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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著名历史学家葛兆光、许纪霖诚意推荐!
◎聚焦近现代中国转型之路,汇集17位中外重要历史学家的深切思考。
◎《东方历史评论》《历史学人》执行主编李礼对话17位著名历史学家(按目录顺序):许宏、赵鼎新、许纪霖、佐藤慎一、杨奎松、谢泳、狭间直树、张鸣、黄克武、高全喜、施耐德、罗新、卢汉超、章清、马勇、梁治平、葛兆光。
◎本书访谈的学者不只限于历史学家,也包括考古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但话题集中于百年以前的晚清近代史:中国与西方,救亡与启蒙,问题与主义,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宪政架构与党国体制,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北洋军阀……共同构成所谓“古今之变”的主题,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评价,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洞见频出,警语不断。
◎关于“现代中国”的种种困惑和疑问,本书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这些话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讨论,而这个时代的人也注定要背负不安,怀揣忧思,忐忑前行。但多位学者的不同视角和立场必将启发人们越过光怪陆离的表象,激发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层思考。
◎访谈不似正襟危坐的学术论著,其妙处在于不设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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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今天,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已不复古典之貌,但“现代中国”就是中国当下的模样吗?古典中国如何演化为现代中国?中国进入“现代”会遵循一种通用的演化路径,还是会变成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外?如果是例外,它又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
围绕上述疑问与困惑,作者与十七位中外历史学者探讨了晚清以来的“现代”之路,从不同视角、不同立场重新审视“古今之变”,思考中国的过去、当下与未来。
这些话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讨论,本书也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在充斥着悖论和扭曲的时代,在沉重历史包袱和美丽新世界的缠绕下,这些饱含关怀与忧思的访谈必将启发人们越过光怪陆离的表象,抵达更真实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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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李礼,历史学者,博士,曾任多家媒体主编,《东方历史评论》《历史学人》执行主编。著有《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求变者:回首与重访》等,编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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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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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1
第一章 许宏?| 中国“文明”从没有自外于世界?1
第二章 赵鼎新?| “儒法国家”的形成?27
第三章 许纪霖?| 我们依然处在古代中国的延长线上?45
第四章 佐藤慎一?| 转换世界图景的清末启蒙者?67
第五章 杨奎松?| 中国革命,从温和到激进的转变?81
第六章 谢泳?| 对国家的迷恋,知识分子的百年际遇?101
第七章 狭间直树?|中日之间的“亚洲主义”?119
第八章 张鸣?| 如何“重写”中国近代史?139
第九章 黄克武?| 历史变化背后的“思想结构”?155
第十章 高全喜?| 启蒙的挫折——被遮蔽的新文化运动?175
第十一章 施耐德?| 那些中国现代化中的“落伍者”?197
第十二章 罗新?| 边缘人和被驯化的历史?211
第十三章 卢汉超?| 理解中国社会的底层视角?235
第十四章 章清?| 从“知识转型”重审近代中国?253
第十五章 马勇?| 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展开?287
第十六章 梁治平?| 我们必须直面“文明”的死亡和再生?311
第十七章 葛兆光?| 未来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时代?339
后记?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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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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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当2021年春天带来新的温暖,一场灾难恍惚间慢慢散去,但新的疫情仍在继续,它已经改头换面。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忽然而至的这场全球疫情已深刻改变了世界。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是否真的会以公元2020年为界,深深划出两个新旧世界,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这很可能意味着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大幅退缩,如果不是暂停的话。病毒带给世界不安,也让人们自我封闭起来,甚至目光中多了几分敌意。这种情绪并非主流,但足以搅起尘埃,特别是当它被互联网和不同意识形态用放大镜呈现出来时,不同国家、文化圈很可能由此互相怀疑起来,他们之前的链接和宽容为时尚少,本不牢靠。古老的原教旨主义和新的民族主义或许将再次接管地球一段时间,常抱怨日子平淡无奇的一代人,也忽然触碰到了一种动荡而不无危险的历史感。每逢此时,人们总会再次想起一些难以破解的老话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实际上,这个问题受到的关注,近年一直与日俱增。在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人们得以在各种语言、空间之间切换,也被激发起重新打量自我的兴趣。区别仅仅在于,有些人群对这个话题略显冷淡,有些人群则格外关心,中国人无疑属于后者,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此。我们是谁?中国的未来会变成怎样?回答它们并不容易,而且需要首先面对另一个难题:古典中国是如何变成今天这副模样的?
这本书可能和这个话题相当密切,尽管它更聚焦一些东西。它主要讨论的是晚清以来的中国“现代”之路,目光聚焦于距离今天更近的历史时间段。读者不难发现,近现代史内容占据了本书的多数篇幅,更多时候,“古代中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时隐时现,或作为一种传统与当下对应,因此“古代”的讨论相对不足。不过“古今之变”最重大的转变枢机实际发生于近代,人们头脑中的问题意识也始于此时。
所谓“古今之变”,并非古人抚今追昔的感怀或王朝更迭所引发的时间意识,而是对再造国家甚至自身“文明”的一种思考。它首先是一种危机意识,当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裹挟新的器物、文化到来时,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旧人物”也能立即捕捉到它,并为中国面临的巨大变局深感不安。此后,它被清末第一代启蒙者认真思考,并转化为各种行动。后者试图重塑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古老帝国里懵懂的公众改造为新国民。不幸的是,上述行动起步虽不算太晚,却异常曲折。在几个历史节点,“现代中国”在表面上看似成功了,却很快被发现只是一个个躯壳。
进入21世纪,中国因经济崛起赢得了世界的更多目光,无数人希望将这种关注转化为尊重,并让这个古老国家重拾历史地位,甚至再次赢得“轴心文明”时代的荣光。事实却并非如此,很多时候毋宁说适得其反。一些人为此愤怒,一些人感到不安。不过彼得·沃森提醒中国人说,尽管中国的技术、体育、商业、海外投资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只有当中国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所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译林出版社,2019年,中文版序第7页)。这位英国杰出的思想史学者将此视为中国人的新挑战,对此一些人可能不以为然,但它正可激发人们去重审“现代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无论承认与否,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生活方式,主要来自西方。今天,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也不复古典之貌,但“现代中国”就是当下的模样吗?中国进入“现代”会遵循一种通用的演化路径,还是会变成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外?这种例外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不可避免?这些疑问、困惑变成了本书的一些讨论,却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我们唯一可确定的是,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反复讨论。特别是当“前现代”与“后现代”迎头相遇之际,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虚无的美丽新世界相互缠绕,必将折射出种种悖论和光怪陆离的扭曲。
行文至此,几个幻想未来的晚清“科幻小说”忽然跳入脑海。梁启超想象1902年之后60年的《新中国未来记》,写到第五回合就写不下去了;吴趼人笔下的《新石头记》(1908)里,宝玉到未来去拜访了一位明君“东方强”,那个文明国家的疆土却以中国忠、孝、仁、爱等八德来命名。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1906),它描写了乘坐每昼夜可行五万几千里的乌托邦“飞空艇”向理想“行星”的旅程,但作者同样没有写完。“我们的太空人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小说就停止了。仿佛这几位太空人的乌托邦之旅,永远在空中悬而不决。”王德威先生写道。他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犀利地指出,晚清作家很可能已注销了未来的动力。因为他们未来性的观点,只不过是“昔日”或现时情怀的重现而已。迈向未来成了“回到”未来。他们的作品并未真正地发现一个新地带,而是中国传统时间、历史观的复辟。
今天的我们,和100多年前的他们相比,究竟又提高了多少呢?
化约主义是一种最懒惰的思想方式(许纪霖访谈片段)
李礼?您主要研究近代思想史和中国知识分子,大家对此已经相当了解。如果问这个领域1949年以后的核心“问题意识”,那应该是什么?您有没有想过?
许纪霖?我现在基本不研究1949年以后的部分。简单地说,民国知识分子比较让我迷恋,而当代知识分子更多是让我痛心,所以我更喜欢研究让我迷恋的这部分,而远离那些让我痛心的部分。
李礼?记得我们以前聊过,您不太愿意接触和政治离得近的话题,但在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某种意义上离政治非常近。治学中如何把握政治、学术之间的距离?或者说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许纪霖?相对于政治而言,我更喜欢的是文化。但文化永远离不开政治,尤其在中国。但我更愿意在政治背后看到文化,在文化背后去看政治。
李礼?听说您原来写过诗歌和小说?
许纪霖?我写过剧本,写过散文,但没有写过小说。
李礼?想问一下,您的剧本大概写的是什么内容?
许纪霖?那是1978年,我为我所在的政治教育系写了一个剧本,打败了中文系,拿到了华东师大话剧会演第一名,代表华东师大参加了全市的会演。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作品太简陋了,不值得再提了。我骨子里是一个文化人,对政治有一种远观的兴趣,缺乏内在的兴趣。大概因为是爱惜羽毛,觉得搞政治的都需要一双萨特所说的“肮脏的手”。这点也是我对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文化的存在,而不是政治动物。
李礼?您说不太关心政治,不过1949年的知识分子,您觉得他们该怎么自处呢?政治,你不去问它,它自然会问你,是吧?
许纪霖?我非常欣赏一句话,不知道最初是谁说的:以出世的态度入世,以入世的态度出世。
当你入世的时候,你是不功利的,是以一种非常超然的、文化的心态来入世,没有任何功利的欲望。倒过来,以入世的态度出世,即使你出世,从事学术的时候,也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怀。我很欣赏梁漱溟的话:我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是学问中人。学术,在当今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出世,躲在象牙塔里面,但我从来无法做纯学术的学术,那种技术性很强的活儿,我没法做。我最关心的是学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社会的意义。我的姿态永远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希望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
李礼?这个境界其实蛮难的,尤其对年轻人来说。
许纪霖?但是,你要知道80年代的文化人基本都是这个姿态,所以我身上有非常浓郁的80年代文化人的特征。那是五四和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介乎文化与政治之间,但骨子里是文化人。这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充满政治情怀、今天年轻一代学人纯粹是知识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礼?80年代这个立场和姿态,相当有警示力,这些气质确实带着那个时期的印记,现在很难再有了。
许纪霖?对,现在失传了。
李礼?别人对您的印象,可能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形象更多一些,如果自己给自己定义,会是什么?
许纪霖?我是一个无法被精准定位的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被一种简单的框架定位。如果说一定要定位,毋宁借助丹尼尔·贝尔的话,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李礼?那么您更喜欢哪一个自己呢?或者说在价值取向上更愿意成为怎样一个人?
许纪霖?我喜欢研究内心世界比较复杂的知识分子,这是功夫活儿,因为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配得上理解他们。虽然内心充满紧张感,但更符合世界的本质,人的内心小宇宙与外在世界的大宇宙是相通的。因此,我更愿意自己复杂一点,不被简化为某种人格化的符号。
李礼?拒绝“化约”?
许纪霖?不错,化约主义是一种最懒惰的思想方式,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知识分子需要与各种化约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成为一个有深刻思想和丰富灵魂的精神人。
被污名化的“北洋”(张鸣访谈片段)
李礼? 我知道,甲午之后的历史,也就是您的重写近代史系列还没有完成。您原计划打算写什么?大概的思路是什么,或者说想表达什么?
张鸣 ?计划里,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是一本,义和团运动有一本,然后是新政、辛亥革命,之后是袁世凯,还有两本是关于北洋军阀史的。范围上,没有超出教科书说的那些事,教科书的问题是有些史料明明摆在那却被无视,我多少会尊重史料。有的部分教科书讲得比较弱,比如新政,我就花了一本书的工夫来讲它,因为觉得很重要,那是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中国在那个十字路口往前走的话可能结果大不一样,会顺利得多,但是我们毕竟没走。辛亥革命呢?我不是太同意这个革命是必然的,以及这个革命的结果一定是非常正面的。后面对于国民党,我就不写了,以后有工夫再写吧。
北洋实际上被污名化了,以至于北洋成了一个很负面的名词。你看天津,明明都是北洋时期的小洋楼,但是就不能说北洋。天津大学原来叫北洋大学,北洋大学曾经是北方最好的大学之一,比北大还老,但想恢复旧称就是恢复不了。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评价尺度有问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延续了国民党政府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国民党政府推翻的就是北洋政府,当然得把北洋政府说得一塌糊涂,不然它有什么合法性?完全不顾当年孙中山和北洋大员之间交往的那么多事了,好像从开始孙中山就和北洋势不两立似的。但孙中山临死时根据地在两广,为什么要到北京来?北京是北洋的天下,是段祺瑞执意要孙中山到北京来开善后会议。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已经有了造历史的功能。
我觉得北洋在当时是一个金字招牌,虽说国家很弱,没有办法,因为辛亥革命以后突然给两千多年的帝制国家一个共和制,的确是水土不服,这个制度没有办法给中国一个秩序,只能是强人政权。人们对袁世凯还有一点希望,希望他结束武人专权状况,进入文治,只能说有点希望,希望有多大也不好说。袁世凯一死,这点希望都没有了,变为军阀割据。割据状态的国家肯定很弱,但是不意味着这帮武夫都是杀人如麻的混蛋。有没有混蛋?当然有,张宗昌这样的“三不知将军”就是混蛋,但其实这不是主流,主流的还是多少要搞点建设的地方实力派。比如,建个大学,东北大学是奉系军阀建的,河北大学是直系军阀建的,云南大学是滇系军阀建的。他们都会搞点建设,都会对自己家乡有点想法。阎锡山是没有建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外国人已帮他建好了,但是他把山西建设得不错,他是留日的士官生。军阀里,一批日本士官生,一批陆大学生,一大批保定军校学生,都是当时中国的精英,都是一腔报国之志,他们不是人们想的赳赳武夫。
中国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投笔从戎、弃文从武的风气转移。当年的北洋,无论是李鸿章的北洋,还是袁世凯的北洋,实际上都是金字招牌,尤其是袁世凯的北洋,事事走在前头,他的智囊团全国最牛,自己管的直隶比今天的河北大,发展不错,新政的各项事业都走在前头,而且产出也多。别的省,有的时候办一个旅都很吃力,因为没有钱,庚子赔款之后,此前对日本的赔款,还有之前零星的赔款,都没支付完,这时候又割下四亿五千万两——什么概念?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不到八千万两。各省没钱办军事、练新军,有的一个省只能办一个旅,大多省份一个旅都办不起来,直隶能办六个镇(师)。钱是袁世凯自己筹来的,不是抢来的。北洋重镇就是天津,天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商务重镇,两个城市的差距一度非常小。天津是中国北方最洋化、港口收入最大的一个大都市,工业、商业非常发达,文化事业也非常发达,一度不让上海。像梅兰芳唱戏,在北京唱红了不算数,到天津码头过一过,天津人说好那就可以站住脚了,天津人说不好,那你回去再练功去吧。
没有无缺点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谢泳访谈片段)
李礼?对知识分子经历的近百年的大历史脉络,您刚才做了一个大概梳理。康梁生活在一个有皇帝的时代,胡适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这种描述很有启发。当然,康有为师徒分歧很多,梁启超后期的变化很大,20世纪20年代从欧洲回来写完《欧游心影录》以后,他多了不少世界主义气息。总体上,梁启超比较好地完成了从儒家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刚才您提到从康梁那代人开始的西学递增,西学应该是近代知识人完成自我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即使早期康梁这批人,之所以能够崛起而成为一代知识领袖,也是因为一开始就有西学的“加持”。梁启超一开始见到康有为,尽管是举人见秀才,但为什么一下被折服?康有为重新解读经学、对古典的再诠释当然是重要原因,不过不能不注意到,那时康已吸取了不少西学知识,他去香港和上海租界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康有为开始思考西方治理背后的政治、学术原因,因此大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出的新书和《万国公报》。到万木草堂开的时候,今天我们可以去读《长兴学记》等记录,课程里已有西方政治史、哲学史,可以说康的西学当时在士大夫里已非常领先,所以1898年康梁的行动并不偶然。虽然103天的戊戌变法确实比较激进,常被后人诟病。但不能不承认维新党人当年在思想理念上确实是最先进的,比如康有为在上书中明确提到,要立宪法,界定公和私。这和表面上也赞成变法的其他人,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到五四这一代知识人,对西学掌握得更好,某种意义上对传统放弃得也更加决绝,批判更加狠烈,说过很多很激进的话,比如中国古书一本都不能读,40岁以上的人全要杀掉。当然这只是在那个语境上产生的,并不代表他们真要这么做。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阵营很复杂,比如里面还有学衡派,几股势力的较量最终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包括政党型国家的出现。
我想请教,您如何看五四那批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政治行动,如何评估他们对这个国家造成的影响?
谢泳?我们观察晚清知识分子时,要注意过去知识分子生产的时代,他们和今天所谓读书人生活的时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说实话,今天教授连个县委书记都很难见了,但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包括到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是这个状态。陈寅恪晚年回忆时讲过一个细节,说有一年到故宫去参观,见到光绪皇帝读过的一本书——恰是湖南时务学堂的章程,陈寅恪对清朝有好感,所以他很感慨,说看见章程上有油污痕迹,他还将此事讲给他的父亲陈三立。陈寅恪的意思是光绪皇帝了解梁启超他们的新思想,那个时候知识人是在中心的,以后知识分子就越来越边缘化了。
五四运动,如果按我们现在的理解,实际上有两个五四。5月4号上街的是一个,我们强调它的爱国主义;但胡适和后来的学术界讲五四,更多指的是这个运动之前,胡适从美国回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才是真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像胡适、陈独秀和鲁迅,他们和传统知识分子比较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有了公共舆论。梁启超在日本办过报纸,已经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方式一样了,而康有为还是以递折子的办法,直接通过官员或者通过固定渠道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皇帝,但梁启超要唤醒民众(办报纸),这个意识非常重要。
五四以后,中国有了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戊戌变法以后的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虽然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有差异,但那个格局非常近了。京师大学堂的声、光、电、化课程都有,外语也有,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要到20世纪20年代,就是清华大学改革大学部的时候才算,它的样式,比如说科系的设置、教授的聘任制度、院系制度的设立等标准基本成熟。五四前后知识分子主要活动的区域,一个是大学,还有一个是报刊,还可以加上出版界。比如鲁迅虽然在教育 部,但也教书,并参与编报纸,像《新青年》《每周评论》《学衡》等刊物,都有他的参与。至于胡适他们,已经是现代知识分子了。
要通过大学,通过现代传媒如报纸和刊物,用自己的思想影响社会,这是五四知识分子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不过五四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大的群体,也有差异。现在大家倾向于认同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因为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两群人。以教育背景分别,一部分有留学欧美背景,像胡适、蒋梦麟等;还有一部分人,知识背景是留日的,像陈独秀、周氏兄弟、钱玄同等。清末时,中国留学生留日比例较高,因为日本和中国距离较近,语言上障碍相对小,中国人过去学习、生活相对容易。欧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后来比较容易选择自由主义的道路,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相对“左倾”,比如陈独秀、郭沫若他们。到了20年代前后,学过文学史的都知道,主流是以胡适、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家,像沈从文等都是这条路上的人;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周氏兄弟、郭沫若等,到后来的太阳社、创造社,五四知识分子分化,最后就是左联。
今天官方纪念五四,学界也纪念五四,我个人对五四的看法,觉得还是回到胡适的判断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也符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潮流。诸位知道,今天多数现代观念,都是五四以后才开始深入人心,才开始被整个社会广泛接受,包括一些非常简单的观念,比如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父子关系、个人独立、个人意识,在五四之前,这些都还没有成为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五四以后,这些观念深入人心,慢慢演化到建立起现代的知识观念系统。
五四可能有偏激处,或者说历史发展有曲折,但这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期,包括白话文,因为现在强调国学、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可能对胡适提倡白话文,对抛弃中国传统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比如,胡适对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些评价,可能有过激的地方。但诸位可以设想,如此众多的现代知识,如果全用骈体文、四六句子来介绍,肯定没有白话文对思想、对大众的巨大影响。白话文的提倡可能对文学有伤害,对中国古典诗歌这种文体有伤害,但对整个社会传播现代知识,普及现代思想,无疑有重要贡献。衡量一个社会运动的标准和尺度,我以为只要优点多一点就是对的,大家就会选择。没有无缺点的社会运动,也没有无缺点的社会思潮,一个社会思潮的优点多,我觉得就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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