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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翦商》作者李硕的勇气之作!一场思想之旅,一部学术自传
行读万里,不为自己设限的学术探索,政治史、社会史、文学史、法制史、边疆史、考古学,多维视角看历史;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东晋江南、华北蠡县、北魏洛阳、上古关中、玉门关外、内蒙古、新疆、西藏,甚至霍布斯时代的不列颠,都纳入视野范畴。
☆有洞见的学术思考,人性最难写,历史的灯火阑珊处竟然这么颠覆想象!
周幽王宠爱褒姒,背后暗藏了怎样的王朝政治大洗牌?魏孝文帝偏爱士族,寒门李彪为改变下一代的命运有多拼?拥有帝国最强头脑的东晋官僚,为什么会被“修道者”拖入政治“杀猪盘”?在缺乏退出机制的古代,女性一旦有婚外的感情,究竟得付出多大代价?当拉铁摩尔与晋商的驼队同吃同住,他又发现了商行怎样的经营密码?以及,游牧与农耕这两种文明,在所有时空之间,真的不能相容?
☆12篇导读,一次性将未曾透露的学术独白都讲给你们听!
本书包含12篇导读,将李硕性情的、孤勇的、有态度的、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心路大公开,一睹史学鬼才是如何炼成的。李硕如是说:“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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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为史界鬼才李硕的勇气之作,是一场思想之旅,更是一部学术自传,视野广阔,兼顾政治史、社会史、法律史、思想史诸多领域:从周幽王的上古世界,到林则徐的晚清帝国边疆;从《真诰》中的“仙人”和修道者,到孝文帝时代的悲剧官僚;从一个个隐入尘烟的饮食男女,到法律史中危险而愉悦的禁忌之爱;从拉铁摩尔的北部行旅,到霍布斯政治学说吊诡的成因;从蠡县大食堂,再到荒野之中河西走廊尽头的汉代城郭遗址……从史实出发,12段学术游荡,史料爬疏与故事构建之外,更洞察人心,努力还原时间深处鲜为人知的幽微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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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硕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博),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著有《翦商》《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俄国征服东亚战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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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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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验的残次品
大陆旅程无尽
内亚与多维度历史——对拉铁摩尔学术的解读
交汇点上的学术与人生——从拉铁摩尔反思美国汉学的歧路
一桩后现代的史学文字狱——谈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走进那个熟悉的世界
《红楼梦》中的一镜到底
春秋的前传
周幽王国变原因及对春秋早期政局的影响
计划经济年代口述史的野心
追寻一个县城的大食堂记忆
作业偶得
性、恐惧与极权膜拜:霍布斯政治学说的成因
人性最难写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时代
刑案里的古中国
评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大明成化:嫖娼的僧人和军官们
“强奸子妇未成”和“拒奸伊翁成伤”
杀死奸夫:人类“杀奸法”的历史研究
史书校勘两篇
《晋书》《宋书》《南齐书》《南史》《魏书》理校十一条
《宋书》《南齐书》《梁书》标点商榷四则
仙人们都很关心你
《真诰》中的仙人、灵媒与学道者——兼从“灵媒更替事件”论《真诰》文本的真实性
私家考古记
汉长城西端新发现城址与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
附录 玉门关外:寻找大煎都烽燧
安多,百年时空穿梭
埃克瓦尔与安多部落往事考证
部落之外:传教士记忆与官方档案
两种时差
林则徐记录的新疆另一面
后记 生如雪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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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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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试验的残次品
大约在2016年,曾有编辑朋友问我:是否考虑把单篇文章结集出书?我将当时已有的若干论文汇总起来,发现它们的主题过于分散、芜杂,涉及好几个学科领域或专业方向:上古史、中古史、文学史、边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连归纳出一个书名都很困难。那位朋友也是这种感觉,于是编个集子的想法便搁置了。
直到2023年2月,我突发急病,中断了在巴基斯坦的背包旅行。回国之后,经过半个多月住院检测,会诊结果是已无手术可能,存活期不超过一个月。
当时我想,在已经出版的几部专著之外,那些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还可以汇总成一本书。再看一遍这些论文的题目,感受却和七年前大不相同:一个学人,怎么能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出领域跨度这么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 简直是行为艺术啊!
也许,人之将死,看到的风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准备),这些文字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放置在一起。
更幸运的是,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医学手段,后面几个月里, 我的症状逐渐减轻,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胆汁的情况下,还有体能完成文稿整理。
于是有了这本书。它收入的,是我从2005年以来写作的若干篇学术论文,有些论文的构思时间,始于20世纪末我还读本科时。部分论文尚未刊发过。另外,凡在我已出版的书中使用过的,不再收入本文集。
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后,我曾经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我把这些解释写成了导读,放在每篇(或每组)论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区别。这些导读可能比论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开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以及论文何时写作等等,涵盖了我从本科时代至今二十多年。所以这里就不再做流水账编年史式的罗列,只从“方法”上聊聊,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它们。
我在中学时就喜欢看书,想搞点关于人的“研究”,当然,那时看书条件太有限,只能是县城少年的自娱自乐。到1996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我想考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或社会学系,但不巧, 那年北大在河北省的招生目录里,这两个系都没有,斟酌一下,我觉得中文系离这两个专业还算近一点儿,于是就进了中文系。
开学报到几天之后,老师告诉我们:北大搞了个“文科综合试验班”,文史哲三个系的课程都要学,这三个系的新生都可以报名。于是,我报名后参加了个小考试,好像有一段古文断句翻译, 再写一篇作文。然后就进了文科试验班。
北大办文科试验班,我们是第三届,前两届都是保送生。到这第三届,有二十名保送的,还有十名是高考入学之后又考进去的。
后来听说,办文科试验班的创意来自季羡林先生。他说,现行的学科体制是模仿苏联而来,专业分得太细了,导致学生们知识面都比较窄,当了学者也只能搞很窄的学问。所以应该“打通文史哲”,号称要培养通才或“国学大师”,所以这个班也俗称“大师班”。
大学时候,时而遇到有人拿“大师班”打趣,或者羡慕。我解嘲说:大师都是基因突变出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出一个,怎么能像孵鸡一样,一窝孵出三十个?
文史哲三个系联合开课,其实也只是把三个系各自最基础的课程,像卤水拼盘一样放到课程表里,开课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培养所谓大师,和之前开课都是一样的讲法。
而对我来说,因为早早接触文史哲这几个学科,就觉得它们真没太明显的界限,基本都是一回事儿,还有其他跟人相关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实质性的樊篱。因为研究作为社会人的人(而不是医学眼里作为生物活体的人),关注点、切入点都很接近。后来我做过文字记者,还曾用非虚构方式记录旅行,甚至尝试拍摄纪录片,其实都是对人、对人群的观察和记录。
简单说,从文科试验班开始,就“学杂了”。
我写的文字里面,可能缺少关于哲学方面的,其实当初的哲学课程对我有很直接的影响,甚至和我后来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是用尽量日常的语言,清晰简洁写出一件事、一个人,不习惯讲理论、讲道理、讲应该如何如何,把思考和发挥的空间留给读者。这还涉及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程。
西方哲学大都很抽象,制造和使用很生僻的术语,这风格也影响了有些周边学科,像文学理论、影视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中,都有些学者喜欢用很专业的词汇,模仿西文句式写很长的句子,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不够学术。但对西方哲学的历程多了解一些就会知道,到20世纪他们也有反思,出现了“语言哲学”,专门研究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大词”能不能有效传达信息。这方面影响我最深的,是所谓“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它的大意是:讨论和人有关的问题时,那些由少数人人为定义、制造出来的“概念”,生命周期短,也容易产生歧义,反倒是日常语言中使用越多的词汇,才越有生命力,传达意义越准确。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写东西就尽量使用日常语言,不使用太生僻的学术词汇,而且尽量做个案的研究,用事例说明问题。
在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什么算是“打通”。跨学科的通, 是一个维度,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就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和现实都要有点了解。陈寅恪书中常有“深思好学识古通今”之说,可能也是此意。
我关注的学术问题跨度有点大,可能有人会不理解,我到底是怎么找到“问题意识”的?我自己的感受是,我都是在读“第一手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这也是本科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
本科时,有些老师会在课堂上讲自己最近出的书,鼓励学生们去读。我们的班主任,中文系的钱志熙先生,有时到我们学生宿舍去坐坐聊聊,给我们一点指导。看到有同学在读本校老师的著作,钱先生说:“你们现在是本科阶段,还不应该读这个,应该读原典,读第一手的东西,把基础打好。”国学班的原典,就是四书五经、史书文献、经史子集等。当然,还有其他人类文明中的原典,如《圣经》和希腊哲学对话录,等等。
钱先生这个告诫对我影响非常深。而且,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原典已经足够多,一个学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穷尽,这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不同的研究者,对原典的把握程度、解读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所以写出来的第二手研究著作,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晚辈学人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在理解原典的基础上,借鉴参考前人的二手著作,才能形成扎实可靠的想法和知识体系。如果没有对原典的直观理解,只读二手研究,很容易产生“误读”,甚至以讹传讹, 再写出来的东西就属于“三手”,除了引注的来源汇编,基本无价值了。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原典都问世几百上千年了,无数人研究过,我再读也读不出新想法,甚至读不进去,只能看现在大佬们流行谈什么,这有什么办法?
我的感受是,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阅历,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时代的新生活、新环境,这些亲身积累,都是我们阅读古籍原典的新“视角”,就像看一座山,“远近高低各不同”,人所处的位置变了, 视角变了,自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这就是文史之学能够常新的根源。
所以,关键就是自信一点,从自己已有的积累,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对二手著作,都要用批评的思维去审视。
关于这些治学的经验,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我就不多重复了。当然,严耕望先生治学的方式和我很不一样,他思维严谨而专注,偏重史料的整理编排,作品的资料性比较强,治学铺开的摊子也是不大不小,基本限定在一个领域之内。我思维比较发散,容易产生各个方向的联想,所以会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风格的不同, 不必强求一致,或者争论孰高孰低。我在本书中写的那些导读文字,也是解释我何以会想到那些问题,只要解释清楚,别人也容易理解。
要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识,不仅适用于治史,也包括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对边地人群的观察认知,只听城市精英(如当地学者、官员)的描述,就属于二手知识;如果能跟老乡们交上朋友,到他们家住一住,过过日子,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们的总结不正确,而是应该两者对照才会更深更全面。这些调研方法,其实前人已经有过很经典的总结文章,这里不多说。总之,“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础,也是判断“二手”“三手”知识价值高低的坐标系。
文史哲被称为人文学科,不算是科学,因为结论都很难验证真假。关于历史,现代人不可能穿越回去看看,而关于现实的论断,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如何衡量作品水平、价值的高低呢?我想过很多,但一直没形成答案, 所以这里也不多涉及。
最后提醒一点,就是我前面谈的这些治学心得,从现实角度而言并不实惠,要想在现在的学术圈里找工作、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分房子,还不能太凭自己兴趣来,该尊重的规则和潜规则都要尊重。这方面我只能提供教训,没有经验。如果追逐自己的兴趣,就要有被冷落、靠边站的准备,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我这里收入的论文,很多都没发表过,或者发表了也没变现出课题经费等实际利益,因为领域跨度太大,哪个圈子都不是, 没空去拜码头、参与利益分配的排队。从这角度讲,季老“打通” 的创意也算不成功,水土不服,或者说时代变了。
病中力衰,诸事潦草,书中各篇论文,我多数没有精力重新审读修订一遍,这种工作别人也很难代劳,所以会存在很多错漏之处,希望读者用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这部“二手”作品集子。
人性最难写
这篇文章可能写于2007—2009年间,是我准备博士论文(后来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的一个小副产品。因为读北魏一朝历史的过程中感到,魏孝文帝可谓魏收所著《魏书》的最核心人物,孝文帝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在为他的出场做铺垫;孝文帝身后的历史,则都是他事业的尾声余韵。魏收生于魏孝文帝死后第九年,经历过北魏王朝的动荡、崩溃与消亡,他这一代人回望北魏王朝,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魏孝文帝巨大的、笼罩一切的身影。
本文写的是魏孝文帝在构建士族门阀世袭制度时,朝臣们表里并不如一的反应。多数高级臣僚口头上反对世袭原则,但事实上却努力利用新制度为自己家族牟利,尽量占取高位,代代相传。本文主人公李彪,则是被满朝君臣当成了“低门第”的代表,最终导致他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爆发”,更让自己成为门第游戏的焦点话题。而且,按我的解读,著史者并未点破那场冲突背后的真相。
事实上,类似的“门第焦虑”现象,在魏孝文帝之前二百来年的西晋武帝一朝也曾出现过,一个表现就是,个别门第偏低的朝臣,担心自己(及家族)会被迅速固化的门第制度关闭在“起跑线之外”,于是在上书中迫切表达一种言不及义的焦虑。我感觉其他治史者极少注意到此点。
在博士毕业(2013)之前的十余年里,我治中国古代史关注的真正重心,都是世袭制度。已出版的书里,从第一版的孔子传记(《贵族的黄昏》,2010),到宋武帝刘裕的战记(《楼船铁马刘寄奴》,2020),都是2009 年写就的,前者写在夏季,后者写在秋季,分别聚焦春秋贵族寡头家族和东晋士族门阀的末路,所谓“历史的出口”。这些用心,读者未必都能体察,因为世事纷纭,变化太快,文稿变成书的速度则要慢得多。
目前史家关于魏孝文帝的研究论文、传记已经很多,但我觉得,对魏孝文帝的讨论还可以更深入,本文也算一个例子。再如, 魏孝文帝在祖母冯太后(无血缘关系)的严密监护之下长大,冯太后去世、孝文帝掌权之后,有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孝文帝逃离祖母阴影的努力,过于强调孝文帝的“拨乱反正”。而我认为,孝文帝掌权之后倚重的几乎所有高级臣僚(本文中登场的也有很多),都是冯太后掌权时期选定的班底,这方面,孝文帝几乎全盘继承了下来,而且在其掌权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变更。从历史上看,如此全盘继承前任臣僚班底的情况也极为少见,哪怕孝文帝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宣武帝,上任之后不久就清洗了父亲留下的几位顾命大臣。这样看来,冯太后和孝文帝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外人”很难完全体验和解释。
再如,孝文帝的改革、迁都、南征萧齐,看似大刀阔斧,其实都部署得极为谨慎,严密防范一切意外。在南征前线,有些战区将领向皇帝紧急求援,引起孝文帝斥责:你这是让我调拨我的兵力增援你,我自己的安危又怎么办?
这种万全心态,处理内政应当,但在战场上,就很难打出出敌意料的奇袭,往往变成胶着的消耗战。孝文帝这种心态,可能和他成长期间的经历有关,缺少安全感。另外,他很可能专门研究过前秦皇帝苻坚的成败,因为他们的背景很像,占据中原的“蛮族”皇帝;怀抱的理想也近似,但苻坚过于轻率大意,导致兵败淝水,王朝土崩。孝文帝不可能不重视这个百余年前的巨大“殷鉴”。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近三百年历史,登场人物纷纭,有很多值得细写的人和事。从史料素材的数量看,有两个人最值得写传记, 北方是魏孝文帝,南方是梁武帝。魏孝文帝这个人,分析越深,就越是感受到人性的复杂、矛盾、纠结。我很难预想这本书会如何钻探到人性的最深处。
梁武帝比魏孝文帝年长三岁,但他当皇帝已经在孝文帝死后三年了,梁武帝长寿,子女众多,晚年还有侯景叛乱带来的天翻地覆(如果魏孝文帝同样长寿,恐怕也将目睹自己改革积累的恶果爆发)。相比孝文帝,梁武帝的传记应该更富有喜剧色彩,特别是他的儿子们—比“龙生九子”更千姿百态,太平时代已经有很多滑稽记录,动乱年代里,皇子们更是各有自己的挣扎命运。关于梁武帝这本书,似乎比魏孝文帝更容易构思,我预想的书名为《梁武帝和他的儿子们》。
很多事,没工夫做了,畅想一下也是好的。
本文于2011 年刊发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二十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如果有机会增订,我想补充一些关于李彪的职务“御史中尉”的分析,这工作负责监察百官,在讲究君臣一团和气但又要有所作为的孝文门第时代,属于替皇帝“干脏活”的角色,比较适合门第不高、自甘下流的人,李彪和孝文帝君臣都明白。李彪在朝廷里的心机和隐忍,都和这个职位有关。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时代
在“复古”理想的推动下,魏孝文帝开启了一个门阀士族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寒门出身的士人又会有何种际遇?李彪一生的经历,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真切的个案。
李彪出身寒门,有才智、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奋斗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鲜卑豪门和汉族门阀主导的北魏政坛,在极端崇尚门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标签一样贴在李彪身上挥之不去。他可以终生忍受歧视,但作为一个父亲,不忍子女也沦为门第政策的牺牲品。高傲的个性、对子女命运的焦虑和时代氛围的压抑,最终酿成了李彪的悲剧结局。通过李彪的一生,我们能更深切地认识改革家孝文帝和他所开创的时代。
出身与早年奋斗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生于公元444年。他的名字是后来孝文帝改的,原名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李彪少孤,出身寒微,父、祖的情况都不详。
和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样,李彪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学习。他师从一位同乡的学者,勤奋学习文化。对李彪来说,求学的意义不仅是学习知识,也能结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学成后, 他与士族子弟渔阳高悦等人交游。高悦后来早卒,但哥哥高闾一直在朝廷任职。高氏兄弟家中颇有藏书,李彪在高家尽力抄读。后来大概是因为要完婚,李彪回到了家乡。
这时,年轻的鲜卑贵族—平原王陆叡改变了李彪的人生。大约在献文帝时期(465—471),陆叡娶妻路过相州,见到李彪,很钦佩他的学问人品,视为师友,带他一起回了平城。李彪在陆叡家中做家庭教师,陆叡供给他衣、马、僮仆,待遇很优厚。
献文帝后来禅位给年幼的孝文帝,朝政实际控制在冯太后手中。高闾经常向同僚谈起李彪的才华,李彪因而受到了李冲的青睐和礼遇。李冲出自凉王李暠家族,比李彪小六岁,但较早得到冯太后宠信,任内秘书令。李彪地位寒微,又不甘折腰事权贵,本来没机会从政。但李冲非常欣赏李彪的才学,对他礼敬有加,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经常向冯太后推荐,最终使李彪被任命为中书博士, 给宗室和权贵子弟授课。这时的孝文帝不足十岁,李彪三十多岁。
李彪任中书博士长达十几年,工作兢兢业业,学问、人品都是公认的楷模。担任博士日久,他的行政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开始得到冯太后的信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齐武帝萧赜即位第一年,这年七月,李彪受命出使南齐。这是南齐建立四年来,南北间首次通使。此后,魏、齐之间通使频繁,八年里李彪出使南齐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元旦,孝文帝年满二十岁,正式亲政。但冯太后权力欲极强,仍继续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聪颖好学,是儒家复古理想的忠实信徒,既然不能在内政外交的大事上做决策, 就把兴趣放在研究礼乐制度上。此后不久,李彪由中书博士调任秘书丞(正四品下),负责编修国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时断时续,成效甚微。李彪积极从事修史,改编年体国史为纪传体,增设纪、传、表、志等体例,数十年后魏收作《魏书》时,还在感叹李彪的功劳。年轻的孝文帝此时还为李彪改了名字,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司马彪作《续汉书》,现在改名为“彪”,也是希望他能在修史上做一番事业。
李彪最后两次出使南齐时,冯太后已经去世。这期间南齐皇帝一直是萧赜。本来在通使之初,萧赜想给北魏使臣一点下马威, 专门安排在玄武湖进行军事演习,在战舰上会见李彪。但随着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钦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萧赜喜欢诗文,经常和李彪赋诗唱答。李彪最后一次到南齐时, 萧赜赋诗伤怀,感慨流连不已,亲自为李彪送行,直到长江边的琅邪城。这种君臣际遇,却是李彪在自己的乡邦难以奢望的。
逐渐遭遇门第歧视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升李彪为秘书令(从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后的诏书大都是亲笔所作,任命李彪的诏书为:
历观古事,求能非一。或承藉微荫,著德当时;或见拔幽陋,流名后叶。故毛遂起贱,奋抗楚之辩,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虽宿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劝奖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
这个诏书很明显地表现了孝文帝对门第的看重,和对出身寒微士人的偏见。他声称“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但又念念不忘地指出李彪“宿非清第,本阙华资”,虽然严谨聪明、学识渊博、辛劳奉公,但这个提拔还是属于常例之外的“特迁”。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决意迁都洛阳。翌年底,李彪调任御史中尉(正三品上),负责监察百官。不久,孝文帝开始第一次亲征南伐,赵郡王元干受命都督内外诸军事,留守洛阳。元干贪淫不法,对李彪的告诫不以为意。李彪遂向孝文帝弹劾。孝文帝此时正在班师途中,读完报告大怒,命元干到行宫待罪,最终命杖一百,解除官职。这是李彪在御史中尉任上初露锋芒。
太和十九年(495)夏,孝文帝第一次南征归来,开始构思宏大的改革官制计划。在他的复古思维中,周代的“世卿世禄”大概就是周礼的体现,所以他把当前的门阀士族看作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希望高官都由士族担任,这奠定了官制改革的基调。
此时的满朝官员虽然几乎都是宗室、门阀出身,对于孝文帝这个理想色彩十足的想法,也没人敢公开表示赞同。孝文帝曾和大臣们进行过一次气氛轻松的讨论:门第和做高官是否应该有必然联系?孝文帝先指出了一个魏晋以来的普遍现象:一直存在门第高低贵贱之分,这决定着士人的仕途。他自称对这个现象既赞同又保留,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发表意见。
尚书左仆射李冲首先发难。他质问孝文帝:“自古设立官职, 是为了让豪门子弟养尊处优,还是为了帮助君主治理天下?”孝文帝自然承认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又问:“既然如此,那陛下为什么专门推崇门第,不命令各地选拔寒微人才?”孝文帝解释说:“普通人如果才能出众,自然会脱颖而出;门阀子弟即使没有才能,但肯定德行敦厚,可放心使用。”李冲继续追问:“商周时候的傅说、吕望,难道也是依靠门第做官的?”孝文帝辩解道:“傅说、吕望这种人是不世之才,只能看作特例。”
李冲大概不想光自己一个人唱反调,于是向其他臣僚戏言:“希望诸位来援助我!”李彪接过话头说:“我这里兵力不多,难以救援。不过心里的话,也不敢不表白:如果陛下专门看重门第, 那么以孔子为例,不知道是鲁国的三卿优秀,还是孔门四科优秀?”这是暗示世族政治的弊病,即势力强大的贵族会威胁君主统治。孝文帝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刚说过了。其实孝文帝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也许是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也许是觉得李彪出身卑微,干脆不和他讨论。
中书侍郎韩显宗以前就批评过孝文帝“贵古而贱今”,他也继而发难:“现在陛下规定,中书省、秘书省的监、令之子,一入仕就可以担任秘书郎。本朝历任监、令很多,他们的儿子难道都能胜任秘书郎工作?”大概前代监、令的儿子多有不成器的,韩显宗才会这么问。孝文帝的回答是:“现任监、令的儿子们总胜任吧?”这又把球踢给了群臣,这些人总不好说自己的孩子不合格。最后,孝文帝象征性地做了点承诺:如果真有高明出众的英才,我也不会埋没人才。
这年十二月初一日,孝文帝在光极堂召见群臣,发布刚刚制订的官员品令制度。这套制度大概比较明确地规定了门第评定标准和高门任官特权。孝文帝在朝会上说:
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 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 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故令班镜九流,清一朝轨, 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凯。
可见这还是和众臣论战时的论调:如果有特殊的贤才,也可以不拘门第,“起家为三公”,但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讲究门第。
门第压力没有使李彪萎靡不振。他性格刚直果敢。在御史中尉任上,这种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弹劾不避亲贵,不法宗室、高官都有所收敛。孝文帝将他比作汉武帝的直臣汲黯,经常称呼他为“李生”。汉武帝虽视汲黯为能臣,但对其粗率无文也颇不满。李彪比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还要大十岁,此时已经五十多岁。“李生”这个亲昵称呼的背后,隐含着一丝轻亵的意味。重其才干,用而不亲,这大概就是孝文帝对李彪的真实心态。
太和二十一年(497)夏,李彪因为安抚汾州叛胡和告发废太子谋反有功,被孝文帝升为散骑常侍(正二品下),仍领御史中尉职务。但第二天,孝文帝就对这个任命后悔了。魏晋以来,散骑常侍都是清要之官,惯由高门士族担任,李彪的出身显然不够格。正巧散骑常侍郭祚在身边,孝文帝对他说:“我昨天错授了一个官职。”郭祚劝他已成之事就不要再改。孝文帝还是不甘心,当时授官惯例,臣下都要上书谦让一下,他希望等李彪上书时趁机改授。李彪大概也体会到了孝文帝的心思,索性上书坦陈心迹:“散骑常侍之职我渴望已久,不敢虚伪辞让。”孝文帝遂无可奈何。
这年夏天,孝文帝与群臣在流化池宴会。席间,他对李冲说:“崔光的博学,李彪的正直,是我国家人才之基础。”这是他对李彪的最高评价。但在宗室、高门看来,李彪始终是和他们出身不同的异类。年轻的远支宗室元志担任洛阳县令,在路上遇到李彪车队,两人互不让路。官司打到孝文帝前,孝文帝让二人同样待遇,分路而行。二人出门后,孝文帝对身边人夸赞元志的血统气质:“这年轻人不错,正是所谓王孙公子,不用雕琢自成大器!”
压抑与爆发
孝文帝时期,乃至整个北朝,“门第”虽然是为官的重要因素, 但从来没有过一套严格的、可操作的标准。只要父亲、祖父辈担任过高官,就可以算有“门第”出身,声称远祖是汉代、魏晋的某位高官也是一个办法。“九品中正制”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讲究地域平衡,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高门大姓。《魏书》中很多人“自云”先祖是汉魏晋时某高官,其实他们往往只是同乡、同姓而已, 年深日久,无从查考,只要自己一口咬定,一般也就得到默认了。不幸的是,李彪出身寒微,而家乡顿丘还有一个李姓高门—李崇家族。他和李崇家族实在攀不上亲,前代的顿丘籍李姓名人, 自然也轮不到他认作祖先了。
在孝文帝之前,北魏诸帝的门第观念尚不太重,只要得到最高统治者赏识,出身低微者也可以做到高官,不会受人歧视。冯太后当政时,很多宦官都受到宠幸,仕至尚书、常侍、将军、刺史,爵封王、公,甚至担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职。按照南朝的门第观念,这都是一流高门才能担任的清要官职。冯太后死后,这些宦官年老资深,依旧很受孝文帝礼敬。
到李彪这一代人进入中年之际,正逢年轻的孝文帝按照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改革制度。孝文帝草拟的门阀制度,大概是按三代先祖的官爵高低划分门第,由门第决定出仕时的官职。选官制度一旦涉及实际操作层面,就问题重重,何况涉及数十年前的“历史问题”。所以直到后来的世宗、肃宗朝,朝廷数次清定姓族门第,一直纠纷不断。这种情况下,那些门第不是特别显赫的士人, 更感觉压力重重,拼命标榜自己的先祖名望,并通过排斥、贬低出身更低的人,来显示自己的门第。这样,李彪顺理成章地成了寒门的代表,和他在出身上“划清界限”,就是标榜自己门第的最好办法。
李彪和广平宋弁交好,他们都是相州(顿丘、广平同属相州) 人。宋弁祖父宋愔,太武帝时担任过中书博士、太守,出身背景比李彪好些。宋弁个人的从政资历比李彪浅,李彪任秘书丞时, 宋弁是他下级的著作佐郎。但宋弁靠才能和门第受到孝文帝赏识, 迁都洛阳后,仕至散骑常侍,兼领相州大中正,负责划定本州籍官员的门第高低。宋弁和孝文帝私下商量,仍旧把李彪定为寒门。这样做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无私,不为朋友枉法,也可以防止产生和自己竞争的同乡门第。
可以想象,生性高傲的李彪知道后,心中会做何感受。退一步说,李彪可以对自己的仕途不做太多奢望。毕竟经过近三十年的奋斗,他从寒微书生爬到了三品高官,可以知足了。但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子女。李彪有一子一女,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儿子李志,十余岁就能作文了,女儿也自幼教习文字、儒书。李彪对这对子女非常喜爱和自豪。日渐严重的门第压力,使他常为孩子的未来揪心,以致在公私聚谈、宴会场合,都要向同僚们称扬夸赞一番。孝文帝对此难以容忍,还专门批评过他。
太和二十一年(497)八月,孝文帝开始了第二次南征。尚书仆射李冲、任城王元澄留守洛阳,李彪兼任度支尚书,共同负责后方事宜。李彪请求吏部尚书郭祚给李志任命一个官职。郭祚称李彪门第不够格,没有同意。李彪对此深为愤恨。郭祚的理由是: “你和宋弁是同乡至交,是他压低了你的门第。你能不责怪他只埋怨我吗?”
五十三岁的李彪此时完全失去了克制。他对“门第”的一腔愤怒无处发泄,最终竟然酿成了一场和李冲的冲突。这用常理颇难解释。李冲是最早赏识、提拔李彪的人之一,而且是最得力的人。李冲性格柔顺,上下级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妥帖,几乎从未和任何人有过正面冲突。
但从李彪的角度看,他不敢与宋弁、郭祚这些在门第问题上伤害过他的人翻脸。那样只会显得他是一个谋取私利不遂、转而打击报复的小人,使他和当前的门第政策,和满朝高门官员彻底决裂。李彪不敢这样。当初李冲对他的援引帮助,在此时的李彪看来,却逐渐变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恩人式的施舍。李冲一帆风顺的经历、游刃有余的个性,又使他在李彪心中成为整个高门阶层的成功代表。原来李彪在御史台工作,李冲在尚书省,碰面机会不多。现在李彪兼度支尚书,和李冲整天共事,满腔怨愤逐渐无法克制,变成了对李冲的抵制抗拒,恶语怒目。
《魏书?李彪传》称,宋弁曾受到李冲压制,遂怂恿李彪攻击李冲。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未必是李彪失态的根本原因—以他的才智和政治阅历,不会这么容易被人利用,何况此时宋弁正随孝文帝南征,不在洛阳。李彪只是对李冲表达愤怒,并非政治斗争的揽权争利,或者收集证据告黑状。稍有理性的人都明白, 这种公开对抗没有任何好处,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门第压力下,李彪积累了多年的紧张、愤怒情绪彻底爆发,使他失去了理智,恐怕自己也不能解释自己的行为。李冲大概也不理解李彪何以行为失常。他当面斥责李彪,“尔如狗耳!为人所嗾”,仍是怀疑宋弁在背后怂恿(《魏书?宋弁传》)。李彪的反常行为使李冲完全失态,他数次与李彪争吵,震怒中大呼大叫,甚至摔断桌案。
毕竟李冲是李彪的上级。他征得任城王元澄支持,逮捕了李彪及御史台诸侍御史,上书孝文帝要求罢免李彪,送廷尉治罪。上书中,李冲指出,李彪“昔于(在)凡品,特以才拔”。为了证明他与李彪没有私人恩怨,李冲特意提到,李彪在入仕之初曾努力为公,成效卓著。关于李彪的罪错,李冲举出来的也只有昔日会审犯人时严酷刻急,最近行为乖张失常而已,没有政治斗争常用的贪污、谋反等罪名。
李冲性格素来温和,与李彪的争执使他精神错乱,一病不起, 病中还在胡言乱语,责骂李彪是小人,十余天后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九岁。孝文帝在悬瓠城的前线指挥部看到李冲上表,也惊愕不已:“何意留京如此也!”李冲死讯传来,孝文帝在悬瓠城为之举哀,哭泣不能自持。有司判处李彪死刑,孝文帝予以赦免,只给予免官处罚。李彪不久就回到顿丘家中。
修史余生和子女的际遇
太和二十二年(498)十一月,孝文帝结束了长达一年多的第二次南征,抱病北还,到达相州治所邺城。李彪在邺城南拜迎车驾。孝文帝接见了平民李彪,对他说:“我当初对你期望之高,希望你以贞松为志,岁寒为心,报国尽身。近来看到报告,实在违背我的期望。你自己说,你今天到这地步,是我在整你?是执政大臣整你?还是你咎由自取?”
李彪此时已经从狂躁中安静下来。李冲之死恐怕是他永远难以解脱的包袱。他说:“臣的罪过都是自己招致,既不是陛下,也不是执政无端给的。臣罪至此,早应正法,不该来烦扰陛下。只是听说陛下身体不适,所以前来问安,不敢为谢罪而来。”
宋弁一直找机会给李彪说好话,孝文帝也准备重新任用他。就在这时,有人告发李彪在担任御史中尉期间的一些问题。孝文帝相信李彪的清白,派人安慰李彪,命不必给他上刑具,待随车驾一起回洛阳候审。
因疾病缠身,孝文帝在邺城度过了新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初,车驾返京,在洛阳城外途经李冲之墓。病中的孝文帝卧在车内,遥望新坟,掩泣良久。他不会意识到,这场悲剧的总根源, 居然是他自己的复古理想和门第观念。
李彪被带到洛阳不久,就遇到赦令,免除了官司纠纷。三月,孝文帝第三次南征,不久病逝于途中,时年三十三岁。年轻的太子元恪继位,是为世宗宣武帝。按孝文帝遗诏,由尚书令王肃、任城王元澄等五大臣辅政。
李彪不甘心废罢,积极结交王肃等高官,希望靠他们帮助复任修史之职。得到王肃承诺后,李彪上书朝廷,称孝文帝一生功业卓著,朝廷应该为之修史立德。自己十几年前修过国史,现在如果让新人负责,恐怕不了解当年的修史体例、工作方法,因此请命为朝廷修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表中,李彪多次提到修史是父子相传之学。他引用了“相门有相,将门有将”的谚语。可以想象,深受门第歧视之苦的李彪,对这个谚语会有多么大的反感。现在,他却要用这个谚语说明“天文之官,太史之职,如有其人,宜其世矣”。为了证明史官应当世袭,他又引用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相承作《史记》,班彪、班固父子合力作《汉书》的先例。
这是何故?大概李彪还在为儿子的出路焦心:李志到此时还没有一官半职。他可能希望李志和自己一起修史,积累这方面经验,以后继续担任史官。修史之职貌似清要,但无权无钱,实惠不多,高门子弟未必热衷,在“门第决定一切”的官场上,也许是李志得以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角落。朝廷批准李彪以平民身份在秘书省修史,但没有提到李志。此时李彪没有官爵和俸禄,生活艰难,王肃等人都曾给他些经济上的帮助。
景明二年(501)正月,世宗解除了辅政诸大臣的权力,开始亲政。任城王元澄外调雍州刺史。李彪专门到元澄家,请求他给李志安排一个职位。元澄本来和李彪不和,此时却爽快地答应了,报请李志为自己的军府行参军,获得时论好评。
其实,此时元澄已经感受到世宗的猜忌,而李彪则被列入了重用的名单中。世宗刚刚解除了辅政诸王的权力,正需要提拔可信赖的得力官员。依常理,李彪白衣待罪,如加以提拔,肯定会感恩戴德,效犬马之劳,且李彪颇有人脉和行政能力,这是世宗的东宫亲信们不具备的。世宗任命李彪兼通直散骑常侍(正四品下阶),代理汾州刺史事。
大概是儿子的“出路”已经解决,李彪此时对现实政治完全失去了热情,恳切上书辞让。世宗不许,连续派人敦促他赴任。李彪还没来得及上路,就病重不起,于这年秋天病逝于洛阳,年五十八岁。
史书中没有李彪妻子的记载,大概也不是高门出身。李彪之女名字不详。李彪死后,世宗闻知其女贤淑,迎娶为婕妤。李婕妤在宫中,常教授世宗诸妹文字、经史,后宫都奉她为师长。李婕妤大概没有生育子女。世宗死后,她出家为尼,由于熟谙经义,常开讲佛理,高僧们都尊重叹服。
李志后来靠能力逐级升迁,到胡太后专权的熙平年间(516— 517)已升至从三品。正光二年(521)五月,北魏南荆州刺史桓叔兴叛逃萧梁,当地兵灾损伤严重,李志被任命为南荆州刺史。
普通四年(523),梁武帝二十岁的皇子萧纲任雍州刺史,和李志南北相临(《梁书》卷四《简文帝纪》)。萧纲很有文采,曾写信给李志劝降。《艺文类聚》卷二十五收了这封劝降书。有趣的是, 萧纲在信中称李志“门世英华,中州旧族”。诱降书自然会用些恭维词句,但这也说明,当时的所谓门阀制度并不严格,如果父亲做过高官,到儿子辈还能做高官,也就能用高门旧族来恭维了。
李志大概对萧纲的劝说有所动心。此时的北魏王朝已经进入兵乱四起的动荡之中。到武泰元年(528)四月,尔朱荣带兵进入洛阳,在河阴屠杀朝臣,北魏全境大乱,大量宗室、官员逃奔梁朝。六月,李志也拥南荆州叛逃梁朝,此后的事迹就不见于史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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