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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她是《罗马假日》的公主,也曾饱尝战争之苦,也喜欢看《安妮日记》。
她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广受喜爱,影响深远。
资深译者、赫本研究者庄靖倾情翻译,帮读者更好地理解关于赫本的方方面面。
双封裸脊锁线,全彩印刷,打造值得珍藏的赫本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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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奥黛丽·赫本:甜蜜的日常,美好的记忆》展现了美国电影学会“百年来伟大演员”奥黛丽·赫本真实而又传奇的一生,也是赫本小儿子卢卡?多蒂对母亲赫本的爱与怀念。
在多蒂的笔下,藏着这位传奇巨星从未展现给公众的一面。透过赫本的日常生活,我们能够看到她是如何从二战受害者成长为好莱坞明星,又是如何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摇身一变,在罗马为人妻、为人母。这里面究竟藏着赫本怎样的心路历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赫本?她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哪些遗憾?关于这些,本书试着为我们做了回答。
除此之外,全书还收录了赫本250张私人家庭相片和50道赫本私房美食,带你走进一个真实、细腻的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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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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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3
1荷兰:战争和失去家园 7
荷式蔬菜土豆泥:打起精神,怀抱希望 9
茶外婆的咖哩:男爵母亲,她的母亲 15
巧克力蛋糕:象征自由的甜点 21
2好莱坞:发现新天地 25
在家吃早餐:老派作风 26
红鸡:比弗利山庄奇幻乐园 30
伏特加番茄酱意大利面:出门在外的家 34
神圣的马苏里拉奶酪……以及剩下该怎么处理 38
西班牙西番茄冷汤和蛋饼:第一次跟妈妈去片场 43
3罗马:贤妻良母 48
土耳其式烤海鲈:与父亲坠入情网 49
罗马式面疙瘩:奥黛丽·多蒂太太 53
威尼斯小牛肝:期待我出生 58
炖小牛膝配藏红花圣玛丽亚面:萨丁尼亚守护人 62
保拉奶奶的金枪鱼小牛肉:婆媳之间 67
烟花女意大利面:意大利风情 71
番茄酿饭:一别两宽 74
哈利酒吧:回到威尼斯 78
4瑞士:她的避风港 84
中国火锅(瑞士版):冬日暖意 85
和平之邸:鲜花、水果和生命的承诺 91
三文鱼烤土豆:除夕夜飨宴 107
格施塔德青酱意大利扁面:在阿尔卑斯山百折不挠 110
汤匙牛肉:大费周章的生日惊喜 114
双色宽扁面:美食不用翻译 118
烤小牛肉配蘑菇酱:奥黛丽·赫本赶大集 122
5返璞归真:快乐的真谛 125
番茄酱意大利面:家,就在这道食谱里 126
奶酪通心粉:窈窕淑女奥黛丽 130
酥炸肉排:回家的诱惑 134
香草冰激凌:让她“大快朵颐”之物 139
番茄酱斜管面:我们的垃圾食品 143
蒜香辣椒意大利面:意大利的安慰 147
爱犬的食物:妈妈和她的爱宠们 149
6真正重要的意义:她的传承 153
巧克力慕斯:白宫晚宴 153
世界上最珍贵的食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口服脱水补充液 157
奥黛丽·赫本生平年表 160
参考文献 169
图片来源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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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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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小时候经常有记者纠缠不休,总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时会恼怒地回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太太。”他们哄堂大笑。在六岁小孩的眼中,不管他母亲是芭蕾名伶、科学家、女演员,抑或就只是单纯的母亲,都没什么不同。他只要知道父母能发挥所长,各尽本分,那就够了。何况我的精神科医生父亲有趣得多。爸爸在家时总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尤其是妈妈放下她的电影生涯,专心相夫教子之后。
当然,我们依旧会到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士尼乐园的灯光比好莱坞的灿烂得多。在瑞士度过的一个重要新年,我学会了跟着玛丽·波平斯(《欢乐满人间》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饰)吹口哨。1976年,妈妈出演《罗宾汉与玛丽安》一片,这是我出生后她首度复出,我在拍片现场玩得很开心,但完全是因为“詹姆斯·邦德”(即007男主角,初代由肖恩·康纳利饰)就在她身旁。
妈妈依旧是我的平凡母亲,当然,她很可爱,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年龄的问题,也和时代有关。那时大家并不常谈起她──妈妈已经息影多年,而大家对她的个人崇拜尚未开始。我的朋友头一次到我们家来玩,总是很好奇,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他们的父母对赫本的印象──透过她拍的电影和他们所读的杂志。然而只要朋友们认识她之后,所有的尴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成长期间,一切大概是这个情况。她演《罗马假日》(1953)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座,就放在我们在瑞士小村庄特洛什纳的家“和平之邸”游戏房的书架上,和其他纪念品一起塞在书堆里。这些纪念品包括好几只色彩缤纷的瑞典小马,迄今我还十分珍惜地保存着。母亲选了表彰她人道贡献的奖座放在客厅,因为最终她发现它们对她的意义更重大。她这辈子一直未能如愿好好读书上学,所以我记得当布朗大学在1992年颁发荣誉学位给她时,她非常自豪地对我说:“你敢相信吗,他们颁发学位给我,给像我这样没有好好受教育的人?”
她这种对自己身为“明星”的态度,也来自于她对电影的态度,以及对银幕上自己的看法。她自幼梦想成为古典芭蕾舞星,为了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遵循了这种艺术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她参加知名的玛丽·兰伯特芭蕾舞校招生试镜并被录取之后,由荷兰赴伦敦。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可能成功,对她来说,这一刻十分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她的舞蹈训练,这一缺失永难弥补。其他舞者在技术上至少领先她五年。“她们有比较好的食物和住所,”她曾难过地说。妈妈认命地接受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古典芭蕾明星的事实,但在身为演员的生涯中,她以同样艰苦卓绝的精神,遵循她认为在任何领域成功唯一的途径:早点起床准备当天的工作。
她这辈子一直维持这样的习惯,即使息影之后,先当全职妈妈,接着又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依然一以贯之。
妈妈从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明星。她对我说过的唯一和工作有关的八卦是,有些演员同事可以彻夜狂欢,次日早晨只要化点妆,再来一杯提神饮料,就能表演得无懈可击。她说她有时甚至得把他们拖下床,就像对我爸爸那样,爸爸曾承认:“要不是你妈妈逼我淋浴,灌我喝咖啡,我可能永远当不上教授。”
我不会明指她说的那些狂欢的明星是谁,但她调皮的描述包含了诚挚的赞赏:“我永远不敢像他们那样做。”这并非惺惺作态,我记得她接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信那天的激动。多年前,我们在罗马的电影院观赏《E.T.外星人》,妈妈感动极了,她捏着我的手对我轻声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如今那位天才请她在戏中轧一个角色。我问她要演哪个角色,她答道:“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真的想要我参演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直到永远》(1989)一片中饰演天使哈普──这是她最后一次演电影。或许我该让她多跟我谈谈那次经历。那时我十九岁,也是斯皮尔伯格迷,但妈妈和我谈的多半是我的考试、我头一次和心仪的女生坐过山车,以及其他日常琐事。我们经常谈到她的过去,但主要并不是关于她的电影。在谈话中,她经常回忆她儿时,关于她所经历的战争和我们家的历史故事。她去世前最后几年──通常是早餐时分──会吐露真情,这对她并不容易。我该多和她聊聊,但青少年很难想象母亲会在短短四年间就离你而去,也不了解这世上会有这么多她永远不能告诉你的事。
所以我对当时那位前“多蒂太太”的印象,在她走了之后没有多大改变。当母亲的癌症病情显然已无法控制之时,我们家人聚在瑞士,在她挚爱的和平之邸过圣诞节。妈妈和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德斯以及我哥哥肖恩·费勒从洛杉矶回家,我从米兰过去,而不久后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则自巴黎赶来。母亲的挚友多丽丝就住在附近。一连几周,我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母亲打转,希望以药物缓减她的疼痛。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了电影,因为肖恩劝我:“你该放松几小时。要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打电话联系你的。”
我在洛桑黑暗的戏院里接到了那通电话。妈妈走了。我一直很不理性地相信,他们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让我在她最艰难的那一刻走远一点,就像大人有事要谈时,打发孩子去花园里玩一样。
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她不在人世了。摄影记者包围了和平之邸,等他们终于消失之后,我的母亲才终于和众人眼里的奥黛丽·赫本合而为一。等我回到当时的工作地点米兰时,她的脸孔在每一个报摊朝外看着我。我只能在摆脱“赫本之子”这沉重的身份时,才能悼念我心里那个平凡的母亲。
我逐渐明白,我得和那除了我之外人人皆知的偶像妥协,因为尽管在成长的岁月中,我知道母亲很有名气,但其实并不清楚她的受欢迎程度。同样地,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时间了解奥黛丽,他们以为我是以和他们一样远的距离认识她,仿佛我母亲一直远远地定格在一连串黑白影片的剧照里。
其实,我最早的记忆渲染着1970年代柯达或宝丽来照片的色彩,就像老旧的家庭相册。当时母亲的照片几乎已经完全从杂志封面消失了。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上映后,她宣告息影。自拍《罗马假日》以来已近十五年,若从她开始芭蕾舞者的训练来算,更已将近三十年,此时她将近四十岁,在这之前从未休息过。记者对她这么早就息影大为惊讶,而她对他们解释说:“有些人认为我放弃事业是为家庭所做的重大牺牲,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接着她又描述自己作“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有人认为这生活枯燥乏味,那很可悲。但你不能光是买下公寓,摆设家具,然后置之不理。重要的是你挑选的花朵,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笑容。我希望它欢欣愉快,是这混沌世界的避风港。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来,看到的是一个烦躁的女人。我们的时代已经够让人心烦了,不是吗?”
她的话就说到这里,其他的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这只是我对这个故事的版本,是我与母亲在一起体验的回忆,以及这些年来我对她的所有了解。她拒绝了传奇文学经纪人欧文·保罗·“快手”·拉扎尔的提案,并决定永远不写回忆录。妈妈告诉我不会读到她的亲笔传记那天,我问她为什么。她含蓄地答道:“卢基诺,这样我就得把全部事实讲出来,不能只说美好的事,可是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这本我构思为“厨房餐桌上的传记”的书,起源于一个破旧的笔记本。我的朋友艾莉希亚在我家厨房瞥见一本尘封的活页夹。她把它从架上取下来时,一些页面散落出来,有些写得密密麻麻,附了剪贴和笔记。其中许多记述的是令人印象深刻、雄心勃勃的美食,步骤复杂,却从没有在我们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在厨房,就像在人生中一样,我母亲逐渐解放自己,摆脱一切不必要的累赘,只留下对她真正重要的东西。而那些就是你会在接下来的篇章里看到的食谱──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故事。
本书描绘的不是水晶蛋之类的菜色──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她在少女时代可以精心做出这道经典法式开胃菜,这里更忠实地刻画她家常的一面:她旅行时带在行李箱里的意大利面,和好友共度下午时光时大吃的冰激凌,以及她从自己深爱的花园中变出的各种可食之物。而在本书中,也记录了她于星海熠熠发光前的人生轨迹,以及我所知的塑造她之成为她的人格和个性的事件。
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了一个小女孩所重视的一切。她失去了家,父亲失踪,亲戚遭枪杀或被驱逐出境,而且她时时冒着风险,因为她在鞋子里藏着的要传递给反抗军的信息,很可能会让某人消失。除了青草和白煮郁金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她苟延残喘,瘦得只剩皮包骨,要不是盟军带来的几条巧克力棒,差点撑不过去。
本书有一张她在荷兰解放后几个月拍摄的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时刻,照片只有一行简单说明:“战后第一次填饱肚子”。接着她就生了病,因为她的肠胃已经不习惯食物了。
我母亲撑过了那些时日,她认为自己能生存下来是上天的恩赐,不能浪费。她勤奋工作,要夺回她所失去的:家庭、家人,以及厨房的温暖所包含的安全感。她的一生中,努力工作的本能不断地鞭策她,在她作为明星的那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岁月之外,她开启通往新快乐的门:她的家。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那就在家里。一切相互呼应。
荷式蔬菜土豆泥:
打起精神,怀抱希望
你是好莱坞明星?那你一定是美国人。这样的想法似乎理 所当然,不容例外。因此我母亲总是被当成美国人,其实她是 百分之百的欧洲人。
妈妈出生于布鲁塞尔,她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英国人,所以她在荷兰和英国长大。我一直认为她属于荷兰的部分更多一些,尽管她的母语依旧神秘难懂,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语言。 我们在家总是用法意夹杂的方言,但她只用自己儿时的语言和罗伯特·沃德斯交谈。自她与我父亲离婚直到辞世,罗伯特一直是她的灵魂伴侣,他和她一样,在遍地烽火的荷兰成长。我父亲总爱在母亲说荷兰语时开她的玩笑,说要模仿她,非得在 嘴里含一个热土豆才行。不过罗伯特向我们保证,她的荷兰语“宛如天籁”,那是她从挚爱的外公那里学来的古老语言,如今已经失传。
在1944年至1945年荷兰的“饥饿之冬”时,纳粹占领军为了报复荷兰民众对盟军的支持,让400余万荷兰人民挨饿。只有运气最好的日子,餐桌上才能看到他们称之为汤的脏水, 还有一些用芜菁和豌豆粉做成的奇怪的绿面包。
母亲回忆说:“我们吃荨麻,吃郁金香,此外大家还吃白煮青草——但我真的受不了那味道。”她不喜欢苦苣,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她常说: “感 谢上帝至少还有这些东西可吃。”不过接着她又会学《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说:“我向自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它们,永不。”
当时还有许多其他要担心的事,那些事并不会随着荷兰解放而消失。战争这辈子一直压在母亲的心头,她对它的恐惧虽然不常浮现,一旦浮现往往是在最意想不到之际。我9到10岁时,曾用自己的储蓄买了个小闹钟,得意扬扬地拿给母亲看,不知道为什么她勃然大怒。原来制作那个钟的德国公司战时曾强迫工人劳役。母亲对我买钟的反应并不理性,不过后来我明白了背后的原因。
母亲曾谈到她们家藏匿一名英国士兵的事,还说到万一事迹败露的后果,描述自己既恐惧又兴奋的情绪。她是个勇敢的小女孩,而且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协助反抗军,在家里偷偷举行的活动和芭蕾中演出,以便募款支持反抗军。但后来没有食物可吃,她饿得没有力气跳舞,她母亲要她多喝水,至少可以让肚子感觉饱胀。当她没有力气,站不起来时,就拿本书,整天躺在床上,希望能借此驱散脑海中萦绕不去的饥饿念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荷兰共有2.2万人饿死。我母亲侥幸于生死关头逃过一劫。当时16岁的她近168厘米高,体重只有40公斤。她患了气喘、黄疸和其他因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包括急性贫血和严重水肿,母亲描述过水肿的情况:“它从你的脚开始,等到达心脏时,你就会死。幸运的是,到足踝上方时,我们获得了解放。”
战争结束后两年,她收到一份文稿,标题为“Het Achterhuis” (秘密日记)。
那是一个和我母亲同样出生于1929年的小女孩的日记,她在阿姆斯特丹一间公寓的书架背后藏匿了两年,名叫安妮·弗兰克。这本日记于我母亲心有戚戚,因为如她所说:“那孩子完全写出了我的经历和感受。”在日记里,母亲还找到了她姨夫奥托等首批公民在1942年8月15日遭德军枪决的段落。
“我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她在屋里,而我可以去屋外。”
母亲说。这是天壤之别,而她明白这点。“我要去车站时,会看到载满犹太家庭的牛车, 一家老小。那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去送死,大家说他们要‘下乡’。那时我还是小孩,所以不懂。那些影像在我这一辈子的梦魇中反复出现。”
日记中有几段,她可以倒背如流,但她多次拒绝请她饰演安妮一角的邀约,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忍心回顾那段极其痛苦的过去,一直到她的朋友作曲家兼指挥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 劝说才改变,他说服她为他写的乐曲朗诵几段文字。1990年3月,他们在美国巡回公演《来自安妮日记》,接着1991年5月于伦敦演出。演奏会的全部所得都捐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所援助的儿童。
托马斯回忆,1992年春,他们在我们家位于瑞士格施塔德的小木屋的最后一次会面。母亲准备了意大利面,托马斯努力想说服她多参加几场演奏会,最后一场定于1995年5月, 让她回到荷兰演出。她的人生就像转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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