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改变自己，世界的趋势也会因此改变。
If we could change ourselves， the tendencies in the world would also change.
撷取智慧的星辰，照亮思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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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一生都在追求实现人类存在的新颖而强大的愿景。他深感各种形式的暴力都是错误的，渴望通过彻底的非暴力生活，与自我、他人以及自然环境和谐共处。尽管面临重重障碍，他仍坚定不移地探求这一愿景的可能性，并诚挚地努力付诸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崇高而富有深刻见解的人生哲学。
文献背景
实干家通常过于忙碌或谨慎，除非退休，否则不会写下他们的想法和经历，有时甚至在退休后也不会写。然而，甘地的一生异常活跃，他的著作足有90卷，而且即便是这些也没有完全收录他的作品！他在监狱度过的将近6年的时间里赋闲的事实只能对此提供一小部分解释，因为他的大部分写作都不是在监狱里完成的。更深层的解释可以从他定义行动的方式以及他所过的积极生活中找到。对他来说，行动与其说是为了取得某些成果，不如说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生活方式，他自然需要向他的同胞解释这种生活方式。而且，生活方式无法预先制订，他的一生就成了一连串的“实验”。令人惊讶的是，“实验”这个词在甘地的著作中频繁出现，他将自己的自传称为《真理或自传的实验》。由于他或其他人并不总是清楚他的实验的意义和含义，因此他必须将它们写下来。他的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对甘地来说，写作由此与行动密不可分。他从来不会因为太忙而无法写作，因为写作是他的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甘地的思想可以在两种著作中找到，一种是他自己写的，另一种是他的亲密同事和秘书写的。甘地自己的著作包括：7本书；他在一生中不同时期编辑的4本周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和社论；记者和外国访客对他的采访，其中一些采访时间较长且探究深入；写给他迷茫的同事、追随者和完全陌生的人的信；在各种宗教、文化和政治会议上的重要演讲。其中大部分收录在他的90卷作品全集中。甘地的7本书包括《印度自治》《南非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真理或自传的实验》《建设性纲领：它的意义和地位》《对〈薄伽梵歌〉的论述》《实践中的静修仪式》《健康指南》，这些书都是由艾哈迈达巴德的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
甘地的秘书和同事出版了几本书，描述甘地的日常活动，以及他与他们和访客的对话。在这些书中，皮亚雷拉尔（Pyarelal）的Mahātma Gandhi: The Early Phase， Vol. 1，
以及The Last Phase， Vol. 1， Books 1 and 2 （Ahmedabad， 1956）是最值得阅读的。它们主要涉及年轻时期和年长时期的甘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思想及活动。要深入了解对他的内心挣扎的洞察，以及对他的个人、事件和生活的总体看法，最好的记录是马哈德夫·德赛（Mahadev Desai）去世后出版的15卷Diary（Ahmedabad， 1960—1974）和马努本·甘地（Manuben Gandhi）的2卷Delhima Gandhiji （Ahmedabad， 1964 and 1966），很遗憾后者尚未翻译成英文。这两部作品都是用作者和甘地的母语古吉拉特语写的。马努本·甘地是甘地的侄孙女，而马哈德夫·德赛则在1917—1942年担任他的秘书，用甘地自己的话来说，两人“情同父子”。
甘地用他的母语古吉拉特语写了大部分著作，部分是因为原则问题，部分是为了发展这种语言，部分是为了展示其他印度语言应该如何书写。由于这些著作的英文翻译是匆忙完成的，而且他只速检了其中几部，所以英译版基本上不可靠。V. G. 德赛对马哈德夫·德赛作品所做的英译也不是很完美。由于几乎没有外国书评人看得懂古吉拉特语，也只有少数印度书评人看得懂，因此这些翻译作品仍然有缺陷。有关这一点的更全面的讨论，请参阅我于1986年6月发表的“Gandhi and his Translators”， Gandhi Marg。
没有重新翻译甘地或他的亲密同事的著作的计划对不了解古吉拉特语的甘地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参考了古吉拉特语原文，并在必要时修正了翻译。A. 帕雷尔（A. Parel）版的《印度自治》（Cambridge， 1997）是甘地开创性著作的最佳翻译，并提供了有价值的介绍。
传记
超过20部英文传记和超过25部英文传略以甘地为写作对象。第一部是他的朋友约瑟夫·J.多克牧师（Revd Joseph J. Doke）写的M. K. Gandhi: An Indian Patriot in South Africa （London， 1909），它具有相当大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多克牧师在甘地成为世界名人之前与他合作撰写的。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是由与甘地会面并共处过不同时长的记者撰写的，其中以路易斯·费雪 （Louis Fischer）的两本书Gandhi: His Life and Message for the World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4）和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 （Bombay: Bharatiya Vidya Bhavan， 4th combined edition， 1983）为最佳。近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传记之一是朱迪思·布朗（Judith Brown）的Gandhi: Prisoner of Hope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甘地传记能够充分捕捉和解释他性格中的复杂性、紧张性和明显的矛盾，或者阐明他对他的许多同事以及广大同胞的强大情感控制的根源。这并不奇怪，因为优秀的传记作家需要完全熟悉塑造他的所有主要宗教传统，掌握古吉拉特语，并对他成长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有深刻的直觉理解。即便如此，传记作者也会遭受不利的影响，因为没有关于甘地最亲密的伙伴的可靠传记，包括他的妻子、马哈德夫·德赛、米拉本·甘地和马努本·甘地。令人惊讶的是，甘地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是基督徒，而且迄今为止，很少有印度学者尝试根据南非和其他地方的主要资料来撰写一部关于甘地的主要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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