发现堆放着的衣服鞋子和眼镜,裤兜里有钥匙和浴室证,才查出是他。我们分两路,一路组织捞人,同时派人去他宿舍,一切正常,洗好的衣服还在阳台滴水。手表搁在床头柜上。一本《物种起源》打开盖在书桌上,边上有读书笔记。没有找到遗书之类,只有一些信件。出于谨慎,后来也仔细读了。你们东坝一个落款‘积庆’的人,有好几封。其次是有位姓田的女同学,有点谈朋友的意思,只是话还没说开。询问各方面人员,他才到分配过来不久,虽不太相熟,但没有人觉得异常。我们也知道他是游泳健将,可淹死的从来都是会水的。西大坝那一边,连着找了两天,都没有发现他。”“所里后来替他置了一个墓地,放的是他的衣物。”这一段“故事”,被说者不断重复,“几无出入,就像一篇范文”,却反而有破绽,让听者觉得像是在竭力对照“原文”,“而关于原文本身,东坝人已分析过多次,认为其中有些辩护的意思,详略比例不对,个别细节也令人生疑”。最明显的,为周成山修建衣冠冢,说明没找到他的尸体,而淹死在水库一般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此外,黄主任是唯一的见证人,正因为唯一,也就是孤证,他的说辞难以看作定论。周成山之死,是一个谜案,着实难以解开,除了故事里东坝人的种种悬想与推测,1971年7月12日这个时间节点,也许是供猜想的一条线索。然而,这些都不重要,周成山是失事溺亡还是另委他用都有可能,重要的是这个已经远走高飞的人,为何会被东坝人如此牵记。小说用一个离奇的故事,完成了叙事目的,回答了为什么说周成山像东坝放出去的风筝,“这根风筝线,不仅是积庆家在拽着,东坝所有人也都悬着”。东坝人“没事把头仰一仰,眼光往远处张张,就能看到周成山代表整个东坝在出息着,越飞越高”,表明周成山实乃义爷积庆崇高大义和东坝人集体无意识的对象化。在离奇情节的背后,是东坝这一乡土世界所守护的人生价值和文化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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