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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导读国学大师写给大众的传统文化经典读本。篇首作题解,对该篇内容进行概括;篇中作注释,全面扫除疑难字词、专名术语、文化知识障碍;引用文字古今转译,或将文言译为白话,或还原已译为白话的文言;梳理行文脉络,分段落层次概括语意;选配贴合内容的插图,建立感性印象;增加拓展阅读,节选相关原典加以注译,以观其大貌。
2.以民国版为底本审校,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看《经典常谈》的创作。《经典常谈》成书于1940年代,其时国难方殷,学术的传承、文化的延续,是有识之士思考的时代问题。朱自清以白话散文写就的“大家小书”回应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依然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今人面临的问题。
3.编注者蒋远桥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考试命题工作,编注内容丰富而实用。蒋老师熟悉中学生的痛点和知识的重难点,在原作基础上增加近一倍篇幅的编注内容,准确全面,详略得当,以学到真知识为目的。
4.为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阅读服务。版本的可靠与附加内容的准确,为中学师生排除教与学障碍,亦为大众读者提供阅读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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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经典常谈》是国学大师朱自清撰写的导读中国经典的“大家小书”,提纲挈领地梳理了《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以及诸子、辞赋、诗、文等经典内容,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是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优秀入门书。
《经典常谈》看似常识性随谈,但对今天的中学生和大众读者来说有一定门槛。编注者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和考试命题工作,熟悉中学生的痛点和知识的重难点,故在原作基础上增加近一倍篇幅的编注内容,包括阅读引导、题解、注释、段落梳理、配图、拓展阅读等,让阅读变得有抓手,是教师教学和学生自主阅读的可靠辅助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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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蒋远桥,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致力于古代汉语、文学批评、教育测评研究。从事语文教育教学考试工作20年,曾长期参与上海语文高考命题工作。出版有《新译六朝文絜》(三民书局)、《清朝书人辑略》(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高考研究报告(2017—2019)》(合编,人民教育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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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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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引导 回到历史现场看《经典常谈》的创作
序 朱自清
《说文解字》第一
《周易》第二
《尚书》第三
《诗经》第四
三《礼》第五
《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
四书第七
《战国策》第八
《史记》《汉书》第九
诸子第十
辞赋第十一
诗第十二
文第十三
代跋 读《经典常谈》 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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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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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
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虽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白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发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杨振声先生,他鼓励编撰者写下这些篇“常谈”。还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许引用他的《中国文字学》稿本。还得谢谢董庶先生,他给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
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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