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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梁漱溟六岁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
2，梁漱溟嫡孙梁钦宁倾情推荐，钱理群、余世存、丁东、郭初阳联袂推荐。
3，作者把写作这本书当作一个破解梁漱溟人生之谜的学术侦探工作，其目的旨在清扫百年来覆盖于梁漱溟生命之上的层层厚饰，解释梁漱溟在生命重要关口的种种选择，还梁漱溟以真实面目。
4，作者详细论述了梁漱溟思想的伟大，也没避讳他的缺陷，以客观独立的意识为一位思想自由的人立传。这本评述性质的传记角度新颖，梁先生的儿子梁培恕先生读完本书也称赞它的独特。
5，梁漱溟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的思想和贡献是空前的，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只为解决人生问题而活着，他自己为世界矢志不渝，他是被历史记住的大写的人。
6，印刷工艺：125x185小开本，轻盈便携，护封高阶高白专灰色 专蓝 烫透明白，内封木棉卡贵族蓝印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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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梁漱溟（1893－1988）的一生像谜一样传奇。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为救国他九死一生出入抗日前线，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又多次周旋于党争政协；身陷噩运时，仍惊世骇俗之论，以文章名世，奠新儒学之基，却拒不接受学者、哲学家之衔。梁漱溟一生多不可思议之处，却自认只为解决人生问题而活，简单明确，并无任何玄虚。他就这样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梁漱溟狷介狂放，傲骨担当，是二十世纪中国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代学人，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独特参与者与见证人。当年报考北京大学时，名落孙山，但是因为写过一篇《究元决疑论》，转眼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师，对此，蔡元培还说了一句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话：“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师吧。”
他讲论中西文化，开创“新儒学”；他致力乡村建设，开展改造农村的实践；他发起民主同盟，力促国共联合抗敌、和平建国；他敢于为民请命，犯颜进谏，向毛主席讨要“雅量”；他面对批斗不改初衷，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说自己一生不断追求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生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究竟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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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梁卫星，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人，
作品多见于《读库》《天涯》《文学教育》《学习博览》等，出版有长篇小说《成人之美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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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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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次破解传奇之谜的侦探// 1
缘起 迷雾重重的传奇// 5
第一章 最好的教育
良好的家教// 002
激发问题意识的自由读物// 026
非凡的朋友群// 034
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048
四年修行// 053
第二章 北大七年
迷雾重重的思想转型// 068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00
在北大的生活// 113
第三章 曹州办学与乡村建设
离开北大的原因// 128
渡过精神危机// 152
乡村建设理论// 166
乡村建设运动// 175
第四章 抗日战争与内战期间
访问延安// 195
巡视游击区// 198
团结统一工作// 205
国共内战// 212
第五章 一本书：《人心与人生》
第六章 梁漱溟对同时代人的评价
袁世凯// 232
蒋介石// 234
冯玉祥与韩复榘// 236
蔡元培// 238
陈独秀与胡适// 240
康有为// 242
梁启超// 243
章行严// 245
宴阳初与陶行知// 246
黄炎培// 247
卢作孚// 248
张东荪与张君劢// 250
熊十力// 251
第七章 尾声
究元决疑生死以// 258
后记//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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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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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次破解传奇之谜的侦探
写梁漱溟是一个意外。
以我以前对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偏见浅识，以及看过的梁漱溟的零散文章，还有不知从哪里听来或看到的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我对这个人没有太大兴趣。我心心念念的，是写一本独一无二的《鲁迅传》。然而，我不敢为鲁迅作传，因为他太复杂也太深刻，太悖反也太直接，不是渺小肤浅如我可以贸然从事的。于是，我没有了选择，抱着只要不是写鲁迅，写谁都是一样的想法，我打算写梁漱溟。
当我看完浩浩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和十多本梁漱溟传记，我喜欢上了这个人。这个人在我看来思想绝不深刻，人生更不复杂，却是我所知的所有中国先贤中，最具正大明朗气象的人。他思想不算太深刻，却有着中国人罕见的创造力与思辨力；他的人生不算复杂，却精彩纷呈，转折迭起。就是这样一个人，因时代的吊诡，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让人走之不进，识之不清。
为其作传，并非易事。
我一边看着梁漱溟本人以生命实践写就的文字，一边看着那些详细全面的梁漱溟传记，还有一些关于梁漱溟人生传奇的短篇赞歌，总感觉这些传记和赞歌与梁漱溟在他自己文字中体现的正大明朗气象隔膜之至。这些传记与赞词无法让我认识真实的梁漱溟，反而让我觉得离梁漱溟越来越远。我得出一个结论：正是这些关于梁漱溟的文字，在时代的尘封之外，又给梁漱溟的百年人生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油垢，使得人们对梁漱溟的认识与理解更加如雾里看花，似是而非。
我尊重自己的直觉，抛开一切关于梁漱溟的传记与歌颂文字，再次沉浸于梁漱溟本人的文字之中，我因此产生了写这个人百年成长的史诗篇章的冲动。我知道我的性情，适合写这样心灵发育与人格成长的传记。我想起了余世存先生的《老子传》和赫尔曼·黑塞的《乔达摩·悉达多》，那是我一生永远心怡的成长史诗，我想梁漱溟配得上这样的史诗传记。但我没有办法动笔，一则我深知这样的成长史诗，需要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架构，肤浅如我，虽性情相合，却气局不足。更何况创作这样的史诗，绝非短时间内可成，而我时间有限，只能把这种冲动压制下去。
那么，以一般性的传记体例，又怎么可能把梁漱溟的人生写尽呢？更何况我还缺乏传记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对相关人士的采访。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我最终决定，把这个传记变成一个破解梁漱溟人生之谜的学术侦探工作，其目的旨在清扫百年来覆盖于梁漱溟生命之上的层层厚饰，解释梁漱溟在生命重要关口的种种选择，还梁漱溟以真实面目。
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心路历程与缘起。是为序。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梁济虽非教育家却深通教育之道，他一方面对孩子的日常生活习惯是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在情感、心志与思想教育上却顺其自然，以讲故事、设置生活情境及平等交流的方式让孩子自我领悟。他给了孩子以自我教育自由成长的最大空间。据梁漱溟回忆，在他的少年时代，父子二人经常交流对社会时事国家前途的看法，开始的时候，两人意见完全一致，父亲称儿子为“肖吾”，后来儿子和父亲意见相左了，两人则经常争执得几乎面红耳刺，声闻老远。以致在梁济投水自杀后，梁漱溟在《思亲记》中痛悔自己当时的“词气暴慢……悖逆无人子礼”。
即使是像结婚娶妻这样的大事，梁济也不愿勉强自己的儿子，虽则他内心极其痛苦。梁漱溟十九岁的时候，不愿娶妻却发愿出家信佛，他母亲重病不起，行将魂归天国，“开喻叮咛，情词切切”，而梁漱溟居然依旧不改初衷，甚至连安慰权益性的承诺都不愿给他的母亲，而梁济竟然也只是一旁独坐无语，只是第二天以书示之：“汝母昨日之教，以衰语私情，堕吾儿远志；失于柔纤委靡，大非吾意。汝既不愿有室，且从后议。不娶殆非宜，迟早所不必拘耳。”然而，梁济这种视孩子人格与自己绝对平等的教育和交流方式，却正是梁漱溟思想与人格早成的根本原因。他在与父亲平等相处尊重相交自由往还中早早就建立起了牢不可破的人格自信与思想自尊，梁漱溟说他十三、四岁时就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价值观和独立的思想意识，其实是其来有自的。
当然，给孩子以绝大的自由空间，很多时候，会导致放任，但是，梁济却以自己的身教做到了良好的人格示范，做到了使儿子在自由的成长中始终能以人生向上为旨归，不致走向邪路。梁济为人急公好义，济危扶困，有始有终。梁济一生曾为好几家亲戚朋友抚孤养寡，他这么做时并非只是给予经济援助，而是将对方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为之筹措生活与教育资金，且安排好孩子的整个学习之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张耀曾诸兄妹即是在丧父之后为梁济抚养就学。另一位给梁漱溟极大人格示范的父执彭翼仲先生办报时缺少资金，梁济则冒着倾家荡产的风险把全部家当都给了后者。梁济一生好为他人着想，这在他临死之前的行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梁济久蓄死志，临死之前，特意去还了一家债款，送了一家生日祝寿礼金，买了画册送给侄孙女梁培肃。梁济更是一个忧虑国事，关心民生的人，他讨厌那种只知经营自己人生的自了汉，切切叮嘱孩子们要有担当意识，他的身上彰显着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道统，而他所生活的时代却国势日衰，文化沦落，道统凌迟，梁济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他寄望于那些大人先生，但大人先生们总是清谈误国，并无实际的事功能力，这是他讨厌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倾向于能经纶事务的实用理性的根本原因。他本人也力求以微薄之力效匹夫天下之志。他时常和孩子们谈论家国时势，致书失意名臣孙毓汶，多次拜访梁启超，都有不能自已的衷肠。至于他亲身编写剧本，访问通人研究世界大势，随以所闻札记之，关注维新立宪，支持彭翼仲办报，切切只为唤醒民智，真可谓饥溺恻怛，精诚志苦，梁漱溟说他“抑郁孤怀，一世不得同心，无可诉语者”。也正是因此，他的自杀，可谓这种忧患意识的极致体现。表面虽为殉清，实为殉一种曾经辉煌的道统，是献给一种伟大气节的祭礼。“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他遗书上对“国性”的呼唤显然并非为满清招魂，梁漱溟后来发愿为孔子说法开喻就其从小不得习诵四书五经而久炙开化思潮看似不可思议，实则深深扎根于梁济为之焦灼终身的时代痛感与慷慨赴死的深切呼唤之中。
尽管梁济对梁漱溟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放任不管，但其高风古节为梁漱溟日常熏染，不仅在一个人最易感染恶习恶性的少年时代使梁漱溟自然断绝了邪气魔性，而且自自然然地接受了人生自当向上的观念，做人落实于个体自身要道德自律无愧于心，落实于社会族类要怀抱远大切忌自了混世，做事要深思熟虑绝不怯于行动。梁漱溟的一生正是如此不断人生向上的。所谓最重要的教育即是家教，即是做人的教育，于此可见一斑。而梁漱溟后来对教育的理解使他断然在声名如日中天时自动离开北大到山东去办学及至搞乡村建设运动，又把他一生的事业乡村建设定位于教育运动，其乡建教育的宗旨落归于“人生向上，伦理情谊”，试图于行动交往之中改变“国性”当从少年时就埋下了种子。那是瓜熟蒂落的行为，有着深刻的人生因缘与心理轨迹，尽管在他人看来多不可理解。而梁济死前和梁漱溟的对话更像是一种责任的交接。梁济说：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这一问一答，冥冥之中自有人生玄机，他是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也是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在此期待与承诺之间，则是建基于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之上的梁漱溟辉煌人生的开展，谁说不是呢？
考诸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无不如春风濡染，水到渠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梁漱溟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即使是梁漱溟一生的功业，丰富的创见，都可以从他父亲这里找到遥远的线索。一个人格伟大的人对一个大师的培养就是这样既不着痕迹，又自然而然，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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