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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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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寻求真相，揭示人体发病机制，西方医学史上的伟大先驱者们，不惜以自身做生理和病理实验，进而奠定了现代医学。他们的行为高山仰止，为了忘却的记念，这就是出版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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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的传染病，诸如鼠疫、梅毒、天花、伤寒、疟疾和黄热病等，最终被一一战胜。在人类与疾病这一漫长的博弈过程中，医生们的自体实验居功至伟。
本书通过西方历史上医生为寻找病因而自身做生理和病理实验，揭示现代医学的进步离不开这些伟大先驱者们的努力和无畏勇气，甚至他们以生命的代价才让我们的医学研究、医疗技术和方法有了飞跃性突破。
前事不忘后事师。当我们回首凝望这些伟大先驱者们的足迹时，我们由衷感到——为了人类的福祉，乃是最高的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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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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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凤高，1932 年生，浙江黄岩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医学人文研究数十年，出版著作十余部，其中《呻吟声中的思索》《解剖刀下的风景》《病魔退却的历程》三部曲曾被推荐为“医学生文学阅读书目”；《飘零的秋叶——肺结核文化史》《智慧的痛苦——精神病文化史》《天才还是疯子》等著作出版后广受好评。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梳理相关资料，着力发掘疾病史和医学史背后的文化因素，信笔拈来，读后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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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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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生理实验
“不，不，我一定要做下去”? ?
“开始注射以后 …… 我像 40 岁时那样年轻了 ……”?
“眼前飞快闪过童话般的幻象”
“当我驾上古柯叶子的翅膀 ……”
“我觉得像是处在睡梦中”
“一个魔鬼侵袭了我，附着了我的肉体、精神和灵魂”
“闻了后，我很快就失去知觉”
“我甘愿做人体豚鼠”?
秤盘上“30 年的经验”? ?
“ 我把自己挂了六七次 ……”? ?
“ 与外在的事物失去一切联系”? ?
病理实验
“我认为托马斯就要死了”? ?
“我决心对自己来做这第一次的实验”? ?
让感染了锥虫的舌蝇来叮蜇? ?
“数百万的科赫‘逗号’，此刻我就要一个不留地把它全都喝下去”
“我们的同事死于 ……” ?
将病人的脓汁植入自己的体内? ?
“我脱去内衣，穿上鼠疫病人带血的衣服”? ?
“所受的折磨，与苏格拉底死前有些相似”? ?
“他只是一个新的不幸的牺牲者”? ?
“人类可以仅靠肉类存活”吗？?
自体实验的先驱普尔基涅? ?
参考文献? ?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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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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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的光芒
关于某种物质对人有什么影响，某种病菌是否会导致疾病，以及某种新药对人能起什么作用，一般都是先通过从豚鼠到老鼠、猴子、猩猩等动物的实验来了解的。但是人毕竟不同于其他动物，动物实验的结果，不一定适用于人体，例如猩猩就不会感染梅毒。一切最终都需经过人的临床试验。
古代大多是用死囚犯做实验。18 世纪，在玛丽 · 蒙塔古夫人的努力下，经国王同意，以实验后如得以幸存可获释为条件，让伦敦纽盖特监狱中三男三女共六名重刑犯自愿接受种痘，看能否接受天花的挑战。据说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七世自杀前就让医生在死囚犯身上做过多次实验，查明某种毒蛇的蛇毒是“一种毒性柔和的毒药”，被它咬时人只会感到像被蜇了一下，随后，心脏便停止跳动，但人的容貌依然如故。
后来有“志愿者”来参加各种危险的实验。
除了西格蒙德 · 拉舍尔之流灭绝人性的纳粹医生，在集中营中用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使他们在极大的痛苦中死去，绝大多数医生天生都是人道主义者。他们要求自己不能让他人——不管是病人还是志愿者，也不管是不是出于其自愿——冒险做人体实验。因此，他们只能自己来担任这个角色，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充当受试者。
另外，医生甘愿亲自冒险来做实验，还考虑到：他们作为医生，为了尽可能好地了解病人的生理和病理状况，最好能和病人感同身受。所谓感同身受，指的是虽未亲身经历，却如同亲身经历过一般。但这不过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亲身经历过和未能亲身经历过，是不一样的。于是，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这样闪着人道主义光芒的医生。有医史家统计，仅仅在霍乱病菌的实验中，就至少有二十位医生牺牲了生命。让我们看看这些以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各种自体实验的医生，并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脱去内衣，穿上鼠疫病人带血的衣服”
——传染鼠疫的实验
在流行病的历史上，鼠疫是最可怕的传染病，尤其是在它大规模
流行的年月里。
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时，患者先是出现寒战高热、呕吐、头痛等症状，继而大片出血及伴有黑便、血尿，与之同时或在症状出现前出现淋巴结肿大、疼痛，往往在 24 小时内死亡。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鼠疫大流行，在 14 世纪时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欧洲死亡 2500 万人，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意大利作家、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在小说《十日谈》中就以这一时代背景作为作品的开头，描写 1348 年，意大利佛罗伦萨黑死病流行，10 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期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通过这 100 个故事，来批判天主教会，赞美爱情，体现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1664—1665 年，伦敦鼠疫大流行，全市 46 万居民中死去 7 万人；1894 年广州及香港鼠疫暴发，死亡近 10 万人，20 年内蔓延至全世界，死亡人数竟多达 1000 万人。
面对黑死病的死亡威胁，早期是祈求神灵的佑护：在欧洲，有对
圣徒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约 256—约 288）和圣·罗克（Saint.Roch，约 1295—1327）等鼠疫保护神的礼拜，还有鞭笞派（Flagellant）教徒希求用自我鞭笞的赎罪方式，来平息上帝借这种流行病对人类罪恶的惩罚。
医生的责任当然是医治疾病，但最好的医生主张“医未病”，也
就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医学家们想到，能否像英国的乡村医生爱德华 ? 詹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明接种痘苗防治天花那样，通过接种“黑死病”病人的血液，来增强健康人的免疫力，从而达到预防“黑死病”的目的。不过这可是十分危险的尝试。但许多医学家都不怕牺牲，勇敢地做了。
1798 年 7 月，拿破仑 · 波拿巴东征中，强攻下埃及最大的港口亚历山大港时，“黑死病”和疟疾在这个城市里暴发了。很多病人
都被收进了亚历山大城的“艾哈迈德鼠疫医院”（Pestspital von El
Hammed）进行医治。就在这里，一位叫 A. 怀特（A. White）的英国医生为弄清黑死病，也就是鼠疫的性质，做了一次自体实验。军医詹姆斯 · 麦克里戈（James McGrigor，1771—1851）回忆说，怀特从一位“黑死病”女病人的腺体中取出少许脓汁，擦到自己的左腿上；第二天，怀特还在自己的右下臂做了一个切口，把黑死病病人的脓汁植进创口内。这个实验产生了可怕的结果，几天后，怀特便病了，腿上生出痈且腹股沟处淋巴结肿大，并且腋窝也开始肿大起来。怀特以为是疟疾，可是到了第 12 天，“黑死病”的症状更加明显了，他被送进埃及北部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罗塞塔的一家“黑死病”专科医院。但根本来不及治疗了，他就在一次高热之后于 1802 年 1 月 9 日病逝，为医学科研牺牲。
但这种危险性并没有阻挡住具有献身精神的医学家。30 年后，一
位在埃及工作的法国医生 A. F. 比拉尔（A. F.Bulard）也在自己身上做了一个实验，目的同样是弄清鼠疫的性质。对于这次实验及其结果，
比拉尔后来在他的著作《1833 至 1838 年之后在亚历山大港、开罗、
士麦那和君士坦丁堡的东方鼠疫》（De la peste orientale d après les
matériaux recueillis à Alexandrie， au Caire， à Smyrne et à Constantinople pendant les années 1833—1838）中曾做过详细描述：
1834年5月15日上午9点，我在爱泽贝奎鼠疫医院（Pestkranken des Hospitals von Ezebequish）的大厅，当着全体员工的面，脱掉外衫、衬衣和法兰绒内裤，不做任何预防和保护措施，就穿上男性危重鼠疫病人身上脱下的衬衣。这衬衣还留有他人的体温，并因病人出血的关系，上面全都是血。在大多数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我这实验持续了一整天，为的是要让人相信我没有以任何防卫措施来减弱实验可能发生的后果。这衣服我穿了 48 小时，并没有感到衣服有什么引发我产生不平常的、异样的症状。等到过了两天之后，我左手的中指上，好像生出一个像疖一样的小肿瘤，我猜想可能是一个小创口，我把它标示了出来，倘若我被传染鼠疫死了，此处可以做个标记。
布拉尔虽然抱有为科学牺牲的准备，但结果他却没有受感染而死。这表明他的实验既不能说明鼠疫具有传染性，也不能说明不具有传染性。
看到鼠疫的流行夺去数以千计的生命，医生和科学家深感有责任
查其病因。一直以来，习惯在志愿者或死刑犯身上做实验，最著名的
如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的夫人玛丽 · 蒙塔古（Mary Montague，1689—1762）通过她的好友威尔士王妃，说服国王乔治一世，允许让伦敦纽盖特监狱中的任何一个重刑犯自愿接种天花痘苗，条件是在实验结束之后，如果得以幸存，他们可获释放。
比拉尔也向法国“防治鼠疫委员会”建议，可以让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来做这实验。比拉尔的建议获得了政府有关机构批准，对 5 名死刑犯接种了鼠疫病人的血液和脓液。奇怪的是 5 名囚犯中，只有 1 人死亡，另外 4 人都健康如常，而且死亡的这个也不能肯定就是这次接种造成的。
怎么办？问题总应该解决。医生的人道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要求
他们不把危险加给他人，况且对于实验产生的效果，医生亲身的体察
更有医学研究价值。于是，总有一个个勇敢的医生站出来，继续做自
体实验。在诸多此类实验中，法国的克洛德医生所做的一次是较为著
名的，地点也是在鼠疫频发的埃及。
安托万·克洛德（Antoine Claude）就读的虽然是一个穷人的学校，但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在 27 岁时即成为一位名医，被埃及总督穆罕默德 · 阿里（Mohanmmed Ali）召为私人医生。在这之后，他按照法国的模式，在埃及创办了培养医生的学校，竭力设法招聘优秀的教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了研究鼠疫，克洛德不顾危险，在自己身上做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实验。克洛德是想通过实验来证明，引发社会经济瘫痪、人人恐惧万分的鼠疫，即使在严重流行的时期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感染。
克洛德的实验，最初也像比拉尔那样，将“鼠疫”病人的脓和血，
接种到自己的左下臂和腹股沟等处。不过他比比拉尔走得更远。接种
之后，他还在皮肤上切出创口，将带有鼠疫病人血液的绑带紧紧缚在
上面；这还不够，他又割开皮肤，把鼠疫病人所生的痈中的脓汁嵌了
进去；然后再躺到刚刚死去鼠疫病人的还散发出暖气的被褥上。一句
话，他这样做，目的是自己感染上鼠疫。但是结果，他竟没有得病。
有时会“染病”死亡，有时又似乎不会被传染，使科学家感到迷惑。怎么去了解鼠疫的性质呢？
阿洛伊斯 · 罗森菲尔德（Alois Rosenfeld）是奥地利克恩滕州
（Carinthia）的医生，当他在非洲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工作时，听说有一种对付鼠疫的家传秘方，为当地的医生们所称道。罗森菲尔德设法获得了这种药剂。他希望用此药物做一次实验。当然，他并不是想通过这次实验来建立某一科学理论，而只是试验一下，是否确有一种防治鼠疫这一烈性传染病的良方。
这药剂的原料是死去的鼠疫病人的淋巴结和骨骼，说是如果将它
烘焙干燥后，研磨成粉末内服，即能起防止鼠疫传染的作用。
罗森菲尔德服用了这种药剂，同时还让其他 40 人服用。
回到祖国奥地利之后，罗森菲尔德向维也纳大学医学系介绍了这
一药剂，希望得到最后的鉴定，以作为防治鼠疫的药物。但是医学系
怀疑它的功效，拒绝应用。于是，罗森菲尔德前往土耳其首都君士坦
丁堡，最后找到君士坦丁堡佩拉街区（Pera）的一家希腊人开的医院。
在这家医院，有 20 名鼠疫病人被隔离。1816 年 12 月 10 日，罗森菲尔德就在这里，进行他的自体实验。他不做任何预防措施，就跟这些鼠疫病人住在一起，就像他也是危重鼠疫病人一样地生活。
一段时间后，看自己虽然一直与鼠疫病人同住，也并没有受到传
染，罗森菲尔德决定做进一步的实验。12 月 27 日，他在自己的大腿和手上切出创口，将从鼠疫病人脓疮上取来的脓汁接种进去，开始等待会有什么发展。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染病的迹象。过了几个星期，
罗森菲尔德准备离开医院了，可是突然发病了，而且呈现出来的症状
完全是典型的鼠疫的症状。结果，罗森菲尔德在 1817 年 1 月 21 日死于鼠疫。
为什么接种鼠疫病人的脓汁，有的人丝毫无损，另外一些人却会
受染死亡呢？
今天科学家已经查明，细菌和细菌之间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
200 年前的人，是不知道什么细菌的。但是他们曾见患过天花的人不
会再患鼠疫，即使被染上了，也是很轻微的，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
不由得猜想疾病之间可能有互相克制的关系。意大利卢卡公国的医生
优西比奥 · 瓦里（Eusebio Valli，1755—1816）进行了一次自体实验，
以验证这一猜想。
一般著作大多都只提优西比奥 · 瓦里是受意大利医生和物理学家路易吉 · 加尔瓦尼（Luigi Galvani）和同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 · 伏打（Alessandro Volta）的影响，从事动物磁性的研究。但很少说到他还曾对鼠疫以及黄热病所做的实验。实际上，瓦里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执着的。
鼠疫于 1720 年和 1722 年在西方最后一次严重暴发之后，欧洲就再也不见这一流行性传染病了。考虑到在意大利无法做鼠疫的实验，瓦里只好前往君士坦丁堡，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1803 年，瓦里来到君士坦丁堡的一家法国人办的医院。在这里，
他在自己的拇指和中指中间的关节上各割了一个创口，将天花病人的
溃疡脓汁和“黑死病”病人腹股沟淋巴结上的脓汁同时植了进去。他
果然染病了，并且很快就痊愈了。瓦里十分满意，以为这项实验取得
了正面的答案，随后就给许多人做了这样的接种，来防治当时正威胁
着该城的“黑死病”。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他的这种方法总是得不
到普遍的承认。
回到意大利后，瓦里获得了军医的职位。他一直希望弄清他这一
贯有的想法。于是他去了西班牙，当时那里正流行黄热病。为了研究
黄热病，他还去了广泛流行此病的拉丁美洲，1816 年还去了古巴。他穿上刚刚死亡的黄热病病人的外衣和内衣，几天之后病逝，是一位为研究黄热病进行自体实验的早期的罹难者。
瓦里为预防“黑死病”进行自体实验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极其可敬
的。但专家评论说，预防疾病，关键是要查明传播此病的细菌。自然，
在细菌学出现之前，没有查明传染疾病的病原菌，要做到积极防治和
消灭包括鼠疫在内的任何传染病，都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前，一切工
作，“多少都有点盲目，甚至带有不科学的迷信色彩”。而要真正揭示出“黑死病”的病原学，在细菌学发展到相应的阶段之后才有可能。
的确，从根本上揭示“黑死病”的本质，也是在 1880—1881 年
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 · 巴斯德等人的细菌理论确立之后，才由日本的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1853—1931）和生于瑞士的法国
医生亚历山大 · 耶尔森（Alexandre-Emile Jean Yersin，1863—1943）
这两位细菌学家共同努力、取得成功。
1894 年，“黑死病”最后的疯狂先是在中国的南方，随后在香港流行。殖民者法国当局担心整个印度支那会受到这种流行病的袭击，命令在越南芽庄（Nha Trtang）“殖民卫生工作队”（Colonial Sanitary
Corps）工作的耶尔森去香港研究“黑死病”的性质、传播状况和制
止办法；与此同时，以北里柴三郎为首的日本研究组也来这里做这方
面的研究。耶尔森注意到：“在这些被感染的城市里，发现地上有许多死老鼠。”而法国领事罗谢（Rocher）先生也曾对他说过，“这场灾难总起始于老鼠、水牛和猪严重受染之后人才遭到袭击”。于是，
耶尔森先是对“黑死病”病人的血液和腹股沟淋巴结组织进行显微镜检查，发现病人的腹股沟淋巴结组织总是含有大量又短又粗的“杆菌”，对这种杆菌进行培养，然后接种到老鼠和豚鼠的体内，结果，老鼠、豚鼠死后，发现它们的淋巴结、脾脏和血液中同样有大量的这种杆菌。而且，耶尔森在房内和街上找到的死老鼠的各个器官内几乎都潜伏有大量的这种微生物。耶尔森又将健康的老鼠和接种过这种微生物的老鼠关在同一只笼子里，结果，接种的和其余的都受鼠疫杆菌的侵犯而死，从而认定老鼠就是鼠疫的主要传染源。
耶尔森是在 1894 年 7 月 30 日做出上述报告的。北里柴三郎比他稍早几天，于 1894 年 6 月 14 日，也在香港报告了类似的发现，随后经过一系列实验，于 7 月 7 日报道说，他所分离的微生物就是“黑死病”即鼠疫的致病菌。两人报道虽然时间有先后，但学术界公认他们的成果均为独立发现，医学史家都承认他们两人的功绩。
对“黑死病”即鼠疫的本质获得正确认识，明确了老鼠是此病的
传染源之后，防治就不再盲目了。但是在庆祝这一伟大成就的时候，
也不应忘记那些为研究“黑死病”而牺牲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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