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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齐泽克学术传记，解开了齐泽克成名的秘密。以斯洛文尼亚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背景为开端，然后回顾了齐泽克在法国和英国的生活，在那里，他的思想得以形成，随后在美国，“齐泽克”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 众多有关于齐泽克的研究著作关注于“齐泽克是谁？他都做了些什么？”这类问题，而本书关注过程，研究了齐泽克如何变得“一举成名天下知”的。
☆ 本书研究透彻，并借鉴了最新的知识社会学理论，这是了解当代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表演实践不可或缺的工具。
☆ 本书对于齐泽克如何成名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多有趣的新观点，比如“叠加定位”，“叠加”源自量子物理学，指量子系统在被测量之前同时处于多种状态的能力。本书作者认为，齐泽克之为齐泽克，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这种能力。
☆ 知名当代社会学家威廉·乌思怀特（William Outhwaite）、查尔斯·卡米克（Charles Camic）推荐。
☆ 名家翻译，并撰写长文后记。译者为齐泽克著作的最早译介者季广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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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齐泽克是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中成长，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壮大，使用了哪些策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才从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从寂寂无名到赫赫有名的？为何他醉心于剑走偏锋，且能屡屡出奇制胜？为
何他美名远扬，却又恶名昭彰，以至于有人称他为“文化巨星”“知识名人”，也有人说他是“宫廷小丑”“学术贱民”？他至少精通五种语言，对西方学术传统了如指掌，对全球政治现实洞若观火，为何放着严肃庄重的学者不做，偏要独出心裁，标新立异，讲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做些令人不以为然的糗事，像苏格拉底断送自家性命那样葬送自家的清誉？全球化使他如鱼得水，数字化使他如虎添翼，为何他又声
称自己只欠一死，宣布要当众自杀？个中蹊跷，且听作者细说端详。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齐泽克学术传记。它扎根于生机勃勃的社会学理论，立足于方兴未艾的数字公共领域，借助对齐泽克及其同侪的深度访谈，参照学界内外褒贬不一的评议，对其学术轨迹做了精当的描述，对其职业生涯做了缜密的考察，对其思想观念做了透彻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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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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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埃利兰·巴莱尔（Eliran Bar-El），约克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国际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期刊的审稿人。他曾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并在那里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和教学兴趣包括社会理论、文化社会学和知识介入社会学。他翻译过特里·伊格尔顿、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等人的作品，著有《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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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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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论
从洞穴到数字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
定位齐泽克
第 1 章 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斯洛文尼亚：叠加定位的源起
开篇：铁托（对抗苏联）
结构主义超越了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立
公民社会与另类文化：从朋克到NSK
南斯拉夫的政治解体与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化
第 2 章 如果你首战失利，千万别泄气：拉黑体初试啼声
何以齐泽克在法国失利
为叠加定位做担保：拉克劳为齐泽克作序
表演型的全球介入
作为知识介入的叙事
第 3 章 走向全球：叙述（创伤性的）当下
对齐泽克的反应：介于接受和拒绝之间的再生产
全球性创伤的意义：“9·11”事件和反恐战争
推广齐泽克：在媒体与学术之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
介于风险与机遇之间的当下：金融危机与“阿拉伯之春”
第 4 章 齐泽克谢幕：扮演牺牲型知识分子
学术界之外的齐泽克：笑话、说笑话的人和教学法
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格雷、乔姆斯基和达巴什与齐泽克之争
对哲学和反哲学进行叠加定位
终末期的开始？齐泽克叠加定位之效果
结 语
知识社会中的知识生产
数字复制时代的知识劳动
鸣 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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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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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洞穴到数字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
每个社会中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社会角色或社会价值主要是由他们从事知识活动的能力来确定的，无论是写作、言谈还是思维，都是如此。事实上，纵观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分子”一词不仅使“知识分子”名号的拥有者与知识、洞察力或专业技能相关联，而且使“知识分子”名号的拥有者与代表公共利益对包括公共事务在内的公共领域进行介入的伦理、社会和政治责任相关联。
这种关系是对公共（领域、事务和利益）的介入关系，它使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得天独厚的候选人。我们目前暂时把“公共知识分子”定义为“关注符号和观念的人，他们公开评论社会状况，以影响或指导社会未来走向为目标”。重要的是，“公共”的这种单一性不应使我们偏离其固有的多元性，即它同时指各种实实在在的“公共”，就像在齐泽克的那种情形下，它指斯洛文尼亚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及其与自治和相对自治的学派相对立的外在性（externality）。在这种多元化的意义上，“一般”公共指的是空间，无论这空间是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内，不同的公共和公共代理人参与公共事务。
尽管如此，不知何故，知识分子和公共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在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寓言中，以及在他的《申辩篇》里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哲学家知识分子面临的这个问题既清晰可见，又危于累卵。哲学家理应不惜一切代价把真理带给人们，其中一个代价便是被人指控腐蚀他人。和古代的苏格拉底一样，齐泽克也经常被人指控腐蚀当今的年轻人。这个问题甚是关键，我将在后面详加论述。
在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被理解为这样一群人：相对于既定的、具体的社会而言，或相对于任何社会或私人团体而言，他们占据外部的、一般的和独立的地位。这样的理解导致了人们用“自由漂浮”“漫无目的”“居无定所”等词汇来描述他们。有一个形象特别强化了知识分子的这种外部地位和独立作用。根据这一形象，“公共知识分子被视为肩负一项使命之人：向社会引入一套由更高权威认可的普遍规范，就像《圣经》中的先知向世俗强权传播神圣的真理一样”。从柏拉图笔下的哲人到《圣经》中的先知，从《圣经》中的先知再到现代的学者，都把公共知识分子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联系起来。
对知识分子以及与之相伴的呼唤（呼唤知识分子肩负介入的责任或使命）的这种定位，在现代世俗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这使知识分子一词的内涵在褒义和贬义之间左右摇摆。在启蒙运动时期，“homme de lettres”（文人）被用来表示文化人，文化人即知识分子，即那些进行理性思维而非情感思维的人。最近，知识分子一词仍然证明，顶着知识分子名号的人的地位依然问题重重。在法国19世纪90年代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支持德雷福斯的人使用这一概念来证明他的清白无辜。但指控德雷福斯有罪的人也使用这个概念，他们断定前述抽象思维者缺乏具体的司法训练，因为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现代，（占据外部的、一般的和独立的地位的）“知识分子”被赋予了另外两个特征：是写作者，而非言谈者；是专业人士，而非门外汉。
显然，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比喻性说法与语境密切相关。知识分子和（既作为名词又作为形容词的）公共之间之所以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因为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定义又使它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朱利安·班达（Julian Benda）在1928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肯定性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所有那些其活动在本质上不追求实际目的之人，所有那些在艺术、科学或玄学思辨的实践中寻求乐趣之人，简而言之，就是拥有非物质利益之人”。与这种肯定性的定义相反，他还把知识分子称为“书记员”（clerks），把他们否定性地定义为“所有以超验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把尘世的强权伪装成超验的真理。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提出“知识分子是能够做出判断的活动者（actors），他们能够做出判断是因为他们本身是自由漂浮的，不做任何特定的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担当。……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和‘公众’是相辅相成的概念，……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种符号性的行动，这里的关键在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无论如此定位知识分子多么风靡一时，它都依赖于限制我们理解知识现象的二分法：私与公、内与外、言谈者与写作者、被动与主动、门外汉与专业人士等等。
这些二分法在对知识活动（intellectual activity）展开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活动通常是通过与知识活动相关的规范功能来理解的。这种“传教士式”的联系引发了关于真理与权力之关系的、反复出现的问题：两者之间可以对话吗？实际上，这变成了沿着二元轨迹来研究知识分子，而这二元轨迹又是由他们介入现实的水平和类型来定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效仿本杰明·迪斯雷利、伍德罗·威尔逊或瓦茨拉夫·哈维尔介入政治，据说能把真理赋予权力；或者效仿左拉和甘地，以真理的名义视权力为粪土。
无论这两种方式有多么诱人，它们都可能仍然是残缺不全的，因为正如吉尔·埃亚尔（Gil Eyal）所言：“添加限定词‘公共’到底有何作为？答案是边界作业。‘公共’一词的加入，以一种非常特定的方式重新划定了谁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谁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边界，将学者特别是那些一门心思地追求技术进步的专家排除在外。”本书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边界作业，利用定位理论（positioning theory），特别是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介入（intervention）的概念，来克服这种限制性的二分法，从而挑战知识分子要么站在（或应该站在？）权力一边，要么站在真理一边的观念。一边是权力，一边是真理，这种二分法与齐泽克独特的知识介入模式严重不符。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遵循的是下列观念：知识分子是“一种混合的存在，一脚站在沉思的世界，一脚站在政治的世界”。
此外，今天的数字公共领域（尽管它面临挑战）保留了齐泽克的介入的知识轨迹（interventional locus intellectus）。最近的技术变革为知识活动创造了新条件。限制的减少使大众更容易获取知识，推动知识的普及，同时导致了信息的极度膨胀。这回过头来，又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变化或知识生活的转变：社会科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大规模扩张，专家和非专家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宏大”哲学体系的影响力日益衰微，因此，“权威型知识分子”（authoritative intellectual）随着知识权威的凋谢而衰落。总之，对于齐泽克在公共领域和全球的崛起而言，这些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最近的发展导致了知识的实体化现象（intellectual substantiation），而知识的实体化使得对我们目前的知识社会进行知识介入变得合法了。知识介入不仅需要在当今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需要他们工作的机构如大学以及他们表演的空间，即新兴的数字公共领域。在网络出现之前，传统上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基本政治经济大多由精英控制，这极大地限制了公众对知识的获取。正如迈克尔·凯伦（Michael Keren）和理查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所言，在这种环境下，“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可能看起来像是观念的供应商和媒体的供应商进行浮士德式交易的产物”。
事实上，“媒体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诞生的。罗纳德·雅各布斯（Ronald N. Jacobs）和埃莉诺·汤斯利（Eleanor Townsley）认为，媒体知识分子是由政客、记者、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充当“专业的传播者”或叙述者，将新闻媒体格式（news medias formats）用作“收集和讨论当前问题的集结地”。然而，在今天这个“后法典时代”（post-codex era），知识分子的工作不再完全由专家在纸上完成，它还由非专家在屏幕上完成。以技术为媒介的公共领域的特征是丰富充足，而不是匮乏单一：“我们的时代是由开放的和互动的传播媒体的日益多样化来界定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现在都能接触到这些媒体。显而易见，与传统大众媒体的兴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大众媒体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令批判理论家着迷），更多的个人从未有过如此大的潜力，可以以更多样化的方式更直接地与他人交流。至少表面看来，现在进入障碍更少，进入的门槛更低，限制和监管更少。”
这是维基百科的时代，原声摘要、博客或推特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实体和风骨的）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何变化？如果说伴随着“知识权威”的式微，“权威型知识分子”也告衰落，那么知识分子还能有什么作为？随着数字传播和新社交媒体的兴起，今天的“技术知识分子进入了注意力经济。……如果他们能吸引足够的注意力，使人们注意到他们自身和他们要传播的信息，他们就能以此谋生，就会大功告成”。
这个被亨利·法雷尔（Henry Farrell）称为“技术知识主义”（technology intellectualism）的崭新世界带来一些明显的益处：与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相比，它把观念世界与更广泛的公众联系融为一体。它还推动了某些思想者（thinkers）的地位的提升，而这些思想者在传统学术环境下只能永远甘拜下风。不过，亨利·法雷尔还指出，新的技术知识主义也有害处。他认为，这主要是忽视了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正是这些社会冲突和社会不平等影响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构成和形态。职是之故，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同时对于本书而言，眼下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是，“弄清楚喜爱与人作对、怪异有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一种似乎旨在拉拢、腐蚀他们或将他们变成职业争议分子（professional controversialists）的默会经济（tacit economy）中养活自己的”。茱迪·迪恩（Jodi Dean）在其《博客理论》中指出了数字媒体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即“网络通信的动荡骚乱，即快速的创新、采纳、改编和淘汰”。这是她所说的“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一部分，即通过网络化的传播和娱乐性的媒体将民主政体与资本主义融为一体。正是在这里，正如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在研究注意力经济和景观社会时所言：“专注于注意力的电影组织（cinematic organization of attention）导致了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注意力……就是为了后期资本的价值生产而与社会之整体结成的必不可少的控制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以知识认识论（intellectual epistemology）和合法性为基础的观念生产和知识生产的定位过程的知识的实体化，是公共生活（当下的紧迫问题、日常公共事务和论争）与知识生活（涉及对观念、知识等的生产和传播）之间的交叉点。实体化“支撑着那些名义上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现身的人的可信度，以及他们陈述的效力和他们见解的品质”。但今天，“学术研究的成果必须在一个新的信息‘以太’中竞争，在这个信息‘以太’中，许多传统的知识等级秩序已被打乱，知识分子要想使自己的主张实体化，使他们的主张成为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的主张，已经相当困难”。
学者和公众在获取知识方面面临关键挑战，网络为应对这种挑战铺平了道路，这改变了我们寻常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公共领域。尽管传统上把公共定义为“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的机构和实践与置身于日常生活的普通民众相互作用”，但今天的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谁授予他人对媒体的访问权，而言论本身的内容和性质则由这种权力关系来塑造”。这种发展也派生了一个虚影（phantom）和一个幻影（phantasm）。基于现在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更加开放，有人声称“我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这句格言最好地诠释了这一幻影。因为网络理应允许访问，于是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这种开放是民主社会力量的产物这是一个难以立足的历史假设；或者，更糟糕的是，认为在这个领域进行的公共事务将具有与之类似的开放特征这是一个不足以采信的技术假设和政治假设”。事实上，莉兹·皮尔尼（Liz Pirnie）声称，知识分子努力传递旨在刺激社会变革的信息，但其功效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采用的特定的传播技术。如此认知的一个早期范例来自索伦·克尔凯郭尔。他在1864年出版的专著《当今时代》中对“新闻界”及其在创造和维持“公众”这个幻影时发挥的构成性作用（constitutive role）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公众”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整体和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已。
知识（在数量上）的民主化和（在质量上）的大众化还是一项挑战，这种挑战还影响了公共知识分子在今天的数字公共领域中的表演性角色，因为他们与知识、真理和权力密切相关。在数字洞穴中，表象越来越无所不在，越来越错综复杂，这使知识分子和公众处于截然不同的状况之中。鉴于这些情形的发展，我更关心的是，什么决定了介入公共领域并试图以知识和观念来影响当代事务的知识分子的合法性，而不怎么关心知识分子的类型和定义问题。这样做的目的是超越围绕着知识分子的本质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论争。通过研究“齐泽克”的“如何”问题，本书还就“免费获取”的数字集市（digital agora）对知识介入的影响进行详尽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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