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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1942年中国远征军退守怒江，炸毁惠通桥，打破了日军觊觎昆明的企图，为日后扭转战局创造了条件。本书以细腻的文字和丰富的史料完整讲述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围绕惠通桥展开的一系列战事，这在抗战史研究上是第一次，填补了研究空白。本书也是作者微观战史写法的再次运用，其细节呈现，史实挖掘，甚至以日来记的写作，真实还原了一段抗战史，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作品，可读性极高。
2.《惠通桥之战》大量使用了口述史资料，最大限度还原了历史。同时，本书也以客观的态度讲述日军和中国远征军真实的战场状态，正视历史，给人警醒。作品让人体会到了战场的残酷和战役指挥时千钧一发的紧迫感，真实的战争绝不是荧幕上简单的冲杀，而是细微之处的临机处置，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本书是一部真实的战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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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事吃紧时期，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运输生命线，而天堑怒江之上能够承载汽车通行的桥梁只有一座——惠通桥。
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期间，惠通桥维系着十万远征军的兵力输送和物资补给；战事失利后及时爆破惠通桥，为避免形势危殆构筑起一道战略防火墙。在滇西反攻阶段，修复惠通桥、夺控滇缅公路，惠通桥又成为扭转战局、赢得胜利的战略枢纽。
惠通桥不仅支撑着缅北和滇西两个战场，也是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战略焦点。从此种意义上讲，惠通桥不仅关乎滇缅战场的成败，更关乎着民族抗战的命运。
本书以“微观战史”的写作方式，借助最新发现的原始档案，对围绕惠通桥的战事和人物细节进行了细致还原。作者以惠通桥这一战略节点为着眼点，冷静客现地叙述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围绕惠通桥展开的攻守较量，细腻生动地再现了抗战史上一段命运转折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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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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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戈，著名军史学者、作家。1968年7月出生，1985年9月考入军校入伍。曾任解放军出版社《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滇西抗战三部曲” 《1944:松山战役笔记》《1944:腾冲之围》《1944:龙陵会战》，荣获中国好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文津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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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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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001
第一章 滇缅路与惠通桥//001
惠通桥前史//001
战火催生的新路桥//004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008
四条国际援华路线//015
滇缅公路：从关闭到重开//018
第二章 惊失腊戍//029
远征军第66 军奉命保卫腊戍//029
日军第56 师团分路进攻昔卜、腊戍//040
腊戍的防卫战斗及失败//058
第三章 一溃千里//067
日军命令向怒江一线追击//067
渡边正夫独断兵分两路//071
兴威北方高地战斗//073
贵概北方高地战斗//081
南坎、八莫战斗//089
畹町战斗//092
密支那战斗//100
卡萨战斗//102
遮放、芒市、龙陵间战斗//108
第四章 保山大轰炸//119
“从一个机场被撵至另一个机场”//119
孤身迎敌的“飞虎”//124
“失去知觉”的空中杀戮//128
保山瞬成人间炼狱//133
陈纳德的反击//139
龙奎垣烧抢保山//143
“长沙大火”翻版//147
第五章 惠通桥的“罗生门”//153
爆破惠通桥//153
聚焦桥头//164
日军的视角//174
第36 师西进阻敌//185
从僵持到逆转//195
来自空中的援军//204
国民政府高层曾做最坏打算//210
第六章 腾冲悲歌//217
“铁城”陷落//217
预2师挺进腾冲//226
归化寺的“第一枪”//231
围攻橄榄寨//235
栗柴坝大屠杀//238
蜚凤山伏击与下勐连打援//242
橄榄寨最后的惨战//251
第七章 从试探反攻到隔江对峙//259
反攻命令下达//259
三路进击：惠通桥、黄草坝、南天门//267
松井部队增援龙陵//278
鏖战松山//295
蒋介石：“应避免硬战”//302
日军开始全线反击//307
远征军退守怒江防线//312
跋 “通往东京之路”//317
中印公路先后经历三次筹修//318
率先贯通的中印公路“北线”//320
滇缅大会师与中印公路“南线”通车//324
附录一 滇缅路撤退作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329
附录二 侵占滇西作战日军指挥系统表//.331
主要参考文献//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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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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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战争叙事似乎都离不开一座桥。如美英盟军“市场-花园”行动中那座“遥远的桥”——莱茵河雷马根大桥，日军强迫英美战俘修筑的泰缅铁路“桂河大桥”，南斯拉夫游击队炸毁的塔拉河大峡谷之桥，越南战争中的杜梅大桥、清化大桥，更不用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泸定桥、卢沟桥、鸭绿江桥、清川江桥、长津湖水门桥……
道理说来也很简单，现代战争离不开交通线。道路中断，也许还有绕行的可能；失去一座桥，就可能遭遇军事术语中所说的“绝对障碍”。因此，对一座桥的争夺，往往决定着战争的胜败。
基于这一特点，战争题材的写作者会发现：原本在广阔战场上展开的“散文化”叙事，会因为关键战事忽然聚焦于一座桥，竟然有了舞台剧的色彩。桥，浓缩了战事进程，也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文本结构。
惠通桥，正是如此意义上的一座战争历史“舞台”。它具备了闻名世界的全部要素，欠缺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叙事文本。我现在做了这样一个尝试，而这个心愿已经在心里埋藏了十多年。
2004 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近滇西抗日战场，并开始“滇西抗战三部曲”的写作时，就被惠通桥吸引住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场“围绕一条路（滇缅公路）而展开的战争”，而惠通桥作为这条路上的枢纽，也就成了战事胜败的关键点。整个滇缅战场自1942 年至1945 年四个年头全部的战事，多少都能与这座桥发生联系，只是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已。
第一次去滇西，我是坐着武警部队司机开的面包车，沿着滇缅公路的老路，从怒江东岸的大山头走近惠通桥的。我知道，悬挂在山腰间临江的那2 公里，正是昔日被日军炮火封锁的所谓“钵卷路”，一旦行车不慎就将滚落到800 米下的怒江。后来，有了杭（州）瑞（丽）高速新路，就再也不敢冒险走那条老路了，宁可先从保山赶到龙陵，再走回头路抵达怒江西岸的松山。但每次我都要从松山绕着“之”字形的公路，再下到惠通桥边去看一看，这个落差有1500 米，下行过速时耳膜会有飞机着陆时的压力感。
虽然怒江及龙川江上有十数座各式桥梁，有的甚至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上的老桥，但唯有惠通桥最为牵动人心。因为1974 年新建的红旗桥替代了惠通桥的通行功能，惠通桥一度被拆去了木板桥面，成为纯粹的历史景观，游人只能在怒江东岸或西岸的桥头驻足观看；后来，随着滇西抗战旅游热的兴起，怒江两岸的龙陵县和施甸县达成了共识，重新为惠通桥铺上了桐油浸泡过的栎木桥面，游人终于可以从桥上跨越怒江，走到对岸去体验新的观察视角。而当年驻滇西的美军照相部队，就曾从各种角度拍摄过这座桥梁。惠通桥，也许在中国历史上真的不是很出名，却是留下了最早、最多照片的桥梁。
罗兰·巴特在构建其“符号王国”时，曾谈到“凝视”的魔力。按符号学学者的诠释，“凝视将客体抽离出现实，将之推上具有符号学外观的语境，以及启发人静穆思索的层面……凝视成了一种努力逼近美学的行为”。现在回忆，我初次“凝视”惠通桥时，脑海里并没有储备多少关于它的历史背景——那都是后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但是，“凝视”的冲动似乎并不依赖于信息的储备，它来自耳畔一个悄然却清晰的提醒——“看，惠通桥！”这是谁在召唤，我说不清楚。我想也许是远征军的英灵在冥冥之中给我以启迪和引领，否则很难解释我何以会如此执着而长久地凝视它——
从北京飞往遥远的滇西，通常要在昆明长水机场转乘支线飞机，然后在芒市机场或腾冲机场降落。这段不到一个小时的空中航程，接近于当年陈纳德的“飞虎队”从昆明巫家坝机场起飞，前往滇西空袭日军的空中体验。飞来飞去的次数多了，我便发现了一个规律：飞机总是会从松山附近的上空飞过，有时航线偏北，有时航线偏南；而在空中锁定惠通桥的方法，就是要先迅速捕捉到怒江那个特殊的“匚”字形拐弯，为此我要提前向乘务员做一点咨询，然后挪到舷窗准备好相机。居然，我一次次都拍到了理想的空中俯瞰照片。这是在惠通桥上空8000 米处的凝视。后来，与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合作拍摄纪录片，我又曾目睹摄影师操纵无人机从惠通桥下穿过，无人机几乎是掠着怒江江面再拉升起来，所拍摄的镜头带来的视觉震撼，绝对是多数人未曾体验过的。此为惠通桥下10 米的凝视。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可见。
福楼拜说：“要使一个事物变得有趣，只需长久地凝视它。”
弘一法师云：“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
我自然期待着那个“彼岸世界”能收到，然后暗中助我将这“心间的声音”凝结为一份虔诚的供奉和祭奠；而我自己，只需在漫长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体味那份“有趣”，就足以心骛八极、神游万仞了。
尽管在诠释自己的心结时，我选择了一个美学的角度，但“写诗”却从来不是我的兴趣和所长。我所写的仍然是一部“微观战史”，较之此前聚焦于松山、腾冲、龙陵这些地名，惠通桥显然是更为微观的具象。
本书的叙事线索极为简单清晰：为了抗战先是修了一条路，路上最重要的是这座惠通桥，远征军跨过这座桥开赴缅甸打仗，第一次打败了，又循着原路开回来，并主动炸毁了这座桥，从而粉碎了日军可能“见机而作”一气打到昆明的野心，于是这座桥被赋予了历史/命运“转折点”的意义。但我对作论文讨论意义毫无兴趣，我还是喜欢讲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核心，只是1942 年5 月一个月内发生的战事，因此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获得了最高“像素”的呈现。其高潮部分则是惊心动魄的爆破惠通桥，但越是这样的时刻越难以清晰准确地还原，于是成了一段无限逼近于真相的历史“罗生门”。
本书的故事开始于修路、架桥，却落笔于炸桥、破路，难免令人有意犹未尽的沮丧感。于是，我在“正本”之外的跋文中，以两年后反攻/开路互动的线索，精要地叙述了滇缅公路的“升级版”——中印公路的诞生，而这条路最后成了“通往东京”的胜利先导。如此，是否能在修筑怒江惠通桥与东京湾“密苏里”号受降之间，连缀起一条隐约可见的红线？也许有点牵强，但历史巧合无处不在：1942 年5 月5 日惠通桥被爆破后，在怒江西岸松山脚下被日军追赶及屠杀的难民中，确有一位幸存者几年后前往东京，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指证日军当日的罪行——研究历史如果没有遭遇过这样的因果体验，其灵魂的触动真的会大打折扣。
怒江以西的滇西半壁山河，曾伴随着惠通桥的爆破而沦陷。我曾粗略地计算过这片沦陷国土的面积，约为2.34万平方公里，大小介于北京市（1.64万平方公里）与海南岛（3.38万平方公里）之间。虽然我只是在脑海中假设了一下，但也实在难以想象如果今天去滇西旅游，竟然没有了德宏州、泸水市、腾冲市和龙陵县的情景！
如今，它们都“硬硬地还在”——你尽可以去看瑞丽姐勒大金塔，游芒市勐巴娜西珍奇园，在龙陵的邦腊掌泡温泉，住腾冲的和顺古镇看火山湿地，或是自驾从泸水出发，沿着滇藏新公路巡游怒江，一气开到“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行笔至此，我似乎隐约抵达了多年来倾情于历史的心结所在：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而神游于历史能获得一种生命被延展加厚的幻觉，特别是当抚摸着惠通桥的桥柱和钢索时，那些历史的道具和现场仍然触手可及，你会忍不住向朋友们喃喃谵语：“爆破的那一瞬间，我就在这里……然后，一直活到了现在！”
余 戈
2020 年4 月13 日于北京磨洗堂
第一章?滇缅路与惠通桥
惠通桥前史
“怒江”“惠通桥”“腊勐”“松山”“高黎贡山”，近年来渐成热词。在地图上搜寻这组有密切关联的地名，大致由北向南流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首先在“匚”字形的江流拐弯处锁定“惠通桥”，其西侧4公里处为行政区所在的“腊勐镇”，镇子西北侧紧傍的一座标有“松山战场遗址”的高地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2200米。从松山溯怒江西岸向北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而起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3000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1500多米，站在松山顶上看怒江，仿佛从空中俯瞰，怒江宛如深谷中的一条银练；而抬头眺望怒江东岸的山峦，则感觉如在眼前，直线距离不过七八千米，似乎在此岸喊一声，彼岸即可听到，但两者之间的实际行程却在70公里以上。自保山方向逶迤而来的滇缅公路，经东岸的山头绕“之”字形盘旋而下，至怒江峡谷谷底跨过惠通桥后又盘旋而上21.5公里，通过腊勐老车站，自东、北、西三面环绕松山山腰16.6公里，而后在西南方向的滚龙坡转向龙陵，再西经芒市、遮放、畹町即可进入缅甸。
据《永昌府志》记载，此地自古为永昌（今保山）通往芒部（今芒市）入缅甸的古驿道老渡口。西行者从东岸山上，沿陡峭多弯的山路下到谷底，在中寨、金塘子、大龙寨（硝塘）三处江流较缓处以竹筏摆渡过怒江，再攀缘而上至西岸山头，往往要走一整天，且一日里要经历谷底炎夏、山腰凉秋、山顶寒冬三种不同气候。行人、马帮一向视这里为畏途，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窄，人马不能并行”之地。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潞江土司线如纶曾倡议在老渡口建铁链悬桥，以利商旅，后因遇乱中止。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由地方热心公益人士捐款，建成能通行驮马的土制铁链悬桥，取名“腊勐桥”。但因桥台设置过低，常遭水患。
1928年，时任龙陵县长的杨立声（字醒苍）召集绅耆讨论，欲将中式铁链改成西式钢缆，并延请英国工程师伍布兰·苏卡生帮助设计，未果而中辍。1931年，邱天培（字石麟）接任龙陵县长，得到省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的支持，组成18人的建筑委员会，继续筹划建桥事宜。经多次函请，缅甸华侨公会会长梁金山（保山蒲缥人）给予了大力支持。1933年冬，梁金山通过缅甸南渡（Namtu）银矿的英国人代聘印度工程师赖月笙率工程人员莅临现场指导。工程所用的水泥、钢缆、铁件等物，皆由梁金山在缅甸购办，用驮马及人力运抵工地。1934年春，11岁的保山少年刘志声随父亲去龙陵的镇安街，途中正赶上惠通桥在紧张施工，后来他曾写道：“只见两岸耸立着4座钢架，钢架顶部工人手中的铁锤敲得铿锵作响，响彻山谷。两岸的空地上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钢索还没有拉起，人员往来仍是坐竹筏渡江。我从漂动的竹筏上仰望半空中作业的工人，不免望而生畏。我无法想象大桥建成后到底是什么样子！”
经印度工程师赖月笙规划，此次新建是在原铁链桥位置上进行的，将原砌桥台增高20米以避洪峰。两岸桥台前沿相距80米。桥塔为钢桁架，高7.85米，以4根28.75毫米钢绳为主索，锚固于两岸岩壁之内。吊杆为20毫米圆钢，两根一副，全桥共54副；横梁用高200毫米的槽钢组合，纵梁之桥面皆用木材，桥面净宽4.35米，每次可通行7匹负重骡马（重约2吨）。1935年1月14日，西式钢缆吊桥终于改建通行，前后耗资8万银圆，其中梁金山个人捐助约占三分之二。
此桥为怒江历史上第一座钢缆吊桥，“桥成之日，官民合会，鼓舞讴歌，声闻天下”。梁金山闻讯后回国亲自“踩桥”，并谢绝了县长邱天培欲将此桥命名为“金山桥”的提议，谦称襄赞修桥是为施惠两岸民众，并期望借此连通中缅两国，乃建议命名为“惠通桥”。恰在此时，邱天培接到次女出生的喜讯，遂欣然为女儿起名“钟惠”。26年后邱钟惠成为我国第一位获得女子世界冠军的乒坛女将。
战火催生的新路桥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
8月7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出席南京国防会议时提议抢修滇缅公路，打通大西南的出海通道，为中国辟出一道“后门”。国民政府以此议属未雨绸缪，事关中国抗战未来前途，于11月2日批准，并由行政院给云南省拨款200万元，限期修竣通车。为此，龙云责令公路总局督办禄国藩与副手、会办杨文清全权负责，全省征调公路沿线民夫20余万人，于当月开工兴筑。
此前，云南省已于1935年12月前修成昆明至下关段简易公路，时称“滇西省道”。此时，该段即成为滇缅公路东段（昆明至下关，411.6公里）。而新开工的工程，主要是一个月前才最终勘定路线的滇缅公路西段（下关至畹町，547.8公里）。为此，在保山设置总工程处，将西段全线划分为下关—漾濞、漾濞—永平、永平—保山、保山—龙陵、龙陵—潞西、潞西—畹町6个地段，成立下（关）漾（濞）、漾（濞）永（平）、永（平）保（山）、保（山）龙（陵）、龙（陵）潞（西）、潞（西）畹（町）6个工程分处，主持测量、设计和施工事宜。当时，惠通桥所跨怒江峡谷东西两岸，均为龙陵县所辖。东起与保山县交界之龙洞，西迄与潞西（潞西设治局，治所在勐戛）交界之新桥，路段穿过县境102.8公里；其中怒江峡谷与南天门（龙陵、芒市交界处）两段，堪称施工中的“难中之难”。
据说，因龙陵县开工较为迟缓，时任龙陵县县长王锡光（字国华）收到省政府送来的一个匣子，内附鸡毛信一封，手铐一副，命令为：“分配该县之土石方工程，务在期限内完成。到期不完成者，该县长自戴手铐，来昆听候处分。”王锡光后来撰述：“日寇凌侵，抗战军兴。主席龙云发展后方交通，饬令滇西下关以西各县赶筑滇缅公路……如果延期通车，贻误军运，以军法从事。龙陵县每日出义务工役达10000之多，而时期促迫，虽全体民众动员亦难如期蒇事。光乃呈请政府，奉准将禄（丰）舍（资）段例由邻县补助；腾冲县分修43.8公里，每日出工4000名；镇康县分修25公里，每日出工2500名；余（40.9公里）归龙陵自修。各段动工，县长均亲自督率，一切要政皆暂缓办。光离衙署，在潞江东岸，星夜风尘指导者四月。”在此期间，王锡光为督工可谓手段用尽，如曾对潞江土司线光天（兼任龙陵县第八区区长）出示鸡毛信和手铐，云：“潞江若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全县也就完成不了。省政府叫我戴手铐去昆明，我是不去了。你是世袭土官，我是流官，我只好来拉着你，两人去跳怒江算了！”另有一次，王锡光对一个顽劣疏忽的区长掏出手枪，命令其跪地伏法，幸亏身边随行人员拦住，这位区长才免于一死，王锡光却因急火攻心而致左目失明。
在整个工程之中，建桥无疑又是“重中之重”。为让惠通桥与赶修中的新公路配套，需将此前的钢缆吊桥改建为10级荷载公路桥。改建工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总管理处技正徐以枋负责设计，段长陈德培和副工程师郭增望担任施工技术指导。其方案是：原桥台不变；用混凝土将两岸钢架桥塔填实包裹，加固为钢骨水泥结构；两边主索由4根增为8根，吊杆及横梁均增密加固。据载，桥梁改建施工时，铁工是聘请来的印度人，木工来自广东，而石工多为曾修筑滇越铁路的云南人，更多的则是搬运木料（栎木）的本地民夫。经过10个月施工，于1938年初冬通车。改建后的惠通桥，桥面净宽4米，跨径84米，可载重10吨货车，有加劲木桁构的悬索桥，成为怒江上唯一可通行汽车的咽喉要津。竣工之后，工人们在桥塔的混凝土柱上刻凿了一副对联，“努力后方运输，增强抗战力量”。历史上的“惠通”之桥，此后即发挥着“救亡图存”的砥柱作用。
据徐以枋回忆，惠通桥改建施工期间，有两个故事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一，旧桥面尚未改建完成时，时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简称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宋子文胞弟），从缅甸押运几辆满载军火的卡车驶来，非要过桥不可。徐以枋等人经核算旧桥各受力部件最大载荷能力，同意卸下军火空车过桥。当卡车慢慢驶过时，桥面呈蛇形起伏，最大下落竟达五六米，但仍然安然无恙。这次大胆尝试，使大家对旧桥改建信心倍增。
其二，桥面板铺就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Nelson T. Johnson）奉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取道滇缅公路回国，以便实地调查滇缅公路的修建情况。詹森到达惠通桥后顺利驶过，下车询问了工程情况，并拍摄照片。詹森回国后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条公路工程艰巨浩大。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是两座悬索桥，都没有机械施工，全凭人力在短期内修成。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表示十分钦佩。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由广州迁至昆明，该处主要负责办理将从欧美进口的军用物资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往昆明，以及将国内出口物资运往仰光事宜。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一个月后，国民政府宣布滇缅公路全线正式通车，由云南省公路总局移交交通部新成立的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谭伯英）。消息传出，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感叹滇缅公路立项、抢筑之及时。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1939年春，著名战地记者萧乾来到开通不久的滇缅公路采访，不久在《大公报》发表了报告文学名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时众口传诵——
筑桥自然先得开路。怒江对岸鹰嘴形的惠通崖也不是好惹的家伙。那是高黎贡山的胯骨。一百二十个昼夜，动员了数万工人才沿那段悬崖炸出一条路，那真是活生生一幅人与自然的搏斗图，而对手是那么顽强坚硬。一个修路的工头在向我描述由对岸望到悬崖上的工人时说：“那真像是用面浆硬粘在上面一样，一阵风就会吹下江去。”说起失足落江时，他形容说：“就像只鸟儿那么嗖地飞了下去。”随之怒江自然起了个漩涡，那便是一切了。但这还是“美丽”点的死呢。惨莫惨于炸石的悲剧了。一声爆响，也许打断一条腿，也许四肢五脏都掷到了半空……
沿途我访问了不下二十位“监工”，且都是当日开天辟地的先驱者。追述起他们伙伴的惨剧，时常是忍不住淌下泪来。干活太疲倦，因昏晕而掼下江的；误踏到炮眼上，（被）崩成碎末的。路面高出山脚那么多，许多人已死掉，监工还不知道，及至找另外的尸首时才发现。像去年四月二十五日，腊猛（腊勐）梅子箐发放工资时，因道狭人多，竟有路工被挤下江去。等第二天又有人跌下去时，才在岩石缝隙发现早先掉下去的。
残暴无情莫过于黑色炸药，它眼里没有壁立千仞的岩石，更何况万物之灵可不经一锤的人！像赵阿拴明明把炮眼打好，燃着。他背起火药箱，随了五个伙伴说说笑笑地往远处走了。火捻的延烧本足够他们走出半里地的，谁料他背着的火药箱装得太满了，那粉末像雪山蛇迹般尾随在他们背后。訇的一声，岩石炸裂了，他们惬意地笑了。就在这时候，火却迅速地沿了那蛇迹追踪过来，而且直触着了他背着的火药箱。在笑声中，赵阿拴同他的伙伴们被炸到空中，然后落下江心去了。
更不容埋没的是金塘子那对好夫妇。男的打炮眼，一天挣四毛，女的三毛，工作是替他背火药箱。规定每天打六个炮眼，刚好日落西山，双双回家。
有时候我们怪马戏班子太不为观众的神经设想，而滇缅路上打炮眼的工作情形如果为心灵脆弱的人看到，也会马上昏厥的！想在一片峭岩绝壁上硬凿出九米宽的坦道，那不是唾手可成的。打炮眼的人是用一根皮带由腰间系住，一端绑在崖脚的树干上，然后，人如桥上的竹篮那么垂挂下来。挂到路线上，便开始用锤斧凿眼。仰头，重岩叠嶂，上面是乔木丛草，下面江水沸锅那么滚滔着，翻着乳白色的浪花。人便这样烤鸭般悬在峭壁上。待一锤锤把炮眼打好，这才往里塞炸药。这并不是最新式的爆炸物，因而在安全上是毫无保障的。为了防止它突然爆炸，须再覆上一层沙土，这才好燃。人要像猿猴般即刻矫健地攀到崖上。慢了一步，人便与岩石同休了。
那一天，这汉子手下也许特别勤快。打完六个炮眼，回头看看，日头距峰尖还老高的。金黄色的阳光晒在大龙竹和粗长的茅草上，山岚发淡褐色，景色异常温柔；而江面这时浮起一层薄雾，一切都在鼓励他工作下去。
“该歇手了吧！”背着火药箱的妇人在高处催着他。她本是个强壮女人，但最近时常觉得疲倦，一箱火药的重量可也不轻呢！
他啐了口唾沫，沉吟一阵。来，再打一个吧！
这“规定”外的一个炮眼表征什么呢？没有报偿，没有额外酬劳，甚而没人知道。这是一个纯朴的滇西农民，基于对祖国的赤诚而捧出的一份贡献。
但一个人的体力和神经的持久性毕竟有限，而自然规律原本无情，赤诚也不能改变物理因果。这一回，他凿完了眼，塞完了药，却忘记敷上沙土。
訇的一声，没等这个好人爬远，爆炸了，人碎了。而更不幸的，火星触着女人的药箱。女人也（被）炸得倒在崖边了。
江水还浩荡滚流着，太阳这时是已没山了，峰尖烘起一片红光，艳于玫瑰，而淡于火。
妇人被担到十公里外工程分段的茅屋里，她居然还有点微息。血如江水般由她的胸脯胁缝间淌着，头发为血浸过，已凝成稍粘的饼子。
过好一阵，而且就在这妇人和世界永别的前一刹那，她用搭在胸脯上的手指了指腹部，嘎声地说：
“救救——救救这小的……”
随后，一个痉挛，这孕妇仅剩一缝的黑眼珠也翻过去了。
如前所述，当时龙陵境内路段施工，除本县民工外，另有腾冲、镇康两县支援。其中，怒江西岸木瓜垭口至怒江惠通桥这段最为险峻的路段，大部分摊给了腾冲县，施工路段指挥长是腾冲县政府建设科科长江如溱。萧乾文中所提及的鹰嘴崖（今老虎嘴）、梅子箐、金塘子等地名及感人事例，全部在该路段，牺牲民夫多为腾冲人。萧乾曾写道：“如果有人要为滇缅公路筑一座万人冢，不必迟疑，它应该建在惠通桥畔。”公路竣工之后的1939年5月，素有文化传统的腾冲人果然在松山立碑纪念。碑立了两方，一方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纪念碑”，一方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位置均在大垭口东南的一个小高地上。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这两方纪念碑均遭破坏而不见踪影。不过，它们曾被当年占领松山的日军拍成照片，留下了影像。
1942年12月30日，即滇西沦陷8个月之后，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野村正男来到松山，采访打到中国大后方最远地带的“拉孟（腊勐）守备队”。31日清晨，他在阵地上溜达时，对公路边的这两方纪念碑产生了兴趣，于是让同伴拍了照片，把自己也摄入了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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